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博物馆的概念也一次次地发生着变化与延伸，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第78次常务会议通过2015年2月9日国务院令第659号公布，自3月20日起实施的《博物馆条例》明确规定：“博物馆是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众对博物馆公众教育、社会能力的再度认知和社会公众日益提升的高要求，使得博物馆人不得不再次去思考未来发展的道路和方向等诸多问题。
新《条例》把教育放在博物馆工作的首位，显而易见，要搞好博物馆工作，首当其冲要担起并圆满完成博物馆是社会教育大课堂这项光荣而巨大的任务。那么，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思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培养、先进文化熏陶等社会责任的革命类纪念馆，作为青少年成长发展的第二课堂，做好社教工作，提升纪念馆的社会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面对当代的青年人，他们对于革命时代的记忆很多仅仅是通过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介上的影像才有了直观的感受，这难免会让他们对革命时期的人物和事物产生疏离感及不现实感这样的情绪。博物馆人如何让他们走进纪念馆，爱上纪念馆。同时让纪念馆成为他们一生的良师益友。唯一途径就是让刻板的纪念馆和他所陈列的文物“活生生”地走进青少年的生活——不仅让文物“活”过来，还要使文物会说话。
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单就文物来说，已远离了现实生活，人们对它逐渐地开始陌生，就像已经闲置了多年的旧家具，慢慢地被生活淡忘。
文物是一段历史的载体，文物的真实性及直观性，使文物有着巨大的说服力和强烈的感召力，更易于被青少年理解和接受。只有找出文物背后的故事，才能让文物更具生命力和说服力，才能使文物发挥启迪后人的功能和作用，例如：讲“一把枪”，我们就要从直观的一把枪开始给它一步步地“定位”，一把枪——一把抗战时期的枪——一把抗战时期彭老总用过的枪——一把抗战时期彭老总用过的枪经历了怎样的事、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意义，如此才能了解“枪”的价值所在，才能使“这把枪”具备教育、启迪后人的功能和作用。
在挖掘其背后的故事之前，必须搞清不同类别的文物，如革命类文物和历史类文物，在外延上最大的区别，或者说所涵盖的范畴是不同的。革命历史类的文物，是指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华民族在求得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而留下的文物。它的资料除了实实在在的遗址遗物外，还包括录影资料、照片资料，以及当事人或旁观者的口述资料。所以在讲解时，革命历史类文物往往会就一张照片来讲述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例如在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中，就有好多证据史实是通过照片来反映的。说起延安时期的生活学习，好多也是照片在说话。延安纪念馆的一个很成功的宣讲材料——《父子深情》就是通过一张毛泽东和儿子毛岸英的合影来反映一种博大的爱、一种革命的爱、一个让后人受教育和敬仰的爱。
为什么说整理更为重要？简而言之，整理是为了让发现、挖掘出的文物发挥其应有作用。实现它不仅仅是一件“摆设”的跨越。文物内容的挖掘需要业务人员大量地搜集和整理相关资料才能逐步完善。整理稿件首先要搞清楚稿件内容面对的观众群体是怎样的？搞清方向，这样我们才能针对其“口味”做到有的放矢，通过文物故事使受体“观众”进一步接受、认识文物的价值。例如在面对青少年群体，同样是宣讲，“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的活动，就是让文物“长上腿”，走进校园，走近同学。首先从活动的命名上更接近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其次宣传形式更直观，讲解风格以他们容易接受的兴趣点入手，讲稿内容也是就他们容易接受、消化的情况而定。由此将严肃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生动化、活泼化、兴趣化，从而在潜移默化中使同学们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延安精神教育。
俗话讲：“话有三说，巧说为妙”，声情并茂的讲解可以让稿件更“丰满”。但不管怎样，讲解员的表达一定要符合内容的需要。一篇讲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稿件，我们为了单一的“流畅”，只是“娓娓道来”，完全不理会故事的大背景，观众自然也难以被感动和教化。历史类的讲解如春雨，有润物细无声之感；而革命类讲解如暴风雨，强烈、震撼而掷地有声。革命类讲解只有在讲解中彰显出正气、理想、信念，才会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例如，《丑妈妈的故事》讲述了延安保育院的院长丑子岗为了保护孩子们的生命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和恶狼搏斗的场景。如果只是“温文尔雅”地去讲述，一则不能吸引听众，二则没有现场感，三则会让听者产生错觉，即讲解者“幸灾乐祸”。因此，合适的讲解语气在讲解中尤为重要，只有正确运用才能达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
