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西北局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直接领导西北地区党的工作。
1937年5月15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成立，郭洪涛任书记。1938年底，为领导陕甘青及绥远五省的白区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中共中央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张闻天任书记。1940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边区党委改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高岗任书记。
为了统一和加强党在西北地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941年5月13日决定将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高岗、习仲勋先后任书记。西北局是党中央在西北地区的派出机构，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负责管理陕甘宁边区（包括伊克昭蒙地区工作）及西北各省国统区党的工作。西北局机关成立后，先驻在延安张崖，后迁到花石砭。1947年3月，蒋介石胡宗南进攻延安，西北局随军转战陕北。1948年4月21日，收复延安后西北局又回到延安，1949年5月迁入西安。1954年6月29日，中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西北局于同年12月10日撤销。
陕甘宁边区政府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西北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统一领导陕甘省、陕北省、关中特区、神府特区的政权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将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经过协商后，国民党同意陕甘宁特区政府的组成。抗战爆发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决定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1937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通过决议，承认陕甘宁边区为国民党行政院直辖区域。
从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民选政府成立，到1946年4月，历届参议会民主选举的政府中，林伯渠连任政府主席，张国焘、高自立、李鼎铭、刘景范、杨明轩先后任副主席。
陕甘宁边区政府，当时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相接的各一部分地方，共辖23个县。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南临泾水，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陕甘宁边区政府从1937年9月宣告成立，到1950年1月19日撤销，共历时12年又4个月，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模范试验区，新中国的雏形。
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会概况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边区人民的最高权力机关。从抗战爆发到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10多年里，边区参议会召开过三届会议。
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于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在陕公礼堂举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大会讨论并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以及其他单项法规；选举第一届边区政府委员15人和参议会常驻议员9人。选举林伯渠为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高岗为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闭会期间，常驻议员监督政府执行大会全部决议。
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于1941年11月6日至11月21日，在新建的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出席并讲话。大会通过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同年5月1日所颁布的施政纲领为边区施政纲领，通过了保障人权财权条例，贯彻了“三三制”政策。选举林伯渠为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高岗为议长，安文钦为副议长；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
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于1944年12月4日至12月19日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林伯渠做了《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报告。大会修正和通过了边区参议会选举等项条例及48件重要提案。
