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政治，大力发展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逐步建设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党在延安创办了20多所干部学校，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各类干部，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也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一、政权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是第一个开展民主政治建设的区域。通过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民主选举，建立起各级民主政权。边区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最高的权力机关。边区实行的“三三制”原则，在局部执政中，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了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划图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相接的各一部分地方，共辖23个县。即陕西肤施、甘泉、鄜县（今富县）、延川、延长、安塞、安定（今子长）、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栒邑（今旬邑）、吴堡、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甘肃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镇原。此外，宁夏的花马池（盐池县），陕西的神（木）府（谷）区、关中的部分地区，归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的募补区。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
小型半景画《民主之宫》：以油画《延安宝塔》、复原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门楼、三尊单色玻璃钢人像圆雕为一体的小型半景画《民主之宫》，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政议政的情景。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位于延安南关大街，由上海建筑工程师毛之江设计。1941年3月动工，10月27日下午6时隆重举行落成典礼（前一天是日寇最后一次空袭延安之时）。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会议在延安新建的参议会礼堂举行。
（一）中共中央西北局
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5月13日，西北局正式成立，高岗任书记。抗战胜利后，高岗赴东北，习仲勋继任书记。
西北局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管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工作（包括伊克昭蒙地区工作）及西北各省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秘密组织。
1954年6月29日，中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西北局于同年12月10日撤销。
文物：延安大学党员献给边区党委第一次党代会的锦旗。
（二）陕甘宁边区政府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为边区最高行政机关。
陕甘宁边区政府从1937年9月20日宣告成立，至1950年1月19日撤销，历时12年又4个月。
德高望重的林伯渠连任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高自立、李鼎铭、刘景范、杨明轩先后任政府副主席。
党外人士李鼎铭当选边区政府副主席后，把家产全部献给边区政府，毛泽东曾劝他留一点家产，他坚定地回答说：“一点不留。”毛泽东称赞他：“真是开明人士。”
毛泽东用了很多的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像对待亲人那样细心周到地关怀着、抚育着它的成长。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
边区建设所有的大政方针都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确定的。边区的政权、军事、经济、文化建设及干部队伍建设等等，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智慧。
文物：陕甘宁边区政府印。陕甘宁边区政府各厅、处、院、行、局长、贸易公司经理、大学校长、各分区专员县长等任免命令。1945年3月9日，陕甘边区政府任命柳湜、胡仁为边区陈列馆正副馆长的任命令。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务人员公约。
（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边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体现。
抗日战争时期，参议会是边区最高权力机关、立法和民意机关。
依据选举条例，采取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制，选举代表、议员。在边区文盲未扫除的情况下，选民采取投票、投豆、画圈、画道、烧洞等办法来计算选票。这些措施，有效地保证了边区公民参与抗日民主政治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从1939年1月到1946年4月，边区参议会共召开过三届四次会议，历届边区政府均由参议会选举产生。毛泽东说：“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参议会，实际上成为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文物：《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参议会文件汇编，参议会议员证章、聘书等。
（四）建设“三三制”政权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纲领，1941年5月1日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亦称“五一”纲领。
纲领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它共有21条。“五一”纲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三三制”政权建设第一次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三三制”即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为了改变第一届边区参议会选出的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中共党员的状况，在第二届参议会上，毛泽东提议：“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个是由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根据这个原则，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高岗为参议会议长，绥德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18人中，中共党员人数有7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
“三三制”原则是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它的实施起到了调节各抗日阶级的利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其目的是调动一切力量，共同反对日本侵略。
1942年9月6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在边区军民财政最为困难的时期，毛泽东抓了两件事：一是开展了以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为目的大生产运动；二是采纳了李鼎铭的提案，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提案的实施，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文物：《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参议会议员证章、聘书、通知、文件汇编等。
（五）司法建设
1937年7月9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法院成为边区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谢觉哉、董必武、雷经天、王子宜、李木庵、马锡五等先后任院长。
