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徳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因此，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是一项永久性的任务。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部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英雄史诗，红军跨越了万水千山，突破了敌军的重重封锁包围，最后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大力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发展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他们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长征落脚陕北后，党中央及时挽救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干部，保留了革命火种。
红军长征队伍中，活跃着一批不同寻常的“娘子军”，许多女红军被发展为党员干部，她们大部分在政治机关、宣传队、电台机要部门、医疗卫生单位、随军被服队等工作。虽然女红军干部所占比例不大，但却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女红军干部们不仅是英勇善战的战士，直接参与对敌斗争，还是兢兢业业的后勤工作者，担负了救死扶伤、筹粮筹款、制作被服、运输修路的工作。同时，作为坚定的政治工作者，在宣传革命、鼓舞士气、沿途扩红等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她们坚定革命必胜的理想和信念，严守党的纪律，团结互助，有着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不仅是长征精神的塑造者，而且促进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在成千上万的红军队伍中，除了革命了很多年的老红军外，大多数战士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年轻力壮，杀敌奋勇争先，是红军队伍中的中坚力量。此外，还有部分儿童团和少先队骨干加入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他们多是长征途中贫苦人家的孩子，坚持要跟着队伍打仗而加入的。红军战士们亲切地叫他们红小鬼。平时，他们在队伍中负责医院和宣传队等工作。徐特立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医院的看护，大部分是儿童……每日到达宿营地，看护马上就把自己的包袱、干粮袋、雨伞，向地上一丢，或迅速地挂在壁上，飞跑地去找门板，找禾草，替伤病员开铺，恐怕慢了一点，门板被别人搬去没有了。看护虽然是儿童，但他们的脚特别长，跑步特别快，因为迟慢了工作，就要遭失败。眼睛也特别锐敏，将到宿营地，眼睛四射，路上经过的禾草门板，一根一块，都反映在他们的眼睛中。”红军小战士在长征途中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精神，使许多老红军都感到敬佩。这些小战士后来很多被发展为党员干部，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和红军在长征中确定战略方针时，都把争取少数民族作为一项突出内容。可以说，在整个长征过程中，党始终高度重视民族问题，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结合我国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帮助他们建立自治政权。如：在贵州，帮助苗族群众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在四川，建立了冕宁县彝汉人民联合政权、羌族苏维埃；在陕、甘、宁地区也建有回民自治政府。由于红军在经过的少数民族地方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因而赢得了各民族群众的信任与支持，他们釆取多种形式支援和帮助红军顺利渡过难关。
关于长征，毛泽东曾指出：“没有陕北，那就下不得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这就是毛泽东经常提及的“陕北救了中央”。陕北为困顿中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并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与此同时，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却异口同声地承认是“中央救了陕北”。因为这个当时唯一能给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落脚点的地区，差点因为“肃反”的扩大化所断送。1935年九十月间，正当陕北红军和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陕北发生了错误的“肃反”。推行王明路线的“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和陕甘根据地县以上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含冤而死，这种倒行逆施，引起了苏区群众的极大疑虑，整个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陷入极端严重的危机之中。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一到吴起镇，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向当地干部打听刘志丹的下落，却听说刘志丹、习仲勋等大批负责人在“肃反”中被逮捕，关押在瓦窑堡。中共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11月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到达甘泉县下寺湾，直接听取了相关汇报。他们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快放刘志丹同志。”1935年11月7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为刘志丹等人平反的会议，通过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常务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根据中央的审查，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被诬陷、逮捕的同志立即获释。中共中央停止了错误的“肃反”，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肯定了陕北红军的正确斗争和功绩，使陕北转危为安。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老刘得救了！”“陕北得救了！”随后，在毛泽东、彭德怀亲自指挥下，击败了国民党对陕北的进攻，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西北，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长征中的红军队伍里党员成分比重较大，有些队伍里党员团员成分能达到40％。连长以上的指挥员基本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大多是党员或团员。广大党员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团结友爱、大公无私。在党员的带动下，这些高尚的情操在其他红军战士身上得到充分、广泛的体现。经过漫漫长征路，广大党员干部被锻造成具有崇高远大革命理想、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革命战士。他们能够时刻铭记党的宗旨，始终密切联系群众；他们能够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他们不怕艰难困苦，坚持英勇斗争，最后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始终鼓舞着广大红军将士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缺衣少食，弹药匮乏，吃的是草根，咽的是树皮，头上敌机轰炸，四周敌军围追堵截，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走出了雪山草地，翻越了高山峻岭，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走上抗日救国前线。红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广大指战员们对革命理想执着的信念，靠的是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一位红军老战士在回答“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你们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也不倒下？”的提问时，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理想！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靠着这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的支撑，前进的道路被敌人封锁了，就在崇山峻岭、深山峡谷中辟路前进；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就以钢铁般的意志实行突围；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抛石块，血战到底。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无数先烈战死沙场。长征的胜利表明：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是红军长征战胜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这种伟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铸造了我们的军魂！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过去我们党无论怎么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长征中形成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拥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革命危难关头，总是给全党、全军以坚定的信心和无穷的勇气。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下，广大红军与凶恶的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展开了顽强斗争，最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王树声曾是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他英勇善战，战功显赫，为创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他虽身遇危难，但却矢志不渝，一心向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最后一路乞讨，历尽艰辛，辗转回到延安。张学良曾对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都跟你走？还不是早就带没了！”这从侧面说明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革命胜利的巨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长征期间，红军中的党员干部带头坚持这一宗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为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长征途中，红军经过之地绝大多数是偏僻的山区、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红军每到一地，党员干部就积极动员群众，宣传北上抗日的方针，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不动群众一草一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帮助各民族人民建立起人民政权和革命武装。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各民族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当地广大人民群众主动为红军捐粮草，给红军带路，照顾伤病员，甚至参军打仗，这一切都有力地支援了长征。长征中的军民鱼水情，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篇章。长征的胜利告诉我们：得民心则兴、失民心则亡。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严明纪律的政党，党的纪律是全党意志的体现，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只有严守纪律，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执行，才能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长征的胜利是党和人民军队铁的纪律的胜利。长征中，党员干部从革命利益出发，严守纪律，真正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全局，只要上级一声令下，坚决完成战斗任务，可谓“军令如山重，纪律似铁坚”。懋功会师时，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七团刚翻过雪山到达镇口，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原路返回盐井坪，为会师部队担任警戒。该团没有任何怨言，忍着饥寒和疲劳，重翻夹金山，到达指定地点。
