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紧紧依靠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实践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一面与国民党等反动分子及党内的“左”、右倾思想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一面积极开展灵活多样的群众工作，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陕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中国西北部”，成功地创建了王明“左”倾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保住了落脚点和出发点，而其积累的群众工作经验也为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就需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毛泽东强调：“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陕甘边红军在革命斗争中，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极力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刘志丹曾说：“我们所进行的游击战争实际上是农民战争，是党领导下的一场广泛的农民战争，因此，在战争的过程中始终不要忘记一定要向广大农民群众敞开大门。这样我们所进行的游击战争才有广阔的前景，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我们的队伍就不可能发展，甚至有失败的危险。”1932年1月20日，陕西省省委在《给陕甘边游击队的指示信》中强调，在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必须“发展群众斗争，组织群众”，必须在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前途。陕甘边游击队必须在农民中建立“农民委员会”“雇农苦力工会”等群众组织，以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党的政治口号的宣传鼓动。针对陕甘边游击队在革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年3月6日，陕西省省委决议提出：“加强红军苏维埃的政治鼓动工作。游击队所到的区域，必须召集群众大会，说明红军苏维埃是什么，苏维埃政纲是什么，红军游击队的纲领是什么，中国苏维埃发展状况等，给群众清楚的解释，使群众能够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并指出，在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时，除召开群众大会外，还应采取其他各种方式进行，使群众能够彻底了解红军苏维埃游击队。建立当地的各种群众组织，如农民代表协会、雇农工会，武装少年先锋队、赤卫队等，以壮大革命力量，扩大革命活动。蔡子伟曾回忆说：“苏区的群众团体主要有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会、赤卫队、儿童团等，这些群众组织的活动非常活跃，对各项工作特别是支持革命战争，扩大红军与土地革命等均起了很大作用，它们是革命政权的有力支柱，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坚强纽带和桥梁。”
陕甘边农民游击队的日益壮大和取得的不断胜利，用事实粉碎了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宣扬的“北方落后论”“陕西农民还没有为苏维埃和土地革命斗争的勇气和决心”等错误思想。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提出，在组织陕甘边的红军时应注意要：“以武装农民为新的红军的主要成分，最大限度地吸收贫农和雇农参加。”并强调，“没有广大的农民的游击战争，红军是很难得到决定性胜利的。”游击队应该吸收当地的农民群众参加自己的队伍，并努力从游击队生长成为正式的红军。除此之外，《决议》还要求各地党部：发动群众开展各种斗争，工人罢工，要加工资，减工时，尤其是在夏收的当儿，发动农民的抗捐、抗粮、抗债，分粮，分配豪绅地主的牲畜和所有财产，分配土地，积极武装群众；积极组织各地的农民游击队；各地党部应当征调大批同志与劳苦群众到游击队中去……
为了深入贯彻《决议》精神，粉碎国民党的四次“围剿”，陕西省委提出，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同时，积极动员妇女群众参加革命运动，充分发挥她们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在白区内，根据劳动妇女的特殊地位与痛苦，尽量发动他们为自身的阶级利益而奋斗，加强领导她们一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用各种适当的方法和组织吸收她们参加整个工农苏维埃革命。利用各种组织方式（如洗衣队、做鞋队、救护队、慰劳队等），提高她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组织领导她们拥护苏维埃红军，改良自己的生活。同时还强调，必须站在两条战线的立场上，坚决消灭一切对于劳动妇女工作的忽视与错误。立即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各级党部与群众组织必须建立妇女部、妇委会和妇女组织员等组织，积极开展妇女运动。通过动员妇女群众参加革命运动，进一步提高她们的思想意识和政治观念，丰富陕甘边革命武装力量。
