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长，原名世元，曾改名德元，号浩如，化名冬阳。1897年生，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人。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1919年起先后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和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读书。1922年考入太原学兵团学军事。1924年回安定县办民团，任团总。同年赴天津、北京，参加反帝斗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根据党的指示，回安定县继续办民团，利用团总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同年到陕北军阀井岳秀的部下、政治倾向进步的石谦旅的一个团里任连长，并在该团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中共特别支部。1927年2月被选为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农民协会促成会委员。曾创办青年军事干部训练班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组织和领导农民协会打击封建官僚，惩办土豪劣绅，被群众誉为“谢青天”。1927年10月，谢子长与唐澍等组织领导清涧起义，任西北革命军游击支队营长、副指挥。1928年5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三大队大队长。起义失败后，回陕北开展武装斗争，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委员。1930年8月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1929年至1931年，先后在陕北、宁夏、甘肃等地做兵运工作。1931年10月，和刘志丹等将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
1933年夏被派往察绥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负责中共组织的工作，协助师长许权中指挥作战。同年11月回到陕西，任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恢复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壮大了第二、第三支队，建立了第四、第五支队，并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赤卫军、少先队、妇女会等，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1934年7月，谢子长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率部奇袭安定县城，占领县政府，救出被捕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使红军军威大振，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8月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及陕北游击队第一、第二、第五支队，进行陕北、陕甘边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连续取得清涧河口、横山董家寺、安定县城等战斗的胜利。在河口战斗中，谢子长不顾个人安危，在前线指挥作战，不幸胸部被敌弹击中，身负重伤。他忍住剧痛，坚持指挥，直到战斗完全胜利。1935年2月5日，谢子长被选为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他的伤势不断恶化，于2月21日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时年38岁。同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1939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将谢子长的遗骸移葬于他的家乡枣树坪并修建了谢子长烈士墓。毛泽东亲笔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为谢子长墓写了277字的碑文。在谢子长逝世后十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又为谢子长在瓦窑堡修建了陵墓，1945年2月19日，举行了隆重的移葬公祭，凭吊者逾2万人，毛泽东再次为谢子长墓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朱德的题词是：“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前仆后继。”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挽联上写着：“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真、贺龙、刘伯承都为谢子长墓题了词。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修建了子长烈士陵园。谢子长38岁短暂的一生，毛主席竟然亲笔为其三次题词，实属罕见。