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
初到延安，让人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窑洞了。在这里，一孔孔土窑洞、砖窑洞、石窑洞随处可见，布满沟沟岔岔、坡坡坎坎，形成了黄土高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延安的窑洞，不仅养育了一方人，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也同普通百姓一样居住在窑洞中。那些战略部署、指挥抗日战争的电令文件、指导中国革命的雄文巨著，就是在这朴实无华、异常简陋的窑洞里写出来的。《毛泽东选集》前四卷共159篇文章，其中就有112篇出自延安，占到70%多的篇幅。从此，延安的窑洞被人们赋予了新的内涵，它不仅仅是个简单的提供生活休息之地，而且是中国革命出真理的地方。
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蒋介石现在比我们住得阔气，有高楼，有洋房，有电灯，可是全国人民都不听他的。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看不起窑洞，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到延安访问的美国记者斯特朗曾感慨“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着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地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却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眼光的人”。
现如今，延安的窑洞已像一座座无字的丰碑和马列主义的贮藏室，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感言：信仰马列主义是不问出处的。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不管你住的是窑洞还是高楼大厦，是贫困还是富裕，只要你从事的是人类解放事业，那你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教条主义狗屎不如”
毛泽东历来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针对王明等少数人照搬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搞小圈子的宗派主义、搞党八股的文风在党内逐渐抬头的倾向。1941年，毛泽东找了陈伯达、张仲实、丁冬放、于炳然和邓力群五位一起去谈话。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二层楼上，毛泽东着重讲了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讲了两个来钟头。有些话相当尖锐：“教条主义狗屎不如”，他说：“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主义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呢？”毛泽东为什么这么激愤？因为他看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太大了。如果把共产主义当作教条、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其结果这些东西就会主宰你，就会在实践中造成巨大的危害，甚至是灭顶之灾！
毛泽东反对拜倒在现成书本脚下，他说：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毛泽东为了表达他对繁琐哲学的厌恶，曾说：书没有长腿，你可以随意打开合上，读书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比大师傅做饭要容易得多，比屠夫杀猪容易得多。猪有腿能跑，他必须捉住这头猪，他杀猪，猪会叫。放在桌上的书不会跑，也不会叫，你可以随意翻它，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容易吗？
后来延安整风运动时，毛泽东又点名批判了王明：你们的教条比狗屎还没有用。
感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教条主义的本质就是脱离实际，一切从定义、公式和主观出发，必然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中国革命无数个血的教训启示我们，干任何工作，做任何事，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不可照搬照抄照套，那样到头来只能害人害己害了我们的事业。
“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为民兴利除弊”
中共中央到陕北前，陕北地方偏僻，文化落后，物质生活匮乏，人民祖祖辈辈按照传统的方式生活。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到陕北后，时时告诫部队中有文化的人把所学的知识用于为人民服务，宣传科学文化，兴利除弊，逐步改善这里的环境，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造福人民。
一天，毛泽东与几个同志散步，在谈到陕北文化落后、卫生条件差时，毛泽东说：“这是缺乏知识造成的。红军带来了一批知识分子，应该给老乡宣传搞好卫生可以预防和减少疾病。带头修建厕所，开设粪场。陕北窑洞没窗子，室内阴暗潮湿，空气污浊，我们应该宣传，帮助他们开窗子。”
1936年7月，中共中央迁到陕北保安（今志丹县）。这是一个古老的山城，山大沟深，地高气寒，货品奇缺，交通不便。老百姓吃盐要赶上毛驴到350公里以外的宁夏盐池去驮，一盒火柴要用十几个鸡蛋从小贩手里换，衣服布匹更是难买，有的人家一件衣服缝缝补补竟穿了几代人。
看着这些，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他把中央贸易部和保安县政府的负责人请到他的窑洞，对他们说：“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在保安城里办一个供销社？”得到赞同的答复后，毛泽东又和他们一起研究了如何组织力量运输货物等问题。保安的供销社很快开办起来了。群众欢天喜地，再也不用为购买日用品犯愁了。