通过广泛的宣传动员，进一步扩大了红军队伍在群众中的影响。人民群众不仅对红军队伍有了全新的认识，而且还替游击队放哨，帮助和配合游击队作战。比如，寺原村的小游击支队，当地群众因为他们跑得太乏，便自告奋勇给他们放哨，积极地给他们探听和报告消息。龙嘴子的农民遇见与游击队失散的战斗员，主动请他们到家里吃喝；五顷原子的农民拿上梭镖配合红军作战……在边区一带就是比较落后的群众看见红军来了都眉飞色舞地高兴起来，最低限度也觉得红军是好军队，不骚扰百姓等。1933年1月，贾拓夫在《关于渭北群众拥护红二十六军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在渭北群众中掀起了一个拥护红军的高潮。广大群众已经完全了解红军是劳苦群众解放自己的军队，白军、民团是豪绅地主国民党的军队。”“……群众欢迎红军的情绪，谈论庆祝红军的胜利与祈祷红军的到来，差不多成为群众日常生活的主要的因素。”“武字区一般的群众都在热烈地给红军募捐衣服、鞋袜及铜板，甚至一个老太婆在神庙里祈祷神明保佑红军成功……”这些都充分展现了广大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日渐提高和对红军队伍的热爱和真诚拥护，认识到红军队伍是真正代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队伍，是人民自己的部队。这就为红军落脚陕甘边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为这一地区土地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创下了重要保障。
毛泽东曾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陕甘边红军和游击队正是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真心拥护，从而红军为落脚陕甘边区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的成功经验，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和重大法宝之一。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曾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明确强调了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尽可能地争取各阶层、各民族人民，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就成为贯穿整个陕甘边革命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而陕甘边境一带，地方杂牌军、民团、土匪、哥老会众多，他们之中鱼龙混杂，良莠难分，既互相利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这既为争取和壮大革命力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为陕甘边区的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党领导红军对一些可能争取和暂时利用的政治势力及反动武装，通过开展统战工作使他们保持中立或为我所用，以孤立和打击最反动最顽强的敌人。
土地革命时期，陕西省委曾多次强调要把加强白军中的士兵工作作为目前党的一项重要任务。1932年1月，陕西省委指示陕甘边游击队，“必须马上选择本部队中勇敢积极，认识比较好的群众，派遣打入附近的军队中去。在这些军队的士兵群众中建立兄弟会、士兵委员会等组织，领导士兵的（要）伙食、反抗官长的日常斗争。”并强调，在这些斗争中，要加紧革命兵变的鼓动工作，给士兵群众明确指出，只有举行革命兵变，和农民配合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才是根本的出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结合陕甘边区的具体实际，对地方军、民团、土匪、哥老会龙头大爷等采取阶级分析法，区别情况，制定了详细的统战政策策略、民团政策：（1）对于靠近红军的民团与之建立互不侵犯关系；（2）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3）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其向红军靠拢。土匪政策：（1）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2）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如杨谋子之类也予彻底消灭；（3）除此之外的一些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其他政策：（1）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2）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采取争取政策；（3）对敌探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如群众愿保，不杀亦无损于革命的，可保释感化；（4）对犯人区分主犯和从犯；（5）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并分配工作；（6）对俘虏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这些政策成功地化阻力为助力，为红军和游击队开展统战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为争取更多的革命支持创造了有利条件，进一步壮大了革命队伍。
同时，陕甘边红军和游击队也将争取少数民族力量作为开展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早在1929年，中共陕西省委就根据中央指示，在《陕西党目前的主要任务》中提出，加强回、蒙古族工作，扩大民族自决，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阀屠杀压迫回族、蒙古族的反动行为，反对民族间的一切歧视和不平等待遇。1932年3月，谢子长带领游击队在寺村原发动群众，成立农民联合会、赤卫军和革命委员会时，就派人到龙嘴子、西渠发动回民起来与汉族兄弟一起闹革命，打土豪，分财产，同时对回民中的小地主区别对待；在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寺村原革命委员会时，邀请回民代表参加选举，使他们第一次享受到了政治上与汉族人民平等的权利。1932年8月23日，陕西省委通过决议提出：“建立回民工作是边区内丝毫不能放松的工作。”并于12月20日专门通过了《关于西北回民工作的决议》，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和组织回民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开展广泛的回民解放运动。在党的政策鼓舞下，在陕甘边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回民群众逐渐加入到了“打土豪，分田地，反对封建剥削”的革命浪潮中来。1934年年底，以王世平、王世贵、马彦林、孙长青等19名回民青年为骨干组成了一支回民革命武装，在三路游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与其他游击队互相配合，打了不少胜仗。后来，这支队伍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旗帜一直不倒，名声享誉边区内外。
