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延安中学是1938年8月党中央、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成立的一所旨在为革命事业培养后备人才的中等学校，也是我党自成立以来创办的第一所中学。学校秉承“教育与战争相结合，学习与工作相结合”的办学宗旨，从1938年至1950年，先后为党和国家培养出数以万计的革命人才，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学校在办学期间，广大师生边学习、边劳动、边战斗，办学风格灵活多样。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延安中学师生们不仅完成了教学任务，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蔡子伟、周扬、霍仲平等人分别担任过该校校长职务。现将蔡子伟、周扬等人的任职时间及其相关情况做一简单介绍，以供探讨。
边区中学时期（城隍庙、吊儿沟）
校长：蔡子伟（1938.8—1939.7）
边区师范时期（吊儿沟、柳树店、花石砭、阳崖）
校长：周扬（兼）（1939.8—1941.5）
副校长：董纯才（主持工作）（1939.9—1940.8）
彭黔生（主持工作）（1940.9—1942.5）
刘端棻（主持工作）（1942.5—1943.2）
延安师范时期（阳崖）
校长：霍仲年（1943.2—1944.8）
副校长：刘端棻（1943.2—1944.1）
白友三（1944.1—1944冬）
延安中学时期（桥儿沟）
校长：霍仲年（1944.8—1946.8）
副校长：何利（1944.11—1945.7）
卢勤良（1945.7—1946.8）
行知中学时期（桥儿沟、侯家沟湾、霍家渠、白文镇）
校长：马济川（1946.9—1948.1）
副校长：卢勤良（1946.9—1947.2）
延属地委党校时期（子长瓦窑堡、延安东关）
校长：李景膺（兼）（1948.2—6）
副校长：杨彩斌（1948.2—6）
延安行知中学时期（刘万家沟）
校长：徐劲（1948.6—1949.5）
省立延安中学时期（延安枣园、北关）
校长：丁子文（1949.9—1950.12）
副校长：白云亭（1949.9—1951.4）
蔡子伟，原名蔡建勋，陕西蓝田人。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冬于陕西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关于蔡子伟的生平简历，我在《为了文明幸福的事业》一文中已有所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言。
1938年4月11日，国防教育研究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6月，根据国防教育会议“开展全国的国防教育”的精神，边区政府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学。经教育厅厅长周扬推荐，蔡子伟由边区政府建设厅调出，被边区政府任命为陕甘宁边区中学（今延安中学）第一任校长。8月初开始筹建，8月底筹备工作大体就绪，边区中学遂于9月1日开学，10日举行开学典礼。蔡子伟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要把边区中学办成真正国防教育的模范。”
但究竟谁是“延安中学”第一任校长？周扬和蔡子伟的说法却截然不同。在调查过程中，我首先向当年在边区中学上过学的学生询问。回答各说不一，有的说第一任校长是周扬，有的说是蔡子伟。那时周扬和蔡子伟都还健在，于是我直接发信问周扬和蔡子伟。其间周扬有病正在医院里，不能执笔写证明材料。周扬办公室回信说，他们问过周扬，周扬说他当过边区中学校长，是兼职；当时他是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兼边区中学校长。如果确是这样，那么“延安中学”的第一任校长就应该是周扬，而不是蔡子伟。于是，我又写信问蔡子伟。蔡子伟回信说：“根本就没有这一说（指周扬兼校长），我就是校长。”周扬和蔡子伟各执一词，看来必须找到当年能证明第一任校长的文字材料证据才能确认。
为了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笔者又查阅了当年出版的《新中华报》。据1938年8月25日《新中华报》报道：“边区中学即将开学”，文中记载：“边区中学校长为蔡子伟同志。”这里既没有“兼”校长，也没有“副”校长。这样看来，第一任校长为蔡子伟是确定无疑了。可是，在1939年，边区教育厅决定鲁迅师范与边区中学合并时，8月25日《新中华报》报道：“鲁师边中合并”，在副标题位置有“边府明令周扬兼校长”，并在文中写道：“边区教育厅决定于本年下半年将鲁迅师范学校与边区中学实行合并改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附设中学部。边府现已明令教育厅厅长周扬兼任该校校长，董纯才任副校长。”这里的“明令”是什么意思？显然是“明确指令”的意思。这里不仅明确了周扬“兼”校长，而且还明确了董纯才任“副”校长。那么，边区政府为什么要在这里“明令”，而不是“任命”周扬兼校长呢？是否在暗示边区中学时没有明确“兼”职和“副”职呢？也就是说边中时就有兼的意思，只是没有明确而已。可见，周扬兼任边区中学校长一说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没有“明令”，而白纸黑字，当年的《新中华报》明确写着“边区中学校长为蔡子伟同志”，这里既没有兼职说，也没有副职说。所以，“延安中学”的第一任校长只能是蔡子伟。