黄克功枪杀刘茜案例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后的“刑字第二号”刑事案件。这是一个著名的案例。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就黄克功杀人案件给雷经天的复信中指出：“共产党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黄克功事件后，毛泽东专门到抗大作了一次《革命与恋爱问题》的讲话，向抗大学员提出婚恋中要遵守的三条原则，即“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和自愿的原则”。
1944年3月13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刊登了《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一文。
什么是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呢？主要有三点：一是深入调查；二是坚持原则；三是诉讼手续简化。老百姓亲切地称马锡五专员为“马青天”。
文物：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和颁布的各种法规和条例。李木庵用过的印章、砚台等。
二、军事建设
八路军主力出师抗日后，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防御力量，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同年12月，后方留守处改为八路军留守兵团。1938年春，为了统一指挥边区武装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将边区保安司令部及其所属地方部队，统归八路军留守兵团指挥，其主要任务是肃清土匪，打击汉奸，保卫河防，保卫边区。1942年6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成立，留守兵团归其指挥。同年9月，留守兵团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合并，对外仍保留留守兵团的番号。特别是从1943年起开展的“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极大地增强了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团结。
（一）八路军留守兵团
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时，各师都留部分人员在后方留守。为了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中共中央，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萧劲光任留守处主任兼政委。统一领导与指挥留守在后方的部队。
12月，留守部队改称留守兵团，统辖后方留守部队和地方保安部队。萧劲光任留守兵团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2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及其所属地方部队统归八路军留守兵团指挥。至1940年，留守兵团共有兵力3.1万多人。
1941年5月至8月，留守兵团先后两次整编所属部队，至1941年底，留守兵团共有兵力31777人。
文物：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用过的公文包、皮带、子弹带等。
（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为了统一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1942年6月10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延安成立，辖第一二〇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及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9月15日，留守兵团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指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对外以留守兵团名义出现。至1942年底，联防军总兵力为75307人。贺龙任司令员，萧劲光任副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
为适应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形势，1945年8月，中央军委对联防军作了较大的调整。一是于8月11日，中央军委命令成立晋绥野战军，由司令员贺龙、副政委李井泉统一指挥，率部分兵力开赴察绥前线作战；二是将部分兵力调往东北。三是将留守陕甘宁边区的兵力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西北军区的前身）。
边区还有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即不脱离生产的抗日自卫军，兵力约20万。
文物：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用过的钢笔、烟斗。陕甘宁边区警备司令部关于徐向前、习仲勋、何长工、白治民的任免通令。延安保安处处长周兴穿过的衣服。
日寇轰炸延安场景：日寇飞机在轰炸我河防阵地时，曾多次深入陕甘宁边区境内空袭延安、延长、鄜县（今富县）等地。据统计，从1938年11月20日至1941年10月26日，日寇空袭延安17次，投弹1690枚。
日寇空袭延安架次最多的一次是1939年10月15日，这一天，日寇出动轰炸机71架次，分4批轮番投弹225枚轰炸。然而，在如此密集的轰炸中，延安宝塔却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是什么原因呢？一是因为它起着航标的作用；二是幸运。
延安防空司令部原拟炸毁宝塔，后又决定保留。主要原因是延安地处黄土高原腹部，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宝塔是延安唯一的地理航标。如果没有宝塔，炸弹也许就会落在隐蔽于郊区的党中央机关及军民驻地。后来，延安防空司令部发现日寇拟炸毁宝塔，即刻用树枝、黄蒿草把宝塔遮盖起来，延安宝塔终于在战火中幸免于难。
大型文物：河防战斗缴获的山炮。陕甘宁边区的东面是黄河天堑。边区河防线北起府谷，南至宜川，蜿蜒1000余里，它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也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主要通道之一。
1938年10月22日，绥米佳吴清五县警备司令部成立，何长工任司令员，郭洪涛任政委，毕占云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陈奇涵任司令员。
太原失守后，日军逼近黄河，曾多次从神府、宋家川等渡口强渡黄河，兵力从数千人增至万人，日寇不仅用炮火猛烈轰击我河防阵地，而且还投掷毒弹，我河防阵地留守兵团与边区人民固守千里河防，日寇始终未敢越雷池一步。
据统计，从1938年3月至1939年12月，边区军民共进行78次河防战斗，其中日军发动的23次进攻中，大的战斗就有7次。
毛泽东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
（三）“双拥”运动
为了加强党政军民的团结，1943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1月25日至2月25日为边区“拥军优抗月”。八路军留守兵团决定2月5日至3月4日为“拥政优抗月”。“双拥”运动的开展，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延安也成为“双拥”运动的发祥地。
文物：后勤荣誉队敬赠拥军模范王补梅的锦旗“军队人民的母亲”。
神木县王家后洼村王补梅家是可靠的“堡垒户”。1939年夏，八路军一二〇师荣誉队数十名伤残军人转移到神木县王家后坬村。王补梅和两个女儿每天采药看护伤病员，并把自家和邻居的窑洞腾出来，让伤病员住，把全部粮食拿出给伤病员吃。十几只鸡下的蛋，也都做了重伤员的滋补品。自己全家却靠野菜度日。伤员们深受感动，亲切地称王补梅为“妈妈”。
1941年中秋节刚过，前方又送来七名伤员。炮兵连指导员龚秉权只剩一条腿，一进门就拉住王补梅说：“大娘，给我喝一口米汤吧！”说完就昏了过去。当时正是青黄不接之际，家里没有一粒米，地里的庄稼也未熟透。王补梅带着女儿到地里把成熟的谷穗剪了一筐，然后炕干，搓得一升多小米，熬了一大锅稀粥，给每个伤员端上一碗。
日复一日，荣誉队在王补梅家住了三年，临别时个个泪流满面，不忍离去。伤员们齐声说：“妈妈，等革命胜利了再来看您！”
1957年9月，王补梅大娘将珍藏多年的后勤荣誉队敬赠给她的锦旗“军队人民的母亲”，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