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于1946年4月2日至4月27日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林伯渠做了《边区建设的新阶段》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重要提案157件。大会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林伯渠连任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刘景范任副主席；高岗连任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选举马锡五为高等法院院长。
“三三制”和精兵简政是政权建设的创举
“三三制”和精兵简政是党在抗日时期的两个重要政策。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随后在新区陇东、绥德分区和富县进行“三三制”试点，获得成功后，不仅在全边区实行，也推广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政策的实行，使得边区在各项事业中与党外人士的合作不断加强，从而团结了边区内部各阶层人士，把政权建设推向成熟的新阶段。这一政策，使“三三制”原则成为政权建设的创举。
精兵简政是著名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经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通过实施的。这一政策，经过在边区半年多的实践，初步归结为精简、统一和效能三个目的。1942年8月9日，毛泽东阅《解放日报》《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一文后，称该文“所包事项尤多，尚有节省、反官僚主义诸项”。9月7日，毛泽东专门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称赞“晋冀鲁豫边的领导同志，对此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到1942年冬季召开西北局高干会时，毛泽东就全面提出了这次精兵简政“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
八路军出师抗日后，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成立陕甘宁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萧劲光为留守处主任，留守部队受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统一指挥。10月，留守部队将所有营的建制统一编为8个警备团。12月，八路军留守部队改称留守兵团，留守处改称留守兵团司令部（对外仍使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名义）。
1938年3月，日寇对边区河防发动进攻，为统一边区武装力量的调配和指挥，中央军委命令，边区保安司令部及其所辖的地方部队，统归留守兵团司令部指挥。此时，边区部队计有1个旅、10个团、10个保安大队和1个独立营，共有15514人，长短枪8971支，轻重机关枪455挺，迫击炮2门。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部队肩负抗击日寇，“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党中央”的重大任务，执行超地方性的作战计划，锄奸、剿匪、守卫河防，并为开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培养和积蓄干部”，也是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支柱。
为了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1942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统一两个地区的作战行动与建军工作。以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为政委，林枫为副政委，张令彬为后勤部长。6月10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正式成立。9月15日，留守兵团并入该联防军，增任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张经武接任参谋长。
1943年5月，国民党军队计划闪击陕甘宁边区，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在已有驻防边区部队的基础上，八路军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和独立第一旅先后由华北调入边区。联防军组成后，边区保安司令部和留守兵团所辖各部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同年10月边区保安司令部取消，改为警备第三旅，还有警备第一旅、第三八五旅、第三五九旅，骑兵旅等10个旅。
千里河防
千里河防北起府谷，南至宜川，成为边区的天然屏障。从1938年3月起，日军向陕甘宁边区黄河西岸阵地不断发动进攻，企图强渡黄河，切断边区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也直接威胁党中央的安全。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黄河防线划为三个地段，分别由神府、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和五县（绥米佳吴清）警备司令部负责，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兼任河防总指挥。
河防战斗中缴获的山炮
从1938年3月至1939年底，河防战斗共进行大小战斗78次。其中，日军发动的23次进攻中，大的战斗有7次。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河防战斗中，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边区军民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日寇始终未敢越雷池一步，胜利地保卫了千里河防线的安全。这门山炮就是河防战斗中缴获的。
“双拥”运动的发祥地