1939年7月，由于遭受诬陷，蔡子伟校长被边区保安处隔离审查，被迫离开边区中学。
周扬，原名周运宜，字起应，湖南益阳人。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参加领导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曾任左联党团书记、文化总同盟书记、《文学月报》主编。是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
1936年提倡“国防文学”。1937年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中共文委委员、延安大学校长。其间，1938年负责创建陕甘宁边区中学。
1939年6月，由于国民党搞反共摩擦，关中时局紧张，延安各机关实行机构缩编，边区政府决定将边区中学与鲁迅师范合并，更名为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并决定以安塞边区中学校址为边师校址。边区政府明令教育厅厅长周扬兼任该校校长，董纯才任副校长。
9月22日，边区师范举行开学典礼。前一天，周扬校长从边区教育厅赶来安塞吊儿沟参加开学典礼。全体师生合唱《西北青年进行曲》后，即由主席董纯才报告开会意义，接着由周扬校长讲话。他在报告了国际、国内形势、学校的历史、学习的途径后，说：“为了集中人力和财力以便能培养大批教育干部，普及小学教育，提高边区民众政治文化水平，遂将鲁师与边中合并。”并指出“作为抗战教育的基础的小学教师，应具备普通基本教学知识与技能，更应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工作作风。同时，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使同学们有一个更方便的学习环境，秋收后，学校有望迁回延安。”讲话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第二天，全校师生列队欢送周扬校长返回延安。
鉴于边区中学过去没有建立起正规的学校制度，边师创建之初就提出了“正规化”的口号。另一方面，由于边区中学学生多系外籍青年，边师又提出争取“地方化”的口号。
1940年8月，边师一、二队学生毕业，28日举行毕业典礼，厅长兼校长周扬讲话，他指出边师这一年的缺点是把劳动放在了首位，而把学习挤到了次要位置。会上发了毕业证书，上有毛主席题词：“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
之后，由于“正规化”严重脱离当时边区实际，使边师一度陷入混乱。
1941年5月，周扬辞去教育厅厅长职务，其边师校长职务由彭黔生秉承厅意代理。
1949年周扬与郭沫若、茅盾等筹备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主要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初受到政治性批判，被监禁长达九年。“文化大革命”后平反复出，担任文联主席、中宣部副部长。
1983年后长期卧病。1989年7月31日，于北京病逝，终年81岁。
周扬一生著译甚多。翻译作品有《安娜·卡列尼娜》《生活与美学》等。编有《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系统分类介绍马、恩、列、斯、毛以及高尔基、鲁迅的有关论述。出版论著有《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等。
董纯才，湖北大冶（今黄石市）人。教育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最早翻译伊林作品的中国人，也是中国最早提出宣传科学精神的科普理论家。一生从事教育和科普创作研究，20世纪30年代参与编写小学教科书和农民识字课本，科普创作和翻译作品多达200万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
1927年肄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教育系。1928年到南京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做教务工作，并主持生物研究。1931年开始科普创作。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到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6月，边区政府教育厅决定将鲁迅师范与边区中学合并改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边区政府明令教育厅厅长周扬兼任该校校长，董纯才任副校长。
28日，教育厅乃命董纯才和王伯勋分赴安塞边区中学和关中鲁师进行接收工作。
