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授予中国将军的外国人——洪水
洪水（1908.10.1—1956.10.21），原名武元博，越南河内人。他1926年入黄埔军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广州起义、红军长征、抗日战争。1945年回越参加抗法战争。1951年回中国，任我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1956年回国养病，同年10月逝世。洪水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的一位外籍将军，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双重军籍、双重党籍的“双料将军”。
1925年初，16岁的洪水同志响应胡志明同志的号召，抛弃富裕的家庭生活，离别亲人，跋山涉水，来到当时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参加了胡志明同志主办的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系统地接受革命教育，掌握革命的真理，并在训练班上加入了胡志明同志创建的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越南共产党的前身），成为越南早期的共产党人之一。训练班结束后，洪水同志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继续增长政治、军事理论知识。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年轻的洪水同志毫不畏惧，于8月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12月11日，参加著名的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洪水同志被迫转移到泰国。1928年6月，他第二次到中国，在香港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又到广东东江地区参加了红十一军，积极投入当地的游击战争。1930年4月，他调到闽西红十二军，先后任政治部宣传科长，红三十四师一〇二团政委兼党委书记、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1932年10月，他奉命调进江西中央苏区的红色首都——瑞金，开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从事教育、宣传、文艺等军队文化工作的战斗生涯。
在长征过程中，洪水同志曾三过雪山草地。在左路军转战过程中，洪水同志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他只身一人藏在藏民家里，放羊，放骆驼，讨吃要饭，历尽千辛万苦，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1936年终于走回延安。当时，他身穿藏袍，骨瘦如柴，许多同志都认不出他来了，同时又为他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随后，他被安排在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1937年1月毕业，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新学员被编为抗大二期。洪水又在二期又学习了一段时间。1937年夏，洪水被安排到八路军政治部同任弼时、邓小平等首长一起工作，其间，担任过很多领导职务，并创办《抗敌报》，任社长。1943年7月洪水奉命再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学习。直到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应胡志明之邀，告别延安回国领导武装斗争。
1955年，我军授予他正军级少将。后来，还授予他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给一个外国人授衔授勋，这是仅有的一次。这是对洪水同志为中国革命做出杰出贡献的表彰，也是中国人民对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并流血牺牲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战士们的感谢和敬意。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越南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洪水将军。
谱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郑律成
郑律成（1914.8.13—1976.12.7），原名郑富恩，出生于朝鲜（现韩国）全罗南道光州。1933年来中国，1937年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谱写了很多关于歌颂朝鲜人民斗争和中朝友谊的作品。1950年在北京定居，并加入中国籍，1976年逝世于北京。代表作有《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同时是中朝两军军歌的创造者。
1937年10月，郑律成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延安，先后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郑律成在延安的生活中，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对革命的一片赤诚，感受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的庄严和崇高。对党和八路军的无比热爱，对延安的由衷赞颂，使他的音乐创作进入了高潮时期，《毛泽东颂》《延安颂》《延水谣》《保卫大武汉》《生产谣》《寄语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八路军大合唱》等，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笔底下迸发出来，在古老的延安城里回荡。其中，公木作词、郑律成作曲的《八路军大合唱》中的《八路军进行曲》自1939年问世以后很快广泛流传于八路军各部队和抗日根据地，1945年后在华北等地区传唱中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51年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这首军歌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之后的30多年间，这首历经战火洗礼的军歌的歌名几经变换，最后于1988年7月25日，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1942年8月，郑律成被派往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任华北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教育长。1944年1月回延安。抗战胜利之后，郑律成回到朝鲜，历任朝鲜劳动党黄海道委宣传部部长、朝鲜人民军俱乐部部长、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国立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等职，为朝鲜军民谱写了《“8·15”颂歌》《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朝鲜解放进行曲》《歌颂新中国》，大合唱《图们江》《东海渔夫》等十余部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军歌。两个国家的两首军队进行曲，均出自一位作曲家之手，这在世界音乐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
1950年郑律成定居北京，并且加入中国籍。1976年12月7日逝世。
斯大林的特使——孙平
孙平（1905—1953.9.10），苏联人，原名彼得·帕尔菲奥诺维奇·弗拉基米罗夫，又名宋平，1927年加入联共，1931年加入苏联红军总参情报总局，后退役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1938年5月到中国，1942年5月，来到延安，公开身份是塔斯社派驻延安的军事记者，秘密身份是共产国际、苏共驻中共的联络员，斯大林特使。
“您，孙平同志，和我们很多老革命相比，现在您是毛泽东主席更为信任的同志。”这是毛泽东的助手任弼时1945年春对孙平说的话。毛泽东本人也曾讲：“在从莫斯科派来的代表中，没有比孙平更好的工作人员了。”
