毛泽东转战陕北骑的小青马
小青马，是毛泽东转战陕北时骑过的，原来是一匹菊花青，老了后毛色变白，成了白马。
转战陕北开始时，毛泽东乘坐的汽车在刘家渠附近被敌飞机袭击后，就从中央警卫团骑兵连给毛泽东挑选了这匹小青马。
小青马个头不大，性格温顺，灵活，速度快，跑起来平稳。在从邱家坪向高家塔行军途中，毛泽东一行走到一处山崖下，小青马驮着主席不肯向前走，硬是往山崖里靠，原来是敌人飞机来了。敌机过后，小青马又飞快地跑起来，可见小青马是很机灵的。毛泽东对小青马也特别爱护，遇到难走的路或是马掌掉了，毛泽东就坚持步行。
新中国成立后，小青马作为军功马放养在北京动物园，1962年老死。据北京动物园保存的档案记载，小青马死的前三天，连煮的黑豆也嚼不动了。小青马死后，动物园的标本专家刘汝英把它制成标本。
1964年8月，我馆派人将小青马从北京运回延安，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展出。
重庆谈判
从日本投降的前一天起，蒋介石于8月14日至23日，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为了争取和平、民主，也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假和谈阴谋，党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
8月28日，毛泽东离开延安飞往重庆。这是毛泽东登上飞机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徐肖冰抓拍了这一历史瞬间，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挥手之间》。
毛泽东向欢送的群众挥帽告别
这顶盔式太阳帽，是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戴过的。它原来是爱国华侨刘琼秀在南京八办时送给周恩来的。呢子衣服是行政处连夜赶制的，最初的帽子是借苏联医生阿洛夫的，皮鞋是借办公厅一位同志的。28日那天，毛泽东乘美军观察组的吉普车离开枣园去机场时，走到大门口，周恩来看见毛泽东戴阿洛夫的帽子有点儿小，便顺手把他戴的太阳帽做了交换。毛泽东戴上太阳帽正合适，既精神又有风度。
这顶太阳帽是南京梅园纪念馆为我馆复制的。
谈判是艰苦的。对于这次谈判，我们党是做了充分准备的。经过43天的艰辛谈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会谈纪要》的发表，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方针。对于双方未达成的协议，如解放区政权问题、军队整编问题等，双方将继续协商。
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等留在重庆继续谈判。
刘少奇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提出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主持中央工作。9月14日，已进入东北的冀热辽军区的曾克林来到延安，向中央汇报东北的情况。刘少奇在枣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了东北问题。9月17日，刘少奇与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就调整战略布局问题交换了意见。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电，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这一战略方针的核心问题是控制东北。日军投降后，遵照中央指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进入东北，初步打开了局面。按照新的战略部署，中央先后派出2万干部、11万部队迅速开进东北，并组成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我军进入东北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到1945年底，在东北我军总兵力发展到27万余人。
在集中力量争取东北的同时，在南方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支队，集中到江北和山东。历史实践证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对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八”空难
1946年4月8日，政协中共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秦邦宪（博古），搭乘美军观察组飞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同机回延安的还有刚出狱的叶挺和他的夫人及子女，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的邓发，代表延安教育界去重庆慰问在校场口事件中受伤的李公朴等人的老教育家黄齐生，以及工作人员和机组人员共17人。
4月8日上午，飞机由重庆起飞，预计下午1时左右到延安。毛泽东、朱德和秦邦宪夫人张越霞到机场等候迎接。那天，阴云密布，细雨蒙蒙，下午2点左右，也没有看见飞机。人们以为由于天气原因，飞机返回西安了。经过询问，西安回电说该机未曾返航。飞机究竟去了哪里？经过三天多方寻找，仍无音讯。11日晚上10时，中央得到了飞机失事的不幸消息。
原来飞机到了延安机场上空时，由于能见度很低，准备返回西安。当时因飞机导航设备差，迷失了方向，在山西兴县西南的黑茶山撞毁，同机17人全部遇难。
这里展示的飞机残骸是兴县纪念馆赠送我馆的。
噩耗传来，延河呜咽，宝塔垂泪，人们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中共中央发出讣告，成立治丧委员会。正在召开的边区三届参议会休会致哀。决定全边区下半旗三日，停止娱乐活动一个月。
4月19日，延安各界3万余人在东关机场举行追悼大会和送葬仪式，朱德、刘少奇主祭。公祭后，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将烈士遗体安葬在机场旁的墓地。
四八烈士为和平民主而牺牲的精神永垂不朽！
李敷仁、刘善本在延安的故事
李敷仁，民盟西北支部负责人之一。他从事教育工作20多年，抗战后创办《老百姓》报，为老百姓说话。他是老百姓喜爱的人，是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1946年，特务用一粒子弹把他“送”到了延安。
1946年5月1日上午，李敷仁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到咸阳北原上，枪杀在麦田里。幸未击中要害，被老百姓救回家里。