7月初，董纯才在接收安塞边区中学之后，根据边区政府缩编方针首先审查和裁汰学生。边中原有学生250余名，结果，留下120名。将第一队毕业生及其余学生大部分交边区教育厅分配工作，少部分介绍给民众剧团等单位工作。教职工大部分留下，只有教员五人、职员一人辞职而去。
7月中旬，王伯勋接收鲁师工作亦结束。送来教员4人，学生30余名，杂务人员3人，牲口1匹，灶具少许和图书1000余册。而边区师范接收边区中学的全部校舍设备和其他资财。
9月22日，边师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董纯才副校长首先讲话，他在报告了开会的意义、历述了办校的艰苦后说：“我们有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有过去边中、鲁师的优良作风，即团结、紧张、艰苦、活泼的校风。我们虽然是在这荒山沟里学习，却担负着全国国防教育的模范作用。”
1940年8月，董纯才拟调中宣部编辑小学教材，离校前对边师一年来各部门工作做了认真总结，最后由校长周扬做了结论。周扬指出：过去一年边师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缺点，并提出边师今后工作的方针。
31日，工作总结会议结束。离校前董纯才副校长送同学们一句格言：“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
9月1日，董纯才离校，彭黔生接任副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董纯才长期主持教育领导工作，曾担任国家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一生从事教育科普创作与研究，直至1990年5月20日，以85岁高龄去世时，仍笔耕不辍。
1940年8月，边区师范副校长董纯才调中央宣传部编辑小学教材，副校长职务由中宣部与教育厅商派彭黔生接任。9月1日，董纯才离校，彭黔生接任边区师范副校长职务，主持学校工作。
1941年5月，周扬辞去教育厅厅长职务，其边师校长职务由彭黔生代理。
彭黔生，湖南高平人。其父彭慕陶是湖南早期的中共党员。彭黔生八岁随父在长沙读书，后毕业于岳云中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和山东邹平乡村师范学院。1935年在湖南人民国防建设协进会任干事。创办了《乡村月刊》，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政治经济学》介绍给教师们阅读。在《乡村月刊》上，他撰写了很多文章，探讨乡村工作方针，普及小先生制、义务教育途径、训练塾师、改良私塾等。
1937年12月，彭黔生与徐特立、刘昂、陈康白、朱竟之等人一道奔赴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八路军二纵队班长，后调往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任副校长、代理校长，主持学校工作。
彭黔生接任后，对边师机构进行了全面调整、改革。转变学校工作重心，抓紧学习，结束秋收、改变学制，向二年制师范过渡。行政方面主要健全组织、调整工作人员。教导、生活合一，改为教导处，下设教务、组织、生活三科。总务处改为事务处，下设会计、供给、管理、生产四科。教员适当调整，基本未动。学生编制仍为队，学校派任队主任一人，正副队长由学生民选。队下设班，另设班长一人。全校学生重新编队，三、四两队为两年制师范队，五、六两队为预备班；另外还有一个一年制简易师范队。全校共5个队，247人。边区本地学生占80%，就学生来源而说，边师已经是一个地方化的学校了。
建立健全各种会议汇报、制定日常工作制度。校务会议，每两周举行一次，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协调党政关系，党的负责人第一次在学校公开，并设立了总支办公室。宣布党组织负责人今后以公开身份正式出席学校行政会议。
新校长上任，要求干部都参加学习，教员听“联共党史”，职员听“中国问题”，每天学习两小时，从不间断。使学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刘端棻，又名刘馨，河北枣强人，生于1909年7月。1936年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教育系。1937年12月到延安，在边区教育厅编审科编写教科书。1938年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调鲁迅师范学校任训导主任。1939年1月再回到边区教育厅编审科编写教材。1940年3月，调任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关中师范）副校长（习仲勋兼校长）。1942年4月，为了加强对整风学习的领导，边区教育厅把刘端棻从关中师范调到边区师范任副校长（代理校长），主持学校工作。
5月，刘端棻到校后，成立了整风学委会，专门领导整风学习。自7月1日起，边区师范正式投入整风学习运动。首先学习中央宣传部规定的22个整风文件，进行讨论，检查学校和个人的思想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了联系实际，学校把1941年边师“反党事件”（搬家事件）的文件资料公布出来，把各种错误的墙报资料也公布出来，供教职员、学生观看批判。联系个人，对五班国文教员兼班主任的煌颖进行重点批判。