1943年春节，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地欢腾热烈的锣鼓声和歌曲声中，开展了广泛深入和声势浩大的拥军优抗和拥政爱民运动。从此，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便成为“双拥”运动的发祥地。
1942年前，军民关系大体上是好的，而且做出了成绩，从而较好地完成了保卫边区、巩固抗战后方的工作。但由于边区是一个特殊地区，又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再加上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物质生活异常困难，以及军队和地方本身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残余，造成了军政军民关系的某些不融洽不协调现象。军队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而边区政府和人民也存在与滋长忽视拥军的观念。
针对上述军政民之间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在边区开展一次规模较大的拥军优抗与拥政爱民运动。于是，1943年1月15日，边区政府做出了《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确定2月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此外，还颁布《拥军公约》等法规。同年1月25日，留守兵团司令部及政治部做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制定《拥政爱民公约》等。两个决定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拥军优抗和拥政爱民的基本政策。《解放日报》先后发表林伯渠《造成拥军高潮
增强拥军工作》和贺龙《开展拥政爱民运动》（代论）等。一个群众性的“双拥”运动便开展起来，并很快形成热潮。
在陕甘宁边区掀起的“双拥”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故事以及先进事迹。这些文物柜中所展出的革命文物，就是最好的见证。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自然灾害的侵袭，使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八路军、新四军由1940年的50万减少到1942年的40万，根据地面积缩小了，总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以下。生产受到很大破坏，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发生极大的困难，群众负担加重。
为了克服严重的财政困难，减轻民负，党中央决定解放区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大生产运动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指导大生产运动顺利开展。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从1939年到1940年间，目标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部队、机关、学校生活供给上的困难；从1941年到1942年底，在奠定了自给生产的基础上，目标是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解决全边区的困难；从1943年起，在奠定了自给生产的基础上，目标是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达到丰衣足食，建立革命家务。通过大生产运动，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锻炼了干部，改善了生活，达到了丰衣足食。从边区大生产运动进程的三个阶段及各阶段所实现的目标来看，解放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它不仅是个开荒种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抗战的胜利准备物质条件的战略性问题。
赵占魁是边区工业发展的旗帜
赵占魁是山西定襄人，抗战爆发后到延安。1938年12月入党，1939年7月到边区农具厂任翻砂股股长，具体负责熔炉看火。无论严冬，还是酷暑，他都坚守在熔炉前，尽管工作极为平凡，又十分艰苦，但他从不懈怠。同时，他又努力改进技术，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大生产运动中，他自修3个炉子，半个月打了200把镢头、300把锄头。同年被边区政府评为模范工人，后历次受奖。1941年后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
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号召边区工人学习农具厂赵占魁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指出这正是新民主主义公营工厂工人应有的劳动态度。同时，中共中央做出了《向赵占魁学习，开展赵占魁运动的决定》；毛泽东指示“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工厂”；9月26日，农具厂举行奖励模范工人赵占魁庆祝大会；10月12日，边区总工会提出开展“赵占魁运动”的号召，希望全边区有千万个像赵占魁一样的模范工人涌现出来。还派人分赴各厂传达开展“赵占魁运动”的决定，报告他的模范事迹。新华化学厂把1942年10月7日至11月7日定为“赵占魁运动月”。
赵占魁是边区工业发展上的一面旗帜，通过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促进了边区工业的发展。大生产运动前，边区公营工业除纺织外，只有修械、被服、印刷、石油几个小厂。大生产运动中，加强了工业建设，建立和发展了必要的自给工业。抗战胜利时，边区已能炼铁、炼油、修造机器、配备军需品，制造硝酸、硫酸、火柴等必需的工业品，实现了自给和半自给。边区产业工人由1939年的300多人，发展到1945年的1.2万多人，增加了40倍。
陕甘宁边区的金融财政
