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0日，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最后虽然是以红军的胜利、国民党军的失败而结束，但中央红军长征初期所遭受的重大损失，除了指挥上的失误，也与红军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不足密切相关。那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到底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5月，中央书记处做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需要说明的是，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
干部的去留无疑是这一工作的核心一环，但这一工作却不是由中央组织局统一决定的。关于干部的去留，当时的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回忆说，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中央组织局只负责管苏区中央局的人。
人员确定后，就是编队。按照中央指示，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负责人都编在第一纵队。邓颖超、康克清以及电台、干部团也编在这个纵队。干部团的前身是红军大学，学员都是从部队调来的连排级干部，战斗力强，实际上是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约有1万多人。司令部下面还有干部团或干部连（也叫工作队）、干部休养队、警卫营、教导师。为了适应红军战略转移中行军作战的需要，9月上旬，中革军委指示中央红军各军团在10月1日起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还决定设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任命项英为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舆论上也进行了必要的准备。1934年7月至9月，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为基本口号，深入进行了思想动员。7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苏区纪念“八一”的决定》，要求“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及加强部队政治与军事的训练，使每一个赤色战士深刻地了解工农红军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时期是更加迫近了。”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7月15日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郑重宣称：“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收［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也在7月8日的一次演说中说：“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出一部分的力量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红军直接对日作战的时期已经日益迫近，我们的全体红色的军人，应当准备着在任何时候率领着全国民众，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1934年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信中说：“我们的粮食还是不够得很，我们还差24万担谷子！为着保证红军的供给，为着保证前线的战斗，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动员24万担谷子来给红军。”7月22日，中央又发布《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8月初，征粮24万担的任务基本完成。9月底，秋收借谷60万担的任务圆满完成。
同时，中央财政部提出了三个月筹款80万元的计划，为此，当时采取了非常措施，在苏区内部进一步发动群众查找地主豪绅埋藏的金银窖，仅两个月时间，博生、会昌、于都、西江四县就筹款18万多元。到中央红军长征时，国家银行的银圆就有数十担随军运行，对保证长征途中红军所需给养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行动计划，苏区兵工厂大量制造武器，制造了大批枪支、弹药、刺刀等。苏区被服厂加班加点，赶制红军服装，力求做到红军每人有两套单衣、两双草鞋、两人一条毡子。苏区政府动员群众收集被单、毛巾、袜子、雨伞，募集20万双草鞋。可见，中央红军在长征前补充了大量物资。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伤亡数以万计，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和进行战略转移，急需扩大红军兵源，充实红军队伍。5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的宣言，提出5、6、7三个月在中央苏区扩大红军5万的号召。5月28日的《红色中华》提出到7月20日前完成扩红2.7万人的任务。7月7日，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宣布扩红任务提前超额完成，扩红总数突破6万余名。9月4日，《红色中华》发表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发出的《关于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发表署名罗迈的社论《要在九月廿七日以前动员三万新战士武装上前线》；发布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及王稼祥也联名签署《中革军委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要求全苏区在9月间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
在火热的宣传下，苏区的广大青年男女踊跃参军，从5月到9月，中央苏区扩红就达8万余人，中央红军的五个主力军团分别从中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9月21日，成立了基本由新兵组成的红八军团，中央红军增加到五个军团，红八、红九军团几乎全是新兵。长征开始时参加长征的人当中，大约一半是新兵，甚至有的部队干部是老兵，战士完全是新兵。在长征出发前，以扩充的新兵为基础还组建了担负中央机关保卫和抬运沉重物资、机器的中央教导师，以及由征调的5000挑夫组成的运输队和担架队。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
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11月下旬，红十军团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由于兵力过小，这支部队未能牵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反而以孤军深入敌后，陷入同十倍于己的敌人艰苦奋战的境地。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到严重损失。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8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与此同时，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奉命西进带有探路的性质。
在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两次指示鄂豫皖省委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9月，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中央的指示。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由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部分武装组成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的游击战争。省委率领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的红二十五军共2900余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于11月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转移。红二十五军历时十个月，途经四个省，转战近万里，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16日同陕甘红军会师，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
与此同时，地方党、政各级领导机关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亦加紧进行突围准备。9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出《人民委员会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县苏维埃的指示信》，对战区、边区在“万一”失陷情况下的苏区工作做了具体布置，特别是中共中央还选定了突围的方向，决定要沿红六军团路线，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合，先放下行李，尔后实行反攻，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恢复中央苏区。此外，为减轻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临时中央还利用国民党内矛盾，针对“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与蒋介石不和、“围剿”中作战消极的情况，同其进行接触谈判。9月底，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与之举行秘密谈判。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乌进行会谈，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为后来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9月下旬到10月上旬，中革军委还发布了一系列准备突围西征即开始长征的命令。9月29日，中共中央以张闻天名义在《红色中华》报第239期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社论指出：“马克思主义无条件的不抛弃任何一种斗争的方式”，“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的斗争方式”，“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总的进攻路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地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这一社论，实际是张闻天为中央起草的一个从思想上动员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公开文件。社论通过对形势的分析和反“围剿”斗争经验的总结，从理论上阐述了这次转移是保卫苏维埃一种可取的斗争方式，而放弃一部分苏维埃区域并不意味着整个运动的失败。同时，社论也提出了若干重要战略思想。
很显然，中央红军长征前是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但由于处于战时保守秘密的需要，准备工作中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如宣传动员不足、新兵训练不足等。诚如李维汉所言：“由于长征前没有进行动员解释工作，行军情况很不好，队伍稀稀拉拉，有时先头部队出发了，后卫才到达宿营地。几乎天天都被敌人尾追，掉队的很多，收容队里的人员大量增加，部队人员大量减少。我所在的‘红章纵队’，也是稀稀拉拉的，实在走不动了，才慢慢地把东西扔掉，把一捆捆苏维埃银行的纸币烧掉，把机器也打烂了。”这无疑增加了战略转移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