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老外把延安推向世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有美、英、苏、德、加、波、印、朝、日、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100余位国际友人到延安及陕甘宁边区访问或工作。其中，活动最频繁、影响最大的国际友人是外国新闻记者和作家。
受国民党的全面封锁，在宋庆龄的周密安排和美国《纽约太阳报》、英国《每日先驱报》的全力支持下，埃德加·斯诺成为冒险进入陕北苏区访问的第一位外国记者。从1936年7月到10月，斯诺在陕北保安和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访问，全面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质、社会基础、红军军事素质及根据地建设，饶有兴趣地重点考察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及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采访归来，斯诺完成了有史以来介绍中国革命的第一部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首次把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真相介绍给全世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影响和威望。斯诺也因是首位采访陕北苏区的西方信使而被载入历史。
有了斯诺的陕北之行，外国记者和作家、学者纷至沓来。1937年初，美国进步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到达延安，采访了众多红军官兵，并拟为朱德撰写传记。同年4月底到9月初，斯诺夫人海伦·斯诺到达延安，采访了斯诺未曾采访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目睹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参加抗战的历史性变迁，完成了《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和《延安采访录》等著作。同年6月，美国学者托马斯·彼森（中文名字毕恩来）访问延安，就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及其对中国前途的设想、国共合作等问题，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交谈。彼森认为，中共领袖“考虑的是民族的事业，最重大的任务是赶走日本侵略者”，“他们全部谈话的中心思想是为了用中国的全部力量对付日本而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此外，德国女学者安娜利泽（中文名字王安娜）博士、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博士和美国记者维克托·盖、厄尔·列夫、哈里森·福尔曼等人也于抗战爆发前夕访问了延安和陕甘宁根据地。
抗战爆发后，访问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外国记者主要有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美国记者白修德（英文名西奥多·怀特），以及有美、英、苏等国记者参加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于1939年9月重访延安。绝大多数外国记者访问后，都能客观真实地向外界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战业绩。贝特兰是1937年10月访问延安的，就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将要采取的方针、政策及战略战术等问题采访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对这次谈话非常重视，整理后予以公开发表，并正式收录《毛泽东选集》。汉斯·希伯是德国共产党员，他于1938年春访问延安，在与毛泽东谈话后决心到抗战前线进行战地采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正义斗争多写一些有价值的东西。1941年11月，希伯在山东根据地反“扫荡”中壮烈牺牲。白修德是美国《时代》杂志驻远东首席记者、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研究生，1942年曾揭露报道了河南大灾荒真相。1944年底，为了解那些“即将掌握中国命运的人”，白修德来到延安并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彭真等中共领导人。在白修德与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一书中，他这样写道，延安“是一个思想工厂”，“是一所巨型的实验室”，“毛泽东的人格支配着整个延安”。他认为，延安人是一支正在壮大着的力量，“他们能够打败日本人，并治理好这个国家”。
1944年夏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影响更大，被誉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在记者团访问延安前，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军事包围和新闻封锁，“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不许边区报纸对外发行、不许中外记者参观、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往来。总之，只许国民党诋毁、谩骂、造谣、污蔑，向世界横飞乱喷，也决不让共产党的真理稍许透露于世”。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1944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记者团中的外国记者，写出了诸多介绍敌后解放区的文章和书籍，如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为《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写了不少文章，并撰有《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红色中国的报道》（即《北行漫记》）、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美国记者莫里斯·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等，他们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后，中外媒体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解放战争开始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46年7月抵达延安采访。毛泽东会见她时，发表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斯特朗相信这一理论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经她的报道，“纸老虎”一词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传播。
还是1946年，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访问延安，在延安待了10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有三件事使我感动并深刻起来。第一件事是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是货真价实的；不到延安实在不能深触到中国问题的内脏；延安，真是个可怕的地方，我要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一定也将成一个共产主义者！
链接：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成员中有美联社、合众社、塔斯社、路透社等外国新闻社的六名驻华记者，《大公报》《中央日报》《新民晚报》等国统区新闻单位的十多名中国记者及国民党官员、翻译等共21人。该团在延安参观访问一个月左右，全方位调查了解中共领导的延安工作、抗战情况。
“三S”：
