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视察调研延安时的讲话》（2009年11月）
1969至1975年，习近平在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度过了七年艰苦的上山下乡生活，住窑洞，睡土炕，吃玉米团子，打坝挑粪，建沼气，在这里入党，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并被推荐入读清华大学。
撰文《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习近平撰文《我是黄土地的儿子》发表于2002年第12期《全国新书目》杂志，此后《辽宁知青》《西部大开发》等杂志先后转载。全文如下：
1969年1月我作为“黑帮子弟”，来到陕西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梁家河插队落户。
离开京城，投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
但我想，黄土高坡曾养育了我的父辈，她也一定会以自己宽大的胸襟接纳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于是，我真诚地去和乡亲们打成一片，自觉地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几年中，我过了四大关。
一是跳蚤关。在城里，从未见过跳蚤，而梁家河的夏天，几乎是躺在跳蚤堆里睡觉，一咬一挠，浑身发肿。但两年后就习惯了，无论如何叮咬，照样睡得香甜。
二是饮食关。过去吃的都是精米细面，现在是粗粝的杂粮，可不久我便咽得下，吃得香了，直到今日，我对陕北乡村的饭菜还很有感情，就拿酸菜来说，多时不吃还真想它。
三是劳动关。刚开始干活时，我挣6个工分，没有妇女高。两年后，我就拿到壮劳力的10个工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
四是思想关。这是最重要的，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乡亲们也逐渐把我看作他们中的一分子。
我生活在他们中间，劳作在他们中间，已经不分彼此，他们对我坦诚相待，让我做赤脚医生，做记工员、农技员。
20岁那年，又选我做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和社员一道打井、打坝、修公路，发展生产，改变家乡的面貌。我已认定，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993年，我再回梁家河时，有的乡亲提到，当年我在村里创建铁业社，为村民增加了收入；我带领大家开挖出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让村民用沼气照明、做饭。可是，我所记得的，是他们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淳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
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
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古人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想将之改几个字，作为我上山下乡的最深刻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七年多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获益匪浅，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到家庭的影响。
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都以自己为主，就是不行的。
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
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
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
在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
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送到从前的太行山根据地。
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在这里参加了革命，他们都是我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
姨姨也讲，那时我们都是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
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
当时的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听了他们的话，回去以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以后，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劳动关也过了。
群众见我有所转变，对我也好起来，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
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我那时不过十六七岁，村里几个老头有什么事也都找我商量。
现在有的作家在作品中把知青写得很惨，我的感觉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时感到惨，但是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实。
我的成长进步起始于陕北。最大的收获一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大概到了1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大学，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
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
