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壮举。
1934年10月，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被迫先后进行了战略转移——长征。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自然灾害和饥寒伤病的折磨，终于1936年10月胜利会师，先后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从此，西北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
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在陕甘边、陕北先后建立的两块根据地的基础上统一、发展、巩固起来的，是当时全国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一）中共陕西组织的建立
陕西是建立党团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
五四运动后，在北平、上海、武汉等地求学的陕西籍学生魏野畴、李子洲、王尚德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创办了《西安评论》《共进》等刊物，将革命思想传入陕西。他们利用在绥德师范、榆林中学、赤水职业学校任教为掩护，1924年6月，建立了陕西第一个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1925年5月，建立了陕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绥德特别支部。1925年10月，中共西安支部建立。1927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随着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党的力量也不断壮大。至1927年6月，党员人数由388人增加到2177人。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国民革命。共产党员刘含初、雷晋笙、刘天章等先后被杀害，全省各地党组织不同程度的遭到破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陕西也遭到失败。
文物：五四运动后，在北京、天津等地求学的陕西籍学生创办的进步刊物《新青年》月刊（1915年创办。毛泽东曾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在该刊物第3卷第2号发表了一篇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向导》周报（1922年创刊。中共中央早期机关报）、《西安评论》（中共陕西省党组织创办）、《共进》半月刊（1921年旅京陕西青年办）、《贡献》月刊（1922年天津陕西学生创办，出刊4期后与《共进》半月刊合并）、《陕北新声》半月刊（1932年陕西省立第六中学旅北平校友会编），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
魏野畴翻译的《美国史》、用过的皮箱。李子洲用过的文具盒、砚台及戴过的礼帽、狱中用过的毛毯。
（二）陕西武装斗争的开展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决议》，决定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1927年10月12日，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在清涧发动石谦旅部分官兵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8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发动渭（南）华（县）地区农民起义，唐澍、刘志丹、许权中等领导了此次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和苏维埃政权。渭华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地区爆发的一次农民运动和军队配合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也是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武装起义之一。
1928年5月6日，许才升、吕佑乾等领导发动栒邑（今旬邑）农民起义。
陕西相继爆发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和栒邑起义等多次武装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使我党获得了武装斗争的经验，培养锻炼了一批像刘志丹、谢子长这样的优秀干部。
文物：栒邑起义时，郝村农民用的大鼓。当时农民队伍集合就是以击鼓为号。起义军用过的步枪、土枪、春秋刀、关山刀等。
（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20世纪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陕西省和甘肃省交界地区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六军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军事力量。
红二十六军是中共陕西省委和陕甘边特委领导创建的。
1931年9月上旬，晋西游击队在拓克宽、阎红彦、杨重远等率领下，西渡黄河到陕北，队伍很快发展到100多人。根据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10月，陕北游击支队到达甘肃南梁附近的林锦庙，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12月底，成立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
1932年2月12日，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陕甘游击队初成立时，刘志丹因去省委汇报未任职。后任总指挥的有刘志丹、阎红彦等。
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会议。会议专门研究了陕西工作，同意陕西省委建立正规红军，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栒邑县转角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王世泰任团长。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吴岱峰先后任总指挥，习仲勋、张秀山先后为政委。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7月，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红四团，耀县游击队进入照金苏区，为了统一指挥，成立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几移其中心。1933年以陕西耀县照金为中心。1934年以甘肃庆阳县南梁为中心。1935年以陕西甘泉县洛河川为发展中心。它的区域先后包括耀县、栒邑、淳化、宜君、正宁、宁县、中部（今黄陵）、富县、合水、庆阳、华池、保安等县各一部。1935年2月，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
文物：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印、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印、渭华起义用过的军号、陕甘游击队用过的武器。
游击队使用过的榆木炮。榆木炮在攻城夺寨中曾立下赫赫战功。
洋铁桶，亦称“假机枪”。在铁桶里燃响鞭炮，声音震耳欲聋，就像打机关枪一样。
展墙文物：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直辖赤安县游击队第一支队一中队队旗。赤源县赤卫队第一支队第二大队队旗。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
（四）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开辟的，其主要军事力量是红二十七军。
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成立。1929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扩大会议，提出采取白色的（做争取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灰色的（做非法武装的工作）、红色的（组建工农革命武装）三种形式进行武装斗争。
1932年3月12日，刘善忠、高朗亭等人在清涧县淮宁湾收缴当地民团枪支，建立了延川游击队。经陕北特委批准先后改为西北先锋队、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和第一支队。