埃德加·斯诺：（1905.7.19—1972.2.15），美国著名记者，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访问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最早给毛泽东照相的人。一部《红星照耀中国》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他1942年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访华，逝世后遵照他的遗愿，一部分骨灰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1.24—1970.3.30），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她一生追求真理，向往革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苏联、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她称为“理想的归宿”——中国。她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外国记者，是她第一个把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科学论断推向世界，第一个向世界预告“中国抗战必胜！”她热爱中国，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一生中写下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出现黎明》《百万农奴站起来》等大量有国际影响的著作，成为中国革命的见证人，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她逝世后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墓碑上铭刻着郭沫若的手迹“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892.2.23—1950.5.6），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她1928年底来华，一待就是12年，抗战初、中期，她亲眼目睹了日本对中国侵略，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声音，专著《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等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革命的经典之作，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际同情和大量的抗战援助。她逝世后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墓碑上铭刻着朱德手迹“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之墓”。
冲破封锁的国统区“大笔杆子”
提起访问延安的记者，人们的脑子里首先想到是斯诺和斯诺夫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福尔曼等一串外国人的名字。其实，国统区的记者到过延安的也为数不少。
第一个进延安采访的中国记者是范长江。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为真实地向全国、全世界报道这一事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采访。到西安后，范长江采访了许多政界要人，初步了解事变经过。1937年2月4日，周恩来就西安事变的发生、经过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关抗日等重大问题与范长江做了交谈。2月9日，范长江到达延安，在此之前，除了埃德加·斯诺之外，还没有一名记者进入过延安。当晚，毛泽东会见了范长江，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并建议范长江立即回报社，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虽然范长江在延安只待了一天，但与毛泽东的一番彻夜长谈，使他“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他高兴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把我多年来无法解决的‘阶级’和‘民族’矛盾从根本上解决了，这是我10年来没有解决的大问题。”2月14日回到报社后，他连夜赶写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次日刊登在《大公报》显著位置。这篇文章像一发炮弹，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亲笔致函范长江“深致谢意”。
事实上，1935年5月范长江就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关注中国的出路与希望。他先后越过祁连山，绕过贺兰山，西达敦煌，北至包头，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足迹遍及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历尽艰辛采写了大量的通讯，刊载于《大公报》显著位置，后来被汇集成册，以《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命名出版，成为当时畅销书，几个月内再版六次，成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里程碑。
在抗战八年中，从国统区进入延安采访的，大的还有三次：一是重庆《新蜀报》记者温田丰访延安；二是重庆《新民报》记者张西洛一行访延安；三是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访延安。
1937年冬，温田丰由上海，转武汉，经西安，进入陕北。于1938年1月14日抵达延安。在延安，温田丰代表重庆《新蜀报》进行广泛采访，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四度通信。在采访与通信之中，毛泽东以幽默而通俗的话语，肯定地答复道：“只要不怕困难，勇于牺牲，抗战必然胜利！”对于温田丰撰写的延安通讯文稿，毛泽东做了仔细认真的检阅，对文中对他个人的多余描写也做了删除。毛泽东还挥毫落笔为重庆《新蜀报》题写了一张条幅，大意是：发扬民气，建设新四川，造成抗日战争的有力根据地。在温田丰的请求下，毛泽东乘兴挥笔，在宣纸上又为重庆来的温田丰写下一段题词：“用一切努力求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温田丰写成的《延安通讯》《毛泽东的印象和谈话》等文章，首次在重庆报刊向重庆读者介绍陕北的风貌及中共领袖的风采。
1939年6月，全国慰劳总会组织两个慰问团，从重庆出发分赴各个战区，慰问前线抗日将士。是年9月初，重庆《新民报》记者张西洛、《中央社》记者刘尊祺、《扫荡报》记者耿坚白，随西北慰问团来到了延安。并于9月9日晚，在边区政府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千余人的欢迎会上，首次见到了毛泽东。9月16日下午，毛泽东特地在交际处窑洞中会见来自重庆的记者，接受了采访、回答了提问，在谈完“全国人民，各个党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题外，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政治原则。事后，重庆记者访延安的内容，由范长江的国际新闻社发到香港、南洋的几家华侨报纸刊登了，一时震动中外。毛泽东与三记者的这篇一问一答式的重要谈话，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
1944年5月17日，重庆新闻界组成中外记者团去延安访问，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随团采访。归来后，赵将访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延安的所见所闻，从1944年7月30日起陆续在重庆《新民报》连载发表，轰动一时，反响极大。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名《延安一月》。这是继《西行漫记》后的又一本在国统区介绍共产党的书籍，赵超构因之名垂一时。后来才有了《新民报》“三张一赵”（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赵超构）之说，享誉山城，名震报坛！
链接：
范长江（1909.10.16—1970.10.23），四川内江人，北京大学毕业，中国杰出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生前写过大量出色的新闻报道。1937年11月8日，由他组建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为中国记者协会的前身，这一天，也成为后来的“中国记者节”。1950年1月，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1970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12月平反。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该奖项于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
赵超构（1910.5.4—1992.2.13），笔名林放，原籍浙江文成，生于浙江文成县，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中国著名新闻记者，专栏作家。1938年任重庆《新民报》主笔，1944年参加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1949年3月进入解放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主持《新民晚报》工作，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政协副主席等职，著有《延安一月》《未晚谈》《林放杂文选》等。
《延安一月》着力介绍延安这块神奇土地上的群众与领袖，始终围绕作者参观后得出的“新社会的试验区”这个有敏锐预见的主题，可以说是抗日期间延安的地方志。书中介绍的门类很齐全：政治类有“新民主主义”“土地政策”等；经济类有“关于边币”“变工队与合作社”等；社会类有“民众大会”“延安新女性”等；文化类有“文艺政策”“戏剧运动”“鲁迅艺术学院一瞥”等。时至今日，《延安一月》仍是研究抗战时期延安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1992年11月上海书店曾再版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