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群众报》，1940年3月25日创办于延安，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名。1947年3月，报社随西北局转战陕北，转战途中仍坚持出版油印报纸。1948年1月10日，报纸改名为《群众日报》。1948年4月21日，延安光复后，报社重回清凉山继续出版，1949年5月27日迁至西安出版。1954年10月16日，更名为《陕西日报》至今。作为一份专为陕甘宁边区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阅读的通俗化、大众化党报，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次战火的洗礼，成为抗日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光辉篇章。
以下是笔者通过分析《边区群众报》创刊初期样本，呈现《边区群众报》诞生的时代背景。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抗战”呼声高涨，中国共产党也急需向外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唤醒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全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达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团结抗战的局面。这一时期，“抗战”成为中国民众的中心任务，报刊成为宣传抗战、鼓舞抗战的时代号角。
第二版内容充分显示了严峻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国际方面，有令人振奋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局部胜利，也有法西斯顽固统治国家的政府动态以及在战争中的失利，还有仍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战争状况；国内方面，有敌人占领区痛苦生活的呈现，也有亲日分子与新德派的丑恶行为，还有我军对敌作战的情况。
分析得知，在陕甘宁边区，面对残酷的战争现实，军民十分渴望及时了解有关战争的各种信息，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各地党组织也迫切需要强有力的群众性的舆论工具进行广泛的动员，这些客观的需要，催促着《边区群众报》的诞生。
1939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此指示的核心思想，是要求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起一个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报刊系统，形成一个系统的宣传党的政策、方针、路线的框架。在围绕《新中华报》这一中心，《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等一批新报刊纷纷出版，形成了一个中共中央报刊体系。但是，这些报纸在出版以后，没有达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所预期的效果，存在一些脱离实际的问题。
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出了《关于提高党的宣传工作的质量问题》的文件，总结了1937年至1939年三年来边区宣传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文件指出，“三年来，党对整个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抓得不紧，工作不深入。各级党的委员会特别是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及其宣传部门，对于整个宣传教育，尤其是国民教育、武装部队的政治教育的研究讨论与检查是做得很不够的；党的宣传教育在乡村中是极不活跃极不深入的，许多重要问题甚至党的决议，一传达到乡村就变得极其简单、抽象，甚至错误。……对广大农村群众的宣传教育，常常是一般化，缺乏生动的实际内容。不会把党的政治主张、宣传口号适时地与当时当地经济的政治的生活联系起来，因而在许多场合中常感到听众的没有兴趣。……在各种动员工作中亦缺乏耐心地说服，缺乏生动的具体材料，而只是一些简单的动员口号比如对于敌人的政治阴谋与军事进攻、顽固分子破坏边区的各种事实，以及这些问题与边区人民的利害关系等等，是说得极不详细极不清楚的，因而群众中的太平观念易于产生，动员工作中的强迫命令方式也易发生了，”为了有效地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文件最后指出：“边委计划在最短期内出版一通俗的小报，以便于乡村中识字一千左右的乡级干部、小学教师、识字组长以及不断以消灭文盲运动中出来的非文盲，有一个经常的读物来继续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准。”
在抗战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复杂严峻的政治形势需要能够动员中国民众团结抗战的舆论先锋，《边区群众报》由此登上历史的舞台。
陕甘宁边区，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部分区域，辖有延安、绥德、三边、陇东、关中五个分区，由陕西肤施、甘泉、延川、靖边、定边、米脂、延长、安塞、安定、保定、淳化、清涧、吴堡，甘肃庆阳、镇原、环县、合水、正宁、宁县，宁夏的盐池等地20多个县组成，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陕甘宁边区属黄土高原地貌，自然条件恶劣，水土流失严重，灾害频发，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较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人民进行边区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领导和推动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政治中心。然而，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是进步的，社会经济上却异常落后。
