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会议的正确抉择
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进行分析，做出正确抉择，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其他负责人共14人。
会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也是讨论和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
会议最卓著的成就是对策略路线的分析与制定。讨论中，围绕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在发言中，特别是在会后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精辟地分析了各阶层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他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脱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周恩来、张学良延安会谈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以期首先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大联合。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加强对开展东北军工作的领导。1936年初，中共中央先后两次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进行商谈，就红军与第六十七军互不侵犯达成口头协定。
3月初，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就双方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根据张学良的要求，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延安城内的基督教浸信会教堂，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且提出逼蒋抗日的正确意见。他认为抗日力量越大越好，热切希望抗日不反共，联共不反蒋。会谈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会议进行了一整夜，拂晓前周恩来离开延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
1936年12月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临潼华清池，扣留住在那里的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扣留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激烈而复杂的反响。尤其是在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两派的明争暗斗：以何应钦为首的一派，主张“讨伐”张、杨，派兵进攻潼关，派飞机到西安侦察并准备轰炸；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当晚，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主力调动提出建议，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
12月15日清晨，周恩来一行18人从保安出发去延安。17日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西安。周恩来随即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会谈，并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23日，三方谈判开始，周恩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六项条件。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飞抵洛阳。26日到达南京后，蒋介石就扣留了张学良。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国内和平实现了，全国抗日战争发动了。
周恩来劳山遇险
为了进一步就国共合作、红军改编等问题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等乘坐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前往西安。周恩来坐在驾驶室里，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等以及警卫班共20多人坐在车厢里。
当卡车行至延安与甘泉交界的劳山湫堰山隘口处时，埋伏在东侧山坡上的土匪首领李清伍率领的100多人，突然以密集的火力向大卡车发起攻击。听到枪声，周恩来意识到中了敌人的埋伏，他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地指挥警卫班战士奋起还击。在警卫战士的掩护下，周恩来和张云逸等跳下卡车，向西侧山坡撤退。战斗中，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有才、警卫排副排长陈国桥等壮烈牺牲。当匪徒来到卡车附近，看到陈有才穿的呢子制服和从他身上搜出的周恩来的名片时，以为这就是周恩来，顿时慌了手脚，匪首李清伍脱口惊呼：“这下捅下乱子了。”就仓皇逃窜，没敢追击。
设在三十里铺村的红军检查站指战员听到枪声后，一面迅速出兵增援，一面电告延安总部。延安总部立即派出骑兵飞驰劳山救援。周恩来等冲出火力圈，遇到救援的骑兵，安全脱险，返回延安。第二天，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由延安飞抵西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此后不久，这股土匪就被歼灭了。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撤离延安，1936年12月18日红军和平接管了延安城。
1937年1月，中共中央从保安移驻延安城。13日，延安城大街小巷贴满了“欢迎抗日领袖”等标语，由机关、部队、学校、市民、农民以及从甘泉等地来的群众代表，组成了四五千人的欢迎队伍，手拿着五颜六色的三角小旗，排列在从北门到大砭沟口的道路两旁。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和延安抗日救国会主任曹华山、副主任马生有，带领各界代表赶到离城八九里的杨家湾路口迎候。下午4点多，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健步走来，同各界代表一一握手问好。马生有牵着一匹披红挂彩、项戴串铃的大骡子，请毛泽东乘骑。毛泽东笑着谢绝了，和代表们边谈边走，一路走到大砭沟口。此时，欢迎的人群沸腾了，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山川。下午5点许，欢乐的人群簇拥着中央领导走进延安城。
进城后，毛泽东、朱德等被迎接到抗日救国会所在地。随后，抗日救国会在“三仙园饭馆”设宴招待中央领导。
这是反映欢迎中央领导进驻延安的油画。
洛川会议
为了制定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为照顾关中红军将领行程，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9人，其他有关负责人14人，共23人。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
会议就国共关系、战略方针和出兵抗日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鉴于华北危急，会议决定立即出动红军主力到山西抗日前线。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实现全面抗战的基本纲领。
会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11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以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
平型关大捷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依仗其军事上的优势，对华北和华中等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1937年9月中旬，沿平绥铁路进攻的日军占领山西北部的天镇、广灵、大同。阎锡山的晋绥军纷纷向雁门关方向撤退。进驻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二〇师从西面驰援雁门关，第一一五师从东面配合友军对从灵丘增援平型关之敌实施攻击。
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坂垣征四郎）一部首先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进犯。24日在平型关正面及团城口与中国守军发生激战。9月24日，第一一五师主力冒雨由冉庄向平型关东北进发，在公路附近山地设伏。25日晨，日军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区。八路军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突然对敌发起猛烈攻击，并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与敌进行白刃格斗，一举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担任钳制、阻击任务的第一一五师独立团，截断涞源、灵丘之间的交通线，打退日军增援部队的多次冲击，歼敌300余人。