因此，要让一件文物“活”起来，文物背景的挖掘、针对性讲解词的整理、惟妙惟肖的讲解都是最基本的要求。
新《条例》指出：教育是博物馆收藏、保护、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见证物的核心目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博物馆的教育，尤其是革命类纪念馆的教育方式和手段还和课堂教育同出一辙，纪念馆存在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作为第二教育课堂，纪念馆只有利用自身优势才能彰显博物馆无与伦比的社会价值。而“文物”则是其社会价值再现的“魂”。只有依托文物，才能让纪念馆的社会能动性或社会能力得到展示、提升。
各类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生态环境的状况，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要让青少年接受它，必须采取有针对性地讲解。针对青少年好问、好动、好奇的特点，我们便有针对性地采取“边讲”“边问”“边答”的互动方式讲解。
那么让青少年接受一段历史，了解一段历史，仅仅靠一篇很好的讲稿，加上讲解员标准的普通话、精湛的讲解技巧、甜美圆润的嗓音就可以吗？实践证明，没有针对性地讲解是不行的，没有针对性的施讲手段方式是不行的，不借用一件直观的文物是不行的。例：讲抽象的“延安精神”之“艰苦朴素”时，就要借用打了无数块补丁的粗布衣、代替纸张练字的沙盘、当饭吃的皮带等实实在在的文物来展示。
文物是死的，不会自己移动的，结合本馆特点、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活动，给“文物”注入时代元素，让新鲜的血液流淌在沉寂的“文物”体内。例如讲解延安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青少年不一定感兴趣，但延安革命纪念馆针对他们的年龄段及特有年龄段的特点，搞“跳蚤市场”效果就大不相同。“跳蚤市场”或许在一般人看来，它只适合于陕西西安“大唐西市”这样的地方，但延安革命纪念馆突破了有人认为的“不可能”和人们的传统理念，通过青少年的兴趣点加上只有延安馆独有的延安时期的市场沟一条街、边区第一所银行、边币、“小南市”的历史背景、第一手资料等条件，办起了“小南市跳蚤市场”，孩子们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熟悉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史的同时，也当起了小老板，学着理财，学会沟通，学会诚信，体会赚钱的不易和创造价值的乐趣，从而培养正确的经济价值观。活动和时代的恰如其分的结合，让他们在玩的同时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
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国宝总动员》就巧妙地结合了青少年的兴趣点，《国宝总动员》是台北“故宫”近来推动创新精神的杰作，以两三年的时间发展、完成创作。影片以“国宝级”文物：定窑婴儿枕、玉辟邪、玉鸭为主角，寻找从翠玉白菜上飞走的螽斯，在夜半大闹“故宫”，并在冒险历程中逐一结识五十件“故宫”明星文物。还是很吸引眼球的。它不仅做到了吸引孩子们，就连孩子的家长也一起吸引了过去。
的确，历史类博物馆较革命类纪念馆的长处有“四多”：提供的可看点多、展览的切入点多、与观众的相融点多、观众了解的信息点多。这些原本就是革命类纪念馆无法超越的，更何况革命类纪念馆的陈列：形式、手段陈旧、刻板、老套，知识信息就现代人来说，大多是不愿接受的理念、知识，说教的内容居多。但这些珍贵的文物和史料形象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的斗争史实，成为我国人民革命传统教育的一种载体，同时具有直观、生动、真实、可信等特点。笔者认为只要我们找准突破点，把革命馆严肃的教育主题兴趣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通过青少年喜好和容易接受的寓教于乐的方式——用一个个有知识性、趣味性的活动去吸引他们，再慢慢地让他们对其产生兴趣，并逐渐爱上它。
20世纪80年代末期，延安革命纪念馆“七仙女”讲解小分队到后来发展成熟起来的延安精神宣讲团就用“讲、唱、跳”的讲解形式，演绎了一幕幕“把延安精神讲活了”的时代佳话，一台台热情饱满的延安精神宣讲演出，让死板的延安13年活了起来，用观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形式和一个个经典的宣讲稿、文艺表演片断相结合的形式，把火红的延安岁月在不到两小时的短暂时间里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当一件有血、有肉、有头脑的文物呈现在观众眼前时，还有谁会拒绝它的“活”灵“活”现，而不受到感染呢？
有了文物“活”起来的基础和途径，纪念馆就有了其社会价值。加之革命历史文物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革命纪念馆通过珍藏的革命文物和党史资料，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发挥其教育作用，对于培养中华民族的一代新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说让刻板的文物“活”起来是纪念馆社会能力提高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