在枣园，有一条6公里长的水渠，当地群众称它为“幸福渠”。那是1944年毛泽东在枣园居住期间，看到这里的农民浇地困难，动员中央机关和农民一起修成的。这条渠的修成，解决了当地五个村1200亩土地的灌溉问题，使枣园乡旱地变成水浇田，庄稼连年丰收，给群众带来了幸福，结束了这里基本是靠天吃饭的历史。
毛泽东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忘替群众着想，即使是别人不大注意的小事，他也从不放过。
1947年8月，转战陕北途中的毛泽东来到朱官寨。他发现这里的窑洞因长期烟熏火燎，墙皮乌黑，光线昏暗，很不卫生。一次，他蹲在粪堆旁，用手掰开粪块察看，问老乡：“你们的地都施什么肥？”老乡说主要是粪肥和草肥。毛泽东说：“我住过好几个窑洞，墙上的土皮都熏黑了，这是很好的肥料，为什么没人用呢？”老乡笑着说：“听说这个上地壮，可是没用过。”毛泽东说：“你们试试嘛，如果上黑土能多打粮就向大家宣传推广。一个窑洞清下的黑土我看够上一亩地，既有利生产，又有益卫生，你们看好不好？”老乡们赞许地点点头笑了。
毛泽东就是这样，他永远有解决不完的事情，操不完的心。他曾不止一次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为民兴利除弊。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战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感言：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始终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就是因为这个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共产党员的奋斗追求，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却。
“我们决不可成为特殊的公民”
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是延安精神的重要体现。毛泽东既是大生产运动的组织领导者，又是参加者；他不仅号召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全体军民树立了光辉榜样。
大生产运动开始时，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也研究部署了中央机关的生产任务，并将这个报告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看完了这个报告，提笔在报告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对着这个问号，他凝神沉思了好一阵，让警卫员请来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机关生产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富春同志，这个报告中怎么没有规定书记处几位同志的生产任务呢？”李富春回答说：“我们考虑书记处的几位同志工作太忙。所以……”毛泽东打断李富春的话说：“不、不、不，这不能成为理由。不能因为工作忙就站在生产之外嘛！”
李富春连忙解释：“书记处的同志要抓那么多的大事，哪能事必躬亲呢？”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不，该躬亲的事，一定要躬亲。”他点上一支烟，重重地吸了几口，若有所思地说：“目前，我们全党集中精力抓两件大事，一是整风，二是生产，这是整个革命链条上的两个中心环节。如果抓不好这两个环节，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链条；就无法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坚持抗战；就无法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对于这样的大事，我们不能只是发发号令，而必须身体力行，必须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作出榜样。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就更没有理由将自己置身于大生产之外！”接着又说，“我们动员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参加生产运动，我们应该首先站在生产的前列。我们决不可成为特殊的公民！”
毛泽东的意见被采纳了，中央领导同志都分得了任务。毛泽东也分到了生产任务，只是因为不能走得太远，便在杨家岭他居住的山脚下分了一块地。地虽不多，但靠近河沟，地板硬，石头多，工作之余，毛泽东便扛着头去挖。警卫员怕他过于劳累，也扛着头去帮忙。毛泽东劝阻他们：“你们有你们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一点地，你们都干完了，我就没有干的了，我的任务怎么能完成呢？”
他的衬衣都被汗水湿透了，还不停地干着。警卫员关切地劝他休息一下，毛泽东笑着说：“不要紧，这算什么累，劳动锻炼，就是要出点汗水！”地挖完后，毛泽东又在田边垒起水坝，准备引水浇地。地整理好后，毛泽东先后种植了辣椒、西红柿、土豆、南瓜等蔬菜。菜苗出来后，出身农家的毛泽东管理非常细致，经常浇水、施肥、锄草，蔬菜长得茁壮、水灵。每当收菜时，毛泽东亲手采摘，用筐子背上交给食堂，并向管理员详细了解一共交了多少斤，还差多少斤。按中央机关规定，每年每人的蔬菜任务为360斤，毛泽东年年都超额完成了。
1942年6月，斯大林派飞机送医务人员到延安，并给毛泽东捎来了一些礼品。第二天飞机返回时，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让人缝了个小布袋，装上他自己种的红辣椒，请机组人员转交斯大林。毛泽东微笑着说：“延安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给斯大林同志这点礼品，表示我的谢意吧。”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不仅仅是一袋红辣椒的谢意，更重要的是送去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感言：领导者的凝聚力、号召力，既来自真理的力量，更来自人格的力量。前者是“知”，后者是“行”，“知行合一”才算一个真正的领导，从而赢得人民发自内心的信服和追随。相反，你搞一次特殊，就降低一分威信；破一次规矩，就留下一个污点，必然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
