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被毛泽东的窑洞震惊
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19日晨，这座空城被胡宗南占领。当南京蒋介石收到“捷报”后，大为欢喜，占领共产党的首府，对一心想“剿灭”共产党的他来说，太有象征意义了。于是，他决定亲自视察延安。
8月7日上午9时，“美龄号”专机在延安简易机场尘土飞扬的跑道上降落，蒋介石被安排住进延安最好的边区外交宾馆里。
此时，彭德怀部对榆林的攻击，令蒋介石深感不安。当天下午，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了旅以上军官会议，专门研究出兵增援榆林的问题。晚上，又单独与胡宗南再次研究了榆林作战问题。蒋介石告诫胡宗南：“陕北为主要战场，为‘匪’之首脑所在，如不肃清，后患无穷。本令7月底肃清，现延长一个月，8月底定须肃清。”
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开始在延安城里转悠。没有人知道他此时此刻的感受。在枣园，蒋介石终于看见了他的对手毛泽东曾经住过的那间窑洞，与当地农民的窑洞没有任何区别，门窗是没有油漆过的陈旧的木头做的，窑洞内墙面剥落，靠窗的那张榆木桌的桌面坑洼不平，简陋的床也是榆木钉起来的。此刻，面对破败的延安小城和这些近乎原始的窑洞，蒋介石还是感到十分震惊。他无法想象毛泽东何以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有效地指挥着他的军队在全国的战场上与政府军对抗，并且能在这样的桌子上把文章写得既尖锐犀利而又文采飞扬……蒋介石惊讶毛泽东的意志，感叹他的毅力。跟从的侍卫们，也是一个个“啧啧啧”地感叹不已。
突然，蒋介石发现窑洞外面的院子里有棵树，树下有个石凳，还有架纺线的纺车，走过去，问道：“毛泽东要这东西做什么？”胡宗南说：“由于我大军围困，延安物资匮乏，据说这是其亲自纺纱用的。”蒋介石摇了摇纺车，又摇了摇头，随即离开。
接着，胡宗南告诉他，这间窑洞的旁边和下面，是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人的窑洞，这些窑洞无论外观还是内设都是一样的，便绕开走了。
离开枣园后，蒋介石直接回到边区外交宾馆，审定了胡宗南送来的作战计划后，当天就离开了这个让他心绪不宁的地方。这是蒋介石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延安。
邓宝珊：“我们交朋友就要交到底。”
邓宝珊（1894.11.10—1968.11.27），原名邓瑜，甘肃省天水人，曾在榆林驻守，国民党陆军上将，曾任华北“剿总”副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宝珊受中共中央、毛主席的派遣，回到甘肃工作，任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后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三届与第四届委员会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代会上当选国防委员会委员。1956年获一级解放勋章。“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自杀。
革命战争年代，在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到过延安的人并不多，而到过三次以上的更是寥若晨星，张治中将军“三到延安”曾被传为佳话。殊不知，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还有一位多次到延安的人，他就是邓宝珊将军。
1939年4月，邓宝珊赴武功参加胡宗南召集的军事会议，往返都是坐汽车经过延安。当时，延、榆之间的边境交通要隘，双方都未派兵驻守和盘查出入行旅，到处通行无阻。故邓宝珊驱车过延安，并未被发现。事后中共领导人深以为憾，当即去电表示歉意：“邓总司令过延，未蒙通知，不曾接待，希大谅！”并叮嘱有关部门，注意邓宝珊返途中经过延安的车辆。
5月，邓宝珊返榆林又路过延安。这次，仍然未通知边区政府，与随行人员住进了一家骡马大店里。中共中央交际处负责人金城知道后，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请示，并再三向邓宝珊表示：“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您能在延安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主人的盛情挽留，使邓宝珊不便再推辞，答应当天不走，和中共党、政、军领导人见面。
金城返回后，毛泽东、萧劲光就来了。双方一见如故，相谈甚洽。接着，毛泽东请邓宝珊和随行人员吃午饭，李富春、萧劲光、周小舟等作陪。席间毛泽东表示：“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且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得更好。”
邓宝珊回答说：“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和好，此乃国家民族之福，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
毛泽东和邓宝珊都以健谈闻名，话一投机，自然谈得很久。邓宝珊被毛泽东的真挚所感动，欣然接受挽留，决定在延安多住几天。毛泽东请他到处走走，参观指导。
这次，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一周。其间，回访了毛泽东，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出席了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延安的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也到邓宝珊的住所与他会面晤谈。老朋友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这时在抗日军政大学读书，特来拜会父辈，由于杨虎城已身陷囹圄，邓宝珊对他倍加爱护和关心。
