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灾难危机日益深重，日本侵略吞并中国的野心步步加剧，国内外矛盾进一步深化，人民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多重发展挫折之后，进行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积极倡导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来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曙光。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山海关，接着又占领了热河全省和察哈尔北部。3月，日寇进攻长城各口，开始侵入华北地区。5月，蒋介石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并使华北放置在日军的监视和控制之下。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加紧向革命力量进攻，他一方面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向革命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展开了极其野蛮的文化“围剿”，以法西斯恐怖手段，维持其反革命的黑暗统治。
日寇的继续进攻，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1933年1月17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声明在停止进攻红色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等三个条件下，愿意和全国任何派系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共同反对日本侵略。6月1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又发表了“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天津、华北宣言”，反对《塘沽协定》，号召人民起来进行斗争。党的这些正确主张，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1933年5月，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影响和帮助下，在察哈尔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宣布对日作战。抗日同盟军被日本侵略军和蒋介石联合打败之后，1933年10月，第十九路军的将领与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并和红军订立抗日反蒋的协定。
与此同时，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中央根据地在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以后，向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第一方面军发展到10万人。进入四川、陕西边境的第四方面军，在1933年一年中，逐个击破了四川的许多小军阀之后，也发展到8万多人。至此全国红军发展到30万人，全国共产党员人数也增长到30万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从江西出发开始战略转移，这就是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的严重损失，日益引起了更多同志对“左”倾路线的怀疑和不满。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团结起来，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1935年1月，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于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
会议在多数同志的觉悟和拥护下，首先集中力量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批判了“左”倾分子的错误军事路线；并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继续北上。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下，军事上采取了运动战的方针。整理了队伍，减轻了行装，以神出鬼没的机动作战往返出没于贵州、四川、云南之间；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搅昏了敌人的头脑，摆脱被动，争取主动，战胜了敌人的堵截和尾追；以超乎寻常的毅力，于5月初从云南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稍事休整，6月上旬又渡过天险大渡河，打退了四川军阀的堵截，越过川康边界大雪山南端的一个高峰——夹金山。在第一方面军继续北上的期间，第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也离开了川陕边境根据地，开始向川康边境地区转移。6月16日第一方面军和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懋功会师。
第一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对全面形势的分析，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华北侵略的局势下，革命高潮有重新到来的趋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在陕西、甘肃一带建立抗日前进阵地——新的革命根据地，以迎接日益发展的抗日民主运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率领一部分红军南下天全、芦山，向西康方向退却，党中央对张国焘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背叛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率领第一方面军的主力继续北上，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在此以前的一个月，红军第二十五军也到达了陕北，与陕北红军统一为第十五军团）。
1935年11月，红军第二方面军，自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长征。1936年6月至7月，第二方面军到达西康的甘孜地区，与第四方面军会合。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的方针，由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第四方面军的同志反抗了张国焘的意志与第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第一方面军会师。全国红军的长征，至此宣告结束。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它使中国革命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依靠共产党人的无限忠诚和毅力，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保存了革命力量，渡过了历史上最黑暗最困难的时期。它向中国和全世界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具有无限的前途和希望。同时，它高举北上抗日的伟大旗帜，又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几亿人民指出了解放的道路，从而在11省的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5年前后，整个世界面临着新的战争威胁。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富有侵略性的法西斯国家，力图用武力重新分割世界，先后在西方和东方点起了侵略的战火。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之后，进一步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
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向世界声明：它是亚洲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任何国家不能插足于中国，中国也不能同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发生关系。
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所谓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的问题，提出了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并由关外调集大军侵入关内，威胁天津、北平，声称南京政府若不接受日本要求，将采取自由行动。6月，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帝国主义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美津美治郎签订协定，即所谓《何梅协定》。按照这个协定——取消河北省、北平、天津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扎在河北省的一切中国军队；撤换冀察两省主席和平、津市长，停止河北省的反日运动等等。中国在冀察两省的主权已丧失殆尽了。
10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在河北省香河县指使汉奸暴动，占据县城。11月，又策动汉奸殷汝耕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汉奸“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2个县特殊化，并纠合汉奸李守信等在内蒙古组织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同时，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等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政治、军事进攻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加紧了侵略。日本资本以各种方式渗入中国，使中国的各种主要企业如煤矿、铁路等，均有了日本的巨量投资。日本又以收买和强迫拍卖的方法，吞并中国的企业，加上武装走私、商品倾销等，垄断了中国的市场。
在日本帝国主义新的进攻面前，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了它的绝对不抵抗政策，并集中力量进攻北上抗日的红军，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与蒋介石继续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构成了中华民族空前严重的危机，它威胁到全国人民的生存。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全国的抗日爱国运动开始了新的高涨。