县团委书记也是北京知青，清华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负责的赵家河大队后说：让你到这里“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么样我都认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坏了算我的。
我那时候才20岁。赵家河大队在整社中换了一个30多岁的人当支部书记。那个村整得好，群众也信任我，要求留我在村里工作，而我插队的梁家河大队也要我回去工作。
要留在村党支部工作，就有个是不是党员的问题。我已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原因都不批准。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
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得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
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让原来的大队支部书记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在此之前，入团也费尽了周折，入团申请书前后写了八份。
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后，我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我的窑洞来：一盘炒鸡蛋，两个热馍。
吃完后我说，我的入团申请书你该递了吧？他说，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
我说，什么叫可教子女？他说，上面说你没划清界限。我说，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中央文件了？
他说，真没有，递，那就往上递。
从公社回来之后，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
我说，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我毫不气馁。
过几天，又写了两份申请，请支书又给递上去，就这样一直写到第八份。
我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能让我入。
当写到第八份时，终于批下来了。当然，这是得到公社团委书记的支持后才批的。
团委书记到我那里，跟我聊了五天，最后就成为“死党”。
后来也就是他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沟的青石板上坐下，说，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出来了。
我说，“黑材料”拿来有什么用？他说，烧了吧！我说，你敢啊？掉脑袋的事。他说，怎不敢，我看这材料不是你学校寄来的。
因为我那时是中学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学校给的，是中央党校写的，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被抄之后，搬到党校里去。到党校后，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儿，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
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
但是，当时连送派出所都没送，只是在威胁我，说专政机关对你实行专政，再给你5分钟。
之后，念毛主席语录，天天晚上熬夜。我说，我只要在那能睡觉就行，别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就又被拉回去。
后来决定送我去少管所，当时少管所设有“黑帮”子弟学习班。在要我去的时候，床位满了，大概要排到一个月才能进去。
就在这时候，1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于是我马上到学校报名上山下乡，我说，这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
经过这么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子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化大革命”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
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习”和刘澜涛、赵守一等，“彭、高、习”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
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也无所谓了。
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受益于此。
刚到农村的时候，经常有要饭的来，一来就赶，让狗去咬。因为当时在我们这些学生的概念里，要饭的都是“坏分子”“二流子”，不知道当时那正是“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粮”，老婆、孩子都出去讨饭，把粮食都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春耕。这些东西是在农村生活了一段后才了解的差距，有很多感慨。
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
艰难困苦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吗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
这个对人的作用很大。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我那时一边当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还是想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读得太少了，这与我理想的目标并不违背。
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全分给了延川县。
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
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学校。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
