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25日到2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此后，中共对蒋政策经历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复杂变化过程。本文试图从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蒋介石对待革命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来分析这一演变过程。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即“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瓦窑堡会议将“反蒋抗日”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确定“征服满蒙”的武装侵略方针，决定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在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1933年l月，日本又策动了“华北事变”，占领了热河省省会承德，企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华北危机。1935年5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以中国军队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冀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为借口，向国民党南京政府提出了统治华北的无理要求，迫使国民党接受了屈辱的《何梅协定》。6月，日本又以四名日本特务潜入察哈尔张北县偷绘地图被国民党驻军扣留为借口，用武力威胁国民党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接受了投降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大大加强了日本在华北的侵略势力，但日本并不以此为满足，1935年11月，日本又指使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策划华北各省的自治运动，提倡华北特殊化，将冀东22个县独立于国民政府管治之外。1936年2月，河北、察哈尔两省部分自治，日本无形中占领了华北地区。日本步步紧逼，而其真正目的也并不仅仅是为了统治华北，而是把整个中国“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蒋介石处处妥协，屈辱求和；相反却对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步步紧逼、百般刁难。1935年7月，红军到达松潘县毛儿盖，蒋介石调动东北军和晋、陕、甘、宁等省10万军队，分五路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军事“围剿”。9月，红一方面军通过草地，逼近腊子口，国民党以三个团的兵力，控制了腊子口峡谷和周围高山。同时又以三个师的兵力，由陕西洛川、黄陵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攻，其先头两个师的主力进至延安。在华北危机的紧要关头，国民党蒋介石却仍然执其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的错误政策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
华北事变造成的民族危机和蒋介石的反动政策，重新唤醒了中国人民。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华北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数千人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提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第二天，北平全市学生罢课，抗议反动当局的残暴镇压。16日，中共又领导1万多学生和市民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决议案，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原定于17日成立的日本“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宣布延期成立。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继1935年8月1日《八一宣言》和11月28日《抗日救国宣言》发表后，中共又于12月25日在瓦窑堡会议上做出了反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会后，为扩大抗日根据地，实现对日作战，红军在1936年2月17日发布了《东征宣言》，东渡黄河，准备与日军直接作战。同时，也加强了对全国抗日反蒋运动的领导。一方面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深入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方面积极发动各个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中国妇女救国联合会”“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工人救国联合会”等组织。所有这些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可见，“反蒋抗日”政策使中共团结了除国民党以外的各个阶级，对推动抗日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为了表示团结抗日的诚意，中共主动回师陕北，并于1936年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五五通电》。通电指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告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五五通电》表明中共已经开始改变了“反蒋抗日”的政策。9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明确指示全党改变“反蒋抗日”的口号为“逼蒋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长驱直入，不仅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而且也直接威胁到了英美的在华利益。1936年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共44.2亿美元，而日本就占20亿美元。在商业贸易方面，由于日货的大量走私和商品倾销，使英美货物的入口大大减少，仅1936年4月份就减少了2/5。于是，从自身需要出发，英美放弃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绥靖”的政策，开始采取措施让蒋介石与日本对抗。1935年冬，英国给予国民政府10万英镑的信用贷款；1936年，美国与国民政府订立了《中美白银协定》。与此同时，英美还从军事方面积极援助国民政府以对付日本的军事侵略。到1936年秋，南京政府已成为美国武器市场的最大主顾。英美与日本矛盾的激化，使“其他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暂时地赞助中国统一与和平”。
英美与日本矛盾与斗争，反映在中国政治上，就出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之间的“暗斗以至明争”。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被刺受伤，不久后国民党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被刺而死，同年12月，蒋介石亲自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各部部长也代之以蒋介石的亲信，削弱了亲日派在国民党政府内的力量。与此同时，日寇侵吞华北的行动，也严重侵犯了四大家族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为了维护其政治集团的利益，在英美的支持下，蒋介石对日态度日趋强硬：对日本操纵的华北自治，表示：“作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统一等制度绝对不能容许。”1935年11月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在报告中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还表示如日本“超过和平之限度”，就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了。在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表示决不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做了最低限度的解释，“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针对广田弘毅的三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调整中日关系三原则，并通过了《国防会议条例》。同时，国民党在行动上开始着手准备抗战，制订了内容比较具体的三年国防计划。可见，蒋介石已经开始放弃了对日妥协的政策，这种改变预示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