但是，当讲解员给我们讲完烈士及其亲属的革命事迹，每个人心中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谢子长与刘志丹一起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是陕北红军和苏区主要创建人和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尽管身居高职，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前往一线指挥作战。在长期征战中，多次负伤。一次战斗中，他胸部中弹，终因伤情恶化而于1935年2月21日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同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谢子长出生的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这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以烈士命名的县名之一。
提起刘志丹和谢子长，在陕北、西北人民心中，那都是“传奇”般的人物，他俩都是以“民族英雄”而彪炳中国革命史册。纵观西北革命历史，刘志丹、谢子长两位革命家，有时并肩作战，有时分别活动。但是他们的革命志向始终如一、坚定不移，他们之间的战斗情谊始终牢不可破、亲密无间，可谓是伟大的革命友谊。
刘志丹和谢子长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缔造者，而创建西北红军和开辟西北根据地是从搞“兵运”开始的。
那么什么是“兵运”工作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也提出：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做艰苦的工作，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倒戈、哗变，“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借水养鱼”，以建立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实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当时，中国西北地区陷入政治混乱的局面，军阀横行，土匪蜂起，地方武装林立，“司令”如毛，号令不一，是争取起义、倒戈、哗变，“借水养鱼”的最佳选择地之一。根据这一特殊形势，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首先在西北军阀李虎臣新编第三旅许权中旅开展兵运工作，以在适当的时机举行起义和暴动。
有人不禁要问，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为什么偏偏选择许权中作为兵运对象呢？许权中何许人也？
原因很简单，因为旅长许权中是中共党员，而许旅又是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为基础组建的。全旅有1200多人，其中就有160多名共产党员，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武装力量，搞策反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于是，刘志丹、唐澍、谢子长等一批党员就秘密打入许旅。到许旅后，他们努力工作，尽量表现，很快就被委以重任。其中刘志丹任许旅参谋部主任，唐澍任旅参谋长，谢子长任营特派员。他们心照不宣，互通情报，秘密地在许旅建立起了党组织，并积极吸收入党积极分子，按照上级指示，做着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8年5月上旬，震动全国的渭华起义爆发。与此同时，“西北工农革命军”和“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工农革命军由唐澍任总司令，刘继曾任政治委员（开创了在人民军队设立政治委员的先河），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王泰吉任参谋长，许权中任军事顾问兼骑兵分队队长，谢子长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西北工农革命军第二大队队长（共四个大队）。在短短50天内，东起华山，西至临潼，南到秦岭，北到西潼公路数百平方公里反动政权被摧毁。对西北国民党政权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但由于太过仓促，终因寡不敌众，历时四个月的渭华起义最终宣告失败，但其产生的影响和积极作用不容低估。
而刘志丹、谢子长也随即离开部队，于1928年8月返回陕北。但他们没有泄气，没有退缩，继续开辟新的兵运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
1929年四五月间，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举行扩大会议，研究加强武装斗争问题。会议提出，要充分利用西北地区这一特殊形势，开展更大规模的兵运工作。刘志丹与谢子长一起又开始了在陕甘边界的军事斗争。
1930年春，军阀冯玉祥为准备中原大战，把甘肃、宁夏的主力部队调到了河南一线。为了控制后方，冯玉祥委任包头的苏雨生为骑兵第四师师长，留守宁夏平罗。而招兵买马、扩展地盘是土匪、军阀共有的本性。土匪出身的苏雨生见有机可乘，认为这正是扩充自己势力的好机会，便树起大旗，广招兵马，来者不拒。
中共陕北特委抓住这一机会，即派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员，打入苏雨生部。由于他俩的巧妙周旋和密切配合，又一次被委以重任。
谢子长任苏雨生部第十一旅的旅长，刘志丹任苏部第九旅第十六团的中校副团长（后又提升为十九团的团长）。不久，他俩就在该部秘密建立党的军委，大力争取群众，训练中共军事干部，以备后用。当时，苏雨生部许多团以上干部与谢子长、刘志丹相识，也愿意借助年轻有为的刘志丹、谢子长来扩充自己的实力，所以苏部兵力大增，威震一方。这就引起了当时处于地头蛇位置的西北“五马”（即马鸿逵、马鸿宾、马步青、马步芳、马青宛）的严重不满。于是直接引发了“五马”与苏雨生之间的军阀混战。