三、经济建设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尤其是1941年，由于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为了克服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民学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也重视发展工业生产，交通运输、金融贸易和科学技术事业，为度过严重困难，支持敌后长期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2年，吴印咸请求毛泽东为电影纪录片《南泥湾》（原名《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题词。毛泽东答应了。因窑洞光线比较暗，吴印咸提议到窑洞外面拍摄，大家立刻七手八脚将桌子、笔墨纸砚搬到窑洞外边。
这一天，陕北高原，天气晴朗，阳光柔和明亮，略有一点微风。毛泽东坐在桌前，屏气凝神，挥毫题写了“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遒劲有力的八个大字。
（一）大生产运动
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上半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许多次会议上，反复讲述“自己动手”克服物质困难的道理。毛泽东说：“第一个办法是饿死，第二个办法是解散回家。”“第三个方案，就是靠我们自己动手。”他指出：“人类几十万年来都是自己搞饭吃，全中国的农民都是用自己的手来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呢？”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总动员大会，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文物：抗战困难时期，边区军民吃的米糠、豆钱钱、野菜。
1941年春，三五九旅官兵在王震率领下，高唱“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战歌，披荆斩棘，浩浩荡荡地开进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经过几年艰苦奋斗，三五九旅很快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1942年12月，毛泽东回顾这时的情形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度过了困难。”
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他不仅在自己的住地杨家沟开垦了一小块菜地，而且还积极参加枣园造纸厂的劳动。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毛泽东常爱说的一句古语。毛泽东说：“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许多农户达到了“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至1942年底，边区军民终于渡过了财政难关。
文物：1942年经济建设计划大纲、1941年财政经济及生产自给计划、生产工作手册等。
《纺线织布》场景：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备团举行纺线比赛，周恩来、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能手”。周恩来以伤残之右臂获“纺线能手”，确实不易。他的右臂在1939年7月10日曾因坠马而骨折。而任弼时当时查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高血压。
在大生产运动中，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政委谭文邦的妻子陈敏，不顾家务和孩子拖累，早起晚睡，每天纺半斤纱，七个月完成全年计划，被边区政府授予“特等劳模”“模范家属”。
年仅七岁的小女孩——三五九旅四支队供给处吴成恩的女儿吴萍，每天能纺一两头等纱。
（二）发展工业
陕甘宁边区发展军事工业是从造机器起步的。1938年2月，沈鸿与利用锁厂（又称利用五金厂）七名工人携带10部机床奔赴延安，从而使延安有了第一家兵工厂。随后，边区恢复和创办了石油厂、纺织厂、造纸厂、农具厂、皮革厂、化学厂、制药厂等。毛泽东为工业战线做出重要贡献的李强、沈鸿、钱志道分别题词：“坚持到底”“无限忠诚”“热心创造”。
工业战线最著名的模范工人是赵占魁。他是农具厂翻砂股股长，具体工作就是炉前看火，无论严冬酷夏，都坚守在熔炉前，工作极为平凡，又十分艰苦。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号召大家学习他以主人翁责任感对待工作的劳动态度。
文物：兵工厂的设计图纸、制造手榴弹用的模具和枪支零件等。
（三）科学技术
陕北的冬天很冷，没有过冬的帽子是不行的。大生产运动中，部队自己动手赶做了一批毡帽。由于样子不好看，没有人愿意戴它。毛泽东常常戴着这顶毡帽子外出开会、做报告。大家见毛泽东带头戴毡帽，也就乐于戴这个很实用暖和的毡帽了。后来，人们编了一段顺口溜夸这顶毡帽：
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像钢炮子，敌人见了像龟孙子。
延安先后创办了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边区农业学院、边区职业学院，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以及下属的许多学会。李富春、徐特立、陈康白、李强等曾先后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
文物：延安时期出版的部分科普读物、气象工作者用过的探空仪盒、气象资料、笔记本、工具等。
马兰纸造纸流程小景观：振华造纸厂一直用麻为原料生产纸张，国民党的封锁使纸厂几乎断了生产原料。1939年9月，自然科学院华寿俊历时两个多月，试制出用马兰草为原料造纸。这一发明使这种牛羊也不吃的马兰草顿时变成了宝贵资源。同时，为《解放日报》、整风文件及七大会议文件的印刷提供了充足的纸张。
毛泽东给军队科技干部做报告
（四）交通运输
陕甘宁边区位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道路崎岖，交通落后，严重地制约了边区经济的发展。
为了发展对外贸易，便利食盐、粮食、草料、药材等的运输，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修建了延安飞机场、公路，使边区的交通运输业有所改善，促进了边区物资的交流和商业的发展。
延安的交通建设，投入力量最多的是延安机场，这个机场，是中国共产党管理使用的第一个红色机场。
延安机场始建于1936年1月，原为东北军张学良部飞机降落的简易机场。抗战时期，边区政府组织群众对机场进行了两次整修。第一次是1938年，加宽跑道，拓展机场。第二次是1944年6月至9月，为迎接美军观察组大力修建机场。
（五）商业贸易
陕甘宁边区积极开展了对外贸易，既发展了商业，又带来市场的繁荣。抗战前，延安市只有店铺123家，1943年即发展到473家。
陕北“三宝”：食盐、毛皮、甘草。三边是陕甘宁边区最大的产盐地，食盐的大量生产，不仅保障了陕甘宁边区的供应，而且远销到山西、河南、甘肃等省，成为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位于延安南关的新市场，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被人们称为延安的“列宁格勒”。
（六）金融财政
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于1937年10月1日。为了维护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银行当时对外未公开，其主要作用是财政支付。曹菊如、朱理治、黄亚光先后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
1941年11月7日，边区政府隆重举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大楼落成典礼”，并在银行大楼通道展示了金条、银圆、元宝及中外钞票。
朱理治行长在边区银行大楼落成典礼上讲话：“边区银行是边区人民自己的银行，是用它来有计划地推进我们边区经济的，有了银行，我们自给自足政策才容易完成。”
陕甘宁边区货币专柜：西北农民银行1947年“壹万圆”版石印、油滚子、打码机。
1941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钞票时，原四位数号码机已不适用，而七位数和九位数带英文符号的号码机又没有，大家很着急。周恩来得知后，捎回了七位数的自动号码机四个。
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边区银行成立之初，辅币异常缺乏，所以用邮票代辅币使用。为解决日常零星交易和辅助法币找零，1938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了“光华商店代价券”作为辅币，面额有贰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五种。1940年又增发柒角伍分的一种。老百姓称其为“光华票”，与法币的比价为一比一。
1941年1月28日，边区政府授权边区银行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印制了面额伍圆和拾圆的两种纸币。3月18日投放市场。边币先后发行了10种面额（伍圆、拾圆、壹角、贰角、伍拾圆、壹佰圆、贰佰圆、伍佰圆、壹仟圆、伍仟圆）。边币发行后，“光华商店代价券”逐渐收回。
边币的发行，标志着边区银行由财政支付机关转变为政府银行，是完善边区金融的新开端。
为了解决边区财政困难，1941年2月20日，边区银行发行“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救国公债”500万元，分10年还清，公债面额有三种（伍角、壹元、伍元）；8月又增加发行100万元。
