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将军是在1936年4月14日红军东征中阵亡的。而建造志丹陵园是1943年才竣工的。按一般常规，志丹同志作为陕甘宁边区与红二十六军的创造者，是西北人民的领袖，是党内布尔什维克之模范干部，应该及时建造陵园以示纪念。但为什么要在七年之后才建造成功呢？对于这个过程笔者做些介绍。
刘志丹同志1936年4月在东征前线阵亡，此时正处于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之际，迫于紧张的战争环境，安葬烈士不容延缓时日，于志丹同志遇难十日之后，未等到其弟刘景儒来就已把烈士遗体秘密安葬在离瓦窑堡城三里的水沟坪。周恩来同志为刘景儒说明了这样做的原因，其家属及友人都能理解。时过三年，刘志丹胞弟刘景儒前去拜谒家兄陵墓，发现因几年来风吹雨打，坟墓已被雨水冲开，无人照管，使他目睹心伤，但是欲迎回安葬又限于经济。他回家乡后便向志丹县政府致函请求，望政府能在迎葬上予以帮助。这样，搬迁刘志丹烈士灵柩便已提出，但志丹弟并没有想到，也没有向组织提出建创陵园的问题。
志丹县政府收到刘景儒同志函信后，县长赵耀光同志感到责任重大，便于1939年10月21日向陕甘宁边区政府打了专题报告，为呈请帮助迎葬刘志丹同志灵柩给以津贴资助。赵县长的报告称：“查刘志丹同志，在革命中牺牲奋斗，已十余年，百折不回，精神百倍，凡边区父老兄弟，言之莫不钦佩。尤其保安人民，近闻刘景儒言志丹陵墓被水冲毁，猛感悲痛，有愿捐资资助者，我们为了团结边区人民，提高边区人民牺牲奋斗精神，学习刘志丹刚毅不拔百折不回之勇气，亦需对于刘志丹同志灵柩，给以安全之葬地，使边区干部更加积极努力于工作，但以经济限制，仰祈政府给以帮助，或从人民中发动募捐，以完成迎葬之计划，俾死者得以安，生者得以慰，于公于私，均有裨益，是否有当，理合具文呈请。”这样，关于建造刘志丹烈士陵园的设想已向边区政府提出。
陕甘宁边区政府向来对革命烈士工作极为关切。在此之前，1938年就曾发出通告，在延安公共体育场建立抗敌阵亡将士纪念碑的决定，后来又做出《关于建筑革命公墓于延安市的训令》等。当林伯渠主席与高自立副主席接到赵县长之呈请后的第七天，便向志丹县政府发出命令：“为迎葬先烈刘志丹同志灵柩一节，应予照准，本府已责成教建两厅设计办理矣，仰即转饬知照。”陕甘宁边区政府明令宣布：决定由政府拨专款在志丹县建造刘志丹烈士陵园。建造志丹陵园就是这样被提出决定的。
建造刘志丹烈士陵园的任务下达后，志丹县政府极为重视，立即组织成立了以王生华同志为主任的志丹陵建筑委员会，专门负责建陵有关事宜。经过积极筹备后，此项工程从1941年4月正式破土动工至1943年4月正式完成，先后长达两年。共完成陵堂1座、棺木1座、纪念碑1座、大门1座、围墙60丈（包括围墙木栏杆60丈全部油漆）、门窗6副、过水40道、楼板2方丈、花栏大门1副，还将围墙全部粉刷，道路全部砖铺。共计前后用去各种木工17800多人次。所支经费571471.94元，粮食约合217石9斗4升6。在当时抗战处于极端困难的相持阶段，能够投资这么多的粮食、资金修建志丹烈士陵园，这是多不容易的事。其中，边区政府前后拨款342500元，人民自筹、募捐款项58238.42元，志丹陵修造委员会在延安设店营业收入58346.32元，各级领导赠碑折款40800元，加上其他杂款收入，才支付了这个57万多元的巨额款项。粮食除自买约107石3斗4升6，下余110多石粮食全由边区粮食局批发及民政厅三科救济。
这里要说明的是，人们当然会问：政府投入那么多资金和粮食，怎么还用两年之久才完成此项任务呢？
其原因之一是：原计划在建筑工程上除一部分泥水石木等大工外，其他小工及起地基础完全想依靠动员民工辅助，但尚未正式开工，边区政府就号令各地立即运输公盐。为了集中民力而停止任何动员或不必要的义务负担。这样志丹陵的建筑就完全改用雇工，但所需工人均系绥、米、延安等地雇来，经费、工人自然跟不上工程进度需要。二是材料运输困难，志丹县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工程上所需的各种材料可以说一无所有。建陵所用的石料均在150里外之高桥（安塞）运来。木料也要在七八十里外之郝家窑运来，连需34万块烧砖的78万斤柴即需及运砖路程往返也不下五里，10万余斤石灰也得往返50里。所以，1941年仅做到准备材料，1942年完成主体工程。三是经费，逐渐批拨，开工时仅领到4万余元，因将动员民工改为雇工，加上材料缺乏，运输困难，自然拖延工程，加上当时物价日益倍增，被迫在开工后十次停工，因而就拖延工期。但是就在这困难重重的条件下，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完成此项艰巨任务。这便是建造刘志丹烈士陵园的经过。
志丹陵园竣工后，边区政府立即做出迁陵决定，并委派延属分区副专员马豫章及刘景儒携带一个排护灵去瓦窑堡搬运灵柩。1943年4月22日抵延，23日边区政府特此为迎葬刘志丹烈士举行了公祭大会，中央等各级领导出席讲话，最后决定于5月1日在志丹县新建的志丹陵园安葬。林伯渠等同志4月25日亲赴志丹参加安葬仪式，并写了《永恒的记忆》一文。林伯渠同志最后说：“边区人民在志丹同志的故乡为他建筑了庄严壮丽的陵园，并要在‘五一’劳动节这个工人阶级的伟大节日来安葬他，这是人民对自己领袖举行的最隆重的典礼。然而树立在他陵墓前面的纪念碑只能简单记载他的丰功伟绩，永恒的碑记是刻在广大人民心中，对于他的纪念也不仅在公葬的仪式上，而是不断地要用革命的创造与辉煌的建设，来表扬他千秋不朽的事业。”真是这样，边区人民没有辜负边区政府的希望，以刘志丹烈士为榜样，在边区的各项事业建设中都做出了优异成绩，这就是在烈士精神下取得的成果。
关于刘志丹将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一个是对刘志丹将军个人的评价，二是他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独创的经验是什么。
第一方面，最早见诸报端的对刘志丹同志的评价是1936年4月26日《红色中华报》第二版刊出的《追悼刘志丹同志》，文中称：“陕甘革命领袖刘志丹同志在抗日讨逆的战争中，光荣地牺牲了！”1943年4月23日《解放日报》《志丹同志陵“五一”落成边区特派专员移灵》一文中称：“志丹同志和高岗同志一样的是过去陕北苏区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也是今天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创始者。”1943年4月23日《解放日报》，林伯渠写的《永恒的回忆》一文称：“他所创造起来的边区，是和他的血肉分不开的，虽则他还来不及看到今天结满的果实便离开了自己的战友，但可以告慰于他的是所不能忘怀的边区，已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世界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都向往的新土壤。”1943年5月1日的《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由林伯渠署名，文中称：“志丹同志是陕甘边区红二十六军创造者，是西北人民领袖，是党内布尔什维克之模范干部。”1943年5月3日《解放日报》登载《延安公祭刘志丹》一文中称：“志丹同志是陕甘宁边区的创造者，是西北人民的领袖，是党内布尔什维克的模范。”