通过灵活多样的统战策略，有效动员了各方面群众力量，也产生了效率。小石崖和建庄两支土匪武装曾与红军主力部队和第三路游击队结成“盟友”，在最困难的时候，为红军送粮草、寄养伤兵。正是这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按照实际情况和群众觉悟程度，有计划、分步骤前进的做法，符合当时当地的客观实际，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从而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有力地推动了边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开展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陕甘边革命斗争的重要目标和主要特征之一。因为只有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土地要求，才能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革命，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由于陕甘边农民群众深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和压迫，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老百姓苦不堪言。要武装、要土地、要政权，成为这一地区群众斗争的主要特征。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土地的迫切要求，1932年3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通过《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决议》提出：“立刻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在游击区域内，马上没收豪绅、地主、寺院的土地，平均分给农民，绝不能有丝毫的迟疑犹豫。”并强调，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唯一前提。为了进一步在陕甘边区创建新的巩固的根据地，4月20日，中共中央指出：“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绅士、祠堂庙宇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将它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地主绝对不能在任何名义的掩盖之下分得土地，富农只有在他自己耕种的条件之下，分得一份劳动的土地……”规定土地要以人口与劳动力为标准平均分配。
土地革命初期，由于这一时期党内“左”倾思想盛行，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加之党内缺乏经验，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盲目过激现象：一些地区群众运动尚未发动起来，就急于分配土地；一些地区在土地分配中出现对富农的土地财产全部没收，甚至侵犯中农利益的过激行为。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边区地广人稀，土瘠地薄，历来就广种薄收，“农民所受的痛苦，首先是土匪、灾荒为害，高利贷、苛捐杂税的剥削”等实际。结果，群众对土地的要求并不很迫切，反而对打土豪，分粮食、牛羊和衣物，不交粮、款和租子很感兴趣。在分地之前，又未能对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未能将土地革命与群众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产生了一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问题，使得土地分配工作陷入被动局面，严重影响了陕甘边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
为了有效保障陕甘边土地革命斗争的顺利发展，1932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发出指示：“必须坚决地没收地主阶级与祠堂、庙宇及土豪、劣绅的土地，按照劳动力和人口，平均分配给雇农、贫农以及中农。”在土地分配过程中，“不许动摇中农的利益，富农的土地亦必须没收，在他们不反革命的条件下，把坏的劳动份地给他们。同时尽可能地做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以彻底肃清封建残余。”8月25日，陕西省委通过决议案，提出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土地革命的决议，并制定了具体的战斗任务，即：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土地分配的原则……；苦力、雇农分配土地要占优先权，成立贫农团、雇农工会，以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对中农的利益也必须顾及，对中农土地一般的是以不动为原则……；分配土地必须是在党领导之下的广泛群众运动，宣传鼓动广大群众自动起来分配土地，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反对狭隘的只从三个两个农民入手，同时把土地革命束缚在游击队中党的支部以及少数党员的活动，动员群众起来参加分配土地的运动。并强调：“土地问题的解决，在提高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上，在保证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上有决定的意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是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唯一前提”。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革命中一些错误现象的继续发展，正确指导了边区土地革命的开展，保证了土地革命与群众工作的有效结合。
