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共党内统一战线方面的杰出代表和高明领袖，书信集中体现了他高超的统战艺术与娴熟的统战技巧。1936年5月至12月，在中共中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后，为了对全国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开展统战工作，积极推动全国范围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既定政治目标，毛泽东撰写并发出了意在开展统战工作的诸多书信。在书信中，毛泽东充分展示了他扎实的国文功底、高超的统战才能以及独特的领导艺术。通过书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使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全国各阶级、阶层特别是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和地方实力派如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认可和赞同，为此后西安事变的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政策基础，换句话说，中共的统战工作获得了巨大成功。书信中体现的毛泽东的统战艺术主要有：
中国人向来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凡事都要正名，以达到师出有名、大胜而归的目的。而称呼或称谓就是这种名的具体体现，为此，在特殊场合尤其是政治场合中，人们特别是政治人物特别注意对对方的称呼，这不仅是对对方的适当尊重，而且是对对方历史贡献和作用的积极肯定。毛泽东十分注重这一点。
作为从战争实践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深知中国共产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书信中，毛泽东对不同的统战对象采用不同的称呼。这些称呼都是尊称，有的带有对方的具体职务，这样称呼可以使对方感到自身地位、作用、贡献、威望的被尊重与被认可，无形之中可以拉近对方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心理距离，有助于消除以往的隔阂和误会，有利于宣传、解释、扩散中国共产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尤其是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有利于中共统战工作的开展和中共政治意图的实现。
国民党在以往的宣传中，为了极力抹黑共产党特别是中共的领袖人物，以给自己的围剿寻找理论依据，国民党攻击中共共产共妻，说中共领袖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以至于在江西等地出现“朱毛者，字赤匪，江西人也”的误传，这就在无形之中贬低了共产党的作用、地位和形象。为了切实改善甚至根本改变中共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负面形象，中共双管齐下，一方面邀请美国记者斯诺访问苏区，用外国人的观察和观点来以正视听，斯诺写了《西行漫记》，使中共的形象大为改观，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迅速掀起中国热和中共热，而斯诺也由此成了毛泽东终生的好朋友。
另一方面，毛泽东主动出击，给国民党各派特别是“左”派及地方实力派写信，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主张，表明中共坚持民族大义高于一切的坚定立场，逐渐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也有利于树立毛泽东的良好形象。试想，当这些人接到毛泽东的书信时，他们就会深刻地感受到中共面对历史恩怨的超然态度和对国家、民族、人民的认真负责态度，也能切实感受到毛泽东确实是彬彬有礼、侃侃而谈的谦谦君子，而不是以往的负面形象，他们在无形之中就会受到毛泽东的影响。而毛泽东的工作也做得很细，对他们的称呼很科学、很恰当，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很专心。
如毛泽东在致宋子文、朱绍良、邵力子、阎锡山、冯玉祥、杨虎城、傅作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宋哲元、宋庆龄、蔡元培、何香凝等国民党要员、地方实力派以及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书信中都称其为先生；在致高桂滋、张学良等人的信中称其为阁下；在代徐向前起草的致胡宗南的信中称其为学长；在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的信中皆以职务相称。这样称呼本身就是一种极其高明的解释和争取，它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直面现实的积极态度和对历史的充分尊重态度，可以在不知不觉间拉近中国共产党与这些统战对象的心理距离，使他们在第一反应内感觉到中共示和、求实、渴望进取与变革的诚意，从而在一定甚至很大程度上稀释乃至逐步化解往日的恩怨情仇，在共同抗日的前提和民族大义下寻求并实现新的合作。
毕竟无论以往国共之间有何血海深仇，国民党对中共所谓的统战圈套、统战阴谋有多么大的戒心与疑虑，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国共双方都必须适当调整自己的既往政策，使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服从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在当时国共双方正式交流渠道未建立的情况下，书信这种传统的交流方式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政治人物，无论一个人多么地理性，一个人对往昔的恩怨情仇铭记得有多么刻骨铭心，一个不可否认更无法改变的事实是每一个人都有感情，这种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爱国的热情和精忠报国的激情。大敌当前，国难当头，每一个热血的华夏优秀儿女都不会坐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和平统一精神，这种精神也成为在危急关头中国人民接受真理、正义的重要原因，毛泽东也正是充分认识和有效利用了这种精神来做争取、统战工作。
精通历史、深刻了解中华民族心理的毛泽东在认真、精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对中共的统战对象采取动之以情、以情感人的统战策略和艺术，力图使对方从情感上、从内心的最深处甚至从灵魂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贡献与现实地位，并且赞同、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
如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在致国民党十七路军领袖杨虎城的信中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这就在情感上拉近了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之间的距离，肯定了杨虎城的积极态度，达到了以情感人的效果。
而在此前，杨虎城的军队与中共的军队做过战，杨虎城战败，此时杨虎城认识到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键时刻，置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于不顾而一味与共产党纠缠，不仅有可能损失力量被蒋介石坐收渔利，而且有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为此，他积极调整政策，改变对于共产党的敌视态度，与共产党进行了局部合作，再加上张学良的东北军，使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出现，这实际上出现了局部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是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预演和先声，也有效推动了全国范围内抗日民族局面的形成。因为在西北地区局部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蒋介石亲临西安督促剿共，结果被实行兵谏，被迫接受了张杨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从而建立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坚实的人力和政策基础。
