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术机构和学者对延安的研究
2005年前有关数据资料显示，世界范围内研究延安时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学术机构有200多家，研究人员达5000人之众。从事延安学研究的人员分布广泛，日本大约有千余人，前苏联所属各国有千余人，西欧300多人，印度有400多人，美国最多达2000多人。专项研究费达7000多万美元。
海外对延安的研究经历了三代人。
第一代：是20世纪30—40年代延安时期来华的亲历者，如斯诺、费正清、戴维思、谢伟斯等人。他们根据在华经历和对国共两党的对比，曾预言中共可能在战后取得政权。他们的报导和考察著作曾被全世界数千家报纸转载、引用，流传至今而风靡世界达半个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兴起，这批人受到迫害，延安研究一度中断。
第二代：兴起于60—70年代。主要背景是中苏分裂、“文化大革命”和越战等。这些事件动摇了美国的价值观，改变了对中国的轻视和歧视。在学界，中国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受到全面挑战。西方中国学开始走上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学者们提出了“中共为什么能够取得政权”，把中共摆到了问题的中心，并利用不完整的海外资料，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和回答这一问题。其中赛尔登的成果最突出，他明确提出了“延安道路”这个概念，将其与中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他的著作《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发表于1971年，受到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影响持续不衰。
第三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延安研究进入黄金时期。一方面，随着中国内部档案的解密、党内文件的披露、相关史料的公开和各种回忆录的出版，延安研究的资料基础日显丰厚；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可以进入中国搜集这些资料，赴延安和其他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采访重要当事人，与中国学者交流合作。这就推动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转向延安研究领域。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延安研究，无论人员还是成果，都形成了一定规模。
学者队伍：除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赛尔登持续关注延安外，还包括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华安德，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学院教授大卫·古德曼，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教授周锡瑞，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托尼·赛奇，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纪保宁，剑桥大学东方研究学院教授汉斯·范达文，耶鲁大学教授戴维·阿帕特，法国汉学协会副会长毕仰高，加州蒙洛学院名誉教授卡萝尔·卡特，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永发等。
学术成果：1994年英国的《中国季刊》冬季号出版了上述学者的研究专集。1995年赛奇和范达文编辑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视角》论文集，收录了一些学者的延安研究成果，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1996年在悉尼召开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研讨会，其成果已由当代中国出版社翻译出版。
研究专著：主要有陈永发的《延安的阴影》（1990），赛奇和阿帕特的《毛泽东共和国的革命话语》（1994），纪保宁的《两次革命：1934—1945年陕北的乡村重建与合作化运动》（1997），卡特的史学著作《赴延使团：1944—1947年美国联络官与中国共产党人》（1997），赛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2002）等。
国内学术界研究延安精神概略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对延安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延安时期中共党史党建方面，真正全方面研究还是20世纪80年代后。先是由著名诗人贺敬之首次提出“延安学”的概念。1985年延安大学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延安精神研究会。1987年11月上海市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此后，同济大学党史专家唐培吉教授撰写了全国首篇《延安学刍议》论文，他主张以延安精神作为主体内容来建构“延安学”。90年代，延安大学郭必选教授发表文章，倡导建立“延安学”，他从哲学文化角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延安学”的内涵和研究对象。上述观点引起了理论界、学术界广泛关注。
1990年5月18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宣告成立，由中共中央党校主管，马文瑞当选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首任会长，彭真被聘为名誉会长，现任会长是李铁映。研究会汇集了大批从党政军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子女和热心弘扬延安精神的中青年同志，现有会员1000余名。研究会的中心任务是学习、研究和宣传延安精神。设有理论宣传组、组织联络组、发展研究组、史料信息组、经费筹集组、青年组、文化组和办公室等组织机构，办有《中华魂》杂志和《中华魂》网站。
此后，全国各地区相继成立100多个延安精神研究会和学术组织。2000年5月，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在京隆重召开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致信表示祝贺。他指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20年来，紧密结合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深入研究延安精神、积极宣传延安精神、认真践行延安精神、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取得了显著成果，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了积极贡献。并希望研究会以成立20周年为新起点，深入总结经验，科学规划未来，更好发挥老同志作用，广泛吸引青年同志参与，与时俱进地弘扬延安精神，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为了落实习近平的指示，2011年5月，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联合多家部门，制定颁发《全国弘扬延安精神主题活动实施方案》。该方案计划区分“认识延安精神、理解延安精神、结合延安精神、传承延安精神、创新延安精神”五个阶段，按照“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五个社会层面，包含“对幸福感的思考、对危机感的认识、对责任感的承担、对团队感的凝聚、对荣誉感的体会”五个思想层次，涵盖“党的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个建设领域，重点对青少年、社会各界中青年骨干、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社区居民尤其是志愿者，加强延安精神教育。目标到2015年全国弘扬延安精神主题活动覆盖面要达到90%，农村要达到70%。其中各级各类学校要达到100%，社会人群要达到80%，机关、事业单位要达到100%。在方案的全面推动下，近年全国大部分省、市、地区和高校都建立了自己的延安精神研究机构，努力推进延安精神在全社会放射新的时代光芒。
近年来，延安学研究主要成果有：《延安精神文集》（首届延安精神学术讨论会第一辑1991年），郭必选的《中华民族腾飞的精神动力——延安精神释义》《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延安精神导论》《延安精神概论》《延安精神论纲》，高尚斌、杨延虎的《中国共产党延安时代研究》，李世明的《延安精神》，李洁非的《解读延安》，闫树声的《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高九江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郑志飚的《延安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延安党的建设概论》，有林的《论延安精神》，高华的《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阎伟东的《毛泽东在延安智慧和领导艺术》《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留给世界永恒的文化财富》，贺海轮的《延安岁月》，郑伯农等的《延安文艺史》，国内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开拓“延安学”新学科的代表性成果汇编《延安学研究》，等等。
中外专家学者对延安精神的解读
延安精神博大精深，从她诞生那天起，从党的领导到学者到社会各层，不同人从不同的角度都会找到不同的答案，以下收录了一些典型的表述。
国外专家学者有如下表述。
美国民众：中国人说的延安精神，就是讲求实效，不尚虚文，不爱金钱。