当时，我父亲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别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学，还都是前几名。
在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1993年我应邀回去了一次，当时我是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延安行署专员给我讲，你们知青来了两万六，号称三万。现在出了省部级干部八个，厅局级干部大概二三百个，处级干部有三千多个，这是一笔大资源。在八个省部级干部里，我了解的有王岐山。
此外，还出了一批作家，像陶正，写《魂兮归来》《逍遥之乐》，他是去延川的知青。
还有路遥，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写了《人生》。
还有个作家叫史铁生，写了《我那遥远的清平湾》，这个清平湾就是过去他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
另外出了一批企业家。前几年，延安搞了一次聚会，大概回去了上千人，拖儿带女地让下一代去体会一下，还拍了个片子，他们送了我一套。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来选择，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关键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否则，环境再好照样会走错路。
我插队的那个村不通电，我走了以后帮他们搞了个变压器，通了电。前几年，又帮他们修了小学，后来又修了桥。这些都不是我出的钱。有的是我介绍去的帮扶项目，有的是我请求当地领导给予帮助，引起重视后解决的。我在的那个村绝对是个贫困村。延安养育了我好几年，为延安老区农民做点事，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
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说得过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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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我是黄土地的儿子》是一首献给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题歌，取材于习近平同志的回忆文章，表达了一个黄土地的儿子朴实善良的内心世界，以及对黄土地的依恋，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此歌MV以“鲲鹏高飞，情系人民”为意境，一是祝愿中国共产党鹏程万里，事业兴旺发达；二是希望全党同志谨记“我是黄土地的儿子”，永远不要脱离人民群众。此歌已由中宣部学习出版社出版，歌谱已获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海外华人赞誉其为北京文艺座谈会埋下了伏笔。
黄土芬芳
风儿飞扬
我的黄土地
母亲一样慈祥
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黄土地孕育我少年的梦想
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黄土地孕育我少年的梦想
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黄土地点燃我生命的亮光
额前写着沧桑
皱纹布满脸上
黄土地的人民啊勤劳善良
坡塬交织峁墚
窑洞藏着土炕
黄土地的生活啊永生难忘
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黄土地托起我青春的翅膀
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黄土地告诉我前行的方向
额前写着沧桑
皱纹布满脸上
黄土地的人民啊勤劳善良
坡塬交织峁墚
窑洞藏着土炕
黄土地的生活啊永生难忘
无论我走到那里
不会把黄土地遗忘
无论我走到那里
牵挂着我的黄土地
牵挂着我的黄土地
黄土地
词曲作者陈恩田为当代诗人、书法家，也是新中国60周年阅兵大典《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赋》原主创人，军赋文学院副院长兼创作室主任，曾担任国际七三学社主席。
收录《福建博士风采》的“自述”
2003年，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撰《福建博士风采》丛书，首卷入编381位博士。习近平作为清华大学法学博士，书中收录了他撰写的自述《我的上山下乡经历》。原文如下：
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记得父亲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如团结处理不好，凡事就做不好。特别是当年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回想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渴望着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刘冰同志主持工作。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二十年后，我在职读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进行系列研究，著书并发表文章。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做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1982年我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河北正定县，当时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至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便义无反顾地下去了。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能说得过去吗？
总之，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凤凰网的独家走访报导
