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邓洁又名邓鹤皋，1902年生于湖南省安乡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在长沙兑泽中学读书时，作为学校的代表参加了毛泽东组织和领导的学生联合会，在校期间父亲读了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毛泽东构思严谨，立论精辟，妙趣横生，富有哲理的文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让他敬佩的是毛泽东激情澎湃，口若悬河，切中时弊，条理井然地演讲。正是由于在学联接触并接受了革命思想，父亲因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中学毕业后家中要父亲回去继承家业，维系封建门庭，但他毅然决定与家庭脱离关系，到北京考上大学读书。父亲在1922年由何孟雄、黄日葵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父亲任团北京地委组织委员和共产党西城支部书记。当时北京的共产党组织只有东城、西城两个支部。
1926年中共北方区委派父亲去大连工作，父亲先后担任中共大连地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父亲在大连首先抓组织整顿，健全了大连地委机关。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革命理论，教育党员和群众，中共大连地委决定出版一种定期刊物。但大连的日本当局控制很严，所办刊物很难发行，父亲便想办法用大连旅京同乡会的名义油印发行了《大连人民》，作为大连地委机关刊物在党员和进步群众中秘密传阅。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父亲决定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同时，从旅顺师范、西岗公学堂等单位吸收一批知识分子入党，并且派共产党员到农村进行建党活动，把革命的种子播向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大连各个角落。当年正是大连地委卓有成效的工作，党员数量从22人发展到95人。因此中共大连地委由原属北方区委领导，改属为中央直接领导。
1927年父亲赴武汉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担任中共五大的职工委员会秘书长，并起草了职工运动报告。“五大”会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满洲省委员会，并改中共大连地委为中共大连市委，任命父亲为满洲省委书记兼任大连市委书记。父亲回到大连后，召开党、团干部联席会，传达“五大”会议精神，并结合大连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出决议，指出大连党的任务是扩大党的组织，健全市委领导，号召党员不怕牺牲，向敌人做坚决的斗争。此后，大连的共产党员发展到220多人，建立基层支部23个，党的力量遍布到各大厂矿、学校、农村以及贫民阶层中。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连形势日趋严重，日本殖民当局派出大批汉奸、特务到学生会、青年会等进步团体中监视侦查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活动，陆续搜捕了一些共产党员。7月底父亲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尽管敌人对他施行吊打、拶指、灌凉水、抽皮鞭、坐老虎凳等残酷刑罚，把他打得口吐鲜血，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但他一直抗刑不供。父亲被捕后，敌人到他的住处进行两次搜查，因为房东苏老大娘把父亲藏在柜子后面的文件和材料烧掉了，敌人一无所获。父亲一口咬定自己是增智学校的美术教员，始终没有向敌人透露真情，为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转移争取了时间，为党保存了力量。父亲在狱中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他在旅顺监狱坐了七年多的牢，1934年刑满出狱。他脱离囚笼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党，几经周折，父亲终于在上海和周扬、王尧山接上了关系，经过党组织的严格审查，恢复了父亲的党籍，分配他到左联和左翼文化总同盟工作。
1936年年初，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父亲任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父亲和其他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人胡乔木、钱俊瑞、王翰、杨放之等一道，在领导抗日救国的运动中，竭力纠正“左”倾的斗争方式，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并根据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先后建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各行各业的救国会，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父亲即着手筹备举行“一·二八”运动四周年的纪念活动。他化名高雄写了一首《“一·二八”纪念歌》，歌词是：“一二八，一二八，我们曾经流过多少血！一二八，一二八，我们曾经流过多少血！敌人的炮火曾经毁灭了我们的上海，战士的鲜血曾经淹死了凶恶的仇敌。我们英勇的牺牲者啊！你们为着民族生存，奋斗到底，牺牲一切！用你们的热血唤醒民众，这是你们的功勋！中华民族不可灭！中华民族不可灭！一二八，一二八，我们曾经受过多少牺牲！一二八，一二八，我们曾经受过多少牺牲！民众的力量曾经粉碎了敌人的野心，停战协定曾经断送了民族的光荣。我们英勇的牺牲者啊！我们要替你们报仇，踏着血迹，勇猛前进！用我们的热血完成革命，这是我们的责任！中华民族要生存！中华民族要生存！”这首歌由吕骥谱曲，通过钱俊瑞在进步刊物上发表后在地下党组织的一部分党员和进步群众中流传、学唱。1月28日那天，在苏州河北面的总商会召开了“一·二八”纪念大会，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沈兹九、沙千里等社会著名人士参加了大会。集会后，父亲与其他地下党领导人组织游行队伍到江湾烈士公墓进行公祭，游行队伍一路高唱《“一·二八”纪念歌》等歌曲，并高呼“民众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情绪激昂、悲壮，爱国市民无不动容。这个活动不仅向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示威，也向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进行了挑战。
