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来到陕甘宁边区。他们中最为著名的要算梁漱溟、李公朴、陈嘉庚、黄炎培等人。
梁漱溟：“这不是一种成功吗？”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原名焕鼎，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他一生中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书与做人》《人心与人生》《中国人》《乡村建设理论》等名篇。
梁漱溟于1938年1月和1946年春天，曾两到延安。第一次延安之行，连来带去一共20天，在延安待了半个多月，印象感受最深。后来他在《我的努力是什么》一文第五节《再忆初访延安》做了详细报道。
这次访问，他拜见了很多中共领导人，并参观考察了边区的党政机关、学校、乡村，延安的几所学校——抗大、陕公、马列学院、鲁艺、机械学校等。
他回忆说：“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和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
他印象中的延安学校：“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因为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了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一般身体并不见差，不是成功吗？”
对于“比了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这句话，曾长年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还特意在文章中加了一段注释：“吃饭总是小米饭，没有掉换。菜只一样，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滋养二字，不能谈。睡在窑洞内，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拢在一起，铺位分不开，跳蚤虱子纵横，无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没有洗脸水，因为担水上山来不易，水都冻冰，要柴来烧，而柴是贵的。所以一盆水，第一个人洗过，第二人洗，第二人洗过，第三人洗，第三人洗过，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个人才算完。这种情形，卫生二字向谁讲？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随我去的邹君参加到他们学生队中，故知之详且确，没有虚假。奇怪的是身体并不见差（面色不见黄瘦难看），兴趣都很好。这不是一种成功吗？”
对于延安的社会风气，梁漱溟也以赞叹道：“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涌。”
总之，对于性格刚烈、从不奉承人的梁漱溟来看，延安各方面都是极大成功的。
李公朴：“我这个浪子此时此刻才找到了自己的家。”
李公朴（1902.11.26—1946.7.11），江苏淮安人，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会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新闻出版家。“九一八”事变后，他一直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积极筹划、创办、参加各种救亡社团，出版《全民动员论》《抗战建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走上胜利之路的山西》《华北敌后——晋察冀》等大量名著和文章，呼吁制止内战，团结御敌，宣传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眼中钉，1946年7月11日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怎样把抗战教育和发动民众结合起来，把宣传和教育结合起来？以最少的人力和物力，传播更多更广的抗战教育种子，在各地切切实实地生根开花。李公朴设想组建一个抗战建国教学团。
1938年11月24日，他带着这个大胆的设想，和夫人张曼筠一道从重庆出发，经成都、西安，到达革命圣地延安。11月27日，李公朴去拜见了毛泽东。11月28日晚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来交际科看望他们夫妇俩。李公朴深受感动，无比兴奋。他们紧紧地握着毛泽东温暖的手，久久不放。从毛泽东的谈话中，李公朴认识到坚持持久战的重大意义，认识到宣传工作必须发动大家来做，要使全民族都知道。送走毛泽东以后，公仆对夫人张曼筠说：“毛主席这么忙，想不到竟亲自赶来看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李公朴的心和共产党贴得更近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公朴决心办好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敌后去，多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多向大后方反映一些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戳穿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谎言。
李公朴在延安近一个月，对延安的政治、军事、生产、民众运动、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延安与其说是革命的圣地，还不如说是革命的摇篮。因为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都在这里得到孕育、成长，然后又到四面八方去发展壮大。延安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是至为深远的。
李公朴在山西吉县完成了《走上胜利之路的山西》一书的编写出版事宜以后，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共产党是真正爱国抗日的。他猛醒了，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只有到革命的摇篮——延安去。1939年5月下旬，李公朴夫妇俩经宜川又一次到延安。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李公朴再次到延安表示热烈的欢迎。
李公朴住在鲁迅学院的窑洞里，学唱革命歌曲，学跳秧歌舞，显得更加年轻了。他们俩又多次受到毛泽东接见，毛泽东还为张曼筠所画的《长城》亲题旧作《清平乐·六盘山》。李公朴感慨地说：“我这个浪子此时此刻才找到了自己的家。”当他听到高士其说党派人到香港为他治病买药一事，公仆称赞道：“共产党和国民党大不一样，共产党爱护人才，国民党任人唯亲。”
李公朴到延安又住了一个多月，他对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政策和策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写下了《革命的摇篮——延安》一文，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延安革命根据地。