李敷仁在家养伤期间，亲戚邻里来探望。为了避免特务搜捕，乡亲们约定，谁都不能走漏风声，谁家说了谁家负责。特务化装成卖菜的、补锅的、摇货郎鼓的，到村里四处打探，乡亲们一概摇头说不知道。后来，中共陕西省工委汪锋派人把李敷仁秘密送往边区马栏。在马栏，中央医院派人给他动手术，取出身上的子弹。1946年7月，李敷仁到了延安。边区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在枣园和他进行了亲切谈话。李敷仁还在延安广播电台上发表演讲，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李敷仁是特务用一粒子弹把他从地上“送”到延安的。刘善本则是自己驾着飞机从天上飞到延安的。
刘善本，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1946年6月26日，他驾驶一架B—24轰炸机飞抵延安。
刘善本是一位有爱国心、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对蒋介石挑起内战强烈不满。就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的那天，他利用由昆明往成都运送军火的机会，驾机直飞延安。
刘善本到延安后，解放军总部举行欢迎晚会，朱德总司令出席并讲话。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也设宴招待。他还在延安广播电台上做了退出内战的演说。后来，他任东北航校副校长。曾四次担任国庆阅兵飞行总领队。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中共中央何时决定撤离延安？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是一个重大的决策。过去有人认为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要放弃延安，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毛泽东是立足于守住延安，又向最坏的方面做了准备——放弃延安。那么，中共中央是何时决定撤离延安的呢？
1947年2月，胡宗南奉蒋介石命令部署进攻延安。对此，毛泽东认为保卫延安的最好办法是外线配合内线作战。一是电令陈赓、谢富治攻占陇海路的潼关、洛阳，以钳制胡宗南攻打延安；二是调王震率部回边区参加延安保卫战。由此可见，毛泽东做这样的部署是立足于保延安。3月8日，在市场沟召开的保卫延安万人动员大会上，领导人的讲话基本精神是“把敌人魔爪斩断在延安大门之外”。
但是，形势是瞬息万变的。就在10日这天晚上10时，胡宗南在洛川下达了进攻延安的作战命令。据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熊向晖说，他于3月2日、3月7日已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通过地下电台告知延安。3月10日，熊向晖参加了胡宗南的会议。他把进攻延安详细部署的情报冒着风险派人送往西安，转发延安。
3月11日晚，中央书记处在枣园后沟召开紧急会议。当晚，毛泽东在给刘邓、陈谢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延安准备暂时让敌占去。”
3月12日，毛泽东由枣园搬到王家坪办公。14日，毛泽东在王家坪同新四旅干部进行了谈话，指出，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是要回到延安来的。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来一个新中国。
枣林沟政治局会议
1947年3月18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离开延安王家坪。25日到达子长县王家坪，与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会合。
撤离延安后，中共中央向哪里去？这是需要党中央很快做出决断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早有两步走的打算。第一步，守延安，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弃延安；第二步，如延安实在守不住，党中央仍然要留在陕北。
3月25日，国民党《中央日报》造谣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已迁往佳木斯，或已潜逃出国”。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子长王家坪与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初步讨论中央的去向问题。29日晚，他们从王家坪到清涧县枣林沟，一下车就继续开会。这就是枣林沟会议。
这次会议，周恩来没有参加，他去晋西北布置工作。会上，曾就中央向哪里去的问题发生过激烈争论。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委到河北平山，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在山西临县地区，组成后方工作委员会。
枣林沟会议后，刘少奇、朱德去了华北。毛泽东、任弼时和从临县返回的周恩来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蘑菇”战术是怎样提出来的？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一个半月时间里，我军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在此期间，毛泽东为西北野战军制定了“蘑菇”战术的作战方针。
“蘑菇”战术就是：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区周旋，将其肥的拖瘦，瘦的拖垮，使敌人达到十分疲劳和缺粮，然后寻找战机，将其歼灭。
3月25日，彭德怀在青化砭指挥我军取得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歼敌3000人。这一仗打得漂亮，敌我伤亡是20:1。
青化砭战役后，胡宗南吸取分散易被歼灭的教训，采取所谓的“方形战术”，即行军时，布成三四十里的方阵，不走川道，只爬山峁，白天武装大游行，晚上集中大露营。新华社的社论说：“这实际上就是不打仗只走路的战术。”