“强龙不压地头蛇”，苏雨生哪里是“马家军”的对手，一触即溃，四分五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刘志丹、谢子长正好利用这一机会，借故带领中共控制的一部分队伍转移至甘肃的庆阳地区，实现了“借水养鱼”战略目标。
由于刘志丹、谢子长的军事才能在陕甘土匪当中逐渐被公认，也很有一定的威望。于是，国民党军驻庆阳军队司令谭世麟见二人能文能武，便想拉拢为己所用，主动提出要收编这支武装队伍。为了保存这支党所控制的武装力量，陕北特委便接受了对方的改编。这样，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部队被编为谭部直辖第三团，谢子长为团长，刘志丹为副团长，驻守陕西吴起镇三道川一带。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他俩在谭部积极扩充、准备寻机起义的时候，突然遭到了原苏雨生部八旅十六团团长张廷芝的袭击，谭部在三道川被打散。“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带出的部队就这样又一次被打散了。
三道川兵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回陕北特委汇报情况。
1931年春，刘志丹再次与苏雨生合作，任该部团长，驻旬邑职田镇，寻机起义，不料又被当地豪绅告发，刘志丹不幸被捕，严刑拷打，囚禁彬县，部队也被缴械改编。
后经中共党组织通过国民党省政府参议杜斌丞（刘志丹在榆林中学时的校长）、任秘书长的南汉宸（中共党员）通过杨虎城关系营救获释。
出狱后，于同年四五月，刘志丹又打入甘军新编第十三师陈珪璋部。陈部驻扎在甘肃平凉，其与军阀张廷芝、谭世霖等矛盾重重，积怨颇深。所以，尽管他知道刘志丹是共产党员，但仍然给他部队番号，以扩充实力，使自己在与张、谭的斗争中占据优势。这样，刘志丹得以取得公开活动，不断吸收当地农民和共产党员参加革命武装，很快就建立了一个旅的兵力。但好景不长，在随后的军阀斗争中，因发生火并而被打散。11月，刘志丹、谢子长二人再次编入陈珪璋部，后因防止被吞并，被迫撤离。至此，轰轰烈烈的兵运工作告一段落，他俩又投入新的战斗。
兵运工作是一项极具生命危险的工作。但是，刘志丹、谢子长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非凡胆略，一次又一次地打入军阀部队，执着地开展兵运工作，出生入死，毫不退缩，表现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本色。
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和谢子长多次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处理。但他们从不气馁，屡败屡战，互助友爱。1932年6月1日，党中央在上海召集了有满洲、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六个省委负责人参加的“北方会议”，决定将陕甘游击队编为红二十六军，并决定派杜衡（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为红二十六军政委。
1932年12月下旬，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在12月22日召开的党、团员大会上，严厉批评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犯了“流寇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擅作主张，予谢子长留党察看，撤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领导职务，并挑动战士，召开军人大会，批判斗争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强令谢子长、阎红彦离开部队去上海“受训”。由于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加之杜衡不懂军事，刘志丹、杨重远勉强留在部队，但不分配重要工作。刘志丹这时虽没有职务，却以党的利益为重，积极为团长出谋划策，实际参加了战斗的指挥。
1933年5月间，杜衡利用其政治委员的职权，强令部队南下，使弱小的红军冒着极大的危险，向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陕西关中地区进攻。红二十六军在蓝田一带几次遭敌人包围，刘志丹、汪锋、王世泰、吴岱峰等同志指挥部队进行了英勇战斗，胜利突围。但是部队损失惨重，大部分同志牺牲、失散。
刘志丹回到照金后，并没有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灰心丧气、心生怨恨，而是顾全大局，立即开始了红二十六军的重建和恢复工作。
后来陕北肃反中，当刘志丹得知逮捕自己的密令后，仍毅然只身前往密令发出机关所在地瓦窑堡，避免了红军内部的自相残杀，维护了党内的团结，表现了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极强的党性原则。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形势发展和斗争需要，中共西北党、政、军组织逐步形成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部分。面对体制复杂，关系错综，刘志丹和谢子长又是如何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呢？
在长期的并肩战斗中，他们之间有兄弟般的情谊，从中既有无私的支援，又有充分的信任。