南泥湾位于延安城南45公里。
1942年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在三年的时间里，达到了“平川稻谷香，肥鸭满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物资经费全部达到自给，上交公粮1万石，做到了丰衣足食。
1943年9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徐特立、林伯渠、李鼎铭等视察了南泥湾。从枣园坐汽车先到桃宝峪，然后改为骑马，边走边看庄稼。王震、王恩茂从旅部金盆湾骑马赶来迎接毛泽东一行。毛泽东到田间、营房、伙房看了部队生产、训练、生活情况，向干部战士热情问好。王震向毛主席一行汇报：“部队做到了全部自给，不拿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毛泽东高兴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自力更生。”接着说：“国民党想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我们越胖了，困得同志连柳拐病（一种地方病——作者注）都消灭了。”毛泽东在阳湾村住了七天，先后视察了马坊、金盆湾、九龙泉，还视察了桃宝峪炮校。
感言：一个人的工作和事业总是与困难相生相伴的。对于弱者来说，困难就像“绊脚石”“挡面墙”，让你迈不开腿，行不通路。对于强者而言，困难则是前进之动力，严厉之导师，让你愈挫愈勇，一切困难最终都被踩在脚下。正所谓：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
“我们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1945年7月1日，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为了打开国共和谈的大门，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议员由重庆飞抵延安考察访问。
在离开延安前，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这几天有什么感想。于是，黄炎培提出一个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请教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其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苦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疲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到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一番话，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一道历史难题，毛泽东用“民主”二字便作了简明回答。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
毛泽东的回答，化解了萦绕在黄炎培心中的疑团，他茅塞顿开，无限感慨地说：“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延安之行，特别是与毛泽东的谈话，使黄老先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用民主跳出历代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周期律的科学构思与实践。
感言：古有“隆中对”，今有“窑洞对”。如果说前者是一家一国未来发展的谋划，还处于“法”的层面，那么，后者则对中华几千年摆脱历史宿命的哲学思考，已跃于“道”的境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只有让人民走到历史前台，真正成为国家主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方可实现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8月6日，雨后的杨家岭格外宁静而清爽。下午三时许，毛泽东在房前平台上的一张小石桌边，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和在陕甘宁边区工作了10年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乔治·海德姆）担任翻译，同桌就座。
斯特朗同毛泽东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国共两党达成政治解决的前景如何，第二个问题是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第三个问题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第三个问题是由原子弹的话题引起的。毛泽东在阐明美国是在侵略中间地带的观点后，斯特朗想到那天正好是广岛遭原子核轰炸一周年的日子。便问道：“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
毛泽东略加思索地答道：“原子弹只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接着便问斯特朗是否明白“纸老虎”这个比喻的含义。
一开始陆定一把“纸老虎”译成了“稻草人”。所以，斯特朗有点迷惑地用英语说“是指吓鸟的草人吗？”，并在本子上画一个稻草扎的人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连连摆手。在一边的马海德领会了二者的区别，连忙说：“不是稻草人，是纸老虎。”
“讲得很好”，毛泽东说，“纸老虎不是立在田里赶鸟的‘稻草人’。纸老虎是纸糊的假老虎，是用来吓唬孩子的，样子看起来可怕，实际是纸糊的，一见水就软了，一见风就破了”。接着又笑着说：“蒋介石也是纸老虎。”