随着土地革命的一步步深入，陕甘边区在党的领导下，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在打土豪时，首先废除债务，烧毁契约。其次是分配粮食、牛、羊等牲畜财物，最后分配土地。1934年夏天，陕甘边特委在华池县开始进行土地分配。年底又在赤安、甘泉、合水等县进行土地分配试点。“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分配土地的运动也进行得相当顺利，像玉皇庙川、白马庙川、二将川、白沙川、豹子川等几道大川的村子分配土地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地富分子威风扫地，人民群众扬眉吐气。”1934年11月1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宣布成立。政府一经成立，即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组织贫农，开始土地分配。土地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委员数人（区四至五人）。当时没有农会，由贫农团负责领导土地改革，首先由土地委员会调查掌握和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然后划定成分，进行分配。分配中，首先照顾雇农和佃农，给他们重分好地，然后再按成分给其他缺地或少地的农户分配。对山地采取拨块块的分配方法，谁要多少就给分配多少。对其他财产的分配，也是先照顾雇农、佃农，给地主什么也不分，组织他们进行“大生产”（即劳动改造）。给红军战士和家属同样分给一份土地，给在白军中当兵的暂时不给分地，待他们回来后再分。此外，边区政府结合陕甘边的实际，在中央《土地法大纲》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土地分配法》。其基本精神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封建剥削。那时候陕甘边区没有资本家，只有地主、富农，所以，对地主没收其土地财产。土地不是全部没收，留给一份坏地，让其自食其力。对富农主要是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如高利贷等）和多余的土地。该办法不仅满足了农民群众的土地要求，也照顾了中农的利益，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及不断探索，边区政府在习仲勋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土地政策，即：（1）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2）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耕一年；（3）中心地区分土地，边沿地区不分，随着苏区的扩大，当边沿区变成中心苏区后再分配土地；（4）田、青苗一起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青苗，如分田不分青苗就会降低农民积极性；（5）没收地主、富农的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牛羊的中农；（6）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7）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8）争取和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到1935年春（除游击区外），边区大部分地区开展了土地分配工作。例如，甘泉县的土地分配搞得比较好，分配了地主的土地、牲畜、粮食，但还给地主留有一点土地，自己劳动生产食用；富农仅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其余一般不做分配；中农一概不动。
土地革命使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热情和革命积极性。边区人民安居乐业，喜气洋洋，打心眼里拥护党，拥护边区政府。“过去，他们一愁无地，弄不上饭吃，弄不上衣穿，地富剥削和压榨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二愁土匪横行，拉票子抢劫，如梁占魁、贾德功等惯匪在当地盘踞几十年，把群众害苦了，他们甚至把老百姓炕上的条毡都卷走。那时，每当夜晚狗一叫，老百姓就惊慌四逃，不得过安宁日子。红军和游击队消灭了土匪，使他们能过安宁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们生活有了保障，贫苦百姓真是高兴得不得了。”男人们不分昼夜为部队运粮送草、修建工事；妇女们为部队赶做军鞋，磨面缝衣，做饭洗衣；热血男儿踊跃参加红军，英健妇女参加地方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站岗放哨，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当时，南梁一带的群众经常自发组织起来，载歌载舞，欢庆边区党和红军的重大胜利，并用他们自己的特有方式——“信天游”，唱出了赞颂党、赞颂边区政府、赞颂刘志丹等群众领袖的心声。这些都为支援陕甘边土地革命战争，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创造了坚实可靠的群众基础。
陕甘边区地处西北偏远农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苦。这一带过去曾有过集市，但自清朝同治年间就停止了，老百姓找不到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的场所。随着土地革命运动的进行和苏区的不断扩大，根据地内的红军游击队数量也急剧增加。为了调剂余缺，活跃边区经济，解决部队、机关的供给和群众生产和生活上的一些困难，提高和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以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党的领导人便将恢复集市、发展经济提上了日程。