1941年10月1日、1942年2月15日，陕甘宁边区银行先后发行两期“有奖储蓄券”。第一期发售50万元，面额贰元；第二期发售100万元，面额伍元。第一期头奖号码“23083”由关中分行售出，奖金1万元由铜川状元沟农民获得。第二期在绥德开奖，头奖号码“13891”，奖金3万元由靖边农民获得。
1944年7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的布告。流通券开始发行有伍拾圆、拾圆两种；后又增加伍圆、贰拾圆、壹佰圆、贰佰圆、贰佰伍拾圆、伍佰圆、壹仟圆、贰仟圆和伍仟圆，共11种面额。
商业流通券发行初期，边币仍为本位币。1945年5月1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自6月1日起实行以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为边区本位币，并责成银行迅速收回边币。
（七）合作社
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大力提倡发展合作社。它是由政府领导、各阶层人民联合经营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
1936年12月成立的延安县南区合作社，经过多年努力，逐步发展成为集商业、运输业和金融业为一体的大型经济组织。1943年1月，被西北局高干会授予“模范的合作社”称号，社主任刘建章被授予毛泽东题写的“合作社的模范”奖状。
老百姓送南区合作总社两副对联：
上联：入股没有现钱柴草也算下联：包交公盐公粮减轻负担横批：真正为民
上联：运输队草料站一站一站下联：骡马走骆驼到轮替不断横批：川流不息
到1944年，边区合作社有634家。如大众合作社、陕北公学合作社、军人合作社等。社员人数有18万多，股金约7亿边币。
文物：1944年7月边区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决议、大众合作社股票、南区合作社股票、合作社分户账、销货账等。南区合作社、安塞县庙店子农业合作社用过的大锅、饭勺等。
四、文化建设
抗战爆发后，大批优秀的文化工作者汇集于延安，成为活跃在陕甘宁边区的一支文化大军。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迫切需要，陕甘宁边区在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和医药卫生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建设，他们为边区的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边区教育
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发展边区的教育事业，教育经费支出占边区财政支出20%以上。到1940年，边区先后创办小学1341所和中等学校7所。其中，小学生达4万多人。
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召开文教大会，表彰奖励先进单位71个、先进个人202人。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创办第一所中学——延安中学。
文物：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延安保小证章、用过的天平。杨家湾模范小学教学教案、用过的沙盘。延安行知中学招生广告、校徽、自制的桃核算盘等。
1938年7月4日，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在延安成立，杨芝芳任会长。10月2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第一院正式成立。院长先后为丑子冈（代理院长）、陈璧如（未到任）、李之光、陶汲波、丁彤、凌莎、黄杰、杨芝芳。院址先后为延安柳林、安塞县小草峪村、延安城北李家洼新址。
1940年3月，“中央托儿所”成立。丑子冈任所长。第一批入托的孩子有七个。他们是：毛泽东女儿毛娇娇（李敏）、李维汉儿子罗小金（李铁映）、谢觉哉儿子谢定定、王首道女儿王苏云、贾拓夫女儿贾达黎、傅连暲女儿傅维芳和陈正人儿子小胖（陈迪生）。
1942年春，为了感谢美国洛杉矶的爱国华侨及美国朋友，中央决定将延安中央托儿所改称为“洛杉矶托儿所”。
1945年夏，“陕甘宁边区第二保育院”成立，名誉院长康克清，副院长王友兰。延安保小办学十余年间培育学生5000余人。人们习惯上把延安几所保育院和保育小学都称为“延安保小”。
文物：1940年，边区政府拨款在延安北川白家沟（今宝塔区河庄坪乡）新建保育院，建石窑洞48孔。1959年12月，镶嵌在保育院窑洞的中央领导人题词收回陈展。
毛泽东题词：“好好的保育儿童”
朱德题词：“耐心的培养小孩子”
林伯渠题词：“新的战士在孕育中”
吴玉章题词：“培养我们的新生力量”
“保小礼堂”石刻是延安保育小学校长梁金生（归国越南华侨）题。
（二）文学艺术
毛泽东题词：“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
抗战爆发后，一大批文艺工作者纷纷来到延安，成为活跃在陕甘宁边区的一支文艺大军。他们有女作家丁玲、诗人萧三、作家茅盾、剧作家李伯钊、作曲家马可、音乐家冼星海等。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为了贯彻《讲话》精神，广大文艺工作者怀着极大的热情走出“小鲁艺”（学院）到“大鲁艺”（人民群众）去，掀起了一个向民间文艺学习的高潮。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与剧目。有话剧《雷雨》、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大型歌剧《白毛女》、秦腔《血泪仇》，还有王大化、李波表演的秧歌剧《兄妹开荒》。
文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分版本，黄河大合唱手稿。木刻：毛泽东、朱德头像，《延安鲁艺大礼堂》等及鲁艺美术教员张望用过的木刻刀。
著名版画家力群回忆说：“那时候没有照相机，版画的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就是用木刻刀刻画需要报道的各种重要会议、人物头像及重要事件。”
大型歌剧《白毛女》是由贺敬之、丁毅等创作的。1945年4月28日，《白毛女》作为党的七大献礼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首场演出获得成功。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与七大代表观看演出。
文物：延安时期创作出版的部分文艺作品《高干大》《白毛女》《保卫延安》《兄弟开荒》等。
《黄河大合唱》场景：1939年春，因坠马受伤的诗人光未然（张光年）被用担架村村转送回延安，途中滔滔黄河的惊涛骇浪及艄公们齐心协力与汹涌澎湃的黄河搏斗、震撼人心的号声，深深地感染着诗人……
到达延安后，左臂肿胀的光未然口述灵感之作，并将《黄河吟》朗诵给冼星海听，激情澎湃的诗作，引起冼星海强烈的共鸣：“我能写好它！”冼星海一把抓过诗稿，把自己关在土窑洞里，夜以继日地谱曲。他爱吃糖，光未然给他搞了点糖。他写几句，便把白糖抓一把放在嘴里，瞬间，糖便转化为美妙的乐句……仅用了六天的时间，这部历史巨作创作成功。
5月11日，在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音乐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百余人正式公演《黄河大合唱》。浑厚的具有穿透力的船工号子，犹如千军万马，此起彼伏。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
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
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演出在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毛泽东高兴极了，站起来，拍着手连着说了三个“好啊！好啊！好啊！”《黄河大合唱》由八个乐章组成，它气势磅礴，音节雄壮而多变，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词句，就像风暴中的浪涛一样，震撼人心，被公认为是抗战时期最优秀的、最雄伟的大合唱。
7月8日，周恩来为冼星海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陕北佳县农民李有源、李增正叔侄仿《骑白马挂洋枪》调改编的《东方红》、陇东农民孙万福创作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陕北民间艺人韩起祥说书等，也深受群众欢迎。
文物：开展群众文艺活动用过的腰鼓、镰刀、三弦等。
（三）新闻出版
复原的解放日报社大门。
位于延安城东北方向的清凉山，不仅是名胜古迹的荟萃之地，也是延安时期新闻出版机构的集中之地。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和边区群众报社等均设在这里。