平型关战斗，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平型关战斗之后，八路军又相继取得雁门关、阳明堡等战斗的胜利，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友军的正面防御作战。
新四军是怎么组建起来的？
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设想以南方八省游击区为战略支点，以红军游击队为基干，开展守土抗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9月，在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中，明确提出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支新的军队，在南方举起抗日旗帜。但国共双方在军长人选问题上分歧颇大，陷入僵局。正在这时，在海外流亡10年之久的北伐名将叶挺归国请缨抗日，国共双方都表示认可。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10月6日电令：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浙闽边和闽西等红军游击队，统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的番号和军长。
11月3日，叶挺应邀抵达延安。延安各界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隆重举行了欢迎叶挺将军大会。叶挺在会上激动地表示：“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随后，毛泽东和叶挺亲切谈话，详细地解释了中共在抗日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开始在武汉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12月25日，叶挺、项英在汉口召集干部会议，宣布新四军是由南方赣、粤、闽、湘、浙、鄂、豫、皖八省红军游击队组编而成，全军1.03万余人。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
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2月14日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还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1938年4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开赴皖南抗日前线，浴血奋战在大江南北。
自1939年起，新四军军部确定10月12日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
自从北平、上海、太原、南京相继失陷后，抗日战争到底能不能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党内、国内许多人都感到非常迷惘。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的有识之士，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撰写文章，早就预见到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的战争。
1938年5月，毛泽东七易其稿，撰写了5万余字的《论持久战》这部军事理论著作。毛泽东全面地考察和论证了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根据。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箴言，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之正确结论。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及在海内外扩大发行，引起了巨大轰动。在国民党军政界也产生了强烈反响。时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将军读后极为叹服，称此书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并将该书的精髓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呈送蒋介石阅读。蒋介石阅后甚表赞同，指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中国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在交战国日本也受到了重视并产生深远影响。当时，日本《改造》杂志社就全文登载了《论持久战》一文。日本投降后，其国内军政界普遍认为：强大的日本帝国之所以败给中国的“东亚病夫”，就在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之高明。为此，日本军政界还组织了一个“《论持久战》研究会”，探寻这本书的内涵和奥秘。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为了分析抗战以来的形势，制定党在新阶段的战略任务，纠正党内正在抬头的右倾错误，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共30余人。这次会议的主旨，是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王明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
在张闻天致开幕词后，毛泽东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尤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科学论断，是党中央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
最后，毛泽东作会议总结，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
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加强自身建设。
为了加强对党员特别是新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强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与此同时，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张闻天的《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等论著，所阐发的思想理论观点，对加强党的组织、思想、作风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正面战场作战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抗战形势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时期。
日本侵略军深入中国内地后，由于兵力不足，在其后方留有广阔的地区。要在敌后开展并坚持持久广泛的游击战争，就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保存、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收复被国民党军队丢失的大片国土，开辟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
1937年至1940年，八路军在华北实行战略展开，从以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直接配合友军作战，发展到实行大幅度分兵，在华北广大敌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等多块抗日根据地。
1938年1月，新四军各部队迅速完成集中整训，随即进入华中地区，在长江南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创建了苏南、苏中、苏北、皖东、皖中、皖南、豫皖苏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10月广州失守后，在党的领导下，开辟了东江抗日根据地。原在海南岛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创建了琼崖抗日根据地。
从抗战爆发到1940年，人民抗日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敌后，先后新开辟了16块抗日根据地，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的抗战重心。
百团大战
1940年8月至12月，为了粉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囚笼政策”，制约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的危险，华北八路军（不含山东）所属部队利用“青纱帐”和雨季，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随着战役的展开，八路军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约20万人，故称“百团大战”。
这次战役是在彭德怀等将领的指挥下，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阶段。
第一阶段从8月20日到9月10日，是交通总破袭战，重点是正太铁路，敌人猝不及防，损失惨重。
第二阶段从9月20日至10月5日，继续袭击交通线两侧的敌人和摧毁深入根据地内的敌据点，取得重大胜利。
第三阶段从10月6日至12月5日，华北根据地军民转入反“扫荡”作战，粉碎了日军对太行和太岳根据地、对平西和北岳地区、对晋西北根据地的“扫荡”。
百团大战历时107天，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声威。