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
美国学者R·特里尔：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
美国学者约翰·高林：延安精神是一种团结友爱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美国学者约翰·谢伟思：从延安看今天，没有什么是令人吃惊的，而且肯定不是离经叛道的。在中国，延安精神一直是有力的法宝。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延安精神本质上是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的。
法国学者K.S.卡罗尔：“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多处重申了延安时代的纲领。
国内各界人士、学者有如下表述。
《中国青年》杂志社副编审李华松：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延续着延安精神。
全国青联执行主席王睿：从井冈山精神到延安精神到西柏坡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现在，革命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我们手里。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该继承发扬延安精神，建设好我们的祖国。
团中央统战部港澳处副处长赵丹宇：虽然时代变了，但是延安精神始终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要牢记延安精神，将延安精神传承下去，用以指导工作和学习。
团中央农村部农发处处长张淑霞：党中央在延安的时代虽然离我们而去，但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革命传统却从来没有离我们而去，依然激励着我们要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为广大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上。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形成的思想、理论、精神、意志、品德等一系列精神性的集合体。
原延安插队北京知青、《北京工人报》记者赵世维：延安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的精神家园。老一辈那种乐观的艰苦奋斗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在岗位上努力工作。
上海市政协原主席王力平：我1940年出生在延安，1947年跟保育院转战陕北，然后渡过黄河。经过一代一代的努力，我们现在生活虽然富裕了，但是我们现在仍然要把当年的精神发扬下去。
张思德生前战友杨守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精神支柱就没有灵魂。延安精神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1940年8月，我进入中央警卫营，与张思德成为战友，和他一起烧木炭，亲自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现在，我每年都要到部队、到学校给年轻人讲延安精神，非常受欢迎。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延安精神，我很欣慰，延安精神必定后继有人，必定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年张思德班副班长陈耀：当年在延安时我们班有12名战士，只有11床被子，于是我和张思德班长三年合盖一床被子。那年，组织给我们班的烧炭任务是3万斤，在张思德班长的带领下，我们完成了5万斤。延安时期我在延安生活了8年，新中国成立后我8次回延安，每次回到那里我都泪流满面。我快80岁了！我要说一句话，延安精神永远激励着我要永远做一个合格的延安人。
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办公室主任郝丰年：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精心培育和全面形成的一种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联系实际、发扬民主、战胜困难、经受考验、约束自己等方面，共同构成的一种先进的群体意识和展现的群体风貌。
延安大学教授郭必选：延安精神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基本有两点，一是不怕困难、征服困难的革命精神；二是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负责精神。有四个方面构成，一是情感层面，现代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理性层面，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三是价值层面，真实的集体主义精神；四是意志层面，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宋觉：延安精神是指延安时期的“延安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在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通过改造和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而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以艰苦创业为典型表现形式的一系列具有鲜明求实特征的足以战胜困难、克敌制胜、夺取胜利的宝贵财富。
张淑明：延安精神因其同民族传统精神的渊源关系以及同时代精神的现实关系，使其历史地和现实地上升为一种普遍精神。延安精神的实质是，自由——生存原则；能力——发展原则；尚俭——克己原则。
王振锋：延安精神是延安意识的产物。延安时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重大转折关头，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将自己在延安等地创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模型推广到全国”的过程，也就是延安意识形成和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形成和发扬延安精神的过程。综上论述，延安意识是一种领导意识、执政意识，延安精神实质上是一种执政精神。
赵凌云：延安精神是一个内涵十分深刻，外延十分广博的事物，它既是人生观、伦理观，又是一种工作作风。因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
陆恂：延安时期，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的丰富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时代精神——延安精神。就其实质而言，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结晶，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陈真：延安精神从广义上说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长期革命以及“支前”生产劳动中，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道德等各个方面，有关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博大而精深的思想体系，是集革命年代各根据地优良作风之大成的光荣革命传统。
李明贤：延安精神长期以来被简单地宣传和理解为“艰苦奋斗”或“艰苦朴素”，一提倡继承和发扬，就要求人们节俭衣食，朴素生活，这固然是延安精神的一个方面，但把它视为全部，显然失之偏颇。其实，延安精神的内容博大精深。应该理解为它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风尚或党、政、军、民的精神形态，包括人的观念。它贯穿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体现于党、政、军、民各个阶层，既有对民族、党的优良传统精神的发扬光大，又有自身的创新，内容极其丰富。
林云生：延安精神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领导下的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特别是在延安时期，依靠党、政、军、民的共同奋斗，逐步形成的一种优良传统和作风。
赵德民：延安精神不应只单单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所表现的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延安精神的科学外延应该是1935年至1948年这13年扩充发展的时间，它的科学内涵也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当时党中央首脑机关所表现出的精神，一部分是延安的军民集体所洋溢出的精神。
丁增华、王凤英：延安精神的内涵分为两部分，即普遍性内涵和革命性内涵。延安精神是革命精神，这是它的普遍性内涵，延安精神又是延安时代凝结出来的革命精神，这是它的特殊含义。二者是统一的，不能分割，缺了哪一方面都构不成延安精神。
史天经：延安精神包含着整风精神、奋斗精神、文艺变革精神。其哲学基础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奋斗精神指军事斗争、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等诸方面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文艺变革精神指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充分体现出来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文艺工作者要与新时代的群众结合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