1936年，在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学生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形成了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上海的同志到延安向刘少奇汇报工作时，刘少奇高度赞扬说：“上海红旗不倒。”
父亲在上海工作时，生活十分艰苦。他常以美术家身份做掩护，身穿一套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不太合体的白色西服，脚穿一双旧白色皮鞋，没有钱买鞋油，便将白色油画颜料涂在鞋上，以此应付场面。因为他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所以连维持基本的生活也有困难，有时就在饭摊上买碗菜饭或买几个粽子、大饼充饥。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尽力帮助其他的同志。一次有两个女同志向父亲汇报工作，当时天寒，父亲看她们衣衫单薄，面色憔悴，关切地问起她们的生活，让她们稍等片刻，到街上当掉了自己的大衣，把钱送给她们。
1937年年初，父亲到了延安，有一次周恩来问他：“听说上海有个姓邓的同志，把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很有成效。”父亲笑着说：“那就是我，后来偶然被捕，虽没暴露身份，保释出狱，但受到敌人注意，无法开展工作，就到延安来了。”周恩来握着父亲的手说：“你们在白区工作的同志们辛苦了。”
父亲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因工作繁忙，身体较弱，经常流鼻血。经过研究，组织上决定派人在工作和生活上对他进行照顾。于是父亲亲手操办安排了确定人选的工作。父亲曾在陕北公学担任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他知道该校有个女生队，因此就到陕北公学找女生队的领导了解情况并商讨确定合适人选。经过缜密而慎重考虑和研究，最后选定了于若木。当时于若木已经是中共党员，政治上可靠，历史清白，来延安前是中学生，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父亲找于若木谈话时，她有些犹豫，她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又没学过护理，不会照顾人，担心难以胜任这个工作。父亲对她说：“这是经过组织上研究做出的决定。陈云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到他那里工作的人必须具备政治上可靠又有一定文化水平这两个条件。正因为你符合这些条件才选中你。至于不会的事情，以后可以学习。”父亲的话解除了于若木的顾虑，她就答应下来。在于若木的精心照顾下，陈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与此同时陈云和于若木由相识到相知，进而发展到相爱，以后结了婚。就这样父亲成了这一段美满姻缘的牵线人。
以后父亲又担任中央机关事物管理局副局长，中央财政经济处处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行政处处长等职务。
1940年春，父亲和王首道等同志到南泥湾考察，当时南泥湾遍地荆棘，满坡荒草，但土地肥沃，开发潜力很大，此地距国民党统治区不远，他们认为南泥湾既是一个边防重地，又可以建成一个农业生产基地，于是父亲给毛泽东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建议开发南泥湾，并在那里驻扎军队，毛泽东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对父亲说：“这个建议很好，屯垦戍边，古已有之，今天我们不妨也试一试。”父亲当年就创办了中央直属机关南泥湾农场，边区政府各机关也先后到南泥湾建立了农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第二年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生产、战斗、学习三结合，把南泥湾变成了物产丰富的米粮川，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被推向一个高潮，南泥湾成为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1945年4月，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6年，胡宗南进犯延安，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纵队，杨尚昆任司令员，父亲任副司令员。
1947年，父亲任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亚洲部队司令员。4月初的一天，父亲陪周恩来到吴堡县宋家川巡视渡河指挥部，随后周恩来到晋西北安排中央后委的工作，父亲留在河西。几天后，周恩来自河东西渡，因一位同志工作失误，使周恩来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因为当时中央经常转移，通信设备也很落后）。为保证周恩来的安全，父亲星夜冒险去找中央，将近黎明时分，终于在枣林沟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找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时中央正为与周恩来失去联系十分着急，父亲接受毛泽东的命令，立即火速赶回宋家川，并派了一支骑兵分队护送周恩来到青阳岔同毛泽东汇合。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后担任中央经济建设部部长、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在经济建设领域里，为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父亲对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就像一个有形的尺度，只有用它才能衡量父亲的生命价值。
