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边区青救会，是一个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统一战线性质的青年团体，其前身是1937年创立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边区青救会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而建立，随着抗战的胜利而退出历史舞台，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5年国际形势出现剧烈变化，法西斯主义兴起，世界面临严重的战争危机，12月共青团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号召一切爱国青年加入自己的组织，并宣告把组织更名为抗日救国的青年团体。宣言中说：“进一步建立各地各界救亡大会和全国救亡大会，实现全民救国大联合。”此后，全国各地的团组织开始改变组织方式和工作方针，进行自身改造。1936年9月下旬，根据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开始筹划共青团的全面改造，并于11月1日做出了《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提出“根本改造共青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它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形式，去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任务。此决定发出后，陕甘宁根据地的各级青年团组织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开始自下而上的改造工作。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加快，为了支持抗战，中国民众，特别是广大的爱国青年积极投入了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斗争中来。作为中共中央领导抗日战争的总后方，大批青年奔向延安、奔向边区，在这里寻求救国真理，参加救亡运动。根据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华侨青年约600人，全年有1万余人。如此多的青年来到边区，如何组织和训练青年，使他们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战力量，成为摆在边区党委和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
1937年12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全国青年抗日运动，为了更好地组织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工作，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组建了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并逐步完善了从边区到分区、县、区、乡、村的各级青救会组织，成为统一领导边区各级青救会和其他青年组织的抗日团体，在边区青年运动中有着重要地位。边区青救会经过几次迁址，建立时在城内叶家渠刘海山院内，1939年迁至小砭沟沟口圪梁上，1942年迁至杨家岭崖前渠。白向银、高朗山先后任青救会主任。边区青救会会员最多时达168028人。
1938年10月2日至7日，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在延安召开了第一次青年救国代表大会，204名代表出席会议，边区青救会主任高朗山在会上做了《边区青救会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武装边区青年参加抗战、加强边区青年文化教育、巩固扩大青救会组织、改善边区青年生活、转变青年工作领导方式等决议案，正式选举出29名执行委员，设置秘书长、统战部、组织部、宣传部、文化教育部、军体部、少先队部、青妇部、经济部、巡视团等工作部门和直接领导青年军事组织——青年营。大会还确定了主办《边区青年》杂志和《新中华报》的《青年呼声》专栏。贺龙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讲话，希望陕甘宁边区的青年把边区的模范作用推广到全国去。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要求边区青年将全国青年组织和武装起来，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
1939年6月初，边区青救会召开第二次扩大执委会，决定改乡俱乐部为乡青救会，学校一律成立学生会，军队、机关和自卫军组织青年队。各级青救会主任改称主席。此时，边区青救会以乡青救会为基层单位，采取俱乐部的组织形式。青救会通过俱乐部向青年进行抗日救国的政治教育，讲授军事知识，组织读报、学习时事、配合党的中心任务编演各种文艺节目。俱乐部设有干事会，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和布置具体工作，解决青少年、儿童的实际问题。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三年中，农村俱乐部发展到803处，成为号召抗战，宣传抗战的一个重要阵地。到1936年10月，全边区青年救国会的农村会员发展到10万人，基本上把边区青年组织起来了。