长征中，红军的团结统一，表现为各部队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以及同闹分裂搞独立的行为做斗争。长征中的各路红军在实行战略转移时，虽然独立进行，但是大家密切配合，互相支持。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曾发生过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事件。党中央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终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维护了红军的团结统一。长征期间，各个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听从中央红军的指挥，密切合作，最后胜利会师，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由此可以看出，党员干部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是长征胜利的重要保障。
长征是中国人民军队的艰苦奋斗史。万里长征，艰苦卓绝。红军将士和广大党员干部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斩关夺隘，抢险飞渡，不怕艰难困苦，坚持英勇斗争。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为艰苦的历程。“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海拔4000多米的川康雪山，使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长眠于此；千里沼泽，连鸟兽都不能出没的川西草地，吞噬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红军战士在“爬过雪山就是胜利”“走出草地就有希望”口号的鼓舞下，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雪山死神和草地恶魔，并且表现出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长征胜利的历史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军队，只有具备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广大党员干部在长征中树立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时刻铭记党的宗旨，始终密切联系群众，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不怕艰难困苦，坚持英勇斗争，最后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总之，长征锻炼了一大批党员干部，铸就了中国革命精英。
长征行军途中，中国共产党逐渐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最终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到达陕北，促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中国共产党逐渐成熟，引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长征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也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生吞活剥马列主义个别词句，不顾斗争的客观实际，机械僵化地照搬外国经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几乎葬送了整个红军。
红军中越来越多的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及其错误领导产生了疑问和强烈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领导的条件已经成熟。党适时在长征过程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邓小平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一个有能力的中央。我们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长征的政治意义莫过于锻造一个成熟的党，锻造一个成熟的领导核心，培养了一批千锤百炼的干部队伍。他们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
红军长征行军中，关于北上南下发生争论。面对争议，北上甘南是党中央正确分析了全国形势和敌我双方情况所做出的正确战略决策。陕甘地区是我国西北部人口比较稠密、物产比较丰富、汉族居民也比较多的区域，同时敌军派系庞杂，内部矛盾很多。在这里既有利于红军机动作战和在运动中歼敌，也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壮大和物质的补给，尤其是可以迅速形成指导全国革命的中心，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但是，张国焘却对中国革命形势做了右倾估计，认为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于是，他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对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使党和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中流砥柱完全丧失信心。因此，他主张避开敌人主力，向中国西部边陲退却。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不顾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行军以及战争消耗的客观事实，认为红一方面军在行军中大量减员，是由于党错误的领导路线造成的。他甚至还错误地认为，遵义会议以后，党的策略路线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因此，他始终对党中央的领导路线采取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在两大主力红军会合以后，他狂妄地表示党中央不可能担负起领导全国红军的重任。于是，他依仗人多、枪多，其反党分裂活动逐渐产生，终于公开走上了成立伪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破坏革命的罪恶道路。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是不得人心的。党中央胜利到达陕北后，更是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于1936年1月22日做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分裂活动。后来，张国焘在党中央的耐心争取和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最终同意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他们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己任，始终能够正确把握革命航向，团结和带领广大军民共同奋斗，而张国焘眼界狭隘、私欲膨胀，意图分裂党和红军，终将走向革命的反面。真理战胜谬误、团结战胜分裂、实事求是战胜教条主义，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政治逻辑和军事文化逻辑。
长征落脚陕北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严重危机和全国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日浪潮，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认识到党的干部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无法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于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培养干部作为全党的战略任务提到新高度，他强调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毛泽东初到陕北时就提出好的领袖干部，应该既能治党，又能治国，他把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作为党的重要任务。党中央先后创办了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等干部院校，培养各级各类干部。对于在职干部，党主要通过开展学习运动，努力克服“本领恐慌”；对于高级干部，党主要是通过整风来教育，竭尽全力培养革命领导人才，最后造就了一大批信念坚定、军事才能卓越和组织领导能力高超的职业革命者，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延安时期形成。
遵义会议以前，党的中央领导班子换届多、变动大，未能形成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长征到达陕北后，基本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从遵义会议到七大，前后历经十年时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解决了红军的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进一步从组织路线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42年至1945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解决了党内思想路线问题，为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最终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奠定了重要基础。1945年召开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真正建立起来。从此，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长征保留了中国革命火种，锻炼了大批党员干部，铸就了中国革命精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并且日渐成熟。长征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中国共产党人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能够主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创造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正确指引下，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