1935年8月1日（红军还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号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人们和工农民主政府、工农红军及其他抗日军队，共同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到达陕北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来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5年11月1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1月28日，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进一步说明党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进行抗日斗争。党的主张直接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1万余人在党领导之下，举行了英勇的抗日救国大示威。群众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政府妥协外交”“争取爱国自由”等口号。游行队伍遭到宋哲元部队水龙大刀的袭击，学生被打伤500多人，但爱国运动并没有因此被镇压下去，更大的斗争在继续酝酿中。
12月16日是敌伪“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日子，北平学生和市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爱国示威运动。群众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包围袭击，在前门举行了露天大会，会后又举行示威游行。在群众威力下，傀儡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
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很快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成为全国人民一致的呼声。
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党于1935年12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接着，在12月27日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决议，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于当时的形势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做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
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会议，《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既批判了当时阻碍革命和抗日事业发展的“左”倾关门主义，又指出必须不再重复1927年使革命遭到失败的右倾投降主义，既论述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又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扩大和巩固红军及其根据地。报告全面系统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方针、政策，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问题，为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充分准备。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在实行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有了坚强的党、坚强的红军。“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须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因此，谁怀疑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和领导能力，谁就会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著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达到了理论上的充分成熟，推动了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党的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同志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系统地解决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问题。预见了中国政治的发展趋向，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基本经验，彻底地批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和革命的急性病——这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解决了遵义会议所不曾解决也来不及解决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问题。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25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从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瓦窑堡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会议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领导中国革命。
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各方面的措施，促进全国抗日的实现。
1936年1月，党发出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当时东北军和杨虎城部西北军正在陕北进行反共内战），重申党的抗日主张，说明红军愿意同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地区，准备开赴河北前线对日作战。红军的抗日行动遭到了蒋介石和阎锡山的阻拦。他们派遣大军挡住红军的进路，并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红军为了保持抗日实力和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在取得许多胜利以后，于5月回师河西。
鉴于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的形势下，国内抗日运动日益增强了对蒋介石政府的压力，和英美与日本在华利益冲突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认为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蒋介石集团，在人民压力及其主子英美指使之下，有改变对日态度的可能。因此，党适时地放弃了反蒋口号，采取了逼迫蒋介石转向抗日的政策。于回师宣言中，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号召。同年8月，又发出了《致国民党书》。再度申明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准备重建国共合作关系的意愿，促使国民党放弃内战政策。并估计到党的“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不能为蒋介石集团所接受，从而改用了形式上虽有不同而实质上却是一致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同年9月，当中央又做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对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做了具体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这一期间国民党统治区内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刘少奇等同志的正确指导下，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各界救亡团体，一致响应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
11月至12月间，上海、青岛日本纱厂的13万中国工人发动了反日大罢工。同年冬，驻防绥远的中国军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全国人民展开了援救绥远军队抗日的运动。此外，文化界也纷纷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出版抗日救亡的书报。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日益高涨的抗日怒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国民党内部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化。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西北军（第十七路军），在陕北反共前线屡遭挫败以后，首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的主张，和红军实行了停战。但是，这时蒋介石却坚持其反共反人民政策，悍然拒绝了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要求，调遣二三十万嫡系部队到达陕西，准备继续进攻红军，并乘便打击张学良、杨虎城部队。蒋介石的罪恶措施，引起了东北军官兵的反抗。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
事变发生以后，全国顿时出现一种紧张局面。日本帝国主义趁机挑拨，以期扩大中国的内战，为它的大规模进攻创造条件。国民党内亲日派分子汪精卫、何应钦之流，则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竭力扩大事态，企图发动“讨伐”战争，以致死蒋介石而夺取其统治地位。国内形势处在一个紧急关头，当时摆在面前的有两个可能：或是事态扩大，导致新的内战爆发，推迟抗日实现；或是事变获得妥善解决，结束内战，实现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向全国发出通电，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主张南京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并派周恩来同志参加谈判。经过中国共产党种种努力之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人民的抗日要求，放弃内战政策。从而蒋介石被释，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
为了保持国内和平，并为了争取地主阶级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解决暂时停止执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发出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同时也向国民党做了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状态，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四项保证。不过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及其以后的各项正确主张和有效努力，促成了国内和平的实现。这个事实，极大地提高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积极倡导并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