晚饭后，谈话继续。斯特朗又问：“我是一个记者，我能够报道说毛泽东称蒋介石是一只纸老虎吗？”
毛泽东说：“不要只那么说”，“你可以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么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背叛人民并向人民发动战争，就像他现在所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一只纸老虎，就会被雨水冲掉”。在列举了沙皇俄国、希特勒、日本帝国主义等例子后，他又说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那天的采访一直进行到午夜时分。结束前，斯特朗深有感慨地对毛泽东说：“我认为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谈话，我马上要把它整理出来，传回美国发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一定能传遍全世界！”半年多后，斯特朗把这篇谈话在《美亚》杂志1947年4月号上发表，6月，我党在香港办的《群众》杂志转载。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著名论断，传遍世界各地，也成为中国人民藐视和战胜一切强大敌人的思想武器。1960年，斯特朗又撰文称之为“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
感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也许是对历史规律至今为止最为简约的定谳。兽之猛者，无过于虎。然而当它一旦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时，它就沦为一只纸老虎，风吹而散，雨淋而软，这是所有反动派的必然归宿。只有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个政党、一个人才能爆发虎虎生气，立于不败之地！
最欣赏的人和最看不起的人
毛泽东最欣赏的人，是有骨气的人；毛泽东最看不起的人，是中途变节的人。
1939年4月8日，在延安抗大工作总结大会上作演讲时，毛泽东说：参加共产党我们就要为抗日干到底，不管多大的困难都要干下去，为共产主义奋斗要一直达到共产主义的胜利，每个人在政治上不要开小差，将来在其他地方见面的时候，可以见得面，就是可以见得江东父老……楚霸王项羽在中国是一个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这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但项羽尚有一个缺点，从前有一个人在他自杀的地方做了一首诗，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去再召八千兵来打天下。我们不学汪精卫、张国焘，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接着又说：多少共产党被捕杀头，还是威武不能屈。但尚有一部分叛徒起先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做工作，但一旦“威胁”来了，就屈服，带路杀人，什么都做。一种人被捉了，要杀就杀，这种英雄的人，中国历史上很多，有文天祥、项羽、岳飞，决不投降，他们就有这种骨气。那些叛徒就没有这种骨气，所以平时讲得天花乱坠，是没有用的。
西路军血染黄沙西域，是红军战史极为悲壮的一幕，也是极其悲惨的一幕，彰显了革命者的不屈意志。毛泽东晚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特别称赞当时西路军红二十军政委李先念，说他在西征失败后，不换军装，即使要饭，也坚定地带了几百人回到延安，他就喜欢这样的人。
感言：“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是所谓英雄之气，大丈夫之气。然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历史的巨浪曾淘洗过多少的伪英雄、假丈夫。说到底，是因为他们没有坚定的灵魂和信仰。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艰难困苦，玉汝而成，正在于他们始终高扬理想信仰之旗，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的。
“为甚雷公不打死毛泽东”
1941年6月3日下午，正在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的延川县县长李彩荣，被穿入会议室的雷电打死。
间隔时间不长，这天延安正逢集日，南关新市场挤满了人。一位五十开外的安塞老乡拉着毛驴来赶集，突然雷鸣电闪，风雨交加，他拴在木桩上的毛驴被雷电击死了。心里十分恼火，一边哭一边数落着：“老天爷瞎了眼，为甚雷公不打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驴……”这话一传开，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延安城。
消息传到边区保安处，那个骂毛泽东的老乡被抓起来了。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打电话要保安处来人谈谈。
保安处的同志来到毛泽东办公的窑洞里，毛泽东问：“你们为什么要拘留那位老乡呢？”
保安处的同志站起来，激动地说：“他在大庭广众中侮辱人民的领袖。”
“是吗？他是怎么侮辱的，你说说，让我听听。”
保安处的同志说：“延川县县长是雷电击死的，与主席有甚关系，可这位老乡竟然在延安最热闹的市场上，指名道姓地骂你。我认为这是一桩严重事件，所以应该马上拘留审讯他。”
“哈哈哈”，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他骂我毛泽东，可没有犯法噢！”
“不，你是人民的领袖，骂你，说明他不是汉奸，就是土豪劣绅，我们拘留审讯他是应该的。”保安处的同志坚持说。
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他跟前，一只手按在他的肩上，用慈祥的目光看着他说：“你知道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我们，热爱我们吗？”