9月10日，新学年开始，边师教职工、学生继续整风学习。学校规定每周一、二为整风学习日，教职工停课全天学习，听报告，讨论文件。学生则集中学习，开展思想检查，写自传、思想汇报材料。
为了搞运动，1942年没有放寒假，师生在学校过的春节。
1943年，边区实行第三次精兵简政。2月，边区教育厅进行教育调整，以一个分区设一所中等学校为原则，决定将边区师范与富县师范合并，成立延安师范，学校划归中共延属地委、延安专属直接领导。延安师范的组织机构仍沿用边师旧制。教育厅任命原绥德师范校长霍仲年任延安师范校长，刘端棻为副校长。
1943年春，延安师范的整风运动转入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审干阶段。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干部做《抢救失足者》报告，之后掀起了所谓的“抢救运动”（即肃反运动）。大搞逼、供、信。8月，全校停课整风，对全体干部、学员进行政治上、组织上的审查。在整风运动高潮中，由于反特扩大化，出现严重错误，致使大批师生被打成国民党“复兴社”“CC”特务。一时间，抢救出的特务多得吓人，高年级百分之七八十的学员都被打成了特务。有人怀疑这里的真实性，但主持学校审干工作的副校长义正词严地说：“我敢用我的头来做保，延师抢救出的特务都是真的，没有假的！”直到中央发现问题，纠正了审干扩大化的错误，对“抢救运动”中搞出有问题的师生进行了甄别平反。结果，延师师生中没有一个是“复兴社”和“CC”的特务。
之后，学校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多次在师生大会上做检查，下不了台。
1944年1月，刘端棻调延安地委工作。1945年1月又调任子长县中学校长。1946年8月调延安大学负责教导处工作。1948年5月任延安大学分校教育长，10月任延安大学总校教育处长。1949年5月，任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教育处处长。1953年夏，任西北大学副校长。1959年4月至1966年，任西北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之后，历任陕西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文教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等。1992年12月11日于西安逝世。
刘端棻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一生大都从事中、高等教育工作，为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3年2月，边区实行教育调整，将边区师范与富县师范合并，成立延安师范，教育厅任命原绥德师范校长霍仲年任延安师范校长。1944年8月，边区政府决定把延安师范与延大中学部合并，成立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学。延中的组织机构沿用延师旧制，校长仍为霍仲年。
霍仲年，曾用名庆丰，陕西绥德人。20世纪20年代初在榆林中学上学。192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党，不久，受组织派遣，赴黄埔军校分校——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秋，受共产党派遣，到国民党高桂滋部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929年春回北京，在北师大复学，并负责北京南区党支部工作。1930年冬，到晋南强晓初部任该部学兵连连长、任该连地下党支部委员。次年参与“绛县兵变”，1932年因病脱离组织关系。
1933年夏，在东北军王以哲部任团政治教官，秋季在北平被捕。
1936年在凤翔师范、渭南固市师范任教，均因宣传革命被辞退。1937年任延安师范教导主任。1940年任绥德师范校长，1943年任延安师范校长，1944年任延安中学校长。1946年4月27日，陕甘宁边区第三次参政会议上被选为常驻议员。
1949年6月1日榆林解放，榆林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处派霍仲年等五人为军代表，负责接管榆林中学、榆林师范、榆林职中。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榆林专区文教科科长兼榆林中学校长、榆林专区文教卫生副专员等职。1957年1月恢复党籍。1964年任陕西省人委办公厅视察室视察专员。1976年2月29日病逝。
马济川，原名马汝辑，陕西米脂杨家沟人。1946—1948年任陕甘宁边区行知中学校长。
