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到延安的医学博士——马海德
马海德（1910.9.26—1988.10.3），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阿拉伯裔美国医学博士，祖籍黎巴嫩，原名乔治·海德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早年即投身于中国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2009年被授予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马海德是最早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外国医生。1936年夏，他与斯诺一起进入陕甘宁边区。在苏区进行了四个月访问后，他认为，陕北是中国土地上最先进的区域，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决定留在陕北，留在苏区并参加红军。与此同时，他对根据地的医疗卫生状况进行实地考察，写出一份详细调查报告并提出改进苏区医疗卫生方法的建议，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同年10月，乔治·海德姆正式参加红军，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并改中文名为马海德。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4年到1949年，马海德用听诊器和手术刀为边区军民看病4万余次，占延安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根据地群众亲切地称他为马大夫。其间，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外事组顾问、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医疗顾问等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有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历任中央军委卫生部医生、顾问，卫生部参事、顾问。他经常带领医疗队到边远地区为群众防病治病，为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基本消灭性病和大量减少麻风病做了许多工作。1988年9月卫生部授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的荣誉称号。1988年10月去世，他留下遗言将骨灰撒入延河，实现其“生在异国，魂归延安”的愿望。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
诺尔曼·白求恩（1890.3.3—1939.11.12），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著名胸外科医师。他出身于普通牧师家庭。191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1922年被录取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1933年被聘为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的顾问。1935年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1938年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后，在硝烟炮火中忘我地救治八路军伤员，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中最后的一年零八个月。
1938年3月，他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8月，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悉心致力于改进部队的医疗工作和战地救治，降低伤员的死亡率和残废率，他把军区后方医院建设为模范医院。11月底，率医疗队到山西雁北进行战地救治，两昼夜连续做了71次手术。1939年2月，率18人的“东征医疗队”到冀中前线救治伤员，不顾日军炮火威胁，连续工作69小时，给115名伤员做了手术。有些伤员分散在游击区居民家里，他和医疗队冒着危险去为他们做手术。四个月里，行程1500余里，做手术315次，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救治伤员1000多名。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方便战地救治，他组成流动医院，组织制作了药驮子，可装做100次手术、换500次药和配制500个处方所用的全部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卢沟桥药驮子”；制作了换药篮，被称为“白求恩换药篮”。7月初，回到冀西山地参加军区卫生机关的组织领导工作，提议开办卫生材料厂，解决了药品不足的问题；创办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编写了《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战地救护须知》《战场治疗技术》《模范医院组织法》等多种战地医疗教材。还将自己的X光机、显微镜、一套手术器械和一批药品捐赠给军区卫生学校。
1939年10月下旬，白求恩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后给一个外科传染病伤员做手术时不幸感染“破伤风”，仍不顾伤痛，坚决要求去战地救护。他说：“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随即跟医疗队到了前线。终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1月12日凌晨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终年49岁。17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驻地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题了挽词，并于12月21日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中国共产党党员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1940年4月，在河北省唐县军城南关建立了白求恩墓。晋察冀军区决定将军区卫生学校和模范医院分别命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52年，白求恩的灵柩迁入石家庄烈士陵园。
印度“五华”留下的足迹