4月2日，毛泽东发电报给彭德怀指出，我军应在清涧至瓦窑堡之间，或在永坪附近设伏，并指出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的打法。实际上，4月2日这天，我军就在永坪附近设伏，但此战未打成。当晚，彭德怀复电给毛泽东，说明情况，表示异议。彭德怀在电报中说，敌自青化砭战役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以致三面埋伏歼敌已不可能。敌人此种“小米滚子式”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的机会，我们必须耐心长期地疲困消耗他。
彭德怀把敌人采用的“方形战术”形象地比作了“小米滚子式战法”，对毛泽东提出“蘑菇”战术的作战方针很有启发。小米滚子就是陕北群众加工小米用的石碾子，敌人就是拉着碾子顺着磨道转圈子的毛驴。只有同敌人兜圈子，疲劳他，最后才能寻机歼灭他。4月14日，西北野战兵团在羊马河歼灭4700余人，取得了转战陕北的第二个大胜仗。4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指出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应该是“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就是采取“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小河会议
1947年7月，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内外线密切配合”的作战方针，也就是以三路野战军挺进中原，转入战略进攻的作战方针。“三军”之一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三军”之二是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进军豫皖苏，直接配合刘邓；“三军”的最后一路，是陈赓、谢富治指挥太岳兵团出击豫西，开辟新战场配合刘邓。“两翼”指陕北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和山东许世友的东线兵团。
1947年7月下旬，毛泽东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解放军战略进攻的作战方针，实际上主要是研究陈赓兵团向哪里调动的问题。是南下配合刘（伯承）邓（小平）大军，还是北上保卫边区？
小河会议从7月21日下午开始，23日下午结束，开了三天，每天上午自由交换意见。参加会议的还有贺龙、林伯渠、杨尚昆、王震等。会议研究决定陈赓兵团挺进豫西，既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又钳制了胡宗南配合西北战场。会议还讨论了晋绥边区和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土改和地方工作问题。在这次会上，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改名为西北野战军。
中共中央在小河村（场景）
小河会议就是在这个凉棚下举行的。因为窑洞太小，人多坐不下，就在院子里用树枝搭了凉棚。
党中央、毛泽东是1947年6月9日由安塞王家湾转移到这里。那时，形势非常紧张，中央机关和敌人只隔一个山头。第二天冒雨又转移到天赐湾，化解了转战陕北以来的第一次危机。6月16日又由天赐湾返回小河村。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在这里住了两次，共45天。
第一次，毛泽东住在曹九林家里。曹九林是1935年入党的老红军。毛泽东去天赐湾时就是他带的路。
第二次，毛泽东住在贾树堂的家里。小河会议就是在他们贾家的老宅院里开的。老宅院有正窑八孔，参加会议的领导就住在那里。窑院外边的坡坎上还有棵大槐树，三个人才能搂住。做场景复原时，正好利用这个柱子做了这棵大槐树。
毛泽东在小河村居住期间，有个干女儿叫卜兰兰。那时，卜兰兰13岁，长得水灵灵的。还有叫赵桂花的姐妹俩，一个13岁，一个11岁，毛泽东和江青也都疼爱她们，也都是干女儿。当地群众习惯把父母辈的女人叫“干妈”，把男人叫“干大”。卜兰兰叫“干大”“干妈”，毛泽东和江青就默认了。
江青教卜兰兰认字，40多天里，兰兰学会了很多字。兰兰心灵手巧，在母亲的指导下，给毛泽东做了一双布鞋。毛泽东还留她们一起吃了饭。
8月1日，毛泽东离开小河村时，兰兰哭着要跟着走，她父亲不让。毛泽东见兰兰哭得很伤心，就说：“不要哭了，听你爸的话。等我回延安后，给你们写信，再叫你爸把你送来好吗？”
新中国成立后，村里人鼓动兰兰上北京找毛泽东，兰兰也想去。她父亲说：“你不记得毛主席临走时说的话，他来了信，你再去嘛。”
这是小河会议的场景
沙家店战役
小河会议后，为配合陈赓兵团挺进豫西，把胡宗南主力吸引在陕北，西北野战军决定北上攻打榆林。胡宗南分两路增援榆林。一路由刘戡率第一军、第二十九军沿咸榆公路北上；一路由钟松率第三十六师经横山快速北进。8月11日，敌三十六师进至榆林，我军遂撤出榆林战斗。
西北野战军撤出榆林战斗后，集结在米脂、佳县地区待机歼敌。这时，毛泽东和中央机关转移到佳县地区。刘戡也向米脂、佳县追来。胡宗南急令三十六师从榆林南下，企图南北夹击，将我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消灭在此狭小地区，或将中央机关赶过黄河。
彭德怀判断，敌三十六师与刘戡部会合，必经沙家店地区东进，便决定在沙家店地区设伏歼灭三十六师，以粉碎敌人企图，确保中央安全。
8月18日凌晨3时，彭德怀发出歼敌东进后梯队的命令。因发起攻击过早，又遇大雨，山洪暴发，未能歼敌。这天，毛泽东转移到梁家岔，随后架通了与彭德怀之间的电话。20日，沙家店战役打响了，毛泽东拿起电话说：“我是毛泽东。”这是毛泽东转战陕北以来，第一次没有使用“李德胜”代号。前线指挥部向毛泽东报告了战斗进展的情况后，他大声说：“好，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
沙家店战役，经过八个小时激战，歼敌三十六师主力6000余人，俘敌一二三旅少将旅长刘子奇，基本上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西北战场由内线防御转为内线进攻。
边区人民的巨大贡献
人民群众是保卫边区的铜墙铁壁。解放战争期间，中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边区人民，为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做出了巨大贡献。
转战陕北一开始，毛泽东就说：陕北人民好，地势也好。这是对边区人民群众的高度信赖和真挚的感情。毛泽东、党中央在陕北安全地度过了一年零五天，这是边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
解放战争是人民的战争。胡宗南进占延安后，全边区组织了2万人的游击队和10万人的民兵。在延安西川，有姚安吉领导的延西游击队，田启元领导的安塞游击队。延安东川有姚店游击队、青化砭游击队和封喜元游击队。仅延安周围就有10余支游击队。延安游击队13个月作战128次，歼敌731人。1948年3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二号公报中说，在转战陕北的一年内，边区地方武装和民兵歼敌1.7万余人。这里展示有边区政府嘉奖田启元等模范游击队的命令和民兵英雄折多雄等人的照片。