在延安，还有邓宝珊的一个女儿邓友梅。一年前，她通过中共三原联络站的介绍，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她怕父亲责备她，所以不来见父亲。后来，在同学们的劝说下，还是看了，却准备了怎样和父亲辩论的腹稿。然而，见面之下，父亲不仅没有责备女儿，在询问了学习、生活情况后，还鼓励她努力上进。邓友梅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肺病严重回榆林休养，不久便去世了。临死前对她父亲邓宝珊说：“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对毛主席呀！”
邓宝珊这次延安之行，初识了毛泽东，被延安的抗日救国精神深深打动，对其后半生所走的道路起了积极作用。此后，邓宝珊每次去西安、重庆开会，途径延安都要逗留数天乃至旬日拜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1940年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密令邓宝珊封锁黄河渡口，阻止八路军过河，邓宝珊对来榆林探问的刘绍庭说：“你回去告诉毛先生，我们交朋友就要交到底。”此后的一生他都坚守这句诺言，并表达“只要有机会，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1949年在北平和平解放中，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被赞誉为“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
马占山：“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
马占山（1885.11.30—1950.11.29），字秀芳，生于吉林省怀德县，祖籍河北省丰润县，陆军上将衔，著名抗日爱国将领，被世人称作“抗日英雄”。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打响了全国武装抗日第一枪，拉开了中国武装抗日的序幕。1936年参与西安事变，积极支持逼蒋抗日，1949年动员傅作义一起起义，和平解放北平。
“七七”事变以后，延安成为革命圣地，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全国各地青年和爱国志士都纷纷投奔到那里去。马占山对共产党了解得不多，但是他多年的抗日活动使他认识到，共产党是决心抗日，为人民着想的，这使他产生了去延安会见中共领导及毛泽东的想法。再者，他驻军榆林，在抗日作战和行军携带物资方面多次得到了延安方面的援助，因此他想应该向延安方面表达一下自己的谢意，加强联系。
1939年冬，马占山赴重庆报告晋绥抗战形势，受任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从重庆返回经过西安时，决定顺路去晋见中共领导人毛泽东。
走到离延安还有大约50里的陕西甘泉稻草铺附近时，路旁有许多正在觅食的野鸡被车队的声音惊得扑棱棱乱飞。马占山行伍出身，自幼习猎，看见这么多的野鸡，马上兴致高涨。他端起猎枪，瞄准野鸡。随着砰砰几声枪响，几只山鸡应声而落，大家都齐声喝彩。
就在这时，忽然又一声巨响，只见那只猎枪枪筒爆炸成三截，马占山左手被炸伤，他很快因为流血过多失去知觉而被送进了延安中央医院救护。
出院后，12月22日，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召开了欢迎晚会。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致欢迎词，热烈欢迎抗日名将马占山将军来延安访问，并对马占山将军的抗日行动，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马将军八年前在黑龙江率先抗日，那时红军在南方就致电热烈欢迎，那时候红军与马将军就成了抗日同志。现在马将军已经年逾半百，仍然站在抗战的最前线。这种精神是值得全国人民钦佩的。”
此后，他在延安住了两周多，通过访友和参观，对延安的一切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事后，马占山专门向毛泽东等写了表示感谢的信。
这次延安之行，他看到中共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更加增进了与中共的感情。天津解放后，蒋介石用飞机接马占山去南京，他拒绝南逃，并与邓宝珊一起劝傅作义和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寓居北京。1950年11月，他病重期间，留下了感人的遗嘱：“我亲眼看见我中国在毛主席和共产党之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顺利实现，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我虽与世长离，但可安慰于九泉之下。”
卫立煌：“要想战胜日本，救我中国，恐怕只有学习延安才行。”
卫立煌（1897.2.16—1960.1.17），安徽省肥东县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蒋介石“五虎上将”之一，他早年追随孙中山，一生身经数战，屡建奇功，被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称为“支那虎将”，美军史迪威称其为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美国《时代周刊》称其为“常胜将军”，这在国民党中实属罕见。1948年辽沈战役失败后，他被蒋介石软禁，后获释到香港，1955年回国，成为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38年4月17日，卫立煌从抗日前线返河南洛阳参加一个军事会议，取近道陕北南行，顺便访问了延安。
当车队到达延安城外时，延安城内各机关团体、学校的人员，前来列队夹道欢迎。其场面之大、仪式之隆重、气氛之热烈，在延安实属空前。卫立煌他们一行人，大都戎马半生，统帅过千军万马，而像这样的热烈场面，是他们平生所仅见，所以都深受感动，亲眼看到和亲身体验到了延安的共产党人士对国共合作的真诚和热忱。
上午，毛泽东会见了卫立煌一行，谈了当前有关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继而又对日军的战略动向做了全面分析。卫立煌听后，极其钦佩毛泽东的战略眼光。