从1937年9月边区政府成立到1940年8月，边区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外援，不靠发行货币。当时边区境内市面上一直是以法币为本位币，而当时所到款项中，多是伍元、拾元面额的法币。因此，法币流行，辅币奇缺，买卖时以邮票代替辅币找零。经与国民党政府多次交涉，仅给1/10面额小的辅币。1938年6月，边区银行便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光华商店代价券发行初期，面额有贰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1940年又增发柒角伍分。为周转财政，调解金融，代价劵由初发时的10万元增发到1940年底的310万元。边区银行币发行后，光华商店代价券逐渐收回。
1940年11月19日，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不久，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全面经济封锁，造成市场上的法币有出无入，使流通极为困难。边区政府为发展生产自给，克服财政困难，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封锁，1941年1月30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禁止使用法币的布告；同年1月28日，边区政府授权边区银行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当时发行有壹角、贰角、伍元、拾元、伍拾元、壹佰元、贰佰元、伍佰元、壹仟元、伍仟元，共10种面额。3月18日，边币正式投入市场。
但是，在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发行流通使用边币以后，法币并未在边区市场上消失，边币也没有独占边区市场。为了限制与管理法币，推行和巩固边币，边区政府在立法、行政、宣传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确保边币唯一本位币地位。
1944年，为了稳定边币，西北局确定实行大吞小吐的发行方针。
5月23日，西北财经办事处做出以边区贸易公司名义，由边区银行发行商业流通券的决定。同年7月1日，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正式发行。开始发行有拾元、伍拾元两种，后又发行有伍元、贰拾元、壹佰元、贰佰元、贰佰伍拾元、伍佰元、壹仟元、贰仟元和伍仟元，共11种面额。商业流通券发行初期，边币仍为本位币，到1945年6月1日后，商业流通券为边区本位币，边币迅速收回。
这里展出的还有，1941年1月边区银行发行的建设救国公债，面额有伍角、壹元、伍元3种。
南区合作社是边区合作事业的模范
1936年12月，南区合作社在沟门正式成立，主任王天金，有社员160余人。1937年3月，刘建章任主任，放手买货，发展股金，第二期结算时股金由开办时的159.9元增加到969元。
1939年初，南区合作社迁至柳林村，通过和私商合股开办铺子，“合作社民办”取得成功。随即动员了更多的资金来发展生产，又把分散的个体的私人经济纳入了合作社经济的轨道，并改造了私商，为边区合作事业探索了一条新路。先后建立沟门民合社、南庄河合作社、罗家崖新民社、柳林民生公药店等分社和运输队。延安县南区合作社跳出了单纯做生意的小圈子，初步形成了兼营销售、信贷、运输和生产的综合性合作社。为加强领导，经边区政府批准，1939年改为南区合作总社，刘建章任总社主任。
在大生产运动中，南区合作总社开展了20多项业务活动，在南庄河村开办了新合纺织厂、毡坊、皮坊、织袜厂等，特别在包运公盐、包交公粮、组织和扶植农村妇女纺织等方面均做出显著成绩。总之，南区合作总社已逐渐发展成为集商业、运输业、工业和金融为一体的大型经济组织，多次受到边区政府的表扬，真正成为边区合作事业的一面旗帜。
1943年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高度赞扬南区合作总社式道路是边区合作事业的道路。发展延安南区合作总社式合作运动，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会议期间，延安县南区合作总社被授予“模范合作社”光荣称号，刘建章主任不仅当选为特等劳动英雄，而且被授予毛泽东题写的“合作社的模范”奖状。在南区合作总社的推动下，边区涌现出延安市大众合作社、妇女合作社、吴起县金汤区陈丕秀合作社等大批为群众谋利的模范合作社。
毛泽东和小八路
这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谈话的照片是谁拍摄的呢？这两个小八路又是谁呢？毛泽东与他们谈了些什么？
经过多年的调查，才知道这张照片是抗大新闻摄影记者石少华于1939年春在延安拍摄的。
照片上高个儿的叫安定宝，中间矮个儿的叫刘长贵。他俩参加八路军后，于1938年从前方回到延安。刘长贵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校部管理科当勤务员，安定宝给抗大东干队长张学思当勤务员。1939年春季的一天，安定宝听说毛泽东要来抗大参加庆祝大会，便让刘长贵做向导。他俩赶忙跑去看，汽车一停下，毛泽东含笑从车上下来，和蔼地问他俩：“小同志，你们多大啦？”刘长贵抢着回答：“我14岁，他15岁。”毛泽东又问：“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革命啊？”他俩异口同声地回答：“为了打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国！”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毛泽东指指自己，又问：“你们跑来看我，知道我是谁？”刘长贵不假思索地说：“知道。你是毛主席。”毛泽东摇摇头笑着说：“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毛泽东又问：“你们念过书吗？识不识字？”他俩回答说：“没有念过书。”毛泽东听后，弯下腰，用右手食指在他左手心将“毛泽东”三个字写了一遍，并耐心地边写边教。最后，毛泽东嘱咐他们：“你们要好好学习，以后工作有的是你们做的。”这张照片就是这一瞬间拍摄的。
为教育中华民族的新后代而努力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有效保育难童及抗战将士的子女，1938年7月，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归属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的全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领导。同年10月，在边区保育分会的领导下，以延安托儿所为基础改组并扩大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院址初设在七里铺，为避免敌机轰炸，保育院随后迁到安塞县小草峪村。此时，边区保育院在幼稚部、婴儿部原有基础上又增设小学部，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