1933年7月23日至25日，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坬（特委交通员高禄孝家是个大户，当时有200多亩山地，农忙季节常雇短工。参会者挽着羊肚子毛巾，扛着锄，装着高家雇来的短工，陆续来到高家。高家有一个大院六孔窑洞，中间一孔大窑掌炕上有个藏匿粮食的小套窑，窑口很小，只容一人出入。套窑里面很大，20多人进去开会，也不显得拥挤，但里边阴冷，虽是盛夏季节，还须围着火炉子取暖。）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特委委员及各县代表20余人。会议由马明方主持。会议决定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域。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特委成员，崔田夫当选为陕北特委书记（人们习惯称其为陕北老掌柜），王兆卿任军委书记。
高起家坬会议是陕北革命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对创建陕北红军，开展陕北游击战争，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由于叛徒告密，毕维舟、王兆卿等共产党人被敌逮捕。8月3日，毕维舟、王兆卿、崔明道、高庆恩、王守义、高禄孝六烈士遗体被抛进无定河，史称“无定河畔六烈士”。
敌人的屠杀并没有动摇革命者的意志。在腥风血雨中，新上任的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扛起锄头，以打短工为名，寻找陕北特委委员，并在佳县寨则沟召开特委紧急会议，研究对敌策略。会议决定继续贯彻高起家坬精神。开辟安定（今子长县）、绥（德）清（涧）、神（木）府（谷）三块游击区域，建立游击队。
文物：烈士遗物。
1934年1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遣谢子长以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返回陕北。7月8日，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李家岔杨道峁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随后，谢子长率领游击队打开安定县城，释放了被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近百人。接着，南下南梁与红二十六军会合。8月中旬，谢子长率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返回陕北根据地，先后进行了安定景武家塌战斗、绥德张家圪坮战斗、清涧河口镇战斗、横山董家寺战斗，粉碎了陕北军阀井岳秀对以安定、清涧为中心的陕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不幸的是，8月27日拂晓，谢子长在指挥河口镇战斗中，身负重伤。
1935年1月，红一、二、三团合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朱子休为参谋长。
1935年1月，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马明方任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任副主席。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区域包括延长、延川、安定、安塞、清涧、米脂、横山、绥德、佳县、吴堡、神木、府谷、靖边等县大部或一部。
展墙文物：第三支队第二大队第二中队队旗。陕北清涧赤卫军三支队第一大队队旗。陕北延水县城二区赤卫军第九支队队部。
文物：陕北游击队用过的等身棍、土枪、马刀、矛、假手枪等。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编印的《劳苦大众报》、中共陕北特委编印的《西北斗争》。
（五）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与发展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由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统一后形成的。
1935年2月5日（正月初二），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建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党组织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两支红军队伍。惠子俊任工委书记（未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一说谢子长）。谢子长因伤势恶化，未参加会议。
周家崄会议后，西北红军相继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等六座县城，使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同时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落脚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北革命根据地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人口90万，建立发展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红军扩大到5000多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
9月17日，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镇主持召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改组西北军委，聂鸿钧（聂洪钧）任军委主席。为了统一领导，决定将三支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为了粉碎敌人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十五军团先后南下发动了劳山、榆林桥战役。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劳山战役中歼灭东北军一个师，师长何立中被击毙。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在富县榆林桥战役中，歼灭东北军一个团，团长高福源被俘。被俘的高福源后来主动承担了红军和东北军之间的联络工作，并促成洛川会谈。
烈士文物专柜：
刘志丹是1936年4月14日，在率领红军攻打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今属柳林县）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33岁。为了纪念刘志丹同志革命的一生和建立西北根据地的丰功伟绩，党中央于同年6月决定将他的故乡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党中央以及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刘志丹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
毛泽东为刘志丹烈士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周恩来为刘志丹烈士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刘志丹穿过的黄色呢子大衣：这件黄色呢子大衣是刘志丹在陕甘根据地搞兵运时穿过的。在艰苦的岁月里，刘志丹不仅将它当大衣穿，而且晚上常常当被子盖。寒冬腊月，部队宿营时，它又常常穿在执勤站哨的战士身上。后来刘志丹见战士高维嵩衣服单薄又赠给了他。刘志丹牺牲后，高维嵩十分珍惜这件遗物，将大衣交给母亲保存。1953年，高维嵩将这件大衣捐赠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保存。
刘志丹用过的马鞍：刘志丹在南梁堡进行武装斗争时，物资来源主要依靠小商小贩暗中转运。1933年，刘志丹派米脂县龙镇酒窑洼村的小商贩李及时到定边去转运物资，并将自己骑乘的大走驴让给他。1962年12月，李及时将刘志丹骑乘过的大走驴马鞍捐赠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
谢子长是1934年8月27日拂晓，在清涧县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逝世，时年38岁。为了纪念谢子长同志，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改谢子长的家乡安定县为子长县。毛泽东曾三次为谢子长烈士题词并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如此殊荣，在党内是少有的。毛泽东为谢子长烈士题词：“民族英雄”。
谢子长用过的手枪：这把驳壳枪是30年代初在北方局军委工作的薄一波送给谢子长的，当时送了两把，这是其中的一把。手枪由铜钢合制而成，枪托为铜，枪筒与扳机为钢，枪号“664”。谢子长牺牲后，他的侄子谢绍宜保管此枪。1962年，陕西省革命博物馆从烈士故乡（子长县李家岔镇枣树坪）征集到这把枪，1965年移交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
谢子长生前戴过的眼镜：1939年，在迁移谢子长灵柩时，由其侄子谢绍宜从棺中取出。1962年，谢绍宜捐赠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