这是毛泽东给佳县县委的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边区的男女老少都紧急动员起来，踊跃参加送军粮、抬担架、做军鞋、当向导、救护伤员、运送弹药等支前活动。
沙家店战役后，吃粮问题是个很大的困难。周恩来问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再打一仗，坚持一个星期到十天，粮食够不够用？”回答：“够。”“我们在通秦寨和车会还有两仓库粮食，老百姓家里还可以动员一些。全县还有一万多只羊。如果把这些粮食和羊吃光了，还有两千多头驴和牛，也可以杀了吃，说什么我们也要把战争支持下来。”毛泽东听后严肃地说，“部队再困难也不能杀一头驴，一头牛。”
“亚洲部”（中央前委代号）在朱官寨期间，有一天，张俊贤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吃的是高粱糊糊和山药蛋汤，心里非常难过。张俊贤回到县委，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了大家。县委决定杀两只羊，附上一封信，派人送到毛泽东、周恩来住地。
毛泽东对县委和群众表示感谢，并指示：“不要这样做，老百姓很苦，他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并在来信上批示：“送给伤病员吃”。两只羊被送到了伤病员灶上。
1947年10月18日，毛泽东接见出席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和区长联席会议的同志。为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第二条战线的兴起
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成为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周恩来把它称为“第二战场”。
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也加紧了对爱国民主人士的迫害。1946年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街头枪杀了民盟中央执委李公朴。15日，又在昆明枪杀了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在此之前，国民党特务还在南京制造了“下关惨案”，打伤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团长马叙伦等。这一系列暴行，使更多的人参加到反内战、反独裁的队列中来。
第二条战线的兴起是以抗议美军暴行为爆发点的。
1946年12月24日晚，北大女学生沈崇去看电影，遭到美军的强暴。26日，北平三家报纸报道了事实真相。30日，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等校5000多师生举行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全国各地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和游行示威。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发表谈话，声援学生运动。北大许德珩等发动48名教授向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抗议。清华朱自清、张奚若等教授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燕京大学教授雷洁琼、马寅初等亲自参加游行。
这次抗暴运动取得了很大胜利。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第二条战线的兴起，与人民解放战争的密切配合，把中国革命推向新高潮。
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里，战争转入战略进攻，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深入发展。
1947年夏秋，解放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国统区人民的疯狂掠夺和镇压。这是1947年7月，美联社发表的一个统计：100元法币在1937年可买两头牛，到1941年只能买一头猪，1943年买一只鸡，1946年只能买一个鸡蛋了。到1947年连一个鸡蛋也买不到，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了。
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更是疯狂。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害后，1947年10月7日，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主任委员杜斌丞在西安惨遭杀害。10月27日，民盟被迫宣布解散。
此后，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转入地下，其领导人转往香港。1947年11月至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在香港成立。其他各民主党派，表示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而斗争。
进入解放战争的第三年，中共中央于1948年4月30日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参加新的政协会议。民革、民盟和致公党、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各民主党派发表声明，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政治上完全孤立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已经无法逃脱彻底失败的命运。