保安处的同志机灵地眨了眨眼睛，胸有成竹地说：“因为我们为他们打天下，谋幸福呗！”
“这就对了。”毛泽东轻轻地点点头，继续说，“人民拥护我们，热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不管什么人，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提出批评意见，我们都应该接受嘛！你说对吗？”
保安处的同志忙解释说：“可他不是提意见，是骂人！”
毛泽东轻轻一笑说：“骂人也是一种提意见的方式嘛！”毛泽东又说：“同志，我建议你，不要拘留那位老乡。但是，帮我了解一下，看他对我究竟有什么意见，行吗？”
几天后，经过了解，得知是群众嫌负担过重，对政府有意见，所以发牢骚，骂人。
毛泽东听了之后，说：“看来，这位老乡确实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他批评得对呀！”
不久，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一个考察团到固临县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社会调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后，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动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感言：“知屋之漏在宇下，知政之失在草野。”毛泽东曾讲：“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不能骂他们。”善于聆听意见，倾听群众声音，是检验一个政党或一个人胸怀的重要镜像。实践证明，只有善于倾听、认真聆听，才能有效避免工作和决策中的失误，这也是群众路线的基本工作方法。
送子上“劳动大学”
1946年，毛岸英从莫斯科秘密回到延安，回到日夜思念的父亲身边。他离开父亲已近19年了。1927年8月，父亲只身离开板仓去领导秋收起义时，他才5岁。而今，已经是一个朝气勃勃的小伙子了。
在王家坪，父亲仔细打量着儿子，儿子的个头比他还高，脚蹬牛皮大靴，身穿军呢大衣，那英俊秀气的面庞上，特别是开阔的眉宇间，既看得出开慧妈妈的影子，也有爸爸的遗传特征：天庭饱满。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一天下午，在王家坪院外的石桌前，岸英向父亲汇报在国外的学习情况。毛泽东慈祥地对他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学的是书本上的知识，可以说这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就是劳动大学。这个大学外国没有，中国过去也没有。在这个大学你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毛泽东还对儿子讲了孔子对弟子说自己不如老农的典故，鼓励毛岸英应在边区军民大生产中磨炼革命意志，增进与群众的思想感情。毛岸英愉快地接受了父亲的安排。毛泽东对他下乡劳动进行了约法三章：一、放下架子；二、不谈恋爱；三、不搞特殊化。
农历三月初七这一天，毛岸英穿着爸爸给他的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衣和一双很结实的旧皮底鞋，带着爸爸临行前的叮咛“什么时候有了你自己劳动的果实，老师和乡亲们都满意了，你就可以毕业回来了”，在贺清华、周西林等同志的带领下，自己背着行李，还有几斤菜子、瓜子和一斗小米，来了延安县柳林区二乡的吴家枣园。从此，他成了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毛泽东最亲密的农民朋友吴满有的学生。
吴满有的老家在陕北横山县，1928年带妻子和三个子女逃荒到延安，由于生活困难，先后卖掉年仅3岁和11岁的女儿，妻子也病死在炕头。直到1938年陕北“闹红”时，才分到了60垧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他开荒多、打粮多、交公粮多，在陕甘宁边区两届劳模表彰大会上，均被评为特等劳模。毛泽东曾请他到枣园共餐，结下深厚情谊。
毛岸英到了吴满有家，吴满有让毛岸英和自己的二儿子吴仲贵睡在热炕上，自己支一块门板睡在地下。说是为两个后生门口挡风，其实是为了毛岸英的安全。吴满有建议毛岸英重新换个名字，可他说“在欧洲战场上，希特勒我都不怕，现在回到延安，边区人民这么好，我还怕什么？”
在农村这所大学里，毛岸英虚心拜老农为师，听从他们的教导，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吴满有对这位谦虚的学生也特别喜爱，教得十分认真，从送粪、耕地、点种、锄草、分苗到收割、碾打一套活路，手把手一件件教。开头几天，毛岸英有些不习惯，手上磨起了血泡，疼得火辣辣的，晚上躺在炕上，全身像散了架似的。但一想起父亲的教导，他又浑身来了劲，咬着牙坚持着，很快就适应了。
中途，毛泽东还把吴满有请到家里，询问儿子学习情况。吴满有满口夸赞说：“小伙子真能吃下苦，不上一月，就和受苦人一个样了。您放心，我一定让您满意。”
五个多月后，因胡宗南进犯延安，形势紧张，吴满有把毛岸英送回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仔细地打量：只见他头上用白羊肚毛巾扎着个英雄结，穿着灰土布汗褂子，两条又粗又黑的胳膊闪着黝黑油彩，脸上黑不溜溜的，跟陕北青年农民一个样。
毛泽东风趣地说：“好呀，白胖子成了黑胖子！”
他看了看儿子背回来自己生产的小米，又摸了摸双手，一层厚厚的茧子，满意地说：“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
感言：以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为儿子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小事一桩；以毛岸英的身份，从小受尽苦难，要求去一个好的岗位，合情合理。然而，他们既没有这样的念头，更没有这样做！联系到当今社会，这不让那些搞特权培植“官二代”的领导们觉得汗颜吗？这不让那些动辄“拼爹”的年轻人觉得可耻吗？
“斤斤计较”的伙食标准
有一天，斯诺采访毛泽东到吃晚饭时还没有结束，警卫员贺清华和李久长便把饭菜端上来了。一盘凉苦菜、一盘肉丝炒豆角，一盘西红柿炒辣椒，主食是热气腾腾的小米干饭：斯诺敏锐地观察着。
“主席一天生活费是多少钱？”斯诺问道。
“每天一角，和大家一样。”贺清华代替回答。
