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边区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使之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
延安时期，边区政府十分注意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在陕甘宁边区，1939年9月在中央党校成立了回民班；1941年6月在陕北公学成立了民族部，以此为基础，同年9月组建陕甘宁边区民族学院，招收了蒙、回、藏、苗、彝、满、汉等民族青年，开设有民族语言文字、民族史、民族问题等课程。
边区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办学校，到1944年共办了八所伊斯兰小学，在边区西北部的定边办了伊斯兰公学，课程里增加了阿拉伯语。另外，还创办了两所蒙古族学校，筹备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回民文化促进会。
同时，为了提高和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校、军事政治学院等学校中，也招收了少数民族青年，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各民族地区，为了提高民族素质，还通过兴办成人夜校、冬学、识字班、读书组等形式进行扫除文盲的工作。
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一整套民族团结教育理论、方针、政策，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的不断完善积累了宝贵经验。
创办延安日本战俘学校，变“日本鬼子”为“日本八路”
1937年平型关战役之后，我军在战场上俘虏的日军官兵越来越多。如何处置呢？
1937年10月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处理俘虏的命令。之后，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俘虏敌伪纪律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对日俘虏工作的指示》，采取种种措施优待俘虏，改造俘虏。
但是，这些日本俘虏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长期毒害下，思想仍然十分顽固、反动，仍然继续站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上。他们大多认为，当了八路军的俘虏是自己的耻辱，而且连累了家人。一些战俘总找机会自杀、逃跑，有的甚至产生了要在八路军里搞情报、搞暗杀，以另一种形式来效忠于天皇的念头。
1940年3月，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改名“冈野进”，化名“林哲”）来到了延安，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之后，他认为：“那些离开日本军队、放下武器、脱掉军装的日本工人和农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只要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他们迟早会成为反战的和平战士。”1940年10月，野坂参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学校教育改造日军战俘。
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并亲自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学校位于延安宝塔山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马列学院、民族学院、新华社、解放日报社、抗日军政大学为邻，共有16个窑洞和一栋不大的平房。包括校长和炊事员在内，全体工作人员仅20来人，校长由野坂参三担任。办学宗旨是和平、友爱、正义、勤劳、实践五项。
这里的学员以八路军、新四军从战场上俘获的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也有受我政治攻势和俘虏政策影响而投诚过来的日军士兵，工农占多，文化程度大都不高。据1944年5月15日对日本工农学校69名学员的统计，其中农民占15.9％、职员占13.1％、店员占7.2％、商人占5.8％、工人占56.5％、渔夫占1.5％。从文化程度看，初小程度者9人、高小程度者49人、中学程度者10人、大专毕业或肄业者3人。
学校对学员入学，首先进行一个月的严格审查，看其是否愿意入学，并考察是否具备入学资格。审查合格者，即在预科学习两个月，后转入本科学习10个月。从1943年秋季起，根据学员年龄、阅历、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准的差异，将学员分编为A、B、C三组，因材施教，提高教育质量。
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日本问题、时事问题、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问题、联共（布）党史等。另外，学校为提高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的日文水平，还设有日语训练班。学制为1年，也有延长到2年的。
学校在物质生活给予最大限度的优待，学员每月津贴按八路军连级干部的标准发给，学员的伙食标准也远远高于八路军一般战士，学员还享受一定的政治待遇，参与边区民主选举等。
由于我党我军艰苦细致的教育工作，学员们的阶段觉悟和立场、思想产生很大变化，由原来的满脑子“圣战”观念转变为一支重要的“反战”力量。由他们发动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担负起在中国“培养锻炼共产主义之战士”的任务。他们由衷地呼唤：“中日人民团结起来，把日本军队从中国赶出去”，要求“到前线去，和八路军在一起”，成为日本八路。
不仅如此，他们还充当了边区人民生命财产的捍卫者。1942年8月，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日本人边区自卫军，加入保卫边区的战斗行列，并发表了坚定的誓词：“延安人民是我们的第二慈母，边区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不愿敌人踏进我们的第二故乡来蹂躏我们慈母的一寸土地，我们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边区。”还有一些战俘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前线和八路站在一起，一面打仗一面做日军的反战工作。今天树立在延安宝塔山日本工农学校前的纪念碑显示，共有36名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在抗战期间牺牲。
将大批深受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的顽固战俘，教育、改造成坚强的革命战士，这不仅在世界各国的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无此先例，堪称伟大创举，曾轰动了山城重庆，震动了国民党，也让美军观察组大开眼界，他们认为这是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待日本俘虏的有力借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等人来延安参观后，高度评价学校所取得的成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延安一片沸腾，到处都是欢庆之声：“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工农学校的学员们自发拥向操场，高举火把，敲锣打鼓，互相拥抱，呼喊口号，场面激动热烈。8月16日，中共中央与野坂参三商定，让工农学校的学员返回日本。8月30日，在王家坪礼堂，延安各界为工农学校学员举行了欢送大会。9月18日，全部学员经华北、东北，取道朝鲜半岛，于1946年2月安全返回日本。回国后的学员，几乎全部都成为日中友好事业的积极分子，他们不仅成为了“延安精神”的传播者，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文著书，揭露和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创办朝鲜革命军政学校，铸造“朝鲜革命础石”
朝鲜革命军政学校于1942年11月在太行山区成立。当天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赠予一面锦旗，上书“朝鲜革命础石”六个大字。
1944年4月学校迁至延安川口镇，校长金白渊，副校长朴一禹。1945年2月迁至罗家坪新建校舍，学校以培养干部、完成朝鲜民族的解放为宗旨。开设的课程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日本问题、朝鲜问题、军事学等。
尽管当时条件很差，但学员们学习生活热情很高。他们一面坚持学习革命理论、军事技术知识，一面坚持打仗、生产。在边区政府和延安大学的支持下，开办了农场、陶窑、糖坊、纺纱组、木工组等，实行生产自给。
1945年8月下旬，抗战胜利后，该校结束工作，离开延安迁回朝鲜北部。
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办学虽然不到三年时间，但培养了一大批朝鲜干部，成为后来朝鲜革命的础石。其中，在学校工作和学习过的重要人物有：朝鲜建国后曾任内阁副首相的崔昌义；内阁副首相兼内务省相及人民军次帅，朝鲜战争爆发后，出任朝鲜人民军前线副司令、中朝联司副政治委员的朴一禹；朝鲜人民军副总司令武亭；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金斗奉；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朴政德上将、朴金波中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