1925年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任榆林中学教员、教务主任、校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春调任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校长，聘请一些共产党员任教，并掩护中共陕北特委活动，同年被陕西省国民教育厅调回西安软禁。当局指责绥师赤化，他被无端判刑三年，其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2年赴兰州，任教兰州女子师范学校。1938年返回米脂，任米脂县民众教育馆馆长。1940年边区米脂中学成立，应邀出任校长。他精心管理、办学卓有成效，为抗战培养了许多优秀知识干部。毛泽东、周恩来赞扬他办学有方。1946年7月25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病逝，为纪念陶先生，经边区政府第九次政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学自8月19日起改名为陕甘宁边区行知中学。为了加强行知中学，边区教育厅调边区教育界知名人士马济川任行知中学校长，卢勤良任副校长。
马济川莅校，正值内战全面爆发，延安党政军民机关展开轰轰烈烈的备战活动，正常教学秩序已不能进行，马校长即组织行中师生投入积极备战活动。
首先对全校师生进行战备动员和宣传，进行战备形势教育。把各科教学与战备联系起来，组织宣传队，排演有关战备内容的节目。其次学校开展军事训练活动，拉练、夜行军、紧急集合等各种军事演习。举行实弹射击、投弹比赛，还试爆了自制的石雷。同时转移和坚壁各种物资，一部分教职工学生提前疏散到安塞吊儿沟基地。组织学生报名参军参战、参加战地服务等。关于行中这一时期的战备活动《解放日报》曾进行过连续报道。其中有一条还提到“行中同学忙着捻毛线，校长马济川帮同学撕毛，以便打成毛袜劳军”。
这年10月，中央青委、西北局和边区青联决定把行中作为学校重建团的第一个试点单位。9日，中国共产党重建团第一个学校青年团“行中毛泽东青年团”诞生。
探索教学上的新方向，寒假农村工作中，行中师生从实践中摸索到一条新路，就是教学转向农村实际，在实际社会调查的“做”上进行“教”和“学”，取得很大收效。也可以看出当时学校及教学改革中的一些情况。
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行中一分为二，一部分师生由副校长卢勤良率领组成第四后方医院（后改为第四野战医院）随军参战；剩余师生仍按学校建制由校长马济川率领跟随党中央、边区政府转战陕北。转战陕北途中，马校长以实际行动提出申请要求重新入党。1948年1月，在调任延安大学工作后，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马济川历任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副校长、甘肃省文化厅副厅长、文化局局长、甘肃省政协委员等。马校长为人严肃耿直、个性刚强、工作认真。“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摧残，蒙冤致死。1978年7月平反昭雪。
1945年5月，“七大”期间，边区政府为加强延安中学的领导力量，调三边公学校长卢勤良到延安中学任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
卢勤良，河北唐县人，保定师范学校毕业。共产党员。1937年曾任鲁迅师范教员。1939年抗大毕业后，任三边公学副校长、校长。1945—1947年，任延安中学、行知中学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1947年3月率大部分师生组建成第四后方医院，任院长，随军参战。1949年1月离开医院调地方工作，先后任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1951年12月2日受省委派遣赴汉中检查工作，乘坐大卡车，翻越秦岭，途经南郑县因突发脑出血不幸逝世，享年37岁。
卢勤良为延中、行中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极大地调动了教职工、学生办学和学习的积极性，使学校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受到边区政府、广大群众、师生的一致好评。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前“延安中学”的鼎盛时期。全校有10个党支部、200多名党员、教职工200余人，班级最多时达23班，学生1100余人，桥儿沟容纳不下，又在对面罗家坪设立了分校。
1946年6月，延安中学三班同学学习期满，17位同学毕业。15日，在桥儿沟学校篮球场举行毕业典礼，副校长卢勤良讲话：“同学们应把在学校里书本上学到的为人民服务的道理，拿到社会上去检验，时时刻刻记着做一个忠实的人民勤务员；到实际工作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向群众学习，向工作学习，使工作能力不断提高，思想意识不断进步。要经常检讨自己，就像天天要洗脸一样。”
6月18日，《解放日报》载文，题为《延中三班举行毕业典礼，卢校长号召为人民服务》。