土改、整党与新式整军运动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把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分配土地给农民的政策。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着重讨论土地改革和整党两大问题，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比“五四”指示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彻底性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1947年冬，以土改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在各解放区暴风骤雨般地开展起来。1947年10月至11月，西北局在绥德义合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
在边区的土改和整党工作中，同其他解放区一样，也都出现了“左”的倾向。1948年1月，习仲勋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土改中把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老区和抗战时期建立的新区区分开来，制定不同的土地政策。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报告很重视，批转各中央局，对纠正“左”的偏向起了重要作用。
在开展土地改革的同时，进行了以“三整”“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整党工作。“三整”是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工作；“三查”就是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通过整党，农村基层党组织有了很大进步，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
结合土改与整党，西北野战军开展了以诉苦和“三查”为中心内容的冬季整军运动。“三查”就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毛泽东把它叫作“新式整军运动”。通过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改善了官兵关系，发扬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
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移驻米脂县杨家沟，在这里住了四个月。1948年3月21日，从这里出发，东渡黄河，离开陕北。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人们习惯把它称为“十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比较多，除能到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以及中央八个部、局的负责人。会议正式开始前，先开了18天的预备会。与会人员分为政治、军事、土地三个小组，对有关问题进行充分讨论。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同七大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一样，也是一个书面报告，会前发给大家讨论，会上进行通过。三天正式会议，毛泽东讲了两次话。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收录在《毛泽东文集》第4卷中。
十二月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制定的政治、经济纲领，比《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纲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宜川瓦子街战役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后，决定发动春季攻势。从当时边区周边情况看，作战方向可北攻榆林，或西出陇东，或南下关中。最后，彭德怀选择了攻打宜川，南下关中的作战方向。
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以小部兵力包围宜川县城，主力设伏于瓦子街地区，准备歼灭由黄陵、洛川增援宜川之敌。
2月24日，我军向宜川发起攻击，胡宗南令敌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两个师共四个旅驰援宜川。
2月28日，我军在瓦子街地区设伏就绪。入夜，天降大雪，敌军就地宿营。29日，我军发起攻击。敌寻路突围，战斗异常激烈。我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在瓦子街东南山高地，打退敌人30余次反攻。战斗英雄刘四虎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刺倒七个敌人，自己负伤11处，被称为“拼刺英雄”。该团二营六连打得更为顽强，全连只剩下13位勇士，仍然坚守着阵地，被誉为“硬骨头六连”。3月1日，我军发起总攻，至下午5时，全歼敌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用手榴弹自爆身亡，整编第九十师师长严明被部下击毙。3日，我军攻克宜川城。
宜川瓦子街战役，歼敌近3万人，打开了我军南下关中的门户，是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的第一个大胜仗。
后来，我军在宝鸡击毙敌七十六师师长徐保后，有人曾写了一副对联：
刘戡戡内乱，内乱未戡刘戡死；徐保保宝鸡，宝鸡未保徐保亡。
横批：胡董西安。
东渡黄河 收复延安
随着西北战场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共中央决定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指挥夺取全国的胜利。
毛泽东是1948年3月21日离开杨家沟的，23日中午到达吴堡县川口村附近的元则塔渡口。
渡过黄河后，毛泽东回首陕北高原，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啊！”
从1947年3月18日离开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历时一年零五天，途经12个县、38个村庄。
1948年4月21日，我军收复延安。
1949年10月1日，56岁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历史的新纪元。
