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以前我们党没有速记工作机构，也没有速记人员，党的速记工作是从延安开始的。1937年年底，因为王明从苏联回到了陕北延安，大家听他讲在苏联速记的所见所闻，党的“十二月会议”决定召开“七大”，需要大批文稿记录人员，王明介绍了苏联的速记工作。比如，斯大林在各种会议上讲话的时候，会有几十名俄文速记员在现场记录；会议一结束，就可以把斯大林的讲话很快整理出来，印发给参会者。中央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就决定办一个速记训练班，培养速记人员，为大会服务。
速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没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是很难胜任的。在速记过程中，往往会碰到一些理论、知识、语言等方面的难点，可能听不懂、记不下。即使记录下来了，也很难准确地翻译出来。重要领导人的讲话，如果当时记不下来或记不清楚，事后也常常无法再问。中央对速记员的要求很高的，学员们当时都是经过挑选，从各个单位抽调来学习和从事速记工作的。做速记，政治和文化条件要求非常严格，标准是：政治上是共产党员，或者已具备入党条件；文化是高中以上程度，脑手反应比较快，身体健康，年龄在20岁左右。
第一期速记训练班是自1938年4月延安成立了中央速记训练班开始的，教员是张霁中，他是一位经过很多困难来到延安的爱国青年，非党人士，在北平学过汪怡式速记（那个时候在全国影响较大的还有杨炳勋式速记法、唐亚伟速记法等）。用汪怡式速记记录比用汉字记录快三到四倍以上的速度，当时延安的条件很艰苦，没有教室，就露天教学；没有桌椅，每人一个木凳，一块报纸大的木板；没有铅笔刨，每人一把小修脚刀；没有教材，张霁中自己编，自己刻蜡版、印刷，一边编一边教。学员是从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选调的20名学员，男女青年各半。速记训练班地址设在延安城内征用的一个四合院，这期培训班1938年8月后结业。学员们就被分配到中央、边区几个重要机关做速记工作，如张重去了中央军委第一秘书室（也就是毛主席的秘书室）。1939年又办了第二期培训班，学员30人。我们一般把这个时期称为我们党速记工作的开创时期。
从1939年开始，速记在党的工作中被大量使用。1939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了速记室，王首道当时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主管速记室。如果有什么地方开会，毛主席去演讲，速记室的同志就参加会议，把讲话速记回来，马上翻译成汉文，送毛主席那里请毛主席最后修改。当时，对于毛主席的讲话，全国各地都是十分重视的，或存档，或在报刊上转载，或由新华社发表，或者在电台上广播。曾经在党中央办公厅速记室里工作过的速记员有张重、张树德、武承宗、周坤玉等人。那时做速记，为了力求准确，一般是两到三个人同时记录，个别情况下也派单人记录。例如，第一期学员张树德同志勤奋好学，笔头快，中文底子好，从符号翻译成汉字也很清楚，所以常常被安排独立作战。
速记工作非常繁重，需要大量速记人员。1940年后，这个时期称为我们党速记工作的大发展时期。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中央、西北局都需要配备大量速记人员，部队及各抗日根据地都希望党中央为他们输送速记人员。所以，中央办公厅同中央西北局办公厅，先后办了几期速记班，每期三四十人不等，从边区的各个院校机关抽调人员来学习速记。这些学习是统一训练，按需分配。1943年，为了准备召开“七大”，中央决定，再培养补充了一批高素质的速记人员。从1938年至1946年先后开办了6期速记训练班，培训了200多人。这些同志毕业后，陆续分到中央各部门和各革命根据地，他们埋头工作，为党记录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
速记工作的形式主要有这样几种：
第一种就是做大会记录。当时速记室的主要任务，是记录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各种会议上的重要报告和讲话，最重要和集中的会议就是整风时期的各次会议，以及后来的“七大”。战争时期，领导们都很忙，开会很少提前拟稿，往往都是拟个提纲就讲。如1942年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做整风报告，提纲很简单，主要是即兴发挥。这个报告和《反对党八股》，就是张树德同志和周昆玉记录的。周昆玉还参加记录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讲《反对党八股》时，提纲只有两页纸，列了八个标题，带着一本《联共党史》，如果当时不用速记记下来，后来发表就只能请毛主席另写了。这篇讲话，速记下来、翻译整理后，交王若飞和胡乔木同志看过，由毛主席最后修改定稿，这样就省时省力，方便多了。
第二种是记录各种中小型座谈会。1944为了清理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毛主席提出“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因此召开了一系列“山头（即根据地）”会议。当时准备参加“七大”而到延安或调到延安学习，或本来就在延安工作的党的各级主要负责人，大部分集中在中央党校。这些多数来自各抗日根据地的同志按华北、西北、华东几个地区分别召开了座谈会，自由发言，你一言，我一语，非常热烈。会议的记录任务很繁重，特别是出席会议的各地同志说起方言来，速记人员听不太懂，加上对苏区情况又不甚了解，用记音符号记录难度不小，但大家还是千方百计把任务完成了。