边区青救会成立之后，在宣传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开展文教活动和开展生产运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边区青救会是最广大青年的组织，动员青年抗战，建立青年武装，是边区青救会肩负的重要责任。冯文彬在1940年4月15日发表的《青年运动中的几个问题》中明确提到青年团体要将“动员青年参加战争，普遍建立青年群众武装的组织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青救会积极配合抗战，先后建立青年自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动员18岁以上的青年参加青年自卫军，18岁以下14岁以上的青少年参加少年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的两个月内，青救会就动员1万余名青年参加自卫军；1939年至1941年，先后给边区自卫军输送了23800名少先队员，建立少先队2378个、中队606个、大队1291个，配备大刀、枪、长矛等武器21100余件，为抗日队伍积储了很大的后备力量。此外，青救会还下设儿童团，凡7岁以上14岁以下的儿童都可以自愿参加，承担站岗、放哨、盘查等任务。
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军队是需要不断补充的，年轻富有战斗力的广大青年更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有生力量。在陕甘宁边区，广大青年积极响应参加抗日队伍的号召，踊跃加入正规军。1939年12月前，共动员8000多人参加主力部队。1941年，边区青救会积极响应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提出的边区青年应在扩军中占50%的号召，在各级青救会的动员和干部带头下，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八路军，到7月底就有1598名青年入伍，其中青救会的干部有109名。
为配合和支援前线，边区青救会组织青年和妇女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发挥力量。如制作军装、鞋袜、手套等物资用品，组织青年运输队为前线输送粮草、弹药等。此外，通过成立各种担架队、侦查队、交通运输队等大力配合前线战事。广大青少年还组织了义务耕田队，为抗战军属耕田、砍柴、担水。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线的后顾之忧。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相对落后，边区人民的知识水平较低，80%左右的青少年都是文盲，这与边区青年运动在全国青年中所处的地位和应起的作用极不适应。在小学教育方面，小学数量极少，在延安农村中，只有七所小学，平均每所学校只有十余名学生。在社会教育方面，情况更加严重，没有建立起民众学校等社会教育组织。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边区青救会提出“普及教育突击年”的口号，目的是为了提高边区青少年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在短短八个月时间里，各级青救会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普及教育，动员儿童和青年上学。当时，在边区的直属县和陇东、关中分区各县，就动员了15000余名儿童上学，1937年年底，建立识字组4742个，29100多名青少年参加学习，到1938年年底，识字组达到了5834个，参加学习的人数达39983人。
据统计，1937年6月底，仅延安县青救会就有33处学校，共计有547个学生。成立了极多个消灭文盲的组织，如半日学校46处，学生333名，识字组535组，参加的男学生1808名，女学生1628名，普遍促动了极大部分的青年、儿童、妇女参加识字运动。各俱乐部干事成为消灭文盲的推动者和识字的先锋，并且常将自己识会的字教给别人。这种普及教育的形式使大批青年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此外，边区青救会通过开展各种活动推进文化教育。如开展国防体育运动，经常组织学习防毒、防空、队列、射击、拼刺、野外演习等知识，极大地提高了边区青年的国防知识水平和军事技能。边区青救会还大力改革社会陋习，积极开展破除迷信、讲究卫生、禁烟、禁赌、放足等工作。
边区青救会积极参加边区的各项经济建设，指导青年开荒种地、植树造林、广积肥料、发展生产。仅1938年全边区就开荒1.7万亩，植树3.9万株，积肥32.1万斤。大生产运动发起后，边区青救会带领十万青少年踊跃参与，青年学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半农半读，涌现出一批劳动模范、生产能手。
1940年2月，边区青救会召开了各县青救会经济干部会议，决定成立边区青救会经济部，开始有计划地配合边区经济建设工作。青救会经济部考虑到边区的实际情况，将创建青年农场作为青年投入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1941年2月，在延安试办了44个农场，收获粮食40余石。有了丰富的经验后，边区青救会带领青年开展了开秋荒、建农场运动。这年秋天，在安塞等十个县开辟荒地3120亩。1942年上半年，延川县青救会带领青年开荒3万亩。边区青救会在建立青年农村的基础上普遍推广青年林场、青年合作社、青年运输队等，经济上收到良好效益。
另外，青救会帮助广大青年订立了家庭生产计划。其中延川县青救会仅1942年上半年就帮助655个青年订立了家庭生产计划。边区青救会还引导边区青年积极加入变工队、扎工队等生产组织。
边区青救会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建立了各种生产小组，如挖油组、掏煤组、淘粪组等，积极配合了工业生产经济。边区青救会带领的广大青年积极参加生产、建设，为边区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青年救国联合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极大地团结了陕甘宁边区的各阶层青年，发动和组织最广大的青年参加抗战，对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和争取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