陈毅在七大影集中题诗《七大开幕致词》，揭示了清凉山在中国革命史中的重要地位：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红色中华》报创办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军长征后曾一度停刊。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后，又继续出刊。1936年，向仲华调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1937年1月29日《红色中华》改为《新中华报》。9月9日，《新中华报》由苏维埃政府机关报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刷新版）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1941年5月16日，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秦邦宪（博古）为社长。1946年4月8日，秦邦宪因飞机失事罹难后，廖承志继任社长（1946年7月任命，10月5日到职）。
《解放日报》是我党历史上一张有巨大影响的党报。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至1947年3月27日终刊，共刊2130号。
1947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出版了最后一期——第2117号。3月15日至3月27日，在战争环境下，《解放日报》在子长史家畔坚持出版了13期，即第2118号至第2130号。
1947年3月，范长江（《解放日报》、新华社副总编辑）率30余人，以“四大队”的番号，跟随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廖承志率代号为“昆仑支队”的新华总社主力队伍，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三交镇，向太行山转移。
文物：《解放日报》《群众日报》报头、博古签名章等。
杨松是第一位殉职在《解放日报》岗位上的总编辑。《解放日报》创办初期，每天都要发社论，报纸发刊一个月，他就写了29篇社论。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不知疲倦的写作，终于使他的身体彻底拖垮，大口大口地吐血……1942年11月23日，杨松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岗位，时年35岁。
1942年8月15日，陆定一接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边区群众报》是《陕西日报》的前身，1940年3月25日创办于延安，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名，曾先后是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1947年3月，报社随西北局转战陕北。1948年1月10日，报纸改名为《群众日报》。1948年4月21日，延安光复后，报社重回清凉山继续出版（1949年5月27日迁至西安出版。1954年10月16日，更名为《陕西日报》至今）。
延安新华社广播电台播音起始时间为1940年12月30日，这一天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1943年春，因广播发射机电子管发生故障，延安台暂时停止广播。1945年8月中旬，在抗日战争胜利即将到来之际，延安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经过紧张的准备，恢复播音。8月10日，广播了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总部发布的命令。8月11日，宣读了朱德总司令给冈村宁次（日本战犯，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命令及各路人民武装挺进敌占区收复失地的命令等。
延安台恢复播音后，台址由王皮湾迁至延安西北盐店子村寨子峁山上，后又迁至裵庄、大砭沟、北关等地播音。
全面内战爆发后，1946年11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召开战备会议，要求新华社广播电台在战争环境下广播不中断，并制定了“狡兔三窟”的应变方针。即在延安东北100多公里的瓦窑堡建立第一线战备电台，在黄河以东建立第二线战备电台。撤出延安时，即由瓦窑堡、河东依次接替，以保障广播在任何情况下不中断。
清凉山有大量的北宋年间的石窟雕刻。其中，最大的石窟是万佛洞，延安中央印刷厂的印刷车间就设在这里，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怕狂轰滥炸。
革命老人谢觉哉曾写诗赞誉：
马兰纸虽粗，印出马列篇。清凉万佛洞，印刷很安全。
文物：“解放日报”四个大字，是秦邦宪专门请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的报头。当时，毛泽东写了七张报头，秦邦宪拿着报头题字在编辑人员、排字和排版工人中征求意见，最后采纳了排版工人刘立夫的意见，选定了《解放日报》报头。遒劲亦美的报头，同时被镶嵌在解放日报社大门的门额上。
1970年3月2日，门额石刻被收藏陈展。
文物：延安中央印刷厂使用过的圆盘印刷机。
延安中央印刷厂成立于1937年7月1日，祝志澄为首任厂长，朱华民为副厂长兼党支部书记。在艰苦的岁月里，中央印刷厂印刷出版了大量的书籍、报刊，为发展边区印刷出版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3月13日，中央印刷厂在延安印完《解放日报》最后一期（第2117号）。3月15日至27日，战备分厂接替延安继续印刷报纸，共出版《解放日报》13期，终刊为第2130号。
1948年3月中旬，中央印刷厂少部分人员随中央前往华北，大部分人员及设备留给西北局。
（四）医药卫生
1941年夏，毛泽东为中国医科大学（1940年9月成立）第一期毕业学员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1939年11月7日，延安中央医院成立。医院最初定名为“中央干部医院”，毛泽东不同意。他说：叫“干部医院”，那老百姓怎么来看病？还是叫“中央医院”好，为群众服务。
1944年6月，中央医院改称“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第一部”。抗战胜利后，中央总卫生处与军委总卫生部合并，中央医院又改称“国际和平医院总院”。1947年2月，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一后方医院”，任务为接收重伤员和团以上干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9月至1946年6月，全院共收治病人13876名，接生婴儿3070名。至1947年2月，共收治病人15000名以上。
八路军军医院原是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干部休养连，驻拐峁村。抗战爆发后，前线伤病员不断送往后方，在此情况下，中央军委决定建立八路军军医院，苏井观任院长（是年秋，苏井观去莫斯科治病，由鲁之俊接任院长），汪东兴任政委。1939年5月1日，八路军军医院在拐峁举行揭幕典礼。12月1日，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1940年春，和平医院由拐峁迁至柳树店（原拐峁医院改为分院。同年夏秋间，并入和平医院总院）。1943年春，留守兵团野战医院改为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为了便于附属医院的工作和教学，和平医院与此调换院址，迁至刘万家沟。1946年11月，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二后方医院”。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所医疗设备齐全、技术力量雄厚的正规医院。医院有来自印度的爱德华、柯棣华和巴苏华大夫，来自朝鲜的方禹镛大夫，来自德国的米勒大夫及马海德大夫等。还有从国统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鲁之俊、祁开仁、黄树则、魏一斋等。
和平医院也是延安较有名气的医院，医院经常组织医疗队深入农村和部队，为群众为指战员防病治病，其知名度很高。革命老前辈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贺龙、王稼祥、陈赓、续范亭、关向应、李先念等及国际友人林迈柯教授（英国）、炮兵团长武廷（鲜朝）等，都先后在和平医院疗养过。
1937年10月9日，陕甘宁边区医院成立，傅连暲任院长。院址初设在延安宝塔山南麓，马海德、白求恩、金茂岳等大夫都曾在这里工作过。
1938年11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后，边区医院迁至东二十里铺。为防空袭，1939年迁至安塞黄瓜塌。欧阳竞任院长。医院设有内科、外科、产科和小儿科四个科。全院医护人员50多人，病床100余张，从1939年至1941年，共收治病人5900名。
1942年8月，迁至延安城南白家坪。1947年4月，边区医院改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七后方医院”。
旧址复原：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部大门——安塞黄瓜塌。
大门上联：保健是救国之基；下联：卫生乃强身之本
文物：自制手术剪刀、出诊药箱、中央医院印章、中央医院内科主任魏一斋使用过的听诊器等。
五、干部队伍建设
陕甘宁边区是培训干部的重要基地。抗战初期，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和海外华侨，为抗日救国，不畏艰险，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在这里，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办了20多所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一）创办干部学校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抗战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和海外华侨，不畏艰险，千里迢迢奔赴延安。一位爱国青年在日记中写道：