早在照金时期，在薛家寨山下亭子沟就曾设立了集市，五日一集，主要是为红军收购粮食和其他生活日用品。边区政府成立以后，政府在分配土地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在荔园堡恢复了集市，每隔三天一次（有说十天一集）。每逢遇集，荔园堡方圆数十里的百姓纷纷前来赶集，集市上有炸麻花的、卖蒸馍和荞麦面饸饹的，还有卖其他余粮的，摆摊子的高声叫卖，顾主争相购买，市场生意兴隆，一派生机繁荣的景象。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蔡子伟等一行都去集市上实地调查，群众每每把他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时候，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对促进边区经济流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确保陕甘边区经济稳定，人民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边区政府废除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印制发行了边区自己的货币，时称“苏币”。苏区内一律使用边区政府的货币，严禁使用国民党的货币。起初，边区政府的货币是用纸印制的，后因流通问题，改用平布印制，桐油处理。当时边区政府的票币印制很简单，采用木刻版，在白洋布上加盖边区政府财政委员会的印鉴，然后涂以桐油而成。由于当时粮食便宜，商品经济不发达，货币发行量不大，共印制了5000元，流通中实际发行了3000元，票面分为壹元、伍角、贰角、壹角。为了取信于民，解除群众和商人的顾虑，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设立了苏币银圆兑换处，各地商人和农民群众可以随时兑换。苏币与银圆等值，币值稳定，携带又方便，而且价值很高，花一角钱就能买到很多东西，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欢迎，使苏币取得了很高的信誉。
集市开办以来，商品交易活跃，物资供应也很充分。陕甘边一带历来盛产羊毛、羊皮、大烟土等，外地商人也有到该地交易的习惯。他们走乡串户，收购皮、毛等当地土特产，同时销售一些当地群众急需的布匹、针线、生活用品。集市开办后，边区政府对从合水、西华池一带来苏区做买卖的商人，实行鼓励和保护政策，保护他们的利益，使他们感觉有利可图。商人们拿了布币之后，由政府供给处给他们兑换成白洋。开始时，白区商人来苏区的较少，都是一些过去常来这一带做买卖的商人，或在苏区有熟人关系的商人前来交易。后来逐渐增多了。他们来时，运来蓝、白布匹，粉连纸，绿红纸，油墨，盐等物品，回去时贩卖牲口、烟土和大洋等。根据地人民则主要卖熟米、细粮、马料、布鞋等。在集市上，红军不仅坚持公买公卖的原则，还坚持“要先让群众买”的规定，获得了边区老百姓的一致好评。通过这些商人往来交易，打破了敌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使苏区内所需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白区运来，也使边区内的土特产及时地运往外地。这样，既保证了部队、机关的供给，也满足了群众调剂和购买余缺生活日用品的需求。当时来根据地交易的商人很多，据估计，活动于陕甘边界及南梁地区的外地商人约500多人。
集市的恢复，极大地促进了陕甘边经济的快速发展，解决了边区群众生产生活物资匮乏的困难，改善了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陕甘边革命斗争的继续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
在旧社会，由于封建地主豪绅等的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是上不起学的。地处西北偏远山区的陕甘边，经济文化更加落后，以南梁为例，南梁地区有农家295户，从未建立过一所学校。这里的农民识字的极少，能写一封明白信的更缺。即使能写信的，大体上都是错别字。群众为了向党和红军传递情报，只能采用简单直观的形式。“有的不会写信，干脆用一片破纸插着一根鸡毛，经多人之手一直传到南梁我们的驻地。还有的用一张破纸包上一块煤炭，插上鸡毛，也传到我们这里。我们看后，只能知道是不好的消息，知道是敌人来了。”“有的信我们实在难以看懂，要花很大功夫分析辨认，拼音看形，才能知道信的内容。”春节写对联时，就用碗蘸上锅底黑墨水，在红纸上印圈圈代替春联……这种落后状况严重影响着边区的发展，对陕甘边革命运动的正常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彻底改变边区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使广大人民群众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当家做主，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陕甘边根据地建立后，边区党十分重视教育问题，积极开展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宣传与教育，“经常召集群众大会、讲演会，利用当地的通俗歌谣、小曲、书房、夜校等办法去扩大”，以此来扫除文盲，提高边区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素质。早在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就在正宁五顷塬、两顷塬创办了回民学校，开启了陕甘边根据地普通教育的先河。1934年11月，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在荔园堡何家河沟门创办了第一所列宁小学，由霍建德任校长，张景文任教员，在校学生有60多人。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校舍用的是没收地主的房子，设备则因陋就简，师生们自力更生，架木板当桌子，垒土台当凳子，扫锅墨当墨汁。教材则是自编的油印本或手抄本，由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蔡子伟负责审编。学校以教授文化知识为主，多采用诗歌的形式，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好学易记，很受乡村儿童欢迎。此外，学校还教学生们唱革命歌曲，“穷苦大众一条心，跟上红军闹革命，打土豪呀分田地，穷人能过好光景，嗨嗨呀呼嗨，穷人能过好光景……”这首歌就是当时张景文教给荔园堡群众的一首革命歌曲。学校开设有国语、算术、体育、歌咏课程，教材都是按照当地的风俗民情和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编写的。如，“马克思是谁呢？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他们终生领导着我们穷苦人革命，还把革命的办法指示出来。”“马克思、恩格斯，世界二导师”，“拿刀杀土豪，拿枪打白军……”这些内容既有效传播了革命思想，又加强了学生们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情感。
