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陕西组织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陕西是建立党团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陕西籍旅外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创办了《共进》《秦钟》等一批进步刊物，宣传新文化思想，传播马列主义，为建立党团组织做了思想上准备。
陕西党的组织是由党的不同组织系统派员建立起来的，其特点是先建立团组织，后建立党组织。概括地说，是通过三条线建立起来的。
其一，1922年8月，王尚德奉董必武指示，由武汉回到陕西渭南赤水镇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6月，在渭南建立了陕西第一个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王尚德任书记。1925年底，建立了党的赤水特别支部。
其二，1924年春，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李子洲到陕北榆林中学任教。同年7月，他任陕西省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其间，传播马克思主义，着手建团建党工作。12月，成立了团支部。1926年初，绥德四师党支部成立，这是陕北最早建立的党组织。
其三，1925年9月，上海青年团中央派吴化之到陕西做团的工作，中共豫陕区委委托他在陕西发展党的组织。10月，吴化之组建了中共西安市特别支部，书记安存真。1926年初，中共西安地委成立，书记黄平万，统一领导关中地区的党组织。
1927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党团组织建立后，向各地派出党团员骨干，发动群众，扩大组织，开展广泛的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的武装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5月，陕西党组织先后发动和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和栒邑起义等十多次武装斗争。
清涧起义是西北地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渭华起义把重点放在农村，军队起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
栒邑起义是以抗粮“交农”为主的农民起义。
以上这些武装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使我们党获得了武装斗争的经验，培养、锻炼了一批像刘志丹、谢子长这样的优秀干部。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共陕西省委和陕甘边特委领导创建的。经历了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三个发展阶段。
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后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随后与陕甘边南梁游击队会合。12月底，成立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1932年初改编为陕甘游击队。1932年4月，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是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1932年12月24日，在宜君转角镇宣布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根据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精神，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33年3月，成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3月8日，成立陕甘边特委；4月5日，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到5月止，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初步建成。由于杜衡的错误，造成红二团南下失败。
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了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为恢复红二十六军做了组织准备。11月3日，陕甘边特委和总指挥部党委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六军，同时决定成立三路游击队，划分三路游击区，扩大红军的回旋余地，加强各路游击队之间的相互支援。11月7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成立。红四十二师成立后，积极开展创建根据地的活动。到1934年1月，以南梁为中心，纵横150余里的新根据地初步形成。
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朱自清为赤卫军总指挥。这是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至此，红二十六军已拥有4个正规团，1000余人，赤卫军也发展到1500人。陕甘边根据地日益巩固。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共陕西省委、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导下由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创建起来的。
从1932年3月14日延川游击队成立，后改为西北先锋队、陕甘九支队，到1933年4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一支队成立后，即在“安定以南，清涧以西，延川以北，延安以东，南北百余里，东西30余里的青坪川、永坪川，发展游击战争”。
1933年7月23日，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坬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扩大与巩固一支队，成立二、三支队，建立绥清边、佳吴边、安延边和神府边四块游击根据地。从8月到次年5月，先后成立了二、三、四、五、六支队，并建立了数块游击根据地。1934年4月4日，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建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组建正规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1934年7月8日，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谢子长兼任总指挥，共300余人。
1934年7月，敌人对陕北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围剿”。在谢子长领导下，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陕北红军共同作战，从8月18日到26日，取得景武家塌、张家圪台和河口镇作战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反“围剿”后，陕北一、二、三支队改编为红军陕北一、二、三团，并于1935年1月在安定县白庙岔组成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陕北游击队发展到16个支队，赤卫队发展到近2万人，并在安定白庙岔成立了以马明方为主席的陕北省苏维埃政府。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与发展
1935年初，蒋介石调集6个师及各县民团地方武装5万余人，向陕北、陕甘边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围剿”。
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为统一两个根据地党的领导和红军的指挥，集中力量粉碎敌人的“围剿”，于1935年2月5日，在安定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红军西北军委。5月，在赤源县玉家湾成立了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西北红军作战。从5月上旬到6月下旬，西北红军在刘志丹领导下转战800余里，先后攻克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歼敌3000余人，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达4000余人，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根据地范围空前扩大，人口逾百万，在20余县建立的革命政权日益巩固。
