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新文字运动
20世纪30年代，中国在苏联的远东工人，为迅速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克服方块汉字难写、难认、难以同国际语言交流的困难，发起并制定中国新文字方案，即以中国北方口音为标准，使汉字拉丁字母化。
出于汉字笔画繁复、不易学习，边区成人文盲太多的考虑，1937年至1943年期间，以毛泽东、吴玉章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倡导以延安为中心推行新文字运动。毛泽东、吴玉章亲自担任新文字委员会负责人。
新文字简单易学、便于使用，“能说就能写，能拼就能读”，很快受到文盲人员的青睐。因此，新文字运动一开始就收到很大效果，1937年下半年延安市和延安县仅仅用了40天的时间培训，1400多名文盲半数以上能用新文字写信读报。为此，1940年12月，边区政府公布《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从1941年1月1日起，新文字跟汉字有同样的法律地位，两种文字并用。同时，为普及新文字运动，边区还成立新文字干部学校，出版新文字报，在各县办新文字冬学。
但是，由于新文字方案片面追求简单易行却忽略了方案的科学性，只顾推广而不顾实际的语言环境等，轰轰烈烈的新文字运动只存在了一年的时间便宣告结束。
发展边区的职业教育
为了促进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使民众对抗日战争和党的政策有更多的了解，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发了一切尽可能利用的教育形式，使得边区社会教育的效果大大增强。
首先，是创办一批专门培训学校。如：1939年4月成立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主要培养农艺、园艺、畜牧等人才；1939年5月，创办延安工人学校，主要培训化工、铁工、木工、制鞋、缝纫等技术骨干；1942年6月组建陕甘宁边区职业学校，重点培养机械、化学、纺织、制革、土木工程、商业贸易等人才。各学校还开设了国文、数学、政治常识等共同课程。
其次，是开发多类型的校外教育。最突出的是组织冬学和夜校，以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边区教育厅还编写了一些切合群众生产生活实际的教材，如《识字课本》《日用杂字》《庄稼杂字》《卫生课本》等，并开设了军事课、政治课、自然课、算术课等，使文化学习与群众生活生产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文化教育与抗日救国教育紧密结合，极大地提高了边区民众的文化素养和政治觉悟。
读报和办板报是边区群众最普遍的活动，包括一些变工队、扎工队、合作社等民众的经济组织都有读报组，把读报活动搬到了田间地头和社会的各个角落。市镇、人口集中的村庄以及交通大道均办有黑板报，进行政治动员，主要登载党的政策、政府法令、卫生知识、农作常识，表扬先进，批评落后等，成为推动乡村生产、卫生、识字、娱乐、传播新闻与改革陋习的武器。
图书馆、俱乐部和民众教育馆俱乐部是进行群众政治、文化、娱乐等活动的场所，民众教育馆则是社会教育的中心堡垒。1941年，边区教育厅训令，要求没有成立民教馆的县份，当年要普遍设立，达到每县一处。民教馆利用集市、庙会进行宣传活动，进行棉花打卡、发展纺织、卫生（着重妇婴卫生）、时事等宣传工作。
戏剧是社会教育的最好工具，不论抗战动员、改良社会风俗、提倡教育，它都是有力的宣传武器。边区不仅成立了新的剧团，而且对民间旧的秧歌队、社火队、皮影班子等进行了改造，使戏剧的内容符合党在抗战时期的政策，以引导民众趋向于合乎中共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
利用重大节庆或纪念日组织民众集会，是边区进行教育和政治动员的一种形式。比如在1942年7月，抗战爆发五周年纪念期间，边区各地纷纷组织集会，对民众进行教育和政治动员，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解决乡下人的识字问题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延安地区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当地人民识字率仅为1％左右、文盲达99％，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来。
于是，中共中央决心全面扫盲。1937年9月，边区政府号召各级开展识字突击运动，城市和乡村普遍成立了识字组，并通过举办夜校、半日校、冬学等多种方式解决识字问题。其中，冬学是一种较为正规的识字学校，就是利用冬天农闲时学习识字，“天寒地冻把书念，花开水暖务农田”，就是当时群众对冬学的概括。
冬学对扫除文盲起的作用十分显著，据李之钦《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记载：1937年各地办起冬学619处，学员10337人；1938年冬学723处，学员12824人；1939年冬学5232处，学员53266人；1940年冬学5469处，学员59953人；1941年，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共有3940处，学员47071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的社会教育取得巨大成绩。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有一半青壮年能识字，并逐年增加。教育扫除了根据地的大批文盲，提高了百姓的革命意识，使他们成为我党的坚强后盾。
注重从娃娃抓起
早期的延安，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基本入学无门。
针对这一现状，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除了大兴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外，还狠抓了中小学教育。1937年2月，在延安二道街成立了鲁迅师范学校，重点培训中小学教师等。1938年7月，又在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学。1939年7月，将鲁迅师范学校与陕甘宁边区中学合并，成立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1943年2月，将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与富县师范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师范。1944年9月，将延安师范与延安大学中学部合并，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学，1946年后改名行知中学。
延安时期，边区政府抓教育，一方面坚持政府主导办学，一方面发动社会力量办学。1942年《解放日报》发表《提高边区国民教育》的社论，政府明令宣布：奖励并提倡私人办学；允许教育社团设立学校，赞助同族邻里兴办义塾，并明确在不违反抗日救国的最高原则下，对它们的办学宗旨、学制、组织机构和教学，政府决不干预。
一时间，陕甘宁边区的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据《日本侵华教育史》统计，抗战前，整个边区只有小学120所，学生3000余人，到1945年春，有初小1377所，学生34004人，民办小学1057所，学生16797人。这些学校均实行军事化管理，教育虽以传授知识为主，但教学中充满了爱国抗日的革命教育内容。
对于幼儿的教育，中共中央也很重视。1938年10月在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确立教育方针六条：一是教育儿童了解父母参加革命的苦心，并继承其艰苦奋斗的精神；二是教育儿童认识中国革命的敌人，并培养其热爱祖国、保家卫国的心理；三是教育儿童热爱劳动、敬爱劳动人民，并特别关心帮助劳苦群众；四是培养吃苦耐劳、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五是启发儿童养成团结友爱，互助互让的优良作风；六是启发儿童培养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并关心团体利益。
为指导好儿童保育工作，党的领导人很多都作了题词，并镌刻在保育院窑洞前的石壁上。如，毛泽东：“好好保育儿童”；朱德：“耐心地培养小孩”；张闻天：“保育革命后代”；林伯渠：“新的战士在孕育中”；吴玉章：“培养我们的新生力量”；徐特立：“保证儿童身心平均发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