在第九届（2009—2010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选终评会上的陈述报告（代后记）
延安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列办常务副主任苏世华2004年5月，党中央决定把延安纳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进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革命旧址保护。这是党中央对延安人民的关心与厚爱，也是延安建设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鉴于陈列布展的重要性，“一号工程”领导小组决定由市委宣传部负责实施，成立陈列布展办公室，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任办公室主任，分管副部长任常务副主任，脱离部机关工作，带领一名副处级领导和两名科长进驻工地，全身心投入陈列布展工作，加强了对陈列布展的组织领导。
一、坚持高标准设计高标准制作，力求精益求精，尽善尽美
一是精心编制和设计陈列大纲和方案。我们专门聘请了全国知名的党史学专家教授，到国内各大纪念馆进行考察，学习其他馆陈列布展成功的经验和失误教训，历时一年多，编制了《延安革命史》陈列大纲和陈列方案。大纲和方案拿出后，邀请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以及陕西省有关党史、文物方面的专家教授，多次在北京、西安、延安召开研讨论证会，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进行修改，经过七次大的调整和十多次小的修改，历时两年最终通过审定。上报中宣部后得到了充分肯定，认为这个大纲和方案“主题突出，结构完整，观点正确，主线清晰；内容全面丰富，语言比较规范，该陈列方案比较成功。”
二是认真组织陈列布展形式设计。为了得到最好的设计方案，我们先邀请全国七大著名设计单位参加陈列布展概念设计有奖竞赛；又组织竞赛中排名靠前的三家设计公司进行了陈列布展初步深化设计，经专家和陕西省委、延安市委两级领导小组成员密封编号评审后，确定由得分最高的一家设计公司承担《延安革命史》陈列布展深化设计任务。整个展览紧紧围绕主题思想展开设计，用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留下来的1000多张历史照片和2200多件珍贵文物以及大量的影像资料，讲述中国革命史中最辉煌的历史，突出展览的真实感和史实性。整体设计风格庄重、大气，以浑厚的艺术语言，立体化地再现一幕幕精彩的历史瞬间。
三是邀请全国知名专家参加陈列布展艺术品的设计制作。原四川美院院长叶毓山教授设计制作了大型序厅群雕；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总设计师、世界半景画协会执行主席夏书绅教授设计创作了“宜瓦战役”半景画；鲁迅美术学院张秉田教授设计制作了群雕《延安整风学习》和林伯渠、彭德怀胸像雕塑。为保证艺术水准，我们又聘请夏书绅教授和上海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陆建松教授担任陈列布展艺术顾问，对陈展方案和艺术品进行严格的把关和指导。正是因为云集了一大批全国各地著名设计、制作大师的参加，延安革命纪念馆新馆的内容陈列和艺术品展示才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肯定。
二、深化陈列内容，丰富展示手段，力求实现内容与形式上的突破
党中央、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和陕北十三年的革命实践活动波澜壮阔，毛泽东思想和延安精神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如何把这些丰富的内容展示好、宣传好，一直是我们探索和研究的一个重大命题。为此，一方面，我们认真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延安精神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延安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报纸、理论刊物等涉及延安精神的内容进行认真研究和归纳；另一方面，对延安革命纪念馆近60年来的陈列形式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实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突破：
一是陈列内容创意上的突破。在展示毛泽东思想和延安精神这两个重点内容时，打破了过去基本布展内容固有的按时间顺序讲历史发展的陈列手法，把毛泽东思想和延安精神作为两个独立的专题单设，采取编年体与专题相辅相成的方法，策划设计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实验区、延安精神的发祥地、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等六个单元组成的陈列内容体系。为了全面表现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过程，我们设计以完整介绍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时期的形成、发展和成熟为重点，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形成共识，党的“七大”写进《党章》，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过程来予以表现。为了强化效果，我们特意设计了“著作墙”，把各个历史时期国内外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著作收集起来，庄重上墙，给人一种洋洋大观，气势恢宏，叹为观止的感觉，从视觉上和心灵上对观众造成一种强烈的震撼。在表现延安精神上，我们设计了用原生形态表现的方法进行展示，选用了抗大精神、延安整风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和劳模精神七种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态精神。通过这种展示，直观地告诉观众，延安精神就是由这些具体的内容升华而来。延安精神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即有血有肉，有支撑它的充实的骨架。