为了适应战时环境的需要，列宁小学还注意培养学生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学生们拿着红缨枪、木大刀练习武术、拼杀，从而使他们养成坚强勇敢的品质，树立崇高远大的革命理想。学校除教授学生文化知识外，还带领他们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经常上集市，下村庄，深入群众，宣传“闹革命，打江山，穷苦人儿把身翻，要想把穷根剜，跟上红军上前线”等革命道理，鼓励群众参加革命，保卫和建设根据地。列宁小学的创办，在当时的陕甘边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后来小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典范。不久，边区政府在合水县太白镇葫芦河也办起了列宁小学，共产党员阴云山、张仁杰任教员，有20多个学生。此后，周围很多村庄也相继办起了列宁小学，陕甘边东区就依靠政府部门和群众的大力支持，在洛河川的桥扶峪、阎家沟、下寺湾、王家坪、杏子沟门等地先后办起了列宁小学。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等政府领导人不仅以身作则，亲临列宁小学讲课，做报告，传播革命理念，宣传斗争形势，而且时刻关心学校的具体建设工作。当时学校的笔、墨、纸等教学用品缺乏，刘志丹就从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的经费中挤出30元送给列宁小学做经费，习仲勋又从边区政府的办公用品中挤出笔、墨、纸送给学校，保证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同时，边区政府也加强了对成人的文化教育，在机关部队和一些有条件的村庄开展“列宁文化运动”，建立“列宁室”，组织列宁会，举办成人扫盲识字班，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对农民进行文化宣传教育。通过创办识字班、工余学校、平民夜校、工农夜校等开展扫盲教育，由列宁小学教员兼任教师。在俱乐部、列宁室、演讲所开展办墙报、读报、演戏、唱歌、体育等活动进行政治教育。在识字的基础上，还增加了默写、唱歌、时事、卫生等内容。同时，边区政府妇女委员长张景文还亲自给学生们教唱鼓励妇女解放，参加革命的信天游——“婆娘女子脚解放，长头发剪成了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的势力大无边”。此外，边区政府发动群众，广泛开展了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活动，设立禁烟、禁赌、妇女放足委员会，发布了条例，制定了反对封建买卖婚姻，反对迷信活动等法规，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引导他们从封建旧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随着根据地的日益扩大和红军队伍的不断壮大，部队中新吸收了大批农民参加，他们的军事知识十分薄弱，亟待训练，为了适应战时需要，1934年10月初，中共陕甘边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在荔园堡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用以培养政治工作和军事指挥人员。校长由刘志丹兼任，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副校长和军事主任，负责主持学校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等兼任教员。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量地方干部。根据培养目标，学校设有政治课、军事课、文化课和政权建设。政治课有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等，旨在使学员懂得党和红军的性质、任务及其远大目标；军事课主要掌握游击战争的基本常识，提高作战指挥的能力；文化课主要以识字扫盲、提高文化水平为宗旨。当时，军政干部学校既没有什么正规的教室和教学设备，学员也无像样的学习用品，每人只发根铅笔和一点儿粗糙的麻纸，课堂就设在窑洞前的空地上，学员们席地而坐，边听边记。学校的生活也很艰苦，一日三餐顿顿是糜子米饭，很难吃到蔬菜，偶尔吃炖羊肉就算改善生活，然而大家依旧很乐观，愉快地称其为“黄米杠子烂羊肉”。军政干部学校先后共开办了三期，每期约百余人。边区学校教育事业的不断扩大和完善，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素质，为以后的教育事业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注入了新元素，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
陕甘边红军队伍得以迅速壮大，革命斗争得以胜利前进，离不开边区党和政府“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工作的开展，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陕甘边党和政府正是坚持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才得以成功扎根陕甘边区，为红军落脚陕甘边创造了根据地，也为日后的革命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