打断骨头还有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剩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
党中央在延安创办的学校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大、陕公、鲁艺、女子大学、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中国医科大学、行政学院、炮兵学校等等。
电子相册：今昔学校对比。
随着形势的发展，到延安的青年越来越多，一所抗大已不能满足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毛泽东对陕公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公前后办了近四年，培训出一万多名干部。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它是由毛泽东等发起创办的。这是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学校，由沙可夫、李伯钊等负责。1939年5月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
毛泽东经常用鲁迅精神来教育青年和文艺工作者。他说：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在八年抗战中，鲁艺培养出一大批文艺干部，创作出一大批宣传抗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发动和组织群众起了重大的作用。
“鲁迅艺术文学院”校牌来历：
1939年7月1日，音乐家向隅、唐荣枚的第二个儿子降生在延安的窑洞里。向隅想请毛泽东给孩子取个名字。于是孩子的舅舅柯兰（唐一正，鲁艺文学系的学生）代写了一封信。
不久，中央办公厅送来毛泽东的回信。信封右边竖写“鲁迅艺术文学院”，中间并列写“向隅唐荣枚二同志”，落款“毛缄”。毛泽东在原信空白处写道：“取名延生如何？如以上不妥，请你们自己拟出两三个，我替你们选择一个。因忙迟复，甚歉！此复向、唐二同志，并庆祝你们的小孩。毛泽东九月五日”
鲁艺戏剧系舞台美术教员钟敬之，借用毛泽东信封上的字体，放大制成“鲁迅艺术文学院”校牌。
文物：招生广告、教员证章、抗大、鲁艺、陕公纪念章、教学计划、学员毕业证、学员文具、手抄笔记本等。那时，由于纸张极为缺乏，因此学员们特别珍惜有限的纸张，记笔记或抄小说时，总是将字写得很小。
（二）革命熔炉育英才
干部学校的教员，一部分是选调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高级干部到学校任教，一部分是请名人、学者和中央领导作为兼职教员。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和各部队负责人经常给学员讲课。
学员们露天上课，延河洗漱，用的是马兰纸，点的是麻油灯。一位外国朋友称赞说：“共产党真了不起，吃的小米饭，啃的《资本论》。”
文物：学员用过的排球、手电筒、马扎子、自制的桦树皮饭盒、陶瓷碗及棉被、挂包等。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门复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也是延安最有影响的学校。它的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19日改名，简称“抗大”。
抗大的学员，一部分是从部队中抽调的红军军政干部；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抗大的教员，一部分是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和政治工作经验的将领，如刘伯承、林彪、徐向前、何长工、胡耀邦等。一部分是从大后方聘请的艾思奇、何思敬等学者。
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的必读教材。毛泽东说：“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百团大战期间，侵华日酋冈村宁次曾声言：“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边区的一半”，“宁肯牺牲10个日本兵换1个抗大学员，牺牲50个日本兵换1个抗大干部”。
抗大办校十年间，培养出来的干部达10多万人，其中许多人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据统计，1955年被授予军衔的将军中，在抗大工作、学习过的抗大干部和学员有元帅5名，大将8名，上将26名，中将47名，少将129名。
文物：石日晷，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时刻的计时装置。延安时期，各学院及单位多采用石日晷计时。后来，国际友人林迈克发现以石日晷标准时间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为此，他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了使用石日晷带来的种种不便，希望延安能采用当今世界上已经普遍实行了的华西标准时间。毛泽东收到信后，非常重视，亲笔给林迈克复信，对他的意见表示赞同。1945年2月12日，《解放日报》专门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发的通知：“查本边区尚无统一标准时间，甚为不便。兹决定以华西标准时间为边区统一的标准时间。按华西标准时间比延安日晷时间迟18分钟。因此，照本地日晷时间推迟18分钟，即得华西标准时间，望一律遵行，以资统一，而便对外通信联络。”从此，延安就使用其所处时区的标准时间——华西标准时间，也就是中国中部标准时间。
（三）在职干部教育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使在职干部能够边工作边受教育，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干部教育部，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
延安在职干部的教育范围，是指延安附近80里的学校、团体、机关、部队中干事科员、班长以上干部。内容：业务、文化、政治、理论。
六、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对外交往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是整个革命策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外交政策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独立自主地开展多方位的外交活动，吸引了大批国际友人来延安采访，参加抗战，为延安与世界的交往架起了桥梁。
（一）陕甘宁边区交际处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承担了我党大量的外事接待和统一战线工作。
交际处始终坚持“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原则，从1938年至1941年，交际处共接待来客7000余人次。
（二）外国记者在延安
延安时期，来华的外国记者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海伦·福斯特·斯诺、厄尔·利夫，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乔治·何克，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任塔斯社随军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国名孙平）、卡尔曼等，他们客观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情况。
文物：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史沫特莱用过的公文包、留声机、穿过的呢子大衣等。
1937年8月中旬，海伦想以记者身份随军行动，她与毛泽东谈了这个要求。毛泽东给她写了一封致任弼时、邓小平的信：“斯诺夫人随军赴战地担任向外国通讯的工作，请你们给她以帮助，生活费等申请为解决。”随后，派遣肖劲光安排好海伦的行程和安全。这封信，海伦一直没送到。因为她到了云阳指挥部，两位收信人已在八九个小时前赴前线了。
1979年1月，邓小平应邀访问了美国，海伦终于将此信交给了邓小平。这封信，她保存了42年。
（三）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1944年6月9日至7月12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对延安和边区进行了考察访问。
在延安，毛泽东接见并回答了记者的问题。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
延安之行，记者们对边区情况作了客观的、真实的报道，从而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和解放区的新闻封锁。