二是单元布展创意上的突破。新馆陈列在表现手法上，紧紧围绕单元主题设计主体内容。比如“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这一单元，过去多是以党史教科书的顺序编排方式进行展示，新馆陈列改变了这一传统手法，用四个“通过”来体现“政治指导中心”的作用，即“通过红色电波发出各种指示指导抗战”“通过派出大批干部、战士深入敌后发动群众”“通过各地干部返回延安参加会议、进行讨论、参与决策”“通过不断派遣毕业于延安抗大及其他学校的学员进入各抗日根据地开展斗争”等方式来进行。为了强化这一主题，我们又设计了暗夜中的金色灯塔。这样的处理，得到了权威机构的肯定和赞许，认为“很有说服力，一点也不牵强附会”。
三是文物利用创意上的突破。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先辈们留下来的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也是纪念馆、博物馆基本陈列最具说服力的元素。党中央在延安时间长，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多，留下的文物数量众多，等级高贵。新馆布展之初，我们提出，延安革命纪念馆一定要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加大文物上展量，充分发挥文物在陈列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增强文物独有的教育效果。同时，要求不能简单的、静态的使用文物，而是要把文物用活、用巧、用好，在文物组合的创意上狠下功夫，注重“三个结合”，即用文物与场景相结合，文物与照片、文字相结合，文物与故事相结合的形式，凸显文物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增强陈列内容的说服力。同时，更注重处理好文物与场景艺术的关系，赋文物以生命，使之具有画龙点睛的神韵。比如，毛泽东东征中用过的小炕桌和转战陕北时骑过的小青马，都是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馆藏一级文物，这次新陈列对这两件珍贵文物在展示手法上做了特殊处理，将文物与场景结合起来，使文物融于场景之中，让观众在欣赏场景艺术的同时，景仰珍贵的历史文物，心情愉悦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为了加大新文物上展量，我们想尽办法，加强文物的研究、整理和征集。组织专家深入文物库房，对库存文物进行彻底地清理、编号；又广泛征集线索，奔赴全国各地搜集、征集文物。此次展出的2200多件文物中，新整理、征集文物达500多件。其中首次向观众展出的文物达220多件，使新馆陈列文物倍增，优势尽显，充分发挥了文物的独特感染力、吸引力和说服力。
四是布展方法创意上的突破。在加大文物上展量的同时，我们又强化了油画、国画、版画、雕塑和灯箱、沙盘模型、场景复原、半景画等艺术品和多媒体演示等现代手段，力争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十三年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例如，大型场景《支前》，通过油画、雕塑、多媒体演示等，展示在一个北风凛冽的夜晚，边区男女老少顶风冒雪，扛着弹药，背着粮食，支援人民子弟兵的动人情景，表现了陕北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我们利用两个展厅之间的过道巧妙策划设计的“延安新市场一条街”大型场景，真实地再现了当年日军飞机轰炸后，为发展边区经济，延安军民用短短半年时间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建起的商贾云集、商铺林立的新市场的动人景象，反映了边区经济的活跃与繁荣。
三、坚持用延安精神建设“一号工程”，艰苦奋斗，众志成城
延安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延安人应该是延安精神的首先实践者。在“一号工程”建设的三年多时间里，市“一号工程”领导和陈列布展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埋头苦干，扎实工作，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浇铸了这一伟大的工程。为了节省和降低非工程支出，节约每一分钱用于陈列布展，我们与农民工一样，在简陋的塑料板工棚里办公，在条件极差的农民工灶上吃饭。因为没有制冷制暖设备，冬天，我们穿着厚棉衣和棉鞋，跺着脚坚持在现场办公；夏天，板房里温度太高，热得实在受不了，我们搬到院子里办公，随时处理施工现场的各种问题，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为此，我们三年未休过星期天和节假日。在文物上展阶段，缺乏专业人员，我们主动承担起文物的清点、登记、领取、出库、管护和置放工作，日夜奋战在工地上，经过20多个昼夜的加班苦干，终于将2200多件文物按照设计要求全部摆放到位，上展文物无一件丢失和损坏，圆满完成了陈列布展工作。
经过三年多的建设，延安革命纪念馆新馆于2009年8月28日隆重举行开馆典礼。开馆以来，习近平、刘云山、张德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单霁翔等国家部委和全国各省市领导到纪念馆参观后，都对延安革命纪念馆新馆的陈列布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2009年11月14日，习近平参观新馆后说，“这个展览办得很好，要组织党员干部和大中小学校的师生前来参观学习，接受教育，让大家都了解这段革命史。”2010年6月24日，刘云山参观新馆后说，“延安革命纪念馆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深入的挖掘，它的精神内涵都出来了。你们这个馆搞得很好，特别是最后两部分，延安精神的形成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我觉得非常好，看了非常满意，‘一号工程’你们延安是高质量的。”当即指示召开全国经验交流现场会，学习推广延安的陈列布展经验。2009年8月4日，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参观新馆后高兴地说，“在全国的革命纪念馆中，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陈列布展是最好的。”为了贯彻落实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2010年9月7日，中宣部组织辽宁等七个省市党委宣传部长和全国30个重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负责人，在延安召开了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布展经验交流会。