上述列举出五条论述，告诉我们：刘志丹同志不仅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陕甘宁边区的创造者。近年来我在各种研讨会上强调，不能隔断边区史和西北根据地之间的关系，终于在《陕甘宁边区史纲》中得以实现。从这一点上讲，那就不只是“两点一存”的地位了，而是新中国的雏形，“两点一存”是讲西北根据地的作用，而作为陕甘宁边区的创造者，那就是新中国的奠基者。所以，西北大学梁星亮教授与我交流时说：“刘志丹是陕甘宁边区的奠基者，完全成立，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二方面，我们再来研究刘志丹创建根据地的独创经验。
1.“三色论”是统一战线的典型范例，别的根据地不可比。
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形成初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将军提出的“三色论”统战思想，对巩固和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丰富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1928年，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今志丹县），领导陕北人民群众开始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根据地革命力量逐渐发展壮大，根据地的范围不断扩展和巩固。人民群众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先后三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重兵“围剿”，多次战胜了来自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和破坏，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落脚点。刘志丹领导陕北人民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也为我党领导全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尤其是刘志丹的统战思想“三色论”（即红色，组建自己的武装；白色，做白军工作，争取国民党部队里的进步分子和爱国人士；灰色，做土匪工作，改进哥老会，收编山大王）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使共产党逐步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政治态度，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局势。
2.以“狡兔三窟”的方法建立革命根据地。
根据地是军队作战的依托。当照金根据地一度沦陷，缺乏回旋余地，红军陷入困境时，刘志丹便依据敌情、我情、地形等条件提出创建南梁根据地的设想，同时建立三个游击区，形成几个相互依托、相互支援的战略支撑点，使陕甘边根据地建设出现新局面。刘志丹“狡兔三窟”的高明之举，曾经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正是由于刘志丹因地制宜、坚持不懈地领导创建根据地，使陕甘边根据地不断发展，后经过艰苦努力，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最终建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仅存的一块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与北上抗日的出发点。
3.在流动游击中不断壮大。
陕甘边根据地在全国革命根据地中，具有罕见的流动性，并在流动中不断壮大。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毛泽东这一对根据地流动性的论述，在陕甘边根据地体现得十分典型，集中体现在流动时间长，流动幅度大。具体说：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历时五六年，经历了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三个阶段，两个在甘肃，一个在陕西。
4.落实战略在根据地发展方式与发展方向上创新。
1934年7月下旬，中共陕甘边特委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通过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分析了全国革命形势和陕甘边区的斗争形势。指出：“在这样情形之下，更加强了我们创造陕甘宁新苏区的任务”，要求“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分配土地，统计人口，宣传苏维埃的选举法，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成立正式的苏维埃政权，即以华池苏区为陕甘宁的中心苏区向四外发展”。决议提出“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建议四十二师要以最大的力量帮助三路游击队恢复照金苏区。”
这个确定围绕中心区向四周发展的根据地发展方式，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提出的根据地发展方式是惊人的一致。说明，在经历了创建照金根据地的实践之后，领导者们总结了过去急于向敌人统治中心发展的教训，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找到了正确方式。明确了以南北为发展方向。虽南梁为中心区，但并未放弃照金，那里有群众基础、党的组织，建立过苏维埃政权，有游击武装，可作为中心区前区或边缘区，对保卫中心区，输送红军和兵员仍有作用。陕北也一样，虽以安定为中心建立第一路游击区的计划受挫，但特委荔园堡会议调整了计划，即派红四十二师帮助陕北苏区反“围剿”，发展正规红军，不仅实现了原先目标，而且有所超过。为陕甘根据地形成创造了条件，为陕甘主力红军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这就说明了“狡兔三窟”战略决策符合陕甘边实际情况，所以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