8月14日毛泽东在致宋哲元的信中说：“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虽然形势危急，宋哲元处境堪忧，但毛泽东表示：“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也。”这就在肯定宋哲元抗日功绩的情况下，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支援国民党将领的抗日爱国活动，愿意与国民党结成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少是停止敌对活动的强烈愿望，能够起到很好的统战作用。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以诚恳的态度来感化对方，如1936年8月14日，在致宋子文的信中说：“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这就表明了大敌当前的危难时刻，中共愿意与国民党携手并进，共克时艰，并且愿意听取宋子文在国共合作方面的高见，起到了良好的统战作用，使宋子文逐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而这一切意义特别重大。
宋子文在国民党政府里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又是蒋介石的姻亲，他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巨大作用对蒋介石施加影响，使其逐渐接受中共不可能被彻底剿灭的现实，要采取政治手段来解决中共问题，特别是在此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中，宋子文、宋美龄主和，主张与张杨、共产党和谈，要求蒋介石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条件和共产党提出的政治主张，最终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使国民党停止了剿共方针，中共在长征后得以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也提供了成长壮大后对国民党战而胜之甚至取而代之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手中的一纸书信确实意义非凡。毛泽东后来所做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绝非妄言。因为从长远、根本上看来，最终赢得一场战争胜利的因素不只是一两件先进的武器或者富可敌国的财产，而是战胜敌人的高明的战略目标、战术手段，这种战略目标、战术手段其实就是智慧，毛泽东所拥有的大无畏情怀、大格局气量、大无穷智慧是他能够战胜各种敌人的重要原因，也是他能取得统一战线工作成就的原因。
再如，毛泽东在致国民党的信中说：“我们特以诚恳的态度致书于诸位先生及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之前。”这就很好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愿意听取对方意见的诚恳态度，有利于双方在思想上产生共鸣，积极寻求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并建立起统一战线。
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与统战对象关系的最基本原则，也是争取对方的关键，毛泽东在其意在开展统战工作的书信中同样体现和贯彻了这一原则。因为中共深知：“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只有依靠政策的正确、方法的得当才能使对方心悦诚服，甘心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周恩来曾言与人交谈，要使人从内心里点头。毛泽东的统战艺术正是这种判断的典型实践。通过晓之以理、陈明利害的方式使统战对象觉得中共确实目标高远、方法得当，是中国真理、正义的象征，方式、道路的代表，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如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指出：“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创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一致抗日的主张，虽然得到了全国爱国领袖和爱国人民的拥护，但因贵党及贵党政府迟疑不肯采纳，致使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直到今天还未发动。而日寇则已乘虚直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全国彷徨，不可终日，这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完全是由于贵党及贵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这就意在向国民党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已经得到全国爱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中共顺应了抵御外侮的民心和历史发展潮流，但由于国民党的消极对待，致使全民抗战仍然未能有效发动，由此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威胁，而这一切都是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造成的。
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悲惨局面出现，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呼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就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不仅具有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具有可操作性。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高明之处，中共主张不破不立、破而后立，在否定国民党以往做法的基础上，又指明了新的救民方式和救国道路：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全民族的抗战，真正实现国民党后来提出的“如果战端一开，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皆有守土卫国之责”的号召。
在晓之以理的基础上，毛泽东还向国民党陈明不积极抗日的利害：“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调转向外，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不可挽回。”这就向国民党陈明了利害，使国民党认识到，在民族大义面前，如果过于迟疑，将会沦为中华民族的罪人，落下千秋万世的罪名，从而加速了国民党改变立场、态度的进程，有利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及早实现。
任何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或者合理性都要建立在代表民意的基础之上，国民党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如不切实改变以往“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仍然十分顽固地坚持剿共立场，而放任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近逼，则将被人民所唾弃和抛弃，会被淹没在滚滚历史长河之中。好在国民党和蒋介石及时醒悟，停止了剿共政策，在1937年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设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改变中共领导的红军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使中华民族取得了近百年来大规模反抗外敌入侵的重大胜利——1945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又坚持独裁、内战、卖国政策，对汉奸、卖国贼的接收扩大成了对普通人民群众的劫收，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结果在人民战争的浪潮中归于失败，败退台湾。由此可见，毛泽东在1936年对国民党所做的警告真是至理，它在本质上体现了中国古人一直强调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深刻哲理。
反观中共，则做得很好，中共代表人民利益，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积极做各方面的工作，甚至积极调整了过去实行的苏维埃政策，因而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取得了巨大胜利和成功。