边区保育院1939年初在李家坬筹建新址，1940年建成后，保育院于9月迁入。从此小学部、幼稚部各有定居。新址落成后，党中央极为关注，毛泽东题词：“好好的保育儿童”，朱德题词：“耐心的培养小孩子”，林伯渠题词：“新的战士在孕育中”，徐特立题词：“培养我们的新生力量”。题词都镶嵌在石窑洞上面，石刻均是原物。1941年8月，中国女子大学和中央统战部托儿所先后并入该院，此时，有幼儿部、婴儿部和乳儿部。幼儿增加到280名，李芝光、杨芝芳等先后任院长。
陕甘宁边区保育小学应从1938年底边区中学附小并入时算起，王英樵任教务主任期间，1940年曾获“模范教务主任”称号，毛泽东为他题词：“为教育中华民族的新后代而努力”。这也是毛泽东为关心新后代发出的号令。
1942年4月到1944年9月梁金生任校长。这期间，正是保小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保小兴建大礼堂，梁校长为此题写了“保小礼堂”四个大字，镶刻在礼堂正面墙壁上。石刻题词为原物。
陕甘宁边区的文学艺术事业
陕甘宁边区的文学艺术事业，大致可以分为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和之后两个发展阶段。
前一段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创作数量和文艺运动的广度方面。边区政府成立前的边区文艺，只有陕北民歌、陇东道情、秧歌、社火等传统民间活动。而边区政府成立后到1939年，据不完全统计，各种宣传画、漫画、木刻、壁画的创作在3500件以上，小说创作至少有90个作家和150多种长短篇，戏剧创作（包括活报剧、杂耍等两三幕大戏）共百种以上，音乐创作（包括小调歌曲和大合唱）共300个以上。至于民歌、街头诗、秧歌等创作和活动则举不胜举。
后一阶段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文艺运动深入和创作质量的提高方面。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做出关于文艺政策的决定以后，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到农村去，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成了文艺界的行动口号。延安作家纷纷下乡，深入基层。如萧三、艾青、塞克到南泥湾，柳青、高原等到陇东等地，丁玲、刘白羽、陈学昭到农村或部队。一些文艺团体到边区各地演出，如鲁艺组织了42人的工作团到绥德分区，总结群众秧歌经验，进行创作。音乐、美术工作者和民间艺人，也把说书和口头演讲等形式结合起来，深入农村进行宣传。由于文艺运动的深入，文艺创作质量也有了显著提高。歌剧《白毛女》、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歌曲《南泥湾》等优秀作品，都出现在这一时期。鲁艺的9幅窗花及古元、彦涵的版画，1945年被美国艺术协会《艺术杂志》刊用，40多幅木刻在美国各地巡回展览。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平剧《逼上梁山》，任桂林等创作的平剧《三打祝家庄》，被毛泽东称为“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
群众性文艺活动也得到了广泛的开展，艺术水平得到提高。这突出表现在新秧歌运动的开展。1943年和1944年春节，边区各地秧歌队进行会演，仅延安市就有秧歌队30余个，人数达2000以上。此外，新年画《大战平型关》《丰衣足食》，均为边区农村群众所喜闻乐见。
《黄河大合唱》诞生前后的故事
《黄河大合唱》诞生在延安，它的创作充满着激动人心、值得回味的故事。
1938年秋天，光未然（张光年）和抗敌演剧第三队从宜川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时，目睹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心弦被拨动。他们经常行军在吕梁山区的黄河边，在敌后根据地演出。祖国雄奇的山川和游击健儿们英勇的身姿，强烈地感动着他们，胸中就酝酿着一部通过黄河场景抒写民族苦难、斗争与光明前景的长篇朗诵诗《黄河吟》。1939年3月，光未然因行军坠马受伤，抗敌演剧第三队的同志把他送到延安治疗。当时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冼星海赶赴边区医院看望。因他俩在武汉、安陆相处期间就曾联合创作过，所以见面后两人亲切交谈共议抗日宣传，商定再合作一次音乐创作。光未然躺在病床上口授，三队胡志涛笔录。他一鼓作气，将两次横渡黄河以及沿河行军的切身体会和由此激发出的民族自豪感与抗日救亡情绪奋然写成长篇歌词。词写成后，立即请来星海在西北旅社窑洞里开了个小小朗诵会。星海听后，极为兴奋，当场表示：“我有把握把它写好！”接着，光未然每天早上派人探问星海晚上熬夜的成果，而每次必带回一支新曲。星海再三嘱咐：“可以随便地改。”如《黄河颂》《黄河怨》，经他们“挑剔”，几乎重新改写。
历时6天（3月26日至31日）的突击耕耘，这部抗日战争时期被公认为最优秀、最雄伟的大合唱，终于在延安诞生。
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出版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宣传和动员人民积极参加抗战，中共中央和边区党政十分重视新闻、广播和出版事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边区创办的报纸有近百种，除先后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外，还有各分区及部队办的报，有的县也办报纸。其中仅边区部队的报纸就有17种之多，印数达8700份，这些报纸都是部队的干部和战士自己动手办的，而且大都能反映边区部队的实际生活，所以深受广大战士喜爱。
上述所有党政报纸，向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及时传达中共中央的声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特别是，广大群众因陋就简办起了600多块黑板报，成为当时大众办报的一种好形式。