1956年，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9年，父亲参加了庐山会议，会后回到家总是表情凝重，或是伏案疾书，或是两眼望着窗外沉思。母亲不让我们打扰他，并告诉我们，父亲犯了右倾错误，在写检查，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一直很沉闷压抑。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父亲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同在湖南组，他提出反对“白水做酒”“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违反科学、不负责任的浮夸、虚报等不正之风，被认定支持和附和了彭德怀，会上受到批评，回京后受到批判。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实事求是、勇于直言、敢于负责的人。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上高一，反对团中央派到学校的工作组，并和同学到清华大学串联认识了蒯大富，还得到了蒯大富的支持。当时蒯大富还不是什么学生领袖。父亲得知这些情况后非常着急，千方百计找到我（当时我们几个人都住在女附中一个同学家里），带我回家进行教育。父亲列举了一些政治运动的例子，严肃指出：政治运动绝非儿戏，不能因一时冲动做出反对党、反对国家的事。同时强调，要提防幼稚的中学生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事后父亲写诗给我：“革命风浪大，暗礁教训深，非人不识汝，乃汝误认人。……”父亲就是这样以自己做人的准则，以深入浅出的革命道理，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对我们进行教育，使我们逐渐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由稚嫩走向成熟。
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调任石油部副部长，部长余秋里让他主管财务。当时正是大庆油田石油大会战期间，从全国各地调人、调物资，包括调去了大批复转军人，因资金流动性很大，一些财务工作衔接不到位，导致账目有些混乱。父亲到部里就要求财务部门必须建立健全并完善财务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所有项目都要建立分账，事无巨细均要报批。同时他亲自审批每一笔账目。当时父亲是石油部上班最早下班最晚的部级干部。在父亲和财务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很快就把前期的财务账目理顺，并使财务工作走上正轨。为此余秋里在会上高兴地说：“邓洁同志是资历最老、年龄最大、办事最认真负责的同志。”以后每逢过年过节他都要到家里来看望父亲。
石油部下属的兰州炼油厂是苏联援建的我国第一座大型炼油厂。60年代初黄河发洪水，兰州炼油厂部分厂房被冲垮，一些设备损坏被迫停产，职工住宅被淹并有人员伤亡。父亲代表部领导到兰炼处理灾后事宜。他到达的当天就到遇难和受灾职工的家里进行慰问。之后父亲在全体职工大会上说：“看到厂里的灾情，我心中很沉重。但是看到你们，我就有了信心。兰炼让人引以为傲的业绩是我们石油人的自豪。如今它受到洪水的重创，但是老天无情人有情，只要人还在，就有战斗力。面对自然灾害，我们的石油工人仍然是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石油大军。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修复工厂，尽快恢复生产，重整家园。我们要肩负时代的使命，担当起石油人的责任，让兰炼重新焕发无限生机，再展现蓬勃的面貌。……”当时父亲写了一首诗：“将军奉命已西行，来至塞外领强兵。盘马弯弓箭不发，决心以巧胜敌人。严细准狠有精神，钢筋铁骨是此身。铁不成钢何须恨，百炼功到自然成。”父亲的话极大地鼓舞了人心，恢复了士气。多年后，见到一位当年在兰炼的干部，他还动情地回忆讲述当时的情景。
父亲去世30多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仍然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记忆中。他的举止言行、所作所为让我怀念，令我敬仰。父亲始终将信念看得重于生命，因此在国家和民族危难时刻，才能临危不惧，百折不挠；在荣华富贵面前才能从容淡定，等闲视之。
父亲深知：生命有限，事业无穷，他将有限的生命投入无穷的革命事业中。事业给了他生命的内涵，而他用整个生命给事业注入了活力。父亲以及像他一样将革命信念已融入血液、铸入身躯的革命前辈们，他们对党忠心耿耿、舍身忘我的革命精神、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永远牢记在我们的脑海，铭刻在我们的心田。
我们血管里奔流着父辈的热血，我们还在延续着父辈们不朽的生命，我们依然坚守并捍卫着与父辈共同的信念。我们也曾对着火红的党旗高声宣读誓言，我们也更坚定地相信重于生命的崇高理想，我们像父辈一样坚定执着。我们追随着父辈们开拓的道路继往开来，万难不屈。我们确信并深知：只有信念永恒，才能人生不朽。
邓洁同志简历：邓洁又名邓鹤皋，湖南安乡人，1902年出生。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任中共大连地委书记、1927年任中共第一任满洲省委书记。1936年任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1937年到延安先后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纵队副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经济建设部部长、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轻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等职。他是党的五大、七大、八大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