又如，9月8日，毛泽东在致朱绍良的信中用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来说明国共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应该“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希望朱绍良尽早同意中共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用典故说明，如果国共内争不息，得利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国民党应该放弃其使亲痛仇快的错误政策，及早醒悟并且坚决改正，才能保家卫国并维护自己的利益，借助典故很有说服力。
在书信中，毛泽东在表明自己目的和态度的同时，事实上也在向对方指明下一步行动的方向，晓以民族大义，通过给对方指明道路的方法来增强统战效果。
如1936年8月14日给宋子文的信中指出：“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这就既肯定了宋子文在中国国内的地位和贡献，又向宋子文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实行孙中山倡导的新三民主义，努力督促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的第二次合作。而且指明了实行国共联合战线的重要意义，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不仅能够挽救民族危亡，而且能够自救。毛泽东的信，真正贯彻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方面有理、有利、有力、有节的原则，使宋子文感到必须实行国共合作才能维护国民党自身的既得利益，所以他后来成为国民党内主和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再如，1936年9月8日毛泽东在致王均的信中指出：“朱玉阶同志极愿与先生合作，如能与之互通声气，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可能减少冲突。”这就向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王均说明，如能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则可保存中国的国防力量。在信的开头毛泽东还说从井冈山起就同王均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要求共同抗日。言外之意是国民党打了十年，仍然没能战胜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顺应民意，合乎历史发展潮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这样既联系历史又指明现实出路的统战方法是一种高超的艺术，能够起到意料之中的积极效果。
马克思主义强调在贯彻执行政策时必须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对象实行不同的政策。作为中共党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深知在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此，毛泽东的书信针对不同的统战对象，采取不同的书写方式，书信内容也不尽相同，主要是为了触发对方的感触，努力“促致”并逐步提高对方的觉悟，最终争取对方对中共政策的赞同。
中共向来十分注意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因为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刚一开始时对于人民群众来讲比较陌生，而且人民群众也会担心国民党反动派的报复打击行为，所以需要中共做大量耐心、细致、长期、反复的说服教育工作。如周恩来早年在天津建立“觉悟社”，中共在发动农民运动时还指出“我们的觉悟，就是我们的命运”，用于促致或启发人民的觉悟。毛泽东也在书信中使用了这种提高人民觉悟的方法。
如1936年5月红军东征后毛泽东在致阎锡山的信中指出：“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还指出了红军东征后回撤的目的：“促制贵部及蒋氏的觉悟，到达共同抗日之目的。”
这就根据阎锡山和晋军的特殊情况指出了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主要是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已沦为汉奸卖国贼，遭到中国人民的唾骂，而阎锡山还不是，也不能与蒋介石同流合污。也指出了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即蒋介石一方面要“剿共”，另一方面要“削藩”，试图双管齐下，同时削弱红军和晋军的实力，达到其在实质上统一中国的目的。或者至少挑起红军与晋军的冲突，以便坐收渔利。这封信析事鞭辟入里，使异常精明号称“玻璃猴子”的阎锡山深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联合红军对抗蒋介石，否则自己山西“土皇帝”的地位不保，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提高了觉悟，与共产党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统一战线。
此外，在致傅作义的信中肯定其绥远抗战的功绩；在致宋庆龄的信中希望宋庆龄能够“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希望“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在致蒋介石的信中指出其错误，并表示红军东征后回撤是“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在致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信中肯定了其抗日反蒋的意见，表示“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
总之，毛泽东的统战信件具有非常明显的针对性，根据不同的统战对象进行不同的统战宣传，由于方法得当，言辞恳切，再加上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所以统战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双方尤其是中共自身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定性问题，定位、定性不适当或者不正确，会直接影响统战工作的开展与效果。当时的国民党虽然实行祸国殃民的不抵抗政策，但它仍然是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蒋介石仍然是中国绝大多数人愿意接受和能够承认的共同领袖，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发言的仍然是国民党；而中国共产党虽然是新兴的代表全国人民救亡图存愿望的前途无量的无产阶级政党，但它仍然是屈居在全国零散地方的在野党，星星之火还未形成燎原之势。
因此，在书信中，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自身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和定性，自称谦虚乃至谦恭，礼贤下士，姿态平和，显示出求贤若渴、纳谏如流甚至闻过则喜的诚恳态度，赢得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认同和尊重，使中共的统战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在致阎锡山、杨虎城的信中自称为毛泽东，在自己的名字前不写具体职务，在致宋哲元的信中自称为“弟毛泽东”，在代徐向前起草的致胡宗南的信中自称“学弟”，在致高桂滋的信中自称“鄙人”，其他还用“弟等”谦语。在自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时用“敝方”等谦语。在信的结尾和落款出还有“顺祝健康”“拜启”“上”“敬上”等敬语。虽然谦称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和民国时期的惯用做法，但同样的谦称从不同人物的笔下写出实际上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何况是从中共一党之尊毛泽东的笔下写出，意义和作用自然更加不同。毛泽东的谦称，增强了统战效果，赢得了对方对中共的尊重和对中共统战政策的赞同。
总之，毛泽东的书信，称呼适当，文采飞扬，态度诚恳，用典准确，既细致入微又高瞻远瞩，既回忆历史又联系现实，既讲道理又摆事实，既陈明利害又指明出路，既有强烈的针对性又有充分的灵活性，能够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言之有理，持之有据，显示了高超的统战艺术和杰出的领导才能，起到了良好的统战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