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指导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让文艺更好地为抗战服务，1938年11月3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恢复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潘汉年、王学文、艾思奇、杨松、陈伯达、沙可夫、周扬等为委员。文化工作委员会最早是1929年李立三主持中央宣传部工作后于1929年2月25日扩大成立的，隶属于中央宣传部，第一任书记为潘汉年。
1939年5月17日，由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宣传部的工作。张闻天在报告中谈了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成绩和不足的地方，要求“建立文委工作，使党的文化、文艺政策经过文委来实现”。
前面已经介绍过，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已经于1938年11月30日决定成立，为什么在半年之后的书记处会议上还要求“建立”呢？为了弄清楚这一问题，笔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均未找到这一答案，就连《潘汉年传》中也没有相关介绍，关于潘汉年在延安时期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这一事情也没有任何叙述，只了解到潘汉年于1938年8月回到延安，参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留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并担任副部长一职，致力于他的情报工作，社会部在枣园开办了学习班，潘汉年担任学员授课任务。后来，潘汉年由于眼病较为严重，只得离开延安去香港治疗。在延安期间，他还给中央宣传部创办的干训班担任教学工作；王学文当时是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处处长，实际主持院务和日常工作，院内学员的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就由他亲自讲授；艾思奇虽然称得上是文化界人士，但担任着抗大、马列学院等院校的教师（或兼职）。可以推断出，1938年11月30日，中央书记处虽然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并指定了主任及其他委员人选，实际上，文化委员会这个单位并没有实际成立起来。所以，张闻天在书记处会议上要求“建立文委工作”的这一说法是成立的。而关于文委主任这一职务，尽管在《潘汉年传》中没有找到相关答案，但在王健英先生《中国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一书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下）》中记载，潘汉年在这个时期为中央文委主任。
书记处会议后，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委员有：艾思奇、陈伯达、周扬、成仿吾、赵毅敏、吕骥、张庚、萧三、王满树。主任先后由艾思奇、张闻天（兼）担任，这份名单里面没有潘汉年，也就是说，潘汉年没有在这个时间段内担任文委的领导工作。
1939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文化界与外界要加强联系，中央文委扩大，由张闻天兼任书记，并出版《中国文化》。”
会后，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开始着手《中国文化》的编辑出版工作。经过一年的筹备，《中国文化》于1940年年底开始出版发行。《中国文化》分期刊出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分别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解放》杂志重刊时改名《新民主主义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开头的第一节“中国向何处去”表明：“趁着《中国文化》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接着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称：“这可以算作《中国文化》出版的态度。”
当时的延安，在文化、文艺界可以说是名人云集，各种类型的杂志刊物也纷纷破土而出，为文艺界人士提供了发表文章的阵地。但是，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化》却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为中央对文艺界政策的传播和文艺界人士的相互交流起到了纽带的作用。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国统区和根据地内的文化事业的建设。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对国统区和根据地的文化事业应该如何发展、向哪方面发展都做出了较为详细的指导。在关于国统区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上，中央认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他们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敌占大城市亦然）应对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是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入孤立。在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反对日寇汉奸的奴隶文化等方针之下（具体各地情况将口号具体化）是能够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的。须知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在军队中、政府中、党部中、学校中、社会中的广大中下层人们，如果不在思想上引起一个变化，则政治上的根本变化或彻底好转（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是不可能的。关于如何在各个文化部门中（理论的、政治的、学校的、社会的、文学的、艺术的）推广与深入这个运动，希望国民党区域内的党部加以切实地研究。”
“关于各根据地上的文化运动。在这里，我们有全部权力来推行全部文化运动。我们各地党部与军队政治部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用以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普及与提高抗日军队抗日人民的政治水平及文化水平，要使各根据地上干部军队与人民的政治理论与文化水平高于广于全国各地。各根据地上的文化教育工作，不论是消灭文盲工作，学校教育工作，报纸刊物工作，文学艺术工作，除党校与党报外，均应与一切不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去做，而不应由共产党员包办。要注意搜集一切不反共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使他们参加在我们领导下的广大的革命文化战线，应反对在文化战线中的无原则的门户之见。每一较大的根据地上，应开办一个完全的印刷厂，已有印厂的要力求完美与扩充。要把一个印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要组织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有专门的运输机关与运输掩护部队，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这是中央对各根据地文化运动做出的指示。在中央的领导下，各根据地文化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了。
1940年10月，张闻天为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具体规定了党对文艺工作者及一切文化工作者应该采取的政策。指示中说：“发展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正确地处理文化人与文化人团体的问题，实为当前的关键。”“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对于文化人的作品，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褊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能以讥笑怒骂的态度，我们一方面应正确地评价他们的作品，使他们的努力向着正确的方向，鼓舞他们努力写作的积极性，不使他们因一时的失败，而灰心失望。”要求“各文化团体应该努力指导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民众团体的文化活动，帮助他们组织各种群众的文化小团体，如歌咏队、剧团、文学小组之类，并供给他们以指导者与研究材料……从有相当威信与地位的共产党员文化人或非党的文化干部中，培养一小部分在文化运动中能够担任组织工作的干部。他们自己虽是文化人，但他们的活动，应偏重于组织工作，而不是写作。没有这些文化组织工作者，文化人内部的很好团结、文化人及文化团体的效能的充分发挥是很困难的。”
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些人看不起文化人，认为文化人只能拿得起笔杆子，于抗战没有多大的用处，抗战的胜利还是要靠枪杆子才能取得的这个错误思想而做出的有针对性的指示。从而端正了一些军队和地方政府轻视文化人的思想。
1941年8月中旬，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再次进行改组，张闻天不再兼任该委员会主任一职，书记先后由凯丰和周扬担任，艾思奇为秘书长。委员中增加了凯丰、范文澜、丁玲（女）、何思敬和周文等五人。成仿吾、赵毅敏、吕骥、王满树和张庚等人不再担任文化委员会委员。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其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根据这个决定，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中央党校、文委（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笔者注）、出版局等单位“通过宣传委员会管理”。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
同年，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和西北文委合并，成立了中央戏剧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扬，副主任柯仲平，秘书长钟敬之。文化工作委员会随即撤销。
延安时期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组织序列：
主任：潘汉年（1938年11月—1939年5月）
艾思奇（1939年5月—1941年7月）
书记：张闻天（兼1939年5月—1941年8月）
凯丰（1941年8月—1943年3月）
委员：潘汉年（1938年11月—1939年5月）
王学文（1938年11月—1939年5月）
艾思奇（1938年11月—1943年3月）
杨松（1938年11月—1939年5月）
陈伯达（1938年11月—1943年3月）
沙可夫（1938年11月—1943年3月）
成仿吾（1939年5月—1941年7月）
赵毅敏（1939年5月—1941年7月）
吕骥（1939年5月—1941年7月）
张庚（1939年5月—1941年7月）
王满树（1939年5月—1941年7月）
凯丰（1941年8月—1943年3月）
肖三（1939年5月—1941年7月）
范文澜（1941年8月—1943年3月）
丁玲（1941年8月—1943年3月）
周文（1941年8月—1943年3月）
何思敬（1941年8月—1943年3月）
徐特立（1942年1月—1943年3月）
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三卷抗日战争时期）中，文化工作委员会组织序列名单里面没有张闻天，但张闻天确实兼任过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这一职务，且为中央宣传部和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本文给予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