除了形式多样的各种报纸之外，边区在纸张、印刷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创办了许多期刊，有《解放》《共产党人》等60多种。与此同时，还成立了解放出版社和边区出版社，开办了边区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了大量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还有大量的中小学文化课本。这些书籍在宣传马列主义、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使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干部与群众获得了革命理论，掌握了党的方针政策。
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经过试播后正式播音，除报道国际国内及抗日消息外，还播发中央文件、《新中华报》等报刊社论及文章、科学常识、革命故事、音乐等。总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抗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产生了巨大影响。
陕甘宁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开展起来的。
1937年10月9日，陕甘宁边区医院成立，傅连暲任院长。院址初设在延安宝塔山南麓，马海德、白求恩、金茂岳等大夫都曾在这里工作过。1938年11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后，边区医院迁至东二十里铺。为防空袭，1939年迁至安塞黄瓜塌。1942年8月，迁至延安城南白家坪。1947年4月，边区医院改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七后方医院”。
1939年，中央军委决定建立八路军军医院。5月1日，八路军军医院在拐峁举行揭幕典礼。12月1日，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40年春迁至柳树店。1943年春迁至刘万家沟。1946年11月，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二后方医院”。
1939年11月7日，延安中央医院在西北川李家坬成立，门诊部设在兰家坪。1944年6月，中央医院改称“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第一部”。抗战胜利后，中央总卫生处与军委总卫生部合并，中央医院又改称“国际和平医院总院”。1947年2月，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一后方医院”，任务为接收重伤员和团以上干部。
除上述三大医院外，在延安还有八路军留守兵团野战医院、中国医科大学医院等。
广大医务工作者遵循“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实行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法和中西医结合、为群众服务的方针，为病人解除痛苦，为边区人民的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里复原的是陕甘宁边区医院旧址——安塞县黄瓜塌的院部大门。大门对联：“保健是救国之基 卫生乃强身之本”。
创办干部学校
党中央到达延安后，延安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为了寻求抗战救国的真理，数以万计的革命青年潮水般地涌向延安。为了给抗战培养各类人才，中共中央及时创办了20多所干部学校，造就革命英才。
从1937年初到1939年，先后创办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马列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八路军卫生学校等，还有恢复的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和中组部开办的各类短期训练班。这一时期是干部学校大发展阶段，创办了一些较正规的高等学校和专业学校，但大多数属短训性质。
1940年到1941年，是干部学校向正规化发展，教育质量不断提高的阶段。先后创办了中国医科大学、民族学院、行政学院、延安大学、日本工农学校等。这一阶段干部学校的学制从短训向正规学制转变，进一步明确了办学方向，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和文化知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文化素质和各种专业技能，尤其是在造就革命的先锋队上下功夫。
1942年到1945年是整顿提高阶段。先后创办了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延安外国语学校（即俄文学校）等；还创办过警政学校、摩托学校、西北公学等。这个阶段创办的学校不多，主要是整顿提高阶段，也即整风阶段。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便开始了一场教育革命，在反对主观主义中端正了办学方向，执行了正确的教育方针。
正是在延安这个造就革命干部的大熔炉里，学员们学到了新思想、新文化、新技能、新作风，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中华民族的栋梁。
外国记者在延安
党中央到达延安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不管敌人怎么封锁和阻拦，始终都有许多外国记者来到延安。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斯特朗、罗辛格、斯蒂尔，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德国记者汉斯·希伯，苏联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国名孙平）以及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六名外国记者等。