下午，前往抗大参观。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亲做介绍：抗大原名红军大学，创办于1936年，现已举办四期。全国除新疆、西藏外，各个省份都有来人。其中有不少来自富裕家庭的少爷、小姐。接着开始参观学生宿舍、教室。一排排学生们亲手挖造的窑洞里，用旧砖头砌成的方形台子就是座位，两个膝盖就是课桌。罗瑞卿解释说：“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无论多么高级的人物，生活没有特殊化。”
卫立煌看了实物听了介绍，联想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林立、相互倾轧，比出身门第、看裙带关系，讲门面、摆架子的腐败风气，都相对点头感叹说：“如果我们中国各地都像你们这样搞起来，还愁打不走日本鬼子吗？”
在抗大的操场上，卫立煌发表了演说。卫将军被延安处处洋溢的抗战热情所感染，演讲时抛开了事先准备的稿子，用自己亲身体验的战争经历说明，只有同八路军亲密合作才能战胜日本。他表示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反对投降妥协，反对退却逃跑，收复一切失地。卫立煌每讲一段，学生就高呼一阵口号，愈呼口号，卫立煌的劲头愈足，愈讲得激昂。
晚上，延安各界举行盛大欢迎晚会，毛泽东亲致欢迎词，卫立煌讲了话。
4月18日早晨，卫立煌一行离开延安赴西安。
延安之行，对卫立煌的人生道路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后来曾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并多次感叹：“要想战胜日本，救我中国，恐怕只有学延安才行。”
张治中：“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
张治中（1890.10.27—1969.4.6），原名本尧，安徽省巢湖市人，黄埔系骨干将领，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1926年参加北伐。1928年后，任国民政府中央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过中日淞沪会战。1937年任湖南省主席。1945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1949年6月宣布脱离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的阴云笼罩着全国。为谋求政治解决国共冲突，实现国内和平，国民党内著名的主和派、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的张治中将军曾三次亲赴延安，被传为佳话，也被人们誉为“和平将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一面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一面又迫于国内外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舆论压力，采取了“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政策，在8月14、20、23日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为了尽力争取和平，揭露美蒋假和平的阴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电复应约。
于是，8月27日，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政府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乘坐专机到延安迎接毛泽东。28日，张治中与中共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起飞抵重庆。在谈判期间，张治中慨然让出全家居住的桂园给毛泽东会客和休息。经过43天的谈判，10月10日，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张治中作为该协定的签字者之一，为实现国内和平做出了贡献。
《双十协定》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继续谈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问题。为确保毛泽东归途的安全，经周恩来邀请，张治中二上延安。在延安机场，毛泽东等人受到成千上万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解放区的新兴景象使张治中深受感动，他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国民党里有人存有反共的念头，真是愚不可及了！”当天晚上，中共举行了盛大晚会欢迎张治中。10月12日，张治中飞返重庆时，毛泽东亲自送到延安机场，并对他呼吁和平的行动再次表示赞赏。
《双十协定》虽然签字了，但实现和平的道路还很长，国共双方的谈判还在继续。1946年1月10日，在中共代表的努力下，达成了停战协议。2月，国民党政府派张治中为代表与周恩来、马歇尔（美国总统特使）组成了最高军事三人小组，研究国共双方军事整编、统编问题。2月25日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随后，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三人乘坐专机到各地开展检查，历时七天，先后到达北平、张家口、集宁、归绥、太原、济南、新乡、徐州、武汉、延安。
到达延安的那天晚上，中共特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张治中在会上发表谈话，强调整军方案的重要性，应该百分之百地做到。而后，张治中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了在场人士的鼓掌欢笑。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1946年6月挑起大规模内战，8月10日美国宣布“调处”失败，三人小组随之结束。从此张治中再未到过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