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蒋介石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下决心消灭在皖南的新四军部队。10月19日，国民政府发出“皓电”，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大规模反共高潮的信号和开端。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前往长江以北。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指战员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要求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随即将全军改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从此，新四军在陈毅、刘少奇的领导下，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开拓新的局面。
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为了确保在华的占领地区，使其成为支持与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从1941年到1942年，日军集中大量兵力对抗日根据地反复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在反“扫荡”的斗争中，根据地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在华中的水网地带，军民利用河湖港汊广泛开展水上游击战。在华北的平原和山区，广大军民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战等战法。打得敌人心惊胆战，防不胜防。
抗日根据地军民还在游击区开展了激烈的反“蚕食”斗争。当敌人在游击区建立据点、碉堡时，根据地军民密切协作，以坑道爆炸和地区游击相结合，对敌人进行围困，使其断粮、断水，难以立足；在有利时机，则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交通破袭战，坚决拔除敌军据点，斩断敌人“蚕食”的魔爪。敌后根据地军民为了深入到敌人的心脏地区活动，还创造了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这种新的斗争方式，在敌占区和接敌区形成了“隐蔽根据地”，把敌人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使日军的“治安区”不得安宁。
敌后根据地军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战法，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游击战争，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抗日战争中的中共中央南方局
1939年1月16日，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为书记。南方局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秘密设立在重庆的代表机关，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
南方局在重庆历时七年零四个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方局在以下各方面：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党的原则立场，提出统一战线的方针；应对突发事件，布置干部和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广泛开展文化工作，秘密营救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开展外事工作，扩大对外宣传等，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红色堡垒”。
南方局工作是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推动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发展，提高共产党在全国的威望及在世界上的影响，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三五九旅南下开辟新区
1944年，为了增强华南地区的抗日力量，开辟新解放区，扩大对日军战略反攻阵地，9月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率部南下湘、鄂、赣等地开展工作。10月上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4200余人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亦称南下支队），另有中央派往鄂豫皖边区的干部900多人一同南下。11月1日，南下支队在东关机场举行誓师阅兵仪式，毛泽东、朱德等检阅了部队。11月10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经绥德东渡黄河，越过同蒲路，由太岳区垣曲东南再渡黄河，越陇海线向豫皖湘粤敌后挺进。
1945年1月27日，南下支队在湖北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师，将干部移交给鄂豫皖区党委，完成护送任务。随后继续奉命南下，进占平江县城后，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进抵鄂南通山、崇阳地区后，经中央批准成立了湘鄂赣边区临时党委、行政公署和湘鄂赣军区。6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湘鄂赣边区党委和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指示他们继续南下湘粤边，会同东江纵队建立五岭根据地。8月28日，部队到达粤北南雄县，因日本投降，9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部队选择路线北上，向新四军第五师驻地靠拢。9月下旬，在大悟山地区与新四军第五师再次会师。10月中旬，恢复第三五九旅番号，归第五师指挥。
南下支队向湘粤边进军，历时一年，转战七个省，行程1.58万多公里，到达了目的地。由于日本投降，虽未实现创建五岭根据地，但南下支队挺进敌后的壮举，震慑了日伪军，对巩固和发展中原解放区有很大作用。
解放区战场发动全面反攻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对日本实施了一定的威慑。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对日宣战，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8月10日24时至11日18时，延安总部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
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指示、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向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
在华北，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等军区的部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主要进攻铁路沿线两侧地区的日伪军，解放了许多城市，龟缩在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敌人已成瓮中之鳖。
在华中，苏浙、淮北、淮南、苏北、苏中、河南及鄂豫皖湘赣等军区部队，分别向长江两岸、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及宁沪路各地的日伪军举行反攻，直逼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解放了华中地区大片国土。
在华南，东江、珠江、琼崖等纵队人民武装力量，分别向广九路沿线、东江两岸、雷州半岛的日伪军据点展开进攻，直逼广州、海口等城市。1945年8月11日到9月2日，仅解放县以上城市就有150座之多。
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山城沸腾了，街上张灯结彩，旗帜飘扬，街两侧的墙壁上贴满了标语，黑板报上都用大字醒目地报道消息。不分男女老幼，人们汇集在街头和集会场所。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唢呐声此起彼伏。“八·一五”之夜，欢乐的人群，簇拥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组成雄壮的火炬游行队伍。延安是火把的世界，市内和城外的几条山沟里火龙彻夜不熄，照亮了宝塔山和延河畔。在火炬游行的人流中，还有一支250多人组成的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队伍，他们过去大多是侵华日军的士兵，被俘后经过教育参加了反战运动。这一天，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最先得到日本天皇发表投降诏书的消息，先是激动地用冲锋枪朝天空一连串点射，以独特的方式表示庆贺。当晚，他们又驾驶汽车加入火炬游行的队伍之中。郊外的篝火也彻夜燃烧。
延安的庆祝活动一直延续到9月5日，下午2时，各界群众2万多人在南门外广场集会，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举国欢庆。重庆、南京等地军民，都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庆祝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