斯诺听了吃惊地说：“毛主席的生活费每天才一角钱，委员长一顿饭就几十块银元哩！”
贺清华说：“毛主席不准超过伙食标准，还给我们规定：十天一小结，一月一大结。如果前十天超过了，后十天一定补上；这月超了，下月要补上。总之，不能超过标准，而且要节余一点，否则主席就批评我们。”
“这是什么菜？”斯诺不放过细节，指着一盘墨绿色而有光泽的凉拌菜。
“这是苋菜，老百姓叫苦菜，是我们警卫班采来的野菜。陕北人吃苦菜时先把苦菜用开水煮一下，再用凉开水泡上两三天，就没有苦味了，然后就炒着或凉拌着吃，毛主席很爱吃”，主席接话说，“生活费没有提高，可生活改善了，一个菜变成两个菜。”
这是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采访时的一段真实记录。
感言：毛泽东的一生生活简朴，对一些特殊的保障安排，向来“斤斤计较”。反观时下一些人，他们也斤斤计较，可“计较”是职级和待遇。同样都是“计较”，却有着本质差异。毛泽东的斤斤计较，“计较”出共产党人的延安作风、“计较”出共产党人的执政宗旨，而时下某些人的斤斤计较，却“计较”出社会道德的不断滑坡，“计较”出社会风气的累累伤痕。
给老农祝寿
1945年元宵节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到枣园外边散步，看见几个老农在地头休息，就走过去和他们拉家常。交谈中，毛泽东听说有两个老人是同庚，年已六旬，正月十五正好是他俩的生日，便说：“很好哇，你们是六十花甲的人了，应该给你们祝寿才好！”老人说：“咱下苦人过生日贺啥寿呢？”毛泽东说：“如今翻了身，生产又好，人寿年丰嘛。明天正好是元宵节，请你们到我那里坐坐，大家一起祝个寿，把村里所有老人都请来，千万不要客气。”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早早让人备下酒菜，请来枣园村24位60岁以上的老人。他把老人们让进中央书记处会议室，给大家一一敬酒，饭后还请老人们一起观看电影《列宁在十月》，并赠给每人一条毛巾、一块肥皂做贺礼。
一位姓刘的老汉双手握着毛泽东的手，边摇边流着泪说：“毛主席，你是咱庄户人家的大救星，你对咱太仔细了，把什么大大小小的事都办了。咱祖宗三代都没人做过寿哇！”说着就大哭起来，旁边的老汉也都感动得落下泪来。
毛泽东亲切地说：“过去是苦，可今天翻了身，当家做主了，大家应该高兴啊！”
毛泽东曾多次拒绝给他贺寿，但却亲自给这些普通农民祝寿，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仍在陕北广为传扬。
感言：从这则故事中，我们读懂了“人民”两字在主席心中的分量，也读懂了主席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情怀，这是他的毕生追求。其实，人民最朴素，人民也最真诚，无论你的官多大、权多重，你把人民看得多重，人民就会把你举得多高，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道理。
给学员“送礼”
1938年4月1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向1600名陕公学员送礼，说：“今天陕北公学开学，我应当送点礼物。但是，我没有多少东西，只能送给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问道：“你们这样的一千六百人，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到这里来呢？”
“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
“那么，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呢？你们为什么喜欢共产党呢？……”“共产党为什么会被你们信仰，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和某些人讨厌呢？”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他的特点，也就是人所不及的地方。这特点就是：第一，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并且坚持这个方向，在现在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了，完成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建立以后，就要升学，升入社会主义大学，也就是走社会主义的路。第二，有一种作风，一种奋斗的习惯。”毛泽东在列举鲁艺、抗大、陕公都有各自的作风之后说：“共产党也有他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
感言：送“方向”，送“作风”，这是何等贵重的礼物啊！延安时代，正是这样的礼物带给了革命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他们为着民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而与时下一些送钱送物的礼物相比，后者除能提供一时的享用之快外，还能带给我们什么呢？
会见白求恩
1938年4月1日夜，毛泽东在他办公的窑洞里会见了下午刚刚到达延安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以及他的助手尤恩护士。
刚一坐定，白求恩便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双手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说：“白求恩大夫，我们将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国共产党，从现在起，你就不是外人了，不要见外哟！”
毛泽东向白求恩介绍了全国抗战形势及国共两党的关系，论述了自己对抗日战争前景的看法，详细地谈了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毛泽东还专门谈了医疗问题。
白求恩大夫告诉毛泽东，他在来中国之前，就知道延安缺医少药，路经香港时，曾委托中国红十字会运一批药品到延安。毛泽东又谈到白求恩的工作问题。
突然，毛泽东像发现什么似的问一直坐在旁边吃葵花籽静听谈话的尤恩：“你怎么不说话呢？我问你，你看白求恩大夫的样子像不像列宁？”“像呀！只不过白求恩的后脑勺比列宁的更好看。”他们越谈兴致越浓，越谈越觉得没有拘束。谈话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从亚洲到欧洲，从美、英各国谈到了苏联。会谈结束时，天已经亮了。