当时，虽然两个部分在组织名称（一个叫陕甘边特委，一个叫陕北特委）、武装力量的建制（一个是红二十六军，一个是红二十七军）、根据地的建设（一个叫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一个叫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以及领导关系（陕甘边一直属于陕西省委领导，而陕北特委却几易领导关系，有时归北方局领导，有时又归陕西省委领导）等各方面不同。但两个部分始终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特别是谢子长和刘志丹，不论革命情谊或个人关系都是亲密无间的。他们既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又能互相谅解、互相帮助，体现了共产党人团结奋斗的合作精神和真诚的革命情谊。
1934年7月8日，在安定县阳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率部南下，到南梁与红二十六军（时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的刘志丹）会合。刘志丹、谢子长两个亲密战友久别重逢，促膝交谈，就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交换意见。两位领导意见相投，两军指战员更是情绪激昂，上下一片欢腾。最后决定由谢子长兼任四十二师政委；调红四十二师三团团长王世泰去陕北，协助陕北红军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北区的第一次“围剿”，由谢子长统一指挥。这次会合及领导层的相互调任，充分体现了两支红军的团结友爱，也是刘志丹和谢子长之间伟大友谊的体现。
1934年8月26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镇战役中胸部中弹负伤。8月28日，他带伤出席了中共陕北特委寺墕里会议，并决定建立陕北红军独立师。9月1日到15日，先后两次带伤指挥部队在安定县董家寺击溃敌军一个营并攻克安定县城，击毙民团团总李丕成，粉碎了国民党陕北当局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9月18日，红军陕北游击队一支队在安定崖窑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一团，谢子长主持红一团的改编仪式。由于连续奔袭作战，谢子长伤势愈加严重，不得不离开部队养伤。
1934年10月，刘志丹率红二团北上，到达安定县水晶沟看望了正在养伤的谢子长。此后一段时间，谢子长为躲避敌人搜捕，曾辗转多处养伤，刘志丹也随之多次探望。
在这一段短暂革命生涯中，特别是面对生死离别的考验下，他们又会有怎样的革命情怀呢？
他们从不争高论低，而是互相尊重，互相谦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能以大局为重。
1935年年初，得知谢子长伤势恶化、病情危急的消息，刘志丹立即再次前往，并就西北党政军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的统一协调、特别是当前反“围剿”战斗中的军事战略部署和作战构思等问题和谢子长进行商讨。
1935年1月20日，天刚蒙蒙亮，刘志丹就来到安定县灯盏湾。一进窑，就拉着子长的双手，哽咽着说：“老谢，你成这个样子了，为甚不早给我说……”
谢子长看到刘志丹，心情很是激动，一时说不出话来，吃力地捉住刘志丹的臂膀，半天才说：“老刘，我早盼着你来哩，我约莫你也快来了！”
刘志丹见谢子长病成这个样了，埋怨说：“你咋不早点给我来信呢？”
谢子长说：“已派人去给你送信，可至今还没有回来。”
过了一会儿，谢子长又一字一板地说：“老刘啊，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打仗你比我强，看样子我是不行了，陕甘和陕北军事工作的重担就要全落在你肩上了，也只有你的肩膀才有力量挑起这副担子！”
听到这里，刘志丹又难受又激动地说：“老谢，不要这么说，你要活着，你的伤能好，一定能好！”
在商议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人选时，刘志丹提议要谢子长担任主席，谢子长诚恳地说：“这样不好，从革命利益考虑，还是你当主席合适，我成了这个样子，不能到职工作，何必应那个名哩？”刘志丹恳切地说：“你是老大哥，还是你挂帅，我协助你完成任务。”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感人肺腑的话，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1935年2月21日晚，谢子长在灯盏湾逝世，终年38岁。
谢子长逝世后，刘志丹万分悲愤。一天，他把二十六军二团代理团长杨森叫来说：“你也知道，对老谢的逝世绝对要保密，到了哪里都要打出老谢的旗号，大张旗鼓地说是谢子长的队伍。这样，就能给群众壮胆，使群众受到鼓舞，同时，反动派一听老谢还活着，必然闻风丧胆。这么干对革命有利。”
1936年4月14日，时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刘志丹在红军东征中牺牲，终年33岁。陕北高原为之震动，西北革命根据地再度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
这是一段雄浑悲壮的伟大的革命情谊，这是一段鲜血凝成的战友情谊，它跨越时间的长河，永远为后世所传诵所敬仰，并将永远定格在历史的记忆中，党和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历史功绩。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为刘志丹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毛泽东两次为谢子长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并亲笔为谢子长墓撰写了碑文。为了纪念他俩，党和政府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将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