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坪镇位于陕西省延川县西北部，毗邻子长县和延安市宝塔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35年9月，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就是在这里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的。永坪会师对长征的胜利结束具有重要意义。它极大地壮大了西北的革命力量，为打破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的“围剿”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大会师的序幕。
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创建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两块根据地虽然近在咫尺，党和红军却存在两个领导关系。陕甘边根据地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被破坏后，直接归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陕北根据地则直接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阎家洼联席会议后，两支红军部队虽然有了配合，但基本上还是以各自活动为主。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来到陕北后，鉴于谢子长身负重伤的实际情况，建议调刘志丹到陕北，统一陕甘边和陕北两地的军事领导。黄翰致信刘志丹，指示刘志丹尽快来陕北。接指示后，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部分部队，于12月底奔赴安定。1935年1月20日，刘志丹来到陕北根据地中心赤源县（今子长县）灯盏湾，探望了正在这里养伤的谢子长。两人就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和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共同作战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共识。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崔田夫、高岗、郭洪涛、习仲勋、马明方、张秀山等，谢子长因伤势过重未能出席会议。会议由刘志丹主持，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西北工委由惠子俊、崔田夫、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郭洪涛、张秀山、高岗组成，惠子俊任书记（在惠子俊返回陕甘边传达联席会议精神期间，由崔田夫代理书记），郭洪涛任秘书长、组织部部长，高岗任宣传部部长，白茜任妇女部部长。2月7日，刘志丹在赤源县冯家稍墕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成立西北军委，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军委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军委副主席高岗。军委委员有谢子长、刘志丹、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高岗。周家崄会议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政、军的领导，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周家崄会议召开时，蒋介石正调集近30个团的兵力，采取“围堵结合”“分区清剿”的方针，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因此，西北军委开始办公的第一件事，就是刘志丹亲自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号召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5月1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赤源县白庙岔会师，总兵力约4000人。5月4日，西北军委在赤源县玉家湾成立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政委高岗，政治部主任白坚。此后，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主力，连战连捷。5月7日，西北红军主力首战安定县吴家寨，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营，击毙营长郭子丰，俘敌450多人，缴获各种枪500余支。5月9日，红军主力再战马家坪，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营，击毙营长左象亨、连长王兆凤，俘敌450多人，缴获各种枪、炮以及其他大量辎重。5月10日，红军解放了安定县城和延川县永坪镇。5月25日，红军在绥德、清涧交界处的张家圪台村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击毙连长孔庆山，俘敌150多人，缴获各种枪100余支，又在绥西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击毙连长翟文启。5月30日，红军攻克延长县城，俘虏国民党县长董公绶、骑兵连长汪进河等500多人，击毙民团总指挥李明五，缴获各种枪500余支、战马170余匹、无线电台1部及大批军用物资。国民党延川县守城部队闻风丧胆，弃城逃往清涧，红军一弹未发解放了延川县城。6月15日，红军在延安县高桥镇击溃民团一个连，击毙民团总指挥李汉华，俘敌20余人，缴获长短枪20支。6月20日，红军解放安塞县城。6月22日，红军攻克安塞县重镇李家塌，安塞全境解放，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6月28日，红军攻克靖边县城，击毙国民党守军营长屈志鹏，俘敌500多人，缴获各种枪500余支、迫击炮6门。6月30日，保安县城守敌逃窜至安边，红军一弹未发解放了保安县城。7月3日，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陕北省政府机关迁驻永坪镇。随后，西北红军干部学校在永坪成立，校长吴岱峰，政委张秀山。8月9日，刘志丹指挥红军主力，在吴堡慕家塬全歼国民党军四个连。8月21日，红军主力在绥德县定仙墕全歼晋军一个团。至此，第二次反“围剿”获得最后胜利。
经过半年多浴血奋战，西北红军先后攻克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六座县城，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环县等游击区，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使西北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的红二十五军共2900余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转移。红二十五军经湖北北部、河南西部，击破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于12月胜利到达陕西南部。随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创立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1935年7月，为配合红军主力北上行动，红二十五军挺进甘肃。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在甘肃省泾川县四坡村遭遇强敌，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年仅28岁的军政委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吴焕先英勇牺牲后，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9月9日，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越过子午岭进入陕西保安县豹子川，在永宁山与地方组织取得联系。习仲勋、刘景范知悉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的消息时，立即报告中共西北工委，并与陕甘边区政府秘书长张文华一起带保安分队和交通员去永宁山迎接红二十五军到来。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