的确，命运使这位专业的“中国通”在漫长的战争年代成为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特使。从1942到1945年，在事关两个民族命运、事关毛泽东政治前途的攸关时期，孙平肩负起向毛泽东呈报斯大林指示，与此同时，他向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毛泽东的行动计划，汇报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本色和个人内在的潜质，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国领袖的不信任感，也左右了一些政治决策。从这点来说，孙平出色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
在延安，经毛泽东同意，孙平还可以同社会部、八路军总部、新华社等单位直接联系，获得情报，而且很多极有价值。如国民党同日本的勾结；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同国民党内亲日派的勾结；日本军界同政界的冲突；日本海军同陆军的矛盾；等等。
孙平有一定汉语能力，且十分健谈，能引起毛泽东的谈话兴趣，因此他同毛泽东谈得最多。毛泽东通过他，进一步了解了苏共和斯大林情况。在他提出很想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后，毛泽东就和他共同研究。自1944年6月到七大召开前，毛泽东每一两个星期，必同孙平长谈一次，也有一星期谈两次的时候，每次谈三四个小时，就像上党课一样。七大前夕，毛泽东又把七大准备工作以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等，都给孙平讲了，让孙平真正理解，并通过他使苏联领导能够理解。
七大会议期间，自始至终，他都列席。七大结束后，毛泽东便同孙平谈话，一是问他对七大理解和感想；二向他介绍会议进行的过程和意义；三要他把七大的主要文件和发言稿传到苏共中央，并强调，大会最后产生的五人领导核心，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有威望、最团结、最有力量的领导核心。而这正是我们将要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之一。
抗战胜利后，孙平急于回国，莫斯科要他坚持到10月底，直到毛泽东重庆谈判返回后，才终于回到莫斯科。1973年他的日记在苏联整理成为《中国特区（延安）1942—1945》一书，1986年被节译成中文版《延安日记》。
人民军队炮兵之父——武亭
武亭（1905—1952），本名金武亭，朝鲜将领。1905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14岁那年，他参加了著名的“三·一”反日爱国运动，这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18岁时，为了寻求复国的途径，他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唯一全程走过长征的朝鲜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朝鲜早期的第二号领导人。
1923年进入中国后，他首先进入文化大学，学习汉语。1924年进入北方军官学校（一说是东北讲武堂），学习炮兵专业。1925年，在大革命的浪潮中，武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武亭愤而退出军队，转而从事地下工作，曾经被捕入狱，出狱后毅然奔赴中央苏区，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
武亭的到来，对红军来说是一件幸事。时值红军初创时期，各类技术人员奇缺，像武亭这样的优秀炮兵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刚开始，武亭编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当炮兵连长，从此和人民军队的炮兵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0年夏，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一举攻占岳州，并缴获几门山炮。当时停泊在洞庭湖上的帝国主义军舰耀武扬威，公然炮击红军，彭德怀下令用刚缴获的山炮炮轰敌舰。当时红三军团里会用山炮的，除了彭德怀，再就是武亭。武亭亲自操炮，首发命中，显示出精干的炮术才能，博得了军团长彭德怀的高度赞扬。经此一战，武亭的英名在广大指战员之间迅速传播。这次战斗之后，红三军团正式成立炮兵团，由武亭任团长，辖六个连。不久炮团缩编，由炮兵团改为炮兵营，之后又进一步缩编为炮兵连，武亭始终担任这支炮兵部队的指挥员。
第二次反“围剿”时，红军缴获山炮两门和一批迫击炮。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以原山炮连为基础，增加两个炮兵连，于1931年5月13日成立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仍归红三军团指挥，武亭任团长。
1933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把红军大学分编扩大，共分为四个学校：红军大学、彭扬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武亭被任命为特科学校校长兼炮兵营营长，为红军培养出最初的炮兵人才。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中，武亭作为炮兵的权威，人所共知。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退出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军委决定成立红星炮兵营，隶属总部直属队，由武亭任营长。红军攻占黎平后，党中央于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部队进行精简整编，充实连队，红星炮兵营撤销，连队编入红三军团。红星炮兵营是在长征前夕组建的，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长征途中参加过不少战斗。武亭领导的中央军委直属的炮兵部队，是典型的救火队，不论是在进攻，还是在断后时，都广泛地担任了火力支援任务。
1936年6月，中央决定，派武亭到延安红军大学第一期高级干部科（即第一科）学习。他一面在红军大学学习，一面在军官学校上课。同年12月底，武亭从红大毕业，担任红军总部（后改为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首战平型关，缴获日军的火炮一部，同时又收集到了阎锡山军队败退时丢弃在河内的八门山炮和两门野炮。1938年1月，组建八路军的第一个炮兵团——总部炮兵团，兵力为1000多人，分六个连和团部直属分队，武亭被任命为首任团长。炮兵团建立伊始，一无装备器材，二无炮兵人才。武亭和同志们四处奔走解决装备，制作器材，招揽人才，同时武亭和团部的干部们自己动手编写教材、制作教具，并且手把手地向战士们传授操作要领和技术。在这里培养出来的干部及各师学员，后来大多成为我军的炮兵骨干和将领。
1938年以后，炮兵团除一部留在陕甘宁边区执行卫戍任务外，大部分相继投入各战场，配合步兵作战。一年后，炮兵团成立一周年之际，毛泽东亲自为炮兵团题词：“要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有力兵团，达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之目的，为民族争光荣，为八路军争模范！”朱德总司令也做了“坚持抗战，胜利归于我们的”题词。1940年，炮兵团参加了百团大战，发挥空前威力，战后，彭德怀幽默地说：“我之所以敢把总部指挥所设在距敌军不到百米远的地方，就仗着武亭同志运用自如、百发百准的炮术。”
另外，鲜为人知的是1941年初，武亭率炮兵团返回延安后，朱德命令武亭率领两个营开进南泥湾，拉开了开发南泥湾的序幕。半年后，武亭在杂草丛生的南泥湾开出了一条六米宽的公路。以后，南泥湾的粮食、副食品、工业品，都是经过这条路源源不断地运到抗日前线的。同时，武亭还率两个营克服了缺粮食、无房住等困难，很快在荒地上种上了庄稼。此后不久，王震率三五九旅才开进南泥湾，垦荒队伍迅速扩大，形成开荒热潮。
在延安期间，武亭等还创办了朝鲜革命军政学校，该校成为培养朝鲜民族干部的中心与基地，共培养了1000多名朝鲜军事政治人才。
1945年11月，武亭回到朝鲜，为朝鲜的建党、建政、建军，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保卫做出了重要贡献。1951年，武亭因病逝世，时年46岁。
上述之外，在延安与共产党一起并肩战斗的还有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朝鲜革命者郑振光、金昌华（中文名陈光华）、朝鲜义勇军队伍等一批国际友人，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