在第二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之际，蒋介石发现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有向陕北进军的意图，随于1935年8月，调集10万余兵力，分五路又向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刘志丹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牵制国民党10余万军队在根据地不可自拔，减轻了长征路上各路红军的压力。正在这时，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由鄂豫陕苏区西征北上到达陕北。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延川县永坪镇胜利会师。9月17日，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镇召开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鄂豫陕省委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下辖3个师，全军团共8000余人。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先后取得了劳山和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为粉碎第三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西北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刘志丹、谢子长的珍贵文物
这里陈列的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主要创建人刘志丹、谢子长的部分文物。
毛泽东、周恩来为刘志丹题词的拓片。
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不幸牺牲。1943年4月，在志丹县为刘志丹修建了新的陵园，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分别为烈士题词。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这副挽联，是1933年刘志丹为刘林圃烈士牺牲一周年纪念时题写的。
这件棉大衣是刘志丹穿过的。后来，他把这件棉大衣送给高维嵩。刘志丹牺牲后，高维嵩把它交给母亲保存。1953年，交我馆收藏。
刘志丹在榆林中学上学时用过的砚台和墨水瓶。
刘志丹在南梁根据地时用过的马鞍子。
毛泽东为谢子长烈士题的词。毛泽东先后三次为谢子长烈士题词。
1939年，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在谢子长的故乡枣树坪修建了陵墓。6月23日，毛泽东第一次为谢子长烈士墓题写的是“民族英雄”四个大字。7月9日，移灵时，毛泽东又为烈士题写了“虽死犹生”，并撰写了碑文。1943年，在瓦窑堡北郊齐家湾新建谢子长陵园后，毛泽东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赴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
移谢子长烈士灵柩时，从墓中取出的烈士生前用过的手枪和眼镜。
1923年，谢子长在山西陆军学兵团第二期学习时的同学录。
这个饭罐是谢子长在养伤时群众送饭用的，由其儿子谢绍明保存，后捐赠我馆。
战友情谊
1934年8月26日，谢子长在指挥清涧县河口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
1935年1月，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北上陕北根据地时，专程到赤源县水晶沟灯盏湾看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如何粉碎第二次“围剿”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再现两位战友会面时的动人情景，充分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致使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193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使中央红军在强渡湘江战役中，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了3万余人。
在这危急关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佯攻贵阳，逼近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为了到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中央红军继续向北挺进，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6月18日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师之后，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又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斗争。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从当地报纸上获悉西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根据此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同时，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会后，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10月21日，陕甘支队在平台山歼灭尾追的国民党军1个骑兵团，击溃3个团。2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并以陕、甘、晋三省为发展的主要区域。
毛泽东用过的手枪
这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用过的手枪。
1935年10月20日，就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的第二天，毛泽东听取了保安县独立营教导员龚逢春和赤安县游击队支队队长张明科的工作汇报。21日，中央红军“切尾巴”战斗后，毛泽东将这支德国制造的勃朗宁手枪和30发子弹送给了张明科，他一直随身佩带着。
新中国成立后，张明科曾把这支手枪送交公安部门保管。1970年，时任甘肃地区专员的张明科，将这支枪号为“625023”的手枪捐赠给吴起县革命纪念馆。
成仿吾长征时用过的毛毯
在长征路上，成仿吾被编入军委干部团，有一个连专门保护干部团的安全。连队指导员看到成仿吾的毛毯太薄，要求将自己的一块厚毛毯换给他，成仿吾没有同意。在过草地时，指导员又提出了换毛毯的要求，他说：“我背着厚毛毯行军打仗实在不方便，你有马骑，可以用来驮行李，咱俩换一下不是很合理吗？”成仿吾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同意把毛毯换了。其实，这是指导员为了让成仿吾增强御寒能力而故意编出的理由。走过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后，成仿吾到处打问这位指导员，想把毛毯再换过来，可是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指导员在过草地时已经牺牲了。为了纪念这位无名烈士，成仿吾便将这块毛毯珍藏起来，1975年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
此外，这里还展出中央红军长征时用过的油印机、红军战士周长根过草地时吃剩下的半根皮带、红军女战士过雪山时用过的脚码子等珍贵文物。
纠正陕北错误肃反
正当西北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反“围剿”并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1935年9、10月间，“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在根据地内部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许多人被无辜杀害，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恐慌，根据地面临严重的危机。