《战友情谊》场景：1934年8月27日拂晓，谢子长在清涧县河口镇战斗中负伤后，先后在杨道峁、周家崄、水晶沟等地养伤，为躲避敌人的搜捕，最后转移到安定县灯盏湾半山坡上的一孔土窑洞里。1935年1月20日，刘志丹、郭洪涛等人前来看望谢子长。刘志丹拉住谢子长的手深情地说：“老谢，你都病成这样了，咋不早给我捎个信呢？”谢子长说：“给你去送信的人，至今没见回来。”（送信人南贵成路过保安时被敌人抓去活埋了）。刘、谢就西北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及党和红军的统一问题进行了商谈并取得一致意见。
不久，谢子长病逝，时年38岁。他最后的遗言说：“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
谢子长牺牲后，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对谢子长逝世的消息要绝对保密，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家属不穿孝服，秘密安葬。在一段时间里，公文落款仍以“西北军委主席谢浩如（谢子长）”的名义。同年5月上旬，安定、延川解放，谢子长逝世的消息才公布。
二、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11月，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会师甘泉，并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翌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长征胜利结束。
（一）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壮烈、最惊心动魄、最富有神奇色彩的一页。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也又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雩都开进。10月17日，中央主力红军及中央、军委机关8万多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文物：红一方面军长征用过的步枪、雨伞、水壶、茶缸、草鞋等。
红军刚刚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就遭遇了突围以来极为惨烈的湘江战役。从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与数倍于我的敌军作战。由于部队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致使红军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红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当地老百姓有“三年不喝湘江水，三年不吃湘江鱼”的说法。
长征以来，红军多次失利，几乎濒临绝境。为此，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此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接着，于5月初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至此，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为了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军继续北上，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四川懋功地区，同先期到达这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文物：长征途中，这架油印机同红军战士们一起经历了千难万险，战士们像爱护生命一样珍惜它。许多重要文件，如毛泽东起草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陆定一、贾拓夫编写的《长征歌》等，都是通过这架油印机印刷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油印机被带到了保安。1937年1月，军委机关迁往延安时，将油印机留给保安县政府使用。1953年11月，志丹县政府将其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
会师之后，由于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未圆满解决而一再贻误战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撤销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茫茫沼泽草地北上。1935年8月初，红军总部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擅自命令左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做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促其率部北上。
文物：陈展的这块紫红格子毛毯，是一位牺牲在长征途中一位无名烈士的遗物。长征途中，担负着保卫干部团任务的连队指导员看到成仿吾的毛毯太薄，就编了一个理由，将自己的厚毛毯换给成仿吾。过草地后，成仿吾惦记着这位指导员，想把厚毛毯再还给他，可是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指导员在过草地时已经牺牲了。1975年，成仿吾将珍藏40年的毛毯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
展出的还有红军女战士过雪山时用过的脚马子，红军战士周长根过草地时吃剩的半根皮带等。
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同时，按照俄界会议决定，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抵达西北根据地的吴起镇。
文物：1935年10月20日，毛泽东听取了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和当地游击队队长张明科的工作报告。10月21日，“切尾巴”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将长征时用过的勃朗宁手枪（枪号“625023”）和30发子弹送给张明科。1970年，张明科（甘肃定西任专员）将此枪捐赠吴起县革命纪念馆。
1935年10月21日，毛泽东、彭德怀在吴起镇指挥陕甘支队歼灭尾追的国民党军一个骑兵团，击溃三个团。毛泽东兴奋地赠诗一首：
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首六言诗，高度赞扬了彭德怀将军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红军战士无畏的英雄气概。彭德怀看到这首诗后，谦虚地将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征胜利结束，今后的任务是“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从此，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
（二）直罗镇战役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西北苏区，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据地，这是巨大的胜利。但是，西北根据地当时外部环境和内部状况都面对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从外部环境看，随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国民党军队调集重兵对西北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直接用于“围剿”的兵力达10余万人。其兵力比中央红军主力和西北红军要多好几倍，并且正在气势汹汹地继续向根据地推进。
从西北根据地内部来说，中央红军到达前出现了“左”倾错误，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9月下旬开始了错误的“肃反”，原陕甘根据地的不少军政干部被捕被杀，甚至连刘志丹也被关了起来。很多干部、群众非常不满，使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中。
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西北根据地是无法站住脚跟的，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11月3日，在下寺湾边区特委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的汇报。当汇报到“肃反”问题，毛泽东立刻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当时，中央正忙于战役准备，先派刚任国家保卫局长的王首道、刘向三等人携带电台前往瓦窑堡，接管“左”倾教条主义者控制的保卫局。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等问题。会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根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领导人暂分两路：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先到西北根据地的后方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共1.1万人）开赴前线。