白求恩在日记中记述这次和毛泽东会见的情况时写道：“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窑洞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地坐着，倾听他从容不迫的谈话的时候，我想起了长征。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着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伟大的人物之一。”
感言：巨人之所以为巨人，非身长之谓也、力量之谓也、权力之谓也，而是体现于生活中的朴实无华的作风和言谈举止中身怀天下的胸怀和气魄，这才是真正征服人的最大力量。
悼念张思德
张思德，四川仪陇人，小名“谷娃子”，是朱德的小老乡。过草地时，他是“小神农”，没吃的，野草倒多，能吃的不能吃的，要尝，才能区别开来，不能吃的吃了，轻的中毒，也可能死。张思德见到一种草，总是抢先尝一尝，能吃，马上告诉别的同志。
有一回，在一个水塘旁，一个小战士喊：“野萝卜！野萝卜！”张思德赶过来一瞧，果然，一丛丛野草，叶子跟萝卜叶子差不多，那个小战士饿，拔起一颗就往嘴里送，张思德一把夺过来，放一点点到自己的嘴里，细细嚼了嚼，又甜又涩，过一会儿，头昏脑涨，全身无力，肚子一阵绞痛，又吐出一股股清水，他急忙对小战士说：“这草有毒，不能吃，快，快告诉部队……”话没说完，就栽倒了。
从西安到延安，他押运物资。护送荣校转移，遇到国民党军刁难寻衅，张思德走在前面，斗智斗勇。他刚执行任务回来，还没有休息，又有紧急通知要送，50里路还未走出一半，忽然倾盆大雨，他把信件夹在两鞋之间，赤着脚走。他长途跋涉五六百里送信，在树林里露宿，一头豹子吼着过来，他连忙爬到一棵大树上。
张思德，是个不声不响的人，但是机灵，做事情特别快，还有手艺，烧木炭、编草鞋都行。
直罗镇一仗，一个光脚的俘虏编入了红军，他用自己攒的布条和麻绳为他编了一双草鞋。转战关中强行军时，战士们鞋掉了帮的，磨穿了鞋底的，用绳子绑着走路，都是长满藜蒺的路，难走呀，行军间歇，张思德就用马刀割马蔺草带在身上，晚上宿营，他不休息，一连打了3双草鞋，第二天，他把草鞋送给了三位鞋子最烂的战士。
1940年7月，张思德率一个班到延安南面的土黄沟烧炭，三个月顺利完成烧炭3万斤的任务。先选料，用青冈木，再建窑、伐木、出炭、包装、背运，还必须注意火候，他吃住都在窑边，晚上也要爬上窑顶几次。一般百姓烧一窑炭至少要用10天，张思德他们只用7天，为了抢时间，常常是木炭还没完全冷却，张思德就冒着高温，用破布包手，钻进狭小的炭窑里捡炭了。
1944年，中央办公厅把警卫员组织起来，到安塞石峡峪庙河沟山中烧炭，张思德带领同志们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人瘦了，脸黑了，眼红了，手上是老茧，一个月不到，烧了5万多斤炭。
9月，天凉了，多数人都返回延安，张思德等少数几人留守炭场，他为了再多烧些木炭，9月4日这天，他一个人来砍有几围的一棵青枫树，树倒后压在炭窑上，碰坏了烟囱。第二天一大早，他起来修补，顶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一直干到中午，最后他加固炭窑正打算装窑时，忽然炭窑崩塌，他被深深地埋在窑内……时年29岁。
从1933年10月参加红军，到1944年9月5日炭窑崩塌而牺牲，张思德只留下了一张照片和一种不计得失、造福他人的精神。唯一的一张照片上，张思德正伏在炭窑口，把一抱刚烧好的炭往外送……
张思德一生三次过草地，负伤也是三次，一同参加部队的，都升为团长旅长了，他当班长七年，当来当去，还是一个战士，他牺牲时，毛主席非常难过，指示工作人员：“一要把张思德同志身上洗干净，换上新衣服；二要搞口好棺材；三要开追悼会，我要讲话。”
9月8日下午，在枣园沟口的操场上举行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亲手把花圈献在烈士的遗像前，挽词写着：“向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并演说了《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真好，这五个字是秤砣，可以把人的灵魂称一称，到底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
感言：张思德不是一个“高大全”的英雄，也没有过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获得至高的荣誉。这生动诠释了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只有平凡的岗位，而没有平凡的事业。今天，我们悼念张思德，就要从自己灵魂深处寻找他朴实的品质、闪光的道德，更要呼唤那种默默无闻、全心为民的时代精神。
为刘胡兰题词
1947年初，王震和陈赓部队在晋中一带击溃了阎锡山的主力。为了进一步激励前线将士英勇杀敌，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了一个“延安各界慰问团”，赴晋中的孝义、文水等地慰劳解放军。当慰问团在文水县听到刘胡兰同志大义凛然、壮烈牺牲的事迹后，立即派人调查了解，通过找到参与被阎胁迫参与行铡的两个人叙述，掌握了事情的详细情况。
1947年1月12日，阎锡山部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被敌人逮捕。她在敌人面前神色坚定地说：“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被逮捕的6个农民当场铡死。但这并没有吓倒刘胡兰，她从容不迫地躺在敌人的铡刀下，厉声痛斥敌人说：“死有什么可怕！铡刀放得不正，放正了再铡。”说完，便壮烈牺牲。
慰问结束后，在讨论“如何在战区进行党员教育”的问题时，慰问团建议把刘胡兰英勇就义的典型事迹，作为教育活教材，大力宣传。晋中地委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决定给刘胡兰立碑。
3月25日，慰问团回到延安向任弼时汇报了整个慰问情况，并特意汇报了刘胡兰烈士的事迹，最后请示说：“纪念刘胡兰一事，最好请毛主席写个匾，或题几个字，以示表彰。”
3月26日，在转战陕北，敌人已经追到不足十里路时，毛泽东不顾卫士的撤离催促，坚决听完了任弼时对刘胡兰事迹的汇报。
他问道：“她是党员吗？”