在这关键时刻，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当了解到西北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严重情况后，毛泽东极为重视，当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三等人携带电台，代表党中央前往瓦窑堡，接管保卫局。
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迁到瓦窑堡，在这里，中共中央成立以董必武为书记的党务委员会，负责处理错误肃反的工作，释放了刘志丹等被关押的干部，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对制造这起冤案的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严肃处理，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会见了刘志丹，对他进行安慰和鼓励。
刘志丹表示：“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
1935年11月30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继英聂鸿钧（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
这是关于陕北错误肃反问题，中央先后做出的三个决议。
红军的东征和西征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又高涨起来。党中央及时制定出“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
为了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193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2月20日，抗日先锋军冲破阎锡山军队的防线，渡过黄河进入山西。3月31日，红二十八军在刘志丹军长指挥下渡河参战。
红军东征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顽抗，红军被迫自卫反击，取得兑九峪等战斗的胜利，并南攻临汾，北逼太原。蒋介石急调20万大军，分两路增援阎锡山，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西北根据地。
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5月初，党中央决定红军撤回河西，结束东征。5月5日，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东征历时75天，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红军扩兵8000余人，筹款30多万元，并在山西1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在东征指挥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东征回师以后，蒋介石仍坚持“剿共”政策，调集重兵，准备对西北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5月13日，红一方面军在延川太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东征，部署了西征。5月18日，西北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十五军团、骑兵团等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进行西征。
西征部队先以红一军团为左路，红十五军团本部为右路，后来又以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为中路，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相继出发。三路红军给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攻占了陕、甘、宁三省交界的部分城镇，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和老根据地连成一片，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张国焘的分裂行动遭到党中央以及广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的坚决反对，1936年6月，他被迫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
1935年11月，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红二、六军团，冲破蒋介石集团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历尽千难万险，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于1936年7月2日在四川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党中央指令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此时，张国焘虽已取消另立的“中央”，但仍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行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
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力争下，并得到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支持，1936年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和23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完成长征。
这组群雕展示了先后落脚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及红一、二、四方面军与西北红军兄弟般团结战斗在一起的情景
《随军西行见闻录》
作者廉臣，是陈云的化名。长征期间，陈云任军委纵队政委、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1935年6月，陈云受张闻天指派离开长征队伍，经上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随军西行见闻录》是陈云以一名被俘的国民党军医的身份，描述了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中旬从中央苏区突围长征，到1935年6月离开长征队伍这八个月的亲历亲闻，记述了由江西经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西康，又转入四川之松潘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12000里之行程。写成于1936年秋，全文约4.5万字。最早发表在中国共产党1936年在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上，是第一个向世界介绍中国红色区域及红军长征的人和著作，比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还要早一年时间。
这是该书1936年的最早版本
《红军长征记》
这是该书1936年的最早版本。《红军长征记》，是由数十位“玩枪杆子的人们”集体写成的“一部伟大的史诗”。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联名给各部队和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文信，得到广大指战员的积极响应，截至1936年10月底，就收到200余篇稿件，50多万字。为了尽快成书，编辑人员从这些参差不齐的稿件中选出了30万字编辑成册。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形势下出版《红军长征记》，就有些不合时宜，因而暂时搁置下来了。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为了配合整风学习，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出版《红军长征记》。这时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期，为了尊重历史，保存原书风貌，又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在出版时作了特别说明，并严格控制范围，致使该书印刷的数量很少。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这本珍贵的史料能够保存下来，中共中央宣传部经过请示，决定将其作为党内参考材料重新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