2012年9月上旬，凤凰网记者来到延安、延川、梁家河，走访多位亲历者，还原习近平这段经历，并独家报告《知情者忆习近平在延安梁家河的七年插队生活》。全文节选如下：
带了满满一箱子书
习近平9岁那年，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父亲习仲勋遭受政治迫害，开始了长达16年被审查、关押、批斗、下放的岁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因不甘忍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习近平作为“黑帮”家属被揪出，差一点进少管所。
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北京形成上山下乡运动高潮，习近平报名参加。
1969年1月，习近平搭乘知青专列，从北京驶向陕北，这一年他还不到16岁。一天一夜后，火车到达铜川站，习近平又换乘汽车到延川。“全是土路，一辆接一辆汽车行驶在陕北的塬上，扬起了漫天的黄尘，人人都是灰头土脸”，北京知青吴乃华在《我的知青岁月》中描述说，放眼望去一路都是大黄馒头样的土山。
凤凰网特派员从延安搭乘小巴到延川，走了近两个小时，两边全是山，一条裹挟着黄土的河流蜿蜒而过，偶尔见到一排排窑洞。梁家河就在这样的山沟里，距文安驿镇约10里路。1969年冬天，习近平和另外14个军队干部子弟就是沿着山路步行到梁家河大队的。不少梁家河村民对凤凰网说，印象最深的是习近平带了满满一箱子书，所有知青里他的行李最重。
建成陕西第一口沼气
当地司机将凤凰网特派员带入梁家河。一下车，特派员首先看到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陕西省第一口沼气”，墙上有一幅宣传画，正是以习近平带领村民建沼气为原型绘制，两边写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1974年1月，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介绍四川利用沼气的报道后，找到北京支延干部张之森，谈了想在梁家河试验沼气的想法。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申昜主持县委常委会研究后，决定派习近平等六人前往四川学习。1974年7月，习近平带领梁家河村民建成的第一口沼气池产气点火，这也是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这项经验后来在延川全县推广，解决了农民做饭、照明和施肥问题。直至今日，梁家河仍有村民在使用沼气。
正是建沼气一事，让此前名不见经传的习近平在全县知青中为人熟知。今天延川县城大桥上，还有习近平建沼气事迹的宣传画。
2010年10月，申昜在延安干部学院做题为《担任23年县委书记的感受》报告时，提到了这段往事，并称在“上级叫干啥就干啥，上级叫咋干就咋干”的年代，延川在大建沼气这件事上体现了一点自主创新精神。
30多年后，习近平将这项经验带到了浙江淳安县下姜村，并笑言自己是建沼气的“专业户”。
干活卖力能吃苦
在梁家河后村，凤凰网特派员遇见梁家河村民巩政荣，问起习近平，他指着路边的一块玉米地说，“这就是习近平当年打坝打出来的”。除了这块地，梁家河还有一块面积3.5万平方米的水坝，也是习近平任梁家河党支书时带领社员打的，当地命名为知青大坝。
梁玉明儿子印象最深的就是习近平打坝，“手上磨得都是泡，没听他叫过苦”。巩政荣记得，大冬天在厚厚的冰面上，习近平穿着雨鞋去打坝。梁家河人、后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副队长的王宪平回忆，“以前大家都在支沟里打坝，不敢在正沟里打，怕雨水把坝冲垮，习近平就敢带领大家在正沟里打坝，进而为梁家河建了更多良田”。
时任梁家河一队队长的石玉兴老人告诉凤凰网，刚开始的时候，北京娃娃干活并不行，不习惯山地，爬一个山峁峁就累得不行。习近平2000年接受《中华儿女》专访时也曾透露，自己年龄小，开始干活很随意，还曾临阵脱逃回过北京。
经过家人劝说，逃回北京的习近平很快又回到了陕北，此后一直待到1975年。打坝、挑粪、修路、上山开荒、收庄稼，习近平什么都干，当上大队支书后，更是带头干重活。“做村里的领导不容易，都是靠自己干活得来的”，巩政荣告诉凤凰网，习近平干活卖力、能吃苦，男女老少无形中就尊敬他了。
2003年，习近平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专访时，回忆了那段岁月：“一年365天，除了生病，几乎没有歇着。下雨刮风在窑洞里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还要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到后来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
爱看书影响农家孩子
北京知识青年到梁家河这个偏僻的山村，对社员来说是头一次。巩政荣比习近平小六岁，第一次见到习近平这些北京来的人，想都不敢想，“人家毕竟是知识青年，一个高干的儿子，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一样，还到农村来干活？”
习近平给巩政荣剃过头，教他学“蛤蟆式”泳姿（蛙泳）。巩政荣弟兄八个，家里条件不好，习近平还把自己的鞋子送给他，“虽然有些破，但对我来说是好鞋”。
1975年，习近平被推荐上清华大学。临走，队里几个同龄人去送他，巩政荣那时上初中，在路边打扫卫生勤工俭学，习近平看到他就停下来，拍拍他的肩膀，叫着他的小名：“容辉，好好学习。”尽管巩政荣家祖祖辈辈在梁家河种地，他却成为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高中生。
巩政荣后来在家里还发现一本习近平赠给他哥哥的书，书上写着一首小诗：暴风雨中见雄鹰，暮色苍茫看青松，革命烈火试真金，平凡小事出英雄。
石玉兴老人印象里，习近平话不多，农闲时，就拿着书看。习近平带了一箱子书，队里的年轻人就喜欢聚到他的窑洞，听他讲外面的事情，找他借书。
武辉比习近平小一岁，没事就跑到他的窑洞去，在那里接触到了《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中外名著，“一开始不敢跟他们借书，就跑到他们窑洞里看，后来越来越熟，他们就说你拿去，拿到家里去看”。武辉告诉凤凰网，几个知青中，他跟习近平看书学习最多。武辉后来成为一名教师。
先后写了10份入党申请书
9月6日，延川县下起了大雨，武辉在家里向凤凰网讲述了习近平在梁家河不为人知的坎坷。
1971年，武辉去教书，王宪平调到关庄公社任团委书记，与习近平一起来的大多知青也都参军了，留下的人越来越少。习近平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只能在梁家河继续劳动，此时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北京卫戍区被监护。“他那时候也孤独，六七十年代的农村，你想都想不到，没有文化生活，一天到晚就是干活，早出晚归，晚上回来就是看些书，坐一块聊天。”武辉说，也就是这个时期，他与习近平的接触开始多起来，谈古今中外，也聊当地风俗。