陈嘉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陈嘉庚（1874.10.21—1961.8.12），福建厦门人，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厦门大学、集美学校、翔安一中、翔安同民医院等，均由他创办，现厦门大学、集美大学两校都尊称其为“校主”。他早年随父创业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成为世界橡胶大王，曾加入同盟会，支持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力支援抗战活动。1949年应邀参加开国大典，后决定定居祖国，为新中国建设服务。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他的一生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做出卓越贡献，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88年，以他的名字命名成立“陈嘉庚科学奖”。
在中国的抗战史上，陈嘉庚是个不能不提的人物，日本侵略中国后，他把南洋800万华侨组织起来，成立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全国三分之一的抗战经费都是他筹集的。
1940年3月，66岁的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率领前线慰劳考察团访问重庆等地后，于5月31日来到延安。
在延安访问期间，让他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了中共方面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和诚恳态度，坚定了抗战胜利的绝对信心。此外，一些不经眼的小事也引起了他的惊奇和深思。
一次，陈嘉庚正和毛泽东说着话，几个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学生走了过来，不敬礼，就坐下，一起谈，完全是无拘无束。还有一次，在毛泽东的办公室谈，人多，桌子坐满了，有一个勤务兵迟到了，只有毛泽东身边有些空隙，他便挤过去，大大咧咧地坐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把身子挪了挪。再一次，毛泽东陪同陈嘉庚逛延安新市场。毛泽东的穿着并不比当地赶集的农民好多少，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跟他打招呼，有的人还停下来和他聊几句，大到对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家里的红白喜事，人们语无顾忌，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这让陈嘉庚很吃惊。因为在重庆时，蒋介石接见他，陪同的一律是中央一级大员，这些人见到了蒋介石要肃立，毕恭毕敬，连大气也不敢出。
其间，毛泽东请陈嘉庚一行吃饭，上的就是白菜、杂饭，外加一味鸡汤。为此，毛泽东抱歉地说：“我薪水有限，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家老大娘知我来了远客，送给我的。”陈嘉庚陷入了深思。抗战以来，他为国民党政府捐款高达3亿元，到重庆一地，蒋介石为了取得他的欢心，光招待费就准备了8万元。如此挥金如土，奢侈浪费，让他大为反感，深感失望。
在延安，陈嘉庚接触的不仅有中共党政军领导层，还几次走上街头或商场和民众交谈。给他的极深印象是：第一，没有苛捐杂税，不像国民党统治区捐税多如牛毛，第二；领导人廉洁，他们的薪金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一律称津贴，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丰厚薪俸，以及贪污舞弊、中饱私囊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三，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失业的人，人民生活过得去，不像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第四，领导与群众平等相处，不像国民党统治区等级森严；第五，治安好；第六，男女关系严肃；第七，朴素成风。此外还提倡开荒，鼓励人民生产，并且在陕甘宁边区实行县长民选，等等。
在离开延安时，陈嘉庚感慨地说：“我来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正在读书。其实此人已45岁了，而且做了好多大事。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不久，陈嘉庚回到南洋，在缅甸仰光华侨欢迎会上，他把自己归国考察所见所闻介绍给大家，最后，激动地大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延安之行，成为陈嘉庚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转折点。
黄炎培：“如坐春风中。”
黄炎培（1878.10.1—1965.12.21），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上海人，毕业于南洋公学。他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创始人。1905年参加辛亥革命，后一直操劳中国教育事业，筹办了一批学校，发起组建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新大陆之教育》《东南洋之新教育》。
1945年，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剑拔弩张的历史转折关头，第三党即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登场了。此同盟成员大多是散落于社会各界的儒生、策士，首领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他们想通过游说权变，实现国家和平。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访问延安，并“希望继续商谈，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此时，中共中央正在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直到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才复电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王若飞，让其转告七位参政员，欢迎彼到延安一叙。7月1日，在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飞抵延安。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四天。他们广泛接触了中共领导人。其中，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兴亡周期律谈话，被史学届称为“窑洞对”，成为一段著名佳话。
7月5日，访问团成员回到重庆。他们除向国民参政会和蒋介石递交了《会谈记录》外，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一向谨慎的黄炎培，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挑战国民党报刊图书审查制度，用半个月的时间写完并自行出版《延安归来》一书。书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度赞赏，盛赞共产党的政策和根据地的形势，在重庆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向国统区人民介绍了一个真实的延安，一个令人感到亲切有着光明前途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风貌。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