斯诺是第一个进入陕北苏区的外国记者。从1936年7月到10月，斯诺在苏区采访了90多天。回到北京后，斯诺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将亲自采访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在中国和海外的各种报刊上登载出来。1937年10月，斯诺将这些通讯报道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为出版方便，易名《西行漫记》。这本书真实而生动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影响很大。国内许多爱国青年就是在读了这本书后参加革命的。
1942年12月，荷兰记者布朗基、法国记者乔丹和魏尔曼，都是从北京和天津等地取道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来到延安的。这些人访问的地方很多，而且考察也非常细致具体。他们认为边区政治清明的表现：（1）男女平等。边区培养了大批新的青年，全国的优秀青年都汇集到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这些人将是中国未来的中坚力量，是中国的希望。（2）实行民主，农民都参加选举，并且非常认真。边区贯彻了真正的民主原则，即实行了“三三制”的政府组织原则。这种制度受到人民的拥护，为未来的中国奠定了基础。他们还报道了边区经济繁荣，货币稳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生活有了基本保证。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由中外记者21人组成，1944年5月31日抵达边区。先后参观固临、延长、南泥湾等地，6月9日到达延安。6月12日，毛泽东接见并答记者问。自到达延安后，记者们参观了边区政府、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医科大学、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以及有关工厂和洛杉矶托儿所等，对边区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6月22日，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军委礼堂向中外记者作了《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记者们说“这次来到延安，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他们看到边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并要求忠实客观地把延安的真相给世界做报道。
7月12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的访问结束后，中国记者和夏南汉神甫离延返回重庆，其余五位外国记者赴敌后考察。他们在边区及晋西北战地逗留四个多月，搜集了边区及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民主建设、抗战成绩的诸多材料。先后于10月5日和23日离延返渝。
这些外国记者回大后方及故土后，先后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报道》等论著。这些著作都比较客观、真实、公正地向世界介绍了共产党及其解放区的状况，收到良好的反响。
国际医疗队在延安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世界一切友好人士的支持与帮助。仅国际医疗队就曾有三批友人来到延安。
第一支是白求恩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
抗战爆发后，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和美国民主同盟派遣白求恩率加美医疗队到中国。白求恩任队长，成员有加拿大女护士琼·尤恩和美国外科医生帕尔森斯（留武汉工作）。1938年春，白求恩大夫一行到达延安。毛泽东在凤凰山麓亲切会见了白求恩大夫。在延安工作一个月后，5月2日，白求恩大夫（加拿大圣公会派驻河南传教士理查德·布朗大夫利用休假与白求恩同去晋察冀边区工作）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后在抢救伤员时不幸感染殉职。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高度赞扬了他的国际主义精神。
第二支是印度援华医疗队。
抗战爆发后，印度国民大会成立援华委员会，并决定派医疗队到中国去。爱德任队长，卓克任副队长，成员有巴苏、柯棣和木克。1938年9月17日，印度援华医疗队抵达广州。11月21日到达重庆。队长爱德请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中印文化协会的谭云山教授为队员们每人起一个中国名字，以表达热爱中国。谭云山在他们每人名字后面加了一个“华”字。
1939年2月12日，爱德华率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延安。3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凤凰山麓接见了印度援华医疗队。
印度援华医疗队给印度国大党承诺：至少要在中国工作满一年。后来他们的工作时间基本上都超越了时限。
第三支是叶彼得率领的英国公谊服务会医疗队。
1946年12月初，英国公谊服务会医疗队到达延安。队员有葛礼馥、戴杰克、许岩礼、许岩礼太太、米福兰、甘贞安护士等。
抗战期间，英国公谊服务会医疗队曾组织两支医疗队来中国。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赠送解放区的药品及器械被扣在三原。1946年10月28日，英国援华会会长克利浦斯夫人来延访问，终于促成医疗队来延。
1947年3月，医疗队随中央医院转战陕北，参加救治伤员工作，至1948年先后离开。
除上述三个团体之外，当时还有美国医生马海德、苏联医生阿洛夫、朝鲜的方禹镛、捷克的罗别愁和德国的汉斯·米勒等许多友人在延安工作。
1944年10月，联合国救济总署赠送保卫中国同盟一台X光机，经宋庆龄和史迪威将军协助运抵延安。
陈嘉庚访问延安
1940年2月，陈嘉庚先生发起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在新加坡正式成立，成员50人。陈嘉庚之所以组团回国，原因之一：1939年冬，蒋介石在天水行营发出一份关于陕甘宁边区国共发生摩擦经过的情况报告，引起海外侨胞不安，各地筹赈分会纷纷向总会探询，建议总会派代表回国考察。