1973年，许多大学开始招生，武辉和他一起去县里考试，习近平的目标是清华大学。但当时是考试加推荐，家庭成分和背景就很关键，要根正苗红。为此，习近平母亲齐心还专程赶到延安，找到时任延安地区知青办主任高明池，希望习仲勋的问题不要影响子女。延安这边的问题解决了，但当时的清华由“文化大革命”红人迟群、谢静宜掌管，清华这一关被卡了。
那一年，武辉也没上成大学，回来后一直灰心丧气，两三个月才缓过来，“因为受他们（知青）的影响，很想出去的，想学习，到外面去看看。我们生下来就在那个山沟沟里，小车都没见过，天空偶然看见飞机，高兴得不行”。
武辉觉着，习近平当时也很失落，但他不说，“他很少说自己痛苦的事，他心里有啥事就不多说话，有了委屈也不说，我们一块很少有痛苦的时候”。武辉告诉凤凰网，也是从那时候起，习近平下了决心，要留下好好干。已年届八旬的高明池在病床上也向凤凰网证实了这一点，“这个娃娃，上进心大，决心大，头一回受那么大打击，决定不走了，要凭自己的本事，给地方做出成绩”。
因为家庭背景，习近平入团、入党、当上村支书，每一步走得都不容易。“当时大家都躲着‘反坏右’，村镇没人敢决定习近平到底能不能入党。”王宪平说。
习近平先后写过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公社都不敢批，认为他没有划清界限。习近平接受《中华儿女》专访时追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那时候已没有一些人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之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让我入。”
习近平的入党问题，最后被提到县委常委会上，由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拍板批准。曾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丁爱迪在一篇名为《陕北十年，那抹不去的回忆》一文中提到，他曾听到申昜与文安驿公社书记白光星的谈话：“白书记，人家近平在你们那里表现得不错，几年了怎么也在那里拦住不让入党？这是我们陕北的孩子，我今天就请你来给我说说理由。”申昜说：“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
1974年1月，习近平终于入党，并很快当选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习近平那时的年纪，生活上要自立，语言上要交流，劳动上要吃苦”，武辉认为毛主席那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可以大有作为”话，在习近平那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最后一个离开梁家河的知青
1975年，清华大学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习近平三个志愿全填了清华，延川县委也推荐他上清华。此时的习近平因为建沼气已经是延安地区的先进知青，地区顺利通过，但清华招生办的人却不敢做主，请示校领导。恰巧那时正刮所谓“右倾翻案风”，迟群、谢静宜都不在清华，清华当时的负责人刘冰做主说可以来。此时，习近平父亲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厂里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习近平如愿走进清华。
1975年，习近平成为最后一个离开梁家河的知青，他在这里度过七年时光。村里几个同龄人一路送他到县里，合影留念。这张照片现在在梁家河村委会和部分村民家都能见到。
临走前，习近平专程去老县委书记申昜家里告别。离开延川后，还一直与申昜一家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不忘寄贺卡、打电话、捎礼物。
位高不忘梁家河
凤凰网特派员在梁家河村委会见到了习近平2007年、2009年和2011年写给梁家河村委会的信，称自己虽已离开梁家河30年，但始终不曾忘记在梁家河度过的难忘的七年，始终不曾忘记那片曾经劳动、生活过的土地和朝夕相处的乡亲们。
1993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据梁玉明儿媳讲，村上说给他做些好吃的饭，他不让，说吃煮苞谷就行了，后来拗不过吃了一顿当地家常饭抿尖儿。武辉记得，那一次回来，习近平还给家庭困难的人家500元钱。
武辉告诉凤凰网，村里的老乡有困难找他，他都会帮助。习近平担任福建领导时，梁家河村民吕侯生给习近平写信，说自己的腿出了问题，习近平让他到福建，自己花钱给他治病。“只要写信他就回复，咱也知道他忙，我们之间就是君子之交。”武辉2000年去福建，被习近平请到家里吃饭，习近平妻子彭丽媛亲自下厨，“她也很爱农村人，尽量考虑我们陕北这边的口味”。
2009年，习近平到西安参加会议，抽空回了一趟延安，他亲自写下九个人的名字让秘书邀请，有申昜、梁玉明、王宪平、武辉等，而王宪平和武辉，习近平直接写的是小名“黑子”“铁锁”。让王宪平感动的是，习近平在拉话中还特意询问他母亲的身体，记得他妻子的名字“秀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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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13日至1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陕西视察调研。其间，他回到延安，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瞻仰了杨家岭、枣园革命旧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亲切看望了延安八一敬老院的老红军、老八路，考察延安干部学院，与延安市各级干部代表进行座谈，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还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联系点安塞县，在沿河湾镇侯沟门村，实地了解指导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情况。
2015年2月13日，临近春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陕西调研，第一站是梁家河村，看望乡亲们，给大家拜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