文物：鲁艺赠给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的泥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名片等。
（四）国际医疗队在延安
抗战爆发后，许多国际友人来到中国援助中国人民抗战。
1938年初，白求恩率加美医疗队来到中国。随后，美国外科医生帕尔森斯留武汉工作。白求恩大夫与琼·尤恩护士（中国名于青莲）前往延安。
3月底，白求恩一行到达延安。不久，毛泽东在凤凰山麓亲切会见了白求恩大夫，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延安工作一个月后，5月2日，白求恩大夫（加拿大圣公会派驻河南传教士理查德·布朗大夫利用休假与白求恩同去晋察冀边区工作）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后在抢救伤员时不幸感染殉职。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写道：“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1938年9月17日，印度援华医疗队抵达广州。11月21日到达重庆。在重庆，队长爱德尔请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中印文化协会的谭云山教授为队员们每人起一个中国名字，以表达热爱中国。谭云山教授在他们每人名字后面加了一个“华”字（当时起的中文名是安德华、卓凯华、慕客华、巴思华、可棣华。后来在人们称呼他们的过程中逐渐变为爱德华、卓克华、木克华、巴苏华、柯棣华）。
1939年2月12日，爱德华率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延安。
在延期间，队长爱德华带柯棣华、巴苏华到拐峁八路军军医院工作（爱德华被聘为外科主任并负责医院管理工作，柯棣华为外科大夫，巴苏华为五官科大夫）。副队长卓克华带木克华去鄜县（今富县）张村驿卫校任教。
7月10日，周恩来骑马时不慎摔了下来。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大夫曾在杨家岭为周恩来医治骨折的右臂。
为了在第一时间救治伤病员，1939年11月4日，队长爱德华率巴苏华、柯棣华及德国人汉斯·米勒大夫奔赴晋东南抗日前线。
印度援华医疗队给印度国大党承诺：至少要在中国工作满一年。后来他们的工作时间基本上都超越了时限。
队长爱德华，带病工作，后因皮肤溃烂，久治不愈，在大家的多次劝说下于1940年7月回国。
副队长卓克华，因年事渐高，体力不支，于1939年5月24日离开延安回国。
木克华大夫，因肾结石于1938年8月2日离开延安回国治疗。病愈后取道缅甸欲再次来华被阻。
柯棣华大夫，1941年1月被任命为晋察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12月9日不幸病逝，时年32岁。柯棣华还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并有了爱情结晶，聂荣臻司令员给这个男孩起名“印华”。
巴苏华大夫是医疗队中在中国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巴苏大夫”。1940年巴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巴苏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印度援华医疗队在中国的工作情况。1943年6月巴苏返回印度。五年前，他是离别新婚蜜月中的妻子踏上援华征程的。
1946年12月初，英国公谊服务会医疗队到达延安。这支医疗队由队长叶彼得（英国内科大夫）、队员葛礼馥（新西兰外科大夫）、戴杰克（加拿大化验师）、许岩礼（英国X光技师）、许岩礼太太（护士）、米福兰（美国机械师）、甘贞安护士等。医疗队还带来了三卡车药品及部分医疗器械。
抗战期间，英国公谊服务会医疗队曾组织两支医疗队来中国。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赠送解放区的药品及器械被扣在三原。1946年10月28日，英国援华会会长克利浦斯夫人来延访问，终于促成医疗队来延。
1947年3月，医疗队随中央医院转战陕北，参加救治伤员工作，至1948年先后离开。
当时在延安工作的外国医生还有美国的马海德、苏联的阿洛夫、奥地利的傅莱、朝鲜的方禹镛、捷克的罗别愁等。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是最早走进陕北的外国医生。1936年，与斯诺一起到达陕北保安，取中文名“马海德”。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3月，八路军卫生部顾问马海德与鲁艺学员周苏菲在延安结婚。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公民。
安特烈·阿洛夫大夫是1942年5月斯大林派来的。曾在枣园中央医务所、中央医院工作，同时还肩负着中苏两党的联络任务。1944年6月29日《解放日报》第一版专题报道了当选为国际和平医院第一部（中央医院）模范医务工作者阿洛夫大夫为病人治病的事迹。
傅莱大夫，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医科大学他成功研制出粗制青霉素，被人们誉为“白求恩式的大夫”。
1944年10月，联合国救济总署赠送保卫中国同盟一台200毫安X光机，经宋庆龄和史迪威将军协助运抵延安。当时，由于机舱门小，X光机装不进去，史迪威将军下令将机舱门拆了装X光机。
文物：马海德大夫在延安使用过的医疗器械和药品。
1944年10月，联合国救济总署赠送给保卫中国同盟的X光机。
（五）华侨在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爱国侨胞或捐财物，或回国参加抗日。当时在延安学习工作的华侨就有600多人。
抗战以来，因沿海重要港口相继失守，海外华侨不仅回国困难，而且对国内的战争情况及遭受苦难的同胞生活详情不明。虽然海外华侨每月给国内汇去捐款并派遣机工回国服务，但一直没有派代表回国慰劳忠勇抗战将士及遭受苦难的同胞。为此，1939年冬，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简称“慰劳团”）。慰劳团代表资格：一要通晓国语、略识中文；二要不吸鸦片；三要自备旅费1200元（新加坡币）。
陈嘉庚起初并未准备回国。一是因为国语不通；二是年老畏寒，腰骨疼痛，不能久坐。后因国民党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对慰劳团回国先是阻挠后要随行并拟带团，为此，陈嘉庚决定亲自回国慰劳考察。
1940年3月6日，慰劳团启程回国。3月26日，陈嘉庚与庄西言、李铁民等五人飞抵重庆。在机场临时茶话会上，陈嘉庚声明自己是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并不是慰劳团团长。此次回国的目的：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二是考察战时国内情况；三是回南洋向华侨报告宣传，使千万华侨增加爱国热心，以外汇财力助祖国抗战。至于慰劳考察行程，他郑重的表示：若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达到，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不负侨胞之委托。
在重庆，陈嘉庚听说国民党政府已拨款8万元作为接待费用，并为慰劳团准备了较为奢华的住宿，深感不安。他立即写了一份启事，交各报刊登。声明：慰劳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一文。抗战艰难困苦时期，应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在等候慰劳团的日子里，陈嘉庚对国民党要人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所见所闻使他很失望。叹息：“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
4月14日，慰劳团到达重庆。经过十几天的参观访问后，慰劳团分成三个团，每团15人，于5月1日离开重庆分赴各地慰劳。陈嘉庚因准备访问延安，没有与慰劳团同行。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应毛泽东正式电邀对延安进行了访问。
6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亲切会见了陈嘉庚与侯西反（筹赈会常委）。日落时分，毛泽东、朱德、王明等与陈嘉庚共进晚餐。陈嘉庚在回忆录中写道：“筵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置方桌上，已陈旧不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巾，适风来被吹去即弃之不用。”由于秘书李铁民碰伤住院，陈嘉庚在延安多留了几天，并与毛泽东、朱德等进行了数次交谈。延安的种种新生气象，使陈嘉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和光明。
12月15日，在仰光华侨欢迎会上，陈嘉庚作了长达三小时的报告。他详述了回国访问经过，并以极其乐观的语气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文物：菲律宾华侨王唯真、陈萍夫妇用过的毛毯。新加坡华侨沈建图使用过的英文打字机。
（六）民主人士在延安
1938年4月17日，毛泽东与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合影。