1952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江隆基部长撰文《悼念勤良同志》，他说：“勤良同志的噩耗传出后，凡是和他相识的人都觉得十分惋惜，凡是和他共同工作过的人都感到无限沉痛！他为什么能够感人如此之深呢？这就是因为他具有艰苦朴素、虚心诚恳、实事求是、埋头苦干、研究创造、不骄不馁等优良的革命品质的缘故。勤良同志是农民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他具有劳动人民切实纯朴的特质，而无一般知识分子空幻浮夸的毛病。他从中学时代起就参加了毛主席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曾经在学校、工厂和监狱里和敌人做过斗争，也受过敌人的折磨。抗战爆发后进入陕甘宁边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曾因他在新民主主义教育建设上有卓越贡献而特予表扬。1947年胡宗南军队进犯边区，勤良同志奉命将他领导的行知中学改为野战医院，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人民军队服务，冒着枪林弹雨和敌人周旋了一年多，终于击溃了敌人，胜利完成了任务，再次受到党、政、军首长奖励。大西北解放后，他协助景岩征厅长领导陕西省的文化教育事业，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旧有文教事业的整顿改革和工农教育建设上贡献颇多。勤良同志工作一贯地表现积极负责，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利害，从不向组织讲价还价。他有高度的革命自觉心和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从不与人闹无原则的纠纷；他能愉快地服从组织和遵守纪律，知识分子所常犯的自由主义毛病在他身上是极少的；他能联系群众和团结干部，凡是和他在一块工作过或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认为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富有钻研创新的精神，不怕困难，能积极设法战胜困难，开展自己的工作。他能体会毛主席的工作方法，注重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工作，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他都是极端厌恶的。总括起来说，勤良同志是党的优秀干部，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模范的人民教育工作者，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勤良同志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人民的事业空前发展，祖国的建设日新月异、成熟的、有经验的干部异常缺乏的时候，离开我们而长逝，这就使得我们特别感到沉痛！”
延安中学的师生永远怀念卢勤良校长，我们为延安中学曾经有过这样一位优秀的领导而骄傲、自豪！
1948年1月，陕北局势根本好转，行中奉命迁回陕北。经山西临县南下，从啧口过黄河到吴堡，经辛家沟、绥德、清涧到达子长县瓦窑堡，在此又与分区地干班合并，成立延属分区党校。党校于3月1日开学，校址设在瓦窑堡米梁山。校长由延属地委书记李景膺兼任，专职副校长为杨彩斌；学生由行知中学、分区地干班及新招收的青年组成。
李景膺在开学典礼上讲话，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忠诚为人民服务。
李景膺，陕西安定（今子长县）人。农民家庭出身。1927年参加当地农民运动，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安定县委书记，中共陕甘宁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中共陕甘宁边区延属地委书记等职。1948年1月至4月任中共延属地委党校校长（兼职）。
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1年2月13日，因病于北京逝世，终年73岁。
杨彩斌，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米脂县委书记等职。1943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曾任乌审旗工委、陕西省纪检委书记等职。
1948年3月，延属分区党校成立，任专职副校长。
十一、徐劲（1894—1982）
1948年4月22日，守敌弃城南逃，解放军收复延安。5月5日，延属分区党校奉命从子长返回延安。边区政府命令“回复老区中等教育，重建行知中学，招收新生300名”。中共延属地委决定：以延属分区党校原行知中学青年班及其教职工为基础，于延安刘万家沟恢复重建行知中学。学校名称由陕甘宁边区行知中学改为“延安行知中学”，任命徐劲为校长。