一方面，边区自然条件恶劣，农业发展严重滞后。根据第六十三期的第一版“绥德发起一两米运动”“阳决定救灾紧急办法”和第三版“努力救灾工作”、第四版“互助友爱救济灾荒！”，第六十四期的第一版“靖边政府救灾办法好”，第六十五期的第一版“志丹县努力救灾”以及第六十六期的第一版“甘泉遭受了冰雹”“努力救灾荒”，统计分析，五期周报，七次提到灾荒，一次还是提节约，反面思考，不难得出边区自然灾害多，农业发展严重滞后。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战争的破坏，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根据整体统计，有10次提到“运盐”，工业的其他方面几乎没有涉及。应该来说边区在早些相当一段时期“几乎没有近代工业。边区最大的城市延安，只有少数手工业，工人不过178人。”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得到国民政府的财力支持，这就使边区财政的绝大部分得到了解决。边区政府为了恢复民力和发展经济，采取了“休养民力”的方针，经济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但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反共活动日益表面化，随着国民党对边区经济封锁的实行，边区经济于1940年至1941年陷入了极端的困境，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描述了这种困境：“我们曾经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因此，改变边区落后的经济状况，提高边区群众的政治觉悟，巩固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地位，除需加快边区的社会经济建设之外，发挥报纸的宣传鼓动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陕甘宁边区地处偏远的西北地区，由于历史地理条件的限制，新思想、新意识、新文化对边区影响不是很大，绝大部分地区的文化教育仍然极其落后，表现为文盲大量存在，封建迷信、生活陋习随处可见。
透过“开办保育人员培训班”“加强乡下的防疫卫生工作”“反对买卖婚姻”“大谦儿反对买卖婚姻上陇东中学念书去了”“改正干部的迷信”“关老爷杀瘟疫鬼”“预防牲畜不生病的方法”“啥叫营养素”等内容分析，具体到保育卫生、买卖婚姻、封建迷信、生活基本常识等，边区群众干部都是通过报纸获得的，其他途径获取少得可怜，所以边区的文化教育十分滞后。
曾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曾这样描绘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状况：“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百分之九十九；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百分之六十，成人达百分之三；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危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
这种落后的文化教育状况、愚昧无知的民众生活，尤其是巫神横行的状况令人担忧。党和政府急需通过一份通俗化的报纸对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从而引导边区民众，学习文化知识，改变愚昧落后，促进边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边区群众报》正是作为这样一份通俗化的报纸出现在边区的。
在边区流行这样一个谜语：“有个好朋友，没脚会走路；七天来一次，来了不停口；说东又说西，肚里样样有；交上这朋友，走在人前头。”这个生动形象的谜语说的就是《边区群众报》。它作为陕甘宁边区基层报刊的杰出代表，它实事求是，目光向下，深入群众，以通俗化、大众化而著称。
据观察，第一版中第六十三期“机关干部帮助群众收麦”、第六十四期“王司令下命令欠群众的账限期还清”与第六十五期“朱总司令林主席布告不准强拉运盐牲口”，还有第六十六期第二版工作经验栏目“怎样深入群众工作”，这些内容上的报道反映出《边区群众报》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的细腻心思。
另外，在第四版大众文艺栏目与漫画栏目的有趣设置和精彩内容上看，《边区群众报》对大众文艺确实花了心思，也下了功夫。
有关《边区群众报》的诞生及其“目光向下，重在群众”的办报思想，有一个人是不能够被忽视的，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据周文夫人郑育之回忆，《边区群众报》的名称缘于毛主席的提议：“一天，她和周文在延河边散步，碰到毛主席以后，毛主席就邀周文去谈话。毛主席亲切地向周文询问了30年代左翼文坛和文言文、白话文、大众语等方面争论的情况。毛主席还谈了边区群众文化程度低、文盲多，应采取措施普及和提高文化的问题，鼓励周文筹建‘大众读物社’，编辑出版一份适合群众需要的通俗化报纸，并提议报纸名就叫《边区群众报》。”
出版一份大众化报纸是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初期思想的具体体现。1940年2月，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长篇论著《新民主主义论》。在这篇论著中毛泽东用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当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的增长率和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1942年5月，毛泽东又发表了著名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地指出：“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随后由此掀起了整风运动。所以，在宣传领域内，毛泽东把创办一份优秀的大众化报纸当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毛泽东才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组织创办这个报纸。
因此，受到毛泽东思想这一主观因素的影响，《边区群众报》必然地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先进理论的指导下诞生，从而在不断地改造完善中，始终自觉地目光向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