直罗镇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穿镇而过，北边是一条小河。指战员们说：“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
11月20日下午，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在飞机掩护下孤军深入，沿葫芦河进入直罗镇。当晚，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在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11月21日拂晓，红军突然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第一〇九师仓促应战，激战至下午2时，大部被歼。红军在打援中又歼灭援军第一〇六师的一个团。至11月24日，第一〇九师残部在突围中被红军全歼。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的“围剿”。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文物：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用过的大刀。红二十五军印发的《红军士兵歌》，用过的竹碗、手电筒、挎包等。
毛泽东在富县东村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做的关于直罗镇战役总结报告提纲——《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直罗镇战役缴获的机枪。
毛泽东在前线紧张地指挥作战的同时，十分关注陕北“肃反”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书记，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为成员的党务委员会负责审查陕北“肃反”案件，查明了真情，释放了刘志丹等。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后方的瓦窑堡。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亲切会见了刘志丹，并给予重任。刘志丹表示：“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问题的纠正，使西北革命根据地原来面对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使中共中央能够在这里站定了脚跟。
文物：关于陕北错误“肃反”问题，中央先后做出的三个决议。
（三）东征与西征
为什么中央红军主力刚到陕北才两三个月就要出师东征呢？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内部是有争论的：一个是巩固和发展的关系，还有一个是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毛泽东说，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的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东征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到山西去，打通抗日前进道路。各路红军立刻奉命秘密行动起来。
小炕桌的故事：1936年2月初，红军东征前夕，毛泽东来到清涧县袁家沟村，住在农民白育才家。这张小炕桌是毛泽东办公时用的。恰在这时陕北普降瑞雪，袁家沟的山山峁峁披上了银装，滔滔黄河千里冰封。毛泽东触景生情，浮想联翩，于2月7日伏在这张小炕桌上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离开袁家沟后，房东将小炕桌精心保管。1972年6月，房东将小炕桌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
1936年2月18日，毛泽东与彭德怀在袁家沟发布了红一方面军东征作战命令。2月20日，抗日先锋军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防线，渡过黄河。
红军的东征行动，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顽抗。蒋介石急调遣10个师的兵力，号称20万人，分两路增援阎锡山。此时，阎锡山也改变了原来拒绝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的态度。这样一来，就使双方在山西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改变。
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并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为此，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回河西，结束东征。5月5日，毛泽东与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5月13日至15日，毛泽东在延川太相寺召开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干部会议，总结东征，部署西征。指出：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红军8000人，筹措抗日经费30万元，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文物：周恩来在瓦窑堡拟定的《后方工作计划》、撰写的《东征胜利与我们》。红军东征时书写的标语，用过的铜锣、铜镲，缴获的武器。
1936年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西征战役命令，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
从5月18日至8月1日，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共消灭敌人、俘敌旅长以下2000余人枪，战马500余匹；开辟了200多公里的新区，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奠定了基础。
（四）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将领与红一方面军左权、聂荣臻会面。10月22日和23日，红二、红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结束了长征。
展墙文物：1936年10月10日，中央为庆祝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
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先后胜利结束长征，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历史时刻，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对开展新局面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文物：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长征时用过的铝锅。红二方面军长征时用过的脸盆、干粮袋。红四方面军在陕南留下的红五星帽徽。
10月28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11月21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各路部队在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一举攻入山城堡，取得歼敌一个多旅的胜利。这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大捷。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对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西北根据地，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物：《随军西行见闻录》，作者廉臣，是陈云的化名。
长征期间，陈云任军委纵队政委、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1935年6月，陈云受中央派遣离开长征队伍去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随军西行见闻录》是陈云以一名被俘的国民党军医的身份，描述了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中旬从中央苏区突围长征，到1935年6月离开长征队伍这8个月的所见所闻。全文约4.5万字。最早发表于中国共产党1936年在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上，是第一个向世界介绍中国红色区域及红军长征的人和著作，比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还要早一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