会上，中宣部副部长翟卫华指出：“延安革命纪念馆坚持正确政治导向，陈列布展思想内涵突出，设计理念新颖，展线布局合理，特别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两个专题展运用多种展示手段，具有鲜明特色，成为最大亮点，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延安革命纪念馆在陈列布展的创新上下了不少功夫，如对毛主席的小炕桌以及小米、步枪等文物史料的创造性运用，对突出展示内容、深刻诠释延安精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连科说：“延安革命纪念馆特点非常突出：一是规模大，非常震撼；二是文物量大，十分少见。特别是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各种版本的搜集，许多地方还没有这么全的。许多文物都是真实历史人物的遗物，这些文物本身就很有感染力，也很有说服力和教育意义；三是展示手段新。除了运用传统的展示方法外，还利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展示手段，对历史事件的展示运用新的手段和方法，确实做到了全方位、多角度，使人耳目一新，参观完后大家对我们党在延安十三年的光荣历史过程有了一个宏观的了解。”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马照南说：“我感觉延安革命纪念馆是一个非常好的政治工程，也是一个文化工程，真正实现了‘一号工程’的示范作用。”其他参会代表先后交流发言，均对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陈列布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专程前来参观的浙江大学一位同学留言：“没有来延安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十三年革命史的了解只是停留在书本上的文字，通过这次参观学习，对延安时期的历史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和延安精神的产生、发展的脉络有了一个全面、直观的了解，让我的心灵受到洗礼，思想得到升华，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一定要把延安精神发扬光大。”党中央十分关心延安“一号工程”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延安视察，为延安的“一号工程”做出重要指示。中央国家有关部委也给予高度的重视和支持。陕西省委、省政府把延安“一号工程”建设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的大事来抓，将延安“一号工程”建设纳入全省重大建设项目，多次组织召开办公会、协调会、论证会，指导协调延安“一号工程”建设，确保了工程建设稳步、有序进行。延安市委、市政府更是十分重视“一号工程”的建设。2005年9月，市委成立了以王建军副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2006年又成立了由陈强市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先后十多次召开“一号工程”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究工程建设。各分管领导先后召开了30多次专项协调会，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并多次深入“一号工程”建设工地现场办公，及时研究解决项目建设中的有关重大事项和具体问题。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在“一号工程”建设上给予了高度重视，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先后两任市委书记王侠、李希专门召开市委常委会，对陈列布展的政治要求、指导原则、设计思路、方案审定等多方面提出指导意见。陈强市长在工程总体把握、质量要求、工期进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在经费保证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王建军副书记、张西林副市长等多次深入工地，帮助解决水、电、暖、门、窗等交叉施工的诸多困难。李希书记和陈强市长、王建军副书记、郝飙常委、薛义忠常委、张西林副市长等多次带领陈列办同志专程赴四川、东北、西安、天津等地，对创作雕塑、油画的美院和公司进行实地考察，现场审稿。王建军副书记在工程前期的建设思路、方案起草、设计策划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列办主任郝飙亲自主持、组织陈列大纲和方案的起草、论证，亲自组织讨论艺术品的创意和设计，亲自指导与设计单位和美院的业务洽谈，亲自指导制定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确保陈列工作积极稳妥向前发展。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薛义忠多次过问、关心“一号工程”建设，在思想指导、综合协调、人员保证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保证了陈列办的工作力量。主管副市长张西林全力以赴，狠抓质量进度，经常性地现场办公，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有力地促进了施工进度。党中央的亲切关怀，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给延安“一号工程”的建设者们以极大鼓舞，激发了大家把“一号工程”建设成为设施一流、陈列一流、服务一流、教育效果一流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信心和决心。
在“一号工程”建设的三年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市委的关心支持是搞好陈列工作的重要保证；坚持用延安精神建设延安是搞好陈列工作的精神力量；科学严谨，求真务实是搞好陈列工作的关键所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按照中央领导指示精神，坚持把延安革命纪念地建设好、保护好、管理好，充分发挥延安革命纪念地的教育功能，为宣传延安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做出新的贡献。
2011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