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坪后，即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程子华三人组成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9月16日，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来到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9月17日，中共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及红军主要领导人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范子文为军委秘书长，戴季英兼任军委参谋长；改编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军团下设三个师，第七十五师由红二十五军改编而成，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参谋长毕士悌；第七十八师由红二十六军改编而成，师长杨森（后田守尧），政治委员张明先（后张达志）；第八十一师由红二十七军改编而成，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达志（后崔田民），参谋长任浪花，。全军团共约六七千人。
此时，国民党东北军第一一○师、一二九师已进驻延安，一一○师一个营驻甘泉；第一○七师驻守洛川、富县；第一一○师、一○六师、一○九师、一一七师经合水向西北根据地进犯。龟缩在陕北重要据点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八十四师又蠢蠢欲动，企图与东北军夹击红军，消灭刚刚成立的红十五军团。红十五军团立即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徐海东、刘志丹决定采取“围城打援”战法，打击南线的国民党军。9月28日，红十五军团抵达甘泉县城以北的劳山一带，以第八十一师一部包围甘泉县城，大部队埋伏于劳山丛林中，准备歼灭延安援助甘泉的国民党军。10月1日，援助甘泉的东北军第一一○师在劳山中伏被歼。劳山战役毙伤国民党东北军师长何立中以下1000余人，俘国民党东北军团长以下3700余人。10月5日，中共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陕北省政府机关由永坪迁驻瓦窑堡。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又向榆林桥发起攻击，全歼榆林桥守军国民党东北军第一○七师第六一九团及第六二一团之第二营，毙伤300余人，俘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的胜利，打击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气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
11月6日，已于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的中央红军在甘泉县象鼻子湾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此时，中央恢复了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与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11月21日至24日，红一方面军在富县直罗镇全歼国民党第一○九师及第一○六师第六一七团，俘虏5300多人，缴获长短枪3500多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子弹22万发。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红军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诚如毛泽东所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然而，就在红十五军团南下甘泉进行劳山战役之际，一场将矛头指向刘志丹和陕甘边区出身班底的“肃反”已悄然展开。
1935年7月5日，中共驻北方代表派朱理治来到永坪。当月中旬，朱理治主持召开西北工委扩大会议，要求在西北苏区开展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9月初，上海临时中央局派聂洪钧来到永坪，以中央代表身份参加西北根据地的领导工作。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坪，朱理治、聂洪钧和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组成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其和新成立的中共陕甘晋省委成为陕北错误“肃反”的发动者和主持者。
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9月22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发出关于进行“肃反”运动的指示，颁布“赤色戒严条例”，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系统，提出“火线上反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正式开始“肃反”。“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到洛河川一带逮捕了上自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下至红二十六军营级和一些连级干部、地方上县科以上干部；马文瑞、张秀山、杨琪、朱子休、蔡子伟、秦武山、惠子俊、刘景范、张策、孔令甫、任浪花、高锦纯、赵启民、高朗亭、王聚德、张文舟、李启明、郭宝珊等五六十人被关在瓦窑堡监狱。除王世泰、康健民、刘约三、龚逢春、张邦英等几人因负伤或带游击队在边境活动等原因未被抓捕外，陕甘边区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抓。“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大开杀戒，仅下寺湾和陕甘边南区前马塬就有陕甘边县级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也有部分连级）干部以及来自白区，在机关、学校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200多人惨遭杀害。乱捕滥杀的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根据地，根据地内人人自危，西北根据地危在旦夕。
就在西北根据地陷入空前危机之际，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来到了陕北。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郭洪涛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汇报。毛泽东、张闻天极为震惊，当即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并决定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带无线电台先去瓦窑堡，制止错误‘肃反’，调查情况，等候中央处理。”11月7日，张闻天、秦邦宪等率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即着力解决陕北错误“肃反”问题，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五人委员会，审查陕北错误“肃反”事件。五人委员会中，中央代表是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中革军委代表张云逸，西北代表是郭洪涛。通过访问群众，调阅案卷，与当事人谈话等形式深入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事实和证据后，确认错误“肃反”强加给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的是“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口供证据是通过刑讯逼供等方式取的，纯属不实之词，理应予以推倒。随即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等18位人，接着其他被关押的同志也陆续获释。
11月30日，张闻天主持为刘志丹等平反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大会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至此，中共中央完成了对陕北错误“肃反”的基本处理工作。错误“肃反”的果断纠正，不仅使刘志丹等一大批西北红军和根据地领导人幸免于难，也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中国革命从此有了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永坪会师后，虽然发生了错误“肃反”，使西北根据地一度危在旦夕。但会师后，三支骁勇善战的铁军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接连取得了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从而打破了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为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做好了准备，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永坪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红色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