徐劲，名遵德，字敬武，云南景东人。1912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历任小学教员、校长。1924年，辞去小学校长，次年到昆明、南宁一带游学。1926年回到景东，应聘县立中学任教。1930年，出任景东县义务教育师资训练所教务主任，后在昆明、桂林等地中学执教。在昆明执教中，由于进行革命活动，被云南地方当局逮捕，后由共产党营救出狱。1934年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南宁地下党支部书记、桂林地下党县委书记。1938年到延安，主要从事教育和理论研究，为党培养抗日干部。先后任延属分区党校教育主任、边区政府教育厅代理秘书长等职。1944年起，先后任米脂中学副校长、校长、党支部书记。1948年6月任延安行知中学校长。
6月1日，徐劲率全体教职工、学生到刘万家沟，这里是原八路军和平医院所在地。全部宿舍除了一间平顶房外，几十孔窑洞全张着大口，没有门窗，既无床板，又无土炕，一切木材全被敌人筑碉堡或当柴烧了，全体师生只好就地住下。徐劲告诉教导处发出新招三个班学生的通知，同时动员全体师生，由总务处主任带领到附近山头去拆碉堡，将可用的木料、梁柱、门板等运回学校，修理窑洞门窗。经过全体师生50多天的艰苦努力劳动，到7月21日，校舍门窗大部分修理完毕，新招的三个班学生也陆续报到，学校即于22日开始上课。
9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是日上午，行中师生300余名及附小（分区保育小学也迁到刘万家沟，作为行中附小）师生参加了开学典礼。教育厅、延安地委、专署均派人参加。会上，徐劲校长号召：“全体教员、学生都应有农夫的身体、科学的头脑、创业的精神，以便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徐劲校长调西安，赴西北大学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徐劲历任西北大学教授兼秘书长、西北师范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副院长、西北分院院长等职。
1982年6月19日，徐劲在桂林逝世，终年88岁。
十二、丁子文（1903—1979）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行知中学、延安中学大批师生奉调南下支援新解放区，部分外地学生随父母南下，两校师生不断减少。7月，陕北行署决定行中、延中合并，校名为延安中学，校址在延安王家坪原女大旧址（今延安市委党校）。9月，陕西省教育厅下达通知，定延安中学为省属中学，受省教育厅领导，由陕北行署代管。校名为陕西省立延安中学，简称省立延安中学。任命丁子文为省立延安中学校长，白云亭为副校长。
延中、行中合并后，校址迁往延安枣园（原中共中央驻地，即今延园）。
省立延安中学于9月7日举行始业式，丁子文校长讲话：“两校师生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尊师爱生，互相多提意见。”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吴文遴代表边区党委向全体师生表示祝贺，并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为建设革命圣地陕北而奋斗！
1950年1月25日，西北军政委员会通过永久纪念陕甘宁边区的决议：责成专门机关，逐步在过去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延安王家坪、枣园等处，筹建革命纪念馆，陈列土地革命以来一切文化史迹，以做永久纪念，并修烈士陵园及纪念塔。5月，省立延安中学由枣园迁到延安市北关现址。正副校长仍为丁子文、白云亭。
丁子文，陕西绥德人。1926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系。1936年于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绥德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校长。1947—1951年，历任延安大学附中部、行知中学主任，延安中学校长。在绥师任教务主任、校长期间，号召青年学生献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革命事业和边区建设培养和输送了大批知识人才。在边区工作期间，在延安文教大会上被评为模范教育工作者，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称赞丁子文是“陕北的大知识分子，边区的革命教育家”。
1950年12月，丁子文调绥德专署工作，离开省立延安中学。
新中国成立后，1951—1956年，任绥德专署文教科科长、专署副专员。1956—1959年，任西安师范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1959—1963年，任绥德师范学院院长、党委书记。1963—1969年，任陕西省教师进修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后任陕西省教育学院顾问，陕西省第四届政协委员。
丁子文1979年12月在绥德逝世，终年76岁。
丁子文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人民教育事业而奋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