延安之行，对卫立煌以后的思想和行动影响非常大。他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下令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和牛肉罐头180箱。当有人因数目庞大，不敢执行时，卫立煌说：“我是前敌总指挥，对于抗日有功的军队，都要一视同仁。照单发出，出了问题，我卫立煌负责。”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飞抵延安后，延安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先后在中央大礼堂、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设宴招待六参议员，并举行了文艺晚会。
有一次，毛泽东问黄炎培：感想怎样？
67岁的黄炎培坦诚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七）国际友人在延安
1938年6月29日至7月4日，柯乐满（英）团长率世界学联代表团一行（成员加拿大雷克难、英国傅路德、美国雅德）访问延安，并拨款建延安学生疗养院。
1937年底和1938年，美国驻华使馆海军参赞埃文思·福·卡尔逊曾两次到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他曾预言，日本必将向美国发动军事进攻。他还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实际也是帮助美国在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
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专员、燕京大学讲师林迈可与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从收音机里获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迅速离开北平，历经艰险到达晋察冀边区，并在晋察冀工作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帮助训练无线电人才）。1943年8月，他们离开晋察冀，前往延安。在延安，林迈可任八路军总部通讯顾问、新华通讯社对外广播部顾问。同时，成功制造了一台大型发射机。
路易·艾黎（新西兰）在中国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创办工合（意为“一起工作”），二是与好友乔治·何克创办培黎工艺学校，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技术水平和动手能力极强的管理和技术人才。
阳早、寒春（美）夫妇，一个是农牧专家，一个是核物理专家。他们在中国养了一辈子的牛，称自己是“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公民”。
洪水（越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黄埔军校和抗大学习过，是拥有中越两国少将军衔第一人，也是中国开国将军中唯一外籍将军。
著名作曲家郑律成（朝鲜）与公木合作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文物：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大会致毛泽东信。周恩来关于学习日本同志对日宣传工作手迹。日本工农学员制作的贺年卡、编织的凉鞋等。
（八）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
毛泽东对美国军事观察组的到来格外重视。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一文就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其中“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修改时所加。毛泽东称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
美国政府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来等于是和我党建立起一种官方联系。但是，观察组级别不高，并不办外交，但具有外交性质；它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不能决策。最初来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共有成员18人。他们分两批到达，一批在7月22日，另一批在8月7日。据不完全统计，至抗战结束时，延安方面提供给美军书面情报120多份，营救美军人员102人。
1945年2月，美军观察组成员惠特塞中尉和一位中国摄影师在太行根据地一个村庄被日军杀害。2月22日，八路军总部将美军观察组大饭堂开辟为“惠特塞纪念堂”，匾额系朱德手书。
1947年3月11日，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
文物：美军观察组用过的通行证。英汉常用语对照手册。
（九）从延安走向世界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共代表董必武参加会议并签字，中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一次公开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地球仪：延安时期，中国的抗战得到全世界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先后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医疗队、观察组、记者团以及著名记者、专家来到延安，有的甚至为抗战献出了生命。爱国华侨抗日救国更为高涨，纷纷从国外给边区捐款捐物，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为延安与世界架起了友好的桥梁。
延安市场沟一条街场景：日寇将古城延安空袭炸为废墟后，边区军民在较为隐蔽的西山（即凤凰山）背后沿山新建了一条南北贯通的商业街。这条商业街很长，自北门外大砭沟起，到边区政府所在地旁边的巩红沟（即原孤魂沟，后改为市场沟）。当时最繁荣的就是边区政府旁边的市场沟。
市场沟长约三华里，店铺约几百家。最著名的就是山西籍十大商户，享有“十大家四十八面窑”之称。
1939年7月7日，在纪念抗战两周年之际，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市场沟隆重举行落成典礼。
毛泽东的题词，由郭化若书写并镶刻在新市场大门两边：
坚持抗战 坚持团结 坚持进步 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反对投降 反对分裂 反对倒退 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主权
大门门额上的“延安新市场”为郭化若书写。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新市场商店题“南市”。
延安照相馆：延安照相馆的照相设施非常简陋，使用的底片大部分是过期的，拍摄效果不太好，往往要给顾客重拍。尽管这样，人们还是愿意到这里照相，留个影做纪念。没有电源，为了增加室内亮度，就将照相馆房顶、墙壁装上玻璃，采自然光，室内挂上布帘，调节光线强弱。院子墙壁上画有多种多样的山水、树木、楼房等水墨画及象征延安的宝塔山，以供顾客们拍摄时做背景。
抗战胜利后，来照相的更多，人们都想在延安照相留作纪念。而且这个时期，延安结婚的人很多，他们也愿意到照相馆照结婚照。因此，有一段时间照相馆顾客盈门，每天从上午8点到下午5点，照相和取照片的人络绎不绝。有些京剧演员自带戏装到照相馆来拍剧照，人们看了都以为是在剧场拍摄的。
陕甘宁边区银行大楼：陕甘宁边区银行大楼建成于1941年11月，它是中国共产党银行史上的第一座大楼。“陕甘宁边区银行”七个大字是鲁艺王曼舒题写的。
1989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委托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和延安地区分行筹建“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馆址就选定在原边区银行大楼。这是我国第一个银行纪念馆，因此，承办单位的领导极为重视。然而，当筹建者对原大楼进行维修时，到处都找不到原大楼的设计图纸。
这座大楼是谁设计的？它的设计图纸在哪里？
经多方采访、打听、查阅档案，才得知边区银行大楼是由边区银行业务处处长莫钧涛以残疾之手设计的。原来在战争中，莫钧涛失去了右手，银行大楼的设计图纸是他用右臂抚着纸，左手画出来的。设计图纸共晒制了两份。一份交给负责施工的罗成军。当大楼的主横梁要安装时，莫钧涛让工人在主横梁上挖了一个槽，将第二份设计图纸用油纸包裹好，藏在里边。然后再用木板封住。这样做，一是处于战争年代，为了使设计图纸安全；二是许多建筑师都愿意把自己的设计图和建筑融为一体。1948年延安光复后，莫钧涛急切地跑去看银行大楼，看到主横梁完好无损时，心里终于踏实了。
1947年3月，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将“前进指挥所”设在边区银行大楼，本性多疑的胡宗南则住在边区银行大楼旁银行职工宿舍大院。
1947年8月7日，为解榆林之围，蒋介石曾匆匆到延安督战，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企图将我党中央消灭或赶过黄河。
这是蒋介石一生中唯一一次到延安。蒋介石当天就离开了这个让他心绪不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