第三种形式，是为领导同志起草文稿、讲话服务，就是由他们口述，速记人员记录。例如1944年4月任弼时同志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稿就是任弼时同志口述、张树德同志用速记记录后整理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种形式，就是1942年审干时，中央领导同志找人个别谈话，也用速记进行记录。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当时，为了保证记录准确无误，专门成立了记录科，下设两个股，即汉字记录股和速记股。速记股的同志记录整理后，由汉字记录股的同志对照汉字记录核对。这支为“七大”而建立的速记队伍，记录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同志的所有报告和讲话、大会所有人的发言。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这本书中，除了《论联合政府》是大会书面报告外，几乎全部是用速记记录稿整理出来的。如今，《愚公移山》的速记手迹就摆放在毛主席纪念堂供人们展览，令人非常感慨。
总之，从1939年到1945年“七大”召开为止，速记在党的各项活动，特别是中央领导人的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为党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
速记工作是默默无闻的，那时速记人员都很年轻，刚开始大家还是有些想法的，觉得前方斗争很热闹，都想到前线去，有些不太安心速记工作。但是中央领导同志对速记工作非常重视，反复对大家讲速记工作的重要性。任弼时讲，速记工作对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张闻天也讲：速记是党的理论建设的重要工具，比如，毛主席的讲话很重要，但他没时间写下来，现在你们记下来，整理出来，再交给他修改成一篇文章，就能节省他很多时间。朱总司令也是这样，他的讲话，他自己挤不出那么多时间来写，也需要你们帮助他速记后再整理出来。张闻天还说，在延安找50个团长不成问题，但要找50个速记员就办不到。徐特立也讲过：在全国找100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容易，要找100个很娴熟的党的速记员就不容易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行使他们深受教育，工作也就安心了，热爱速记工作，甘当无名英雄。
速记工作是很艰苦的，特别是赶上会议比较多的时侯，速记任务就很重。一般都是白天记录，晚上翻译，白天记录一小时，晚上就要翻译三小时，还要复写出来，大家就在小油灯下工作。中央领导同志对速记人员要求很严，但也非常关心大家，晚上加班时安排夜餐，有段时间曾经每人每月发六斤小米津贴，形势好转了，又改为猪肉津贴。有一年冬天特别冷，速记员在大会上做记录时，没有穿棉鞋，也没有袜子穿，就是用一块布包在脚上，穿着草鞋。贺龙同志看见了，亲自批条子，给速记员每人发了一双毡窝窝。还有，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期间，天气很热，速记员们都热得汗流浃背。刘少奇同志走过来说：“老朋友又见面了。”说着递给速记员每人一块西瓜解暑。中央领导对速记人员无微不至的关心，使大家备受鼓舞，工作再累、生活再艰苦，心里也是高高兴兴的。速记员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很多，毛主席对大家很关心，每次大会他都让速记员们坐得近些，好听得更清楚。主席还交代李富春同志，说要让速记员吃好睡够，好有充沛的精力做速记，毛主席开完会和大家一起吃饭时，还常常把自己的一份好菜分给速记员吃。后来大家一见毛主席端着盘子过来，就赶紧捂住自己的碗，怕毛主席又给他们夹菜。
抗战胜利后，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大批干部离开延安，开赴前线。人员分散了，速记技术也被带到了各个解放区。东北局、晋察冀、热辽分局等解放区都纷纷开办了速记训练班。这样，速记应用的范围就更大了。1948年一部分速记工作者随中央到了西柏坡，他们在西柏坡也办了一期速记训练班，学员们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土地会议做过记录。速记工作不仅在我们党的中央机关和各个解放区以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党的秘密工作领域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例如沈安娜、华明之同志，他们夫妇俩在抗战期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内部，在蒋介石身边做速记工作，用速记做武器，为党做出了特殊贡献。不仅如此，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差不多都是通过速记记录下来的。
延安速记工作者，为党政军重要会议做记录，留下珍贵的历史档案，他们长期为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毛主席的多次重要演讲、报告、谈话做记录，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延安的速记人员，他们胸怀大志，甘当小兵，不计名利，精益求精，埋头工作，一片丹心一支铅笔，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以及新中国速记历史上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