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湖北武汉召开。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设立的专门纪律检查机构，也是党的最高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今天我们认真探讨中共五大召开和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对新时期加强党内监督组织建设，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背景之一：中共五大召开和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在中国革命低潮之时
中国革命的高潮，是从1925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开始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起了重大的作用。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党员人数是994名，至1925年年底，党员人数达到1万人，比五卅运动前增加了10倍。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派出的北伐军攻占武汉。1927年年初，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张国焘、瞿秋白、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也相继来到武汉。中共中央秘书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军委等机关也分别于1926年年底到1927年春从上海搬迁到武汉。武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1927年3月，蒋介石开始加紧勾结中外反动势力，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约集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十余人举行反共秘密会议，诬蔑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贻害北伐军，主张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实行白色恐怖，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4月12日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也发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的事件。在四川重庆，反共势力制造了“三三一”流血惨案，封闭国民党各级党部和省农协、市总工会、市妇联会，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伤亡400多人，重庆地委书记杨訚公等人惨遭杀害。在广州，李济深制造了“四一五”惨案，仅七天被捕者即达2100人，其中共产党员者600人，被秘密杀害者100多人。著名共产党人李启汉、刘尔崧、萧楚女、邓培、熊雄等英勇就义。
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命令军警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逼供，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献身精神。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从容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中共北方区委同时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工作。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他们纠合国民党老右派以及官僚、政客、买办、豪绅，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同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由于在北京尚有张作霖控制的军阀政府存在，中国一时形成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67人。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大会。由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大会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潭秋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农民部部长。
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五大在《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指出：“从第四次全国大会到现在，党员自九百余人增至五万余。”又在《对于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指出：“根据本党自第四次大会以来党员数量激增这一事实并根据本党目前的任务，第五次大会认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党章。”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八章，监察委员会，第61条明确指出：“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
经过大会公开选举，王荷波等10名代表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七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是：王荷波、张佐臣、许伯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3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是：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王荷波为主席，杨匏安为副主席。
党的五大结束后不久，1927年5月31日，共产国际紧急电报传到中国（即“五月指示”），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8个师或10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接到共产国际电报指示后，中共中央负责人认为执行这一指示，会导致联合战线破裂。鲍罗廷也认为，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汉的情形，目前无法执行。对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缺乏准确判断的共产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罗易，幼稚地幻想争取汪精卫同意，可以更好地执行这一指示。因而在3日擅自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电报副本送给汪精卫看，为汪精卫提供了“分共”借口。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大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大部分牺牲，中央监察委员会七名委员牺牲五人。1927年7月初张佐臣牺牲，1927年11月11日王荷波牺牲，1928年6月6日许伯昊牺牲，1928年7月蔡以忱牺牲，1931年8月杨匏安牺牲。中央监察委员会三名候补委员全部牺牲。1927年5月萧石月牺牲，1928年6月21日杨培森牺牲，1935年3月6日阮啸仙牺牲。
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陆续由武汉迁回上海。所以说，中共五大召开和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历史背景是在中国革命低潮之时召开和成立的。
背景之二：中共五大的召开和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中共五大的召开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就与共产国际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六大一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对于共产国际，毛泽东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在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对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都给予了很大帮助。但同时，也把一些不适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经验和理论强加给了中国共产党，曾使中国革命蒙受重大损失。
1926年4月2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上，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提出“中共五大应该立即召开”的建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建议在5月中旬或5月底召开有五六十人参加的党的代表会议。11月5日，共产国际远东局正式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了于1927年1月召开中共五大的问题。
1927年1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会议听取“关于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主持党代表大会”。1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举行中共五大给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团成员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发出指示，正式确定了大会的日程、遵循的原则、需要讨论的问题。并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为派遣共产国际执委会参加中共五大的代表团拨款9000卢布。
4月4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武汉汉口召开联席会议，最终确定了中共五大的召开日期为4月25日（实际为1927年4月27日）以及大会议程，即共产国际代表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对中国的总结报告、中央执委会的政治报告、中央执委会的组织报告、关于中共土地纲领的报告、中共的工人政策、关于青年的报告。为了使参加的五大代表“能迅速回到省里工作”，后经过协商，共产国际代表同意“将代表大会议程缩减为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及其提纲的报告、土地问题分组讨论和工会问题”。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罗易代表共产国际作报告。参加中共五大的共产国际代表还有：多里奥、维经斯基、鲍罗廷、米夫、洛佐夫斯基。
从1926年4月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会议上提出召开中共五大，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正式召开及五大的一切决议案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精神决议的。所以说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中共五大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共产国际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共五大创设监察委员会是贯彻共产国际精神的产物。通过比较中共五大党章和苏共党章规定的监察委员会的内容，可以发现两者监察委员会的目的和权力相同，监察委员的权力相似，监察委员会与党委员会争议解决方式相同。可以说，中共五大创设的监察委员会的原型来源于苏共监察委员会。
在无产阶级政党内成立纪律检查机关，始于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时期。1917年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的大部分党员参加了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工作，掌管了部分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组织机构来检查党员和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情况，遵守党纪国法的情况。最初，列宁是从广泛吸收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监督苏维埃政府的角度提出建立检查机关的。1920年，成立了工农检查院，有几万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参加了这一工作。1922年年初，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改组工农检查院的建议，成立了党的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联合机关，制定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监察条例，负责审理各种违反纪律的现象，检查党员执行纪律的情况。1925年，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全苏联共产党（布）党章》中规定：监察委员会为了协助党增强联共（布）的团结和威信，要同党员违反联共（布）党纲和党章的现象做斗争。
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布）设立监察委员会的成功经验，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是个启示。但是由于两党所处历史条件不同的情况下，照搬苏共党章，导致中共五大所创设的监察委员会缺少发挥作用的对象、权力和组织保障，未能实际开展工作。
所以说，中共五大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共产国际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共五大召开及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重要意义：
1.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在短短的13天会议期间，与会代表最焦虑、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由于这个时期，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还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做好各种准备，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党做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正确的思想，但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妥善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党还不善于识别和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敌人，不善于识别和正确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同盟者。因而中共五大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但是，中共五大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其作用仍是不可低估的。
2.党的五大第一次设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为党的一项重要组织建设被传承至今。它的设立，对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维护党纪决定；检查和处理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党纪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协助中央委员会整顿党风，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监督作用。它的设立，也对新时期加强党内监督组织建设，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