当得知她是党员，才15岁，是自己走到铡刀下的，最后对乡亲说的一句话是：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毛泽东的两眼湿润了。他凝视窑洞顶许久，长长地吁口气，提起毛笔，挥笔疾书“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接着新华社播发了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和毛泽东的题词。此后，向刘胡兰烈士学习的热潮迅速在各个解放区兴起。
感言：十年后的1957年，毛泽东又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两次为一个人题词，这在党史上还是第一次。是什么让主席如此看重这样的小人物呢？答案就是：刘胡兰身上充分体现了革命英雄主义气节，体现了临危不惧、视死不屈的坚定信仰，这正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必须要有的。
千古绝唱《沁园春·雪》
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陈放着一张黑漆小炕桌。由于岁月的流逝，漆皮已脱落，但由于主人的精心保管，仍完整无缺。小桌长51厘米，宽37.5厘米，高31.5厘米。这是陕北普通人家都有的小炕桌。就在这张小炕桌上，毛泽东绘制了红军东征的草图，写下了流芳千古的不朽诗篇——《沁园春·雪》。
1936年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率东征部队来到了清涧县袁家沟，住在农民白育才家中。为了方便毛泽东晚上办公，房东主动将这张小炕桌搬来。毛泽东就整夜伏在小桌上，凭借如豆的小小烛光，谋划东片的战略部署。2月6日，陕北普降瑞雪，袁家沟的山山岭岭都笼罩在皑皑雪中。远望高原似蜡象奔驰，山峦似银蛇起舞，一泻千里的滔滔黄河也千里冰封……毛泽东触景生情，浮想联翩，于2月7日，就伏在这张小炕桌上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从延安飞抵山城。9月6日，他偕周恩来、王若飞前往沙坪坝南开中学津南村看望挚友柳亚子。当时，柳为完成老友林庚白遗愿，正选编一本《民国诗选》。因林庚白原稿取材有限，柳亚子接编后，决定把诗选范围扩大。他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柳亚子根据世上流传的版本，抄了一份，请毛泽东校正有无错误。毛泽东当即在柳亚子的纪念册上题写《沁园春·雪》。
柳亚子对《沁园春·雪》十分推崇，立即和了一首，后来题跋文：毛润之《沁园春·雪》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11月14日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发表，题为《毛词沁园春》。11月28日，重庆《大公报》同时发表毛泽东《沁园春·雪》和柳亚子的和词《沁园春》。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公开刊登后，轰动山城。一时间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重庆各种报刊纷纷发表和词和评论。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刊发的和词不下50首，评论将近20篇，这在我国诗词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感言：英雄者，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一曲《沁园春·雪》，让我们看到了共产党这一英雄群体宽广博大的胸怀、光前裕后的襟怀、为民请命的情怀、改造山河的壮怀。他们无愧为时代风流人物。创业艰难，续写辉煌更艰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唯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勇气，中国梦的实现指日可待。
“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1947年3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王家坪的住所来了一批从前线下来的旅团干部。
毛泽东笑着对旅团的干部们说：“蒋介石就要进攻延安了，我们要搬家了，要给他们腾延安嘛，大家都忙一点。”旅团的干部们都不吭声。
毛泽东说着爽朗地大笑起来，同干部们一一握手，接着问：“我们要撤离延安，大家有没有意见？”
干部中有人说：“我们就是舍不得离开延安。”
毛泽东说：“我军作战历来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进攻陕北的敌人有二十多万，在陕北的我军只有两万多一点。我们的力量一下不能把敌人完全消灭，所以我们要撤离延安，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我问你，你们干不干？”
“延安就这么几孔窑洞，你们都舍不得给人家，将来人家要给你北平、南京、上海、武汉，蒋介石舍得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蒋介石心疼也没有办法！”
夜深了，毛泽东还在给旅团干部们做工作。毛泽东说：“不但你们要想通，还要回去给战士们说清楚，延安永远是我们的，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到延安！”
干部们动身离开毛泽东的住所时，毛泽东把大家送到了门口，一边同干部们握手，一边笑着说：“好啊，我们下次见面可能在南京，可能在北京，可能不在延安，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次谈话后不久，在得知机关、学校、群众全部撤离延安后，毛泽东于1947年3月18日傍晚离开王家坪，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
感言：《潜伏》剧一句台词说得好“有一种成功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中国革命的雄壮历史，无不为我们诠释这种“得”与“失”的最大辩证法。其实，对于生活中每个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呢？大聪明者往往得大失小，小聪明者常常因小失大。什么都想得到而不想失去，到头来可能就是得到的越多，失去的也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