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应毛泽东正式电邀，对延安进行访问。
陈嘉庚一行到延安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南门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边区政府代主席高自立高度赞扬南侨抗战以来捐款的功绩。
6月1日，陈嘉庚在朱德陪同下参观了中国女子大学。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并宴请晚餐。当晚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举行欢迎晚会。
2日上午，高自立向陈嘉庚介绍边区实行“三三制”等情况。
3日，陈嘉庚去抗大三分校参加欢迎会并纪念该校成立四周年大会。
4日，陈嘉庚一行自由活动，游览街道、市场及商店，与有关厅局长谈话。
5日晚，陈嘉庚在延安戏院报告了南侨支援抗战的情况。
6日，陈嘉庚访问安塞。当晚中共中央举行了欢送大会，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出席。陈嘉庚说：“在延安数日逗留，对各方面有机会多接触，对边区各界人士努力抗战工作，努力后方生产，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奋。”
陈嘉庚返回南洋后，在华侨万人欢迎大会上将归国考察所见所闻作了介绍，把国民政府战时的陪都重庆与革命圣地延安作了比较之后，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民主人士在延安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感召了全国诸多民主人士的爱国之心。从范长江、马占山、卫立煌，到李公朴、黄炎培、梁漱溟、符定一等，他们先后来到延安参观考察。
1945年7月，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位先生访问延安。黄炎培先生同毛泽东共同探讨了中共将如何能够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他畅谈到延安，看到这里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一片蓬勃的景象，觉得延安实行的政策是切实有效的。但他也考虑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我60多年的经历中，曾耳闻目睹不少团体和朝代，总是创业之始，雄心勃勃，艰苦奋斗，待到成功之后就逐渐松懈腐化，难免“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败局。他诚恳地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国际友人在延安
延安时期，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全世界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先后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来到延安。除医疗队、观察组、记者团外，还有许多政要、技术专家、社会名流及个人，也纷纷前来考察学习。有的国际友人回去后，向外界真实报道边区的情况；有的集资捐款，支持延安的建设事业；有许多人就留在延安投身到抗战建国事业中去。可以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据林伯渠主席对第一届边区参议会做的报告称：“仅1938年到边区来的外国友人30个，包括世界学联代表团，美国大使馆参赞卡尔逊、荷兰大使等人。”
以柯乐满为团长的世界学联代表团，于1938年6月29日至7月4日访问延安，并拨专款建延安学生疗养院。
美国医生马海德与斯诺同期到达陕北，后来一直留在延安当八路军卫生部顾问，为边区医疗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专员、燕京大学讲师林迈可与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从收音机里获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迅速离开北平，历经艰险到达晋察冀边区，并在晋察冀工作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帮助训练无线电人才）。1943年8月，他们离开晋察冀，前往延安。在延安，林迈可任八路军总部通讯顾问、新华通讯社对外广播部顾问。同时，成功制造了一台大型发射机。
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
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亦称迪克西使团，分属于美国陆军、空军、海军、战略情报局各系统，拥有政治、军事、情报、电讯、医疗各方面人才。
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该组于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分两批乘飞机抵达延安，前后共30余人。其任务是收集华北日军和中共方面的情报，分析共产党对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提供援助共产党的有效办法和为海空军作战提供气象资料。8月15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指出他们到达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
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等方面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至抗战结束，延安方面提供给美军书面情报120多份。同时，观察组在人员往来、紧缺物资的运输方面给延安提供了帮助，他们先后发表很多讲话，写了不少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实际情况，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