毛泽东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对付蒋介石，就要像陕北农民赶着毛驴上山，前面要人牵，后面要人推，牵不走还得用鞭子抽两下，不然它就耍赖、捣乱。”为了实现“逼蒋抗日”，中共对蒋介石实行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1936年8月12日，在《关于今后的战略方针》中，中共中央首次确认南京当局为统战的“必要与主要对手”，提出了“请蒋抗日”的问题。同时规定对蒋的挑衅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8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中，中共提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9月1日，在《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党中央详细解释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和执行的具体办法。10月15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单方面发布停战命令，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任何进攻。10月26日，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46人，联名写信给国民党在西北的高级将领，提出红军“誓与你们合作到底”，表明了我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尽管如此，蒋介石仍不愿意和中共合作抗日。11月21日，当蒋介石调集五个军的优势兵力进攻延安时，我军在陕北山城堡给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消灭了他的一个整师，打击了蒋的反动气焰。12月1日，红军将领16人又致信蒋介石，再次提出“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又拉又打，拉打结合，一步步逼迫蒋介石走向联合道路。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还将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特别是张学良、杨虎城，作为逼蒋抗日的重点工作。早在1936年l月25日，我党就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明红军愿同东北军首先停战，联合抗日。4月9日，在桥沟会谈中，双方就互不侵犯、互派常驻代表、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定。6月20日，党中央又颁发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确定了争取东北军的方针、目标和方法。9月18日，红军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是年4月，红军与西北军也达成了抗日协定。这样，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了西北大联合的局面。正是在此条件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杨在西安囚禁了蒋介石，逼迫蒋介石答应抗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一片混乱。我党正确分析了这种形势，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具体建议，并派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到西安参加谈判，最终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逼蒋抗日”政策的伟大胜利，也“意味着中国政治生活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在这种形势下，我党采取了“联蒋抗日”的新政策。
西安事变后，中共的主要任务是尽力促成国共合作，实现“联蒋抗日”。虽然蒋介石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诚意，但现实使他不得不承认反共内战政策是行不通的。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政策。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基本国策：（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电文说，若国民党能执行上述国策，共产党本着团结御侮的诚意，愿做以下四项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共用放弃苏维埃运动的绝大让步求取“联蒋抗日”政策的明确表示。这个电报发表以后，立即得到全国各界人民的热烈拥护，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民主派和亲日派的斗争。经过激烈斗争，会议虽然没有确定坚定的抗日方针，没有批评过去的错误政策，但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做了一些改变。如在对内政策上，表示停止“剿共”政策，要与共产党谈判合作。在对外政策上也明确表示：如果忍耐超过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实行自卫。“抗战”这个字眼，第一次出现在国民党的文件上。这说明国民党事实上已经接受我党提议的决议案，至此，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基本实现。
鉴于国民党基本国策已开始转变，中共于4月15日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提出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作战。”5月上旬，我党又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为“联蒋抗日”的最后实现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国共两党究竟应该怎样合作抗日呢？1937年2月至6月，我党同国民党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就红军改编、边区政府、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国共合作宣言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谈判。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条件苛刻、缺乏合作的诚意，致使谈判无法达成协议。
此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的政策发生变化。为了尽快解决国共两党谈判中的一些悬案，尽快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在庐山向国民党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这个宣言以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为宗旨，提出了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具体建议。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中国“万一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之决心。”蒋介石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第一次正确的宣言。”但是，蒋对卢沟桥事变仍有局部解决与和平解决的幻想。因此，仍未做出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定，自然也会影响到蒋介石对国共谈判的态度。7月17日，在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庐山谈判仍未取得实质性的结果。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在上海、江浙一带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受到严重威胁。这时，蒋急于要求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不得不接受我党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在周恩来等人的不懈斗争下，8月18日，蒋表示同意红军改编和设立总指挥部。8月19日，国共双方不仅达成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同时还达成长江南北红军改编为新编第四军，在南京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政治犯等协议。8月22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每师1.5万人。8月25日，朱德、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由于中共的不懈努力和全国抗战形势的迅速发展，蒋介石终于接受了我党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确主张。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公开承认停止内战，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我党终于实现了“联蒋抗日”的政策和目的，“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从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到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庐山谈话的发表，中共对蒋政策的这一系列变化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蒋介石对待革命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所决定的。在每一政策的调整过程中，我党都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从抗日大局出发，坚持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结合，最终迫使蒋介石走上了联合抗日的道路。这些经验，时至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