柯棣华（1910.10.10—1942.12.9），著名医生，国际主义战士。1938年9月17日，随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中国广州。1939年2月到达延安，拜会了毛泽东。随后被聘任为八路军医院的外科军医。为表达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决心，改名为柯棣华。1941年1月，正式参加了八路军，被任命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1942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由于癫痫病发作，抢救无效，在河北省唐县葛公村逝世，年仅32岁。1949年安葬在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
巴苏华（1912.3.1—1986.12.12），1938年正在新婚蜜月期的他，毅然报名参加援华医疗队，1939年到达延安。同年3月至10月，在八路军总医院外科任主治医生。11月与爱德华、柯棣华一起，先后到晋东南、晋察冀前线做救护工作。194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1月回到延安后除继续服务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还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并在朱德任主席的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中，负责编辑《中国报道》杂志。1943年6月回国。
1938年，印度国大党第52次大会决定，组织一个印度援华医疗队赴中国支援抗战。成员有五人组成，队长：著名外科大夫马登·穆罕拉尔·爱德尔；副队长：著名外科大夫莫勒斯旺·拉卓克；队员：德本·木克吉、比乔埃·库马尔·巴苏、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
1939年2月，他们冲破国民党的阻拦，乘坐救护车并携带63箱药品和器械到达延安。为了表示援华抗战的决心，他们一致决定起个中国名，在每个人的姓氏后再加一个“华”字，即爱德华、卓克华、木克华、巴苏华和柯棣华。
在延安参观访问后，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被派往八路军晋东南前线。卓克华和木克华则到八路军卫生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八个月后，柯棣华和巴苏华去了山西前线，他们行程近万里，沿途施行手术千余次，诊治数千名伤病员。特别在百团大战期间，柯棣华和巴苏华响应白求恩大夫“医生不能在医院等待伤病员上门”的倡议，坚持要求参加战斗。在13天的战斗中，他们连续作战，柯棣华接受800余伤员，施行手术558次；巴苏华曾为250名伤员做过急救处理，并负责转送到后方医院。
1940年10月，巴苏华返回延安，志愿留在中国，被任命为延安八路军医院五官科主任，并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直到1943年3月才离开延安回国（在此之前，卓克华、木克华和爱德华因服务期满或因病先后从延安或晋东南返回印度）。留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柯棣华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兼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员，并于1942年7月经江一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柯棣华因过度劳累，与世长辞，年仅32岁。
毛泽东在挽词中对其做了高度评价：“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在华北工作近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五大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唯一保健医生——阿洛夫
安德烈·阿洛夫（1905— ），毕业于莫斯科第一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他曾参加苏芬战争及苏德战争，具有丰富的野战救护经验，是苏联颇负盛名的野战外科专家、医科大学教授。1942年5月，奉斯大林之命，这位年仅37岁的教授来到延安，前后工作近五年。
在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看病的医生，一个是美国医生马海德，另一个是苏联医生阿洛夫。
阿洛夫是斯大林亲自派往延安的外科医生，也是唯一一名为毛泽东、中共七大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和政治局委员查体看病的医生。
他1942年5月来到延安。中央领导生病他都要看。比如，彭德怀拉了十年痢疾，一直在靠喝石灰水治病；刘少奇肠子下坠，顿顿吃稀饭；任弼时心脏病很重等，都得靠他医治。
作为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阿洛夫总结了一套火线抢救、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的野战医术，并为我军培养了首批野战外科人才。战争年代，我军最为缺乏的就是野战外科医生，中央决定先从培养高级医生开始。来自冀鲁豫军区、晋察冀军区、陕甘宁边区和三五九旅的刘夕青、叶青山、曾育生、李资平、靳来川和潘世征，这六位卫生部长都曾被调到延安中央医院，接受阿洛夫的亲自培训。后来他们成了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卫生部门的部级领导。像这样的高级学员，阿洛夫亲自培养了20多位。
应阿洛夫请求，中共中央为他批建了有四台手术台的手术室，毛主席亲自在手术室门上题写“治病救人”四个大字。在这里，病人除了中央首长外，既有前线下来的干部、战士，也有延安的普通百姓。阿洛夫夜以继日地手术、看伤、除病，有时甚至一连工作15个小时。有个病人脚化脓了，已经决定截肢，而阿洛夫保住了他的脚。他曾救活两个孩子，孩子的母亲为两个孩子起名“院生”和“院成”。劳动英雄炼铁时脚被铁水烫伤了，赶大车的刘殿忠被车轮碾伤了，阿洛夫都给治好了。百里外的群众骑驴赶车来找这个外国人看病。
为感谢阿洛夫，当地群众把他住的枣园后沟改名“阿洛夫沟”，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将毛主席手书“模范医生”的锦旗授予阿洛夫。1944年6月28日、29日，《解放日报》连续两天刊登阿洛夫的事迹。抗战胜利后，阿洛夫为给延安购置药品返回苏联，1946年1月又回到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回国。
上述之外，由英国医生任桐年率领的英国公谊救护队于1946年到达延安，他们赠送的药品和器械足可为边区装备一所急救医院。国民党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公谊救护队还随解放军转战陕北。还有，印度尼西亚医生毕道文，德国医学博士米勒，奥地利医生傅莱、罗生特，朝鲜医生方禹镛，美国军医梅尔文·卡斯伯格、护士玛格丽特·斯坦莉等人也曾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作过。其中傅莱不仅参加了八路军，后来还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又加入了中国国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