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大学”满山遍野
“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我们党历来重视干部培养，无论是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百废俱兴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都将干部培养视为一项战略任务。
早在1933年3月，党就在江西苏区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同年10月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5年11月，党中央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就在瓦窑堡恢复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办学，更名为中央党校。这是党在陕北恢复开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
此后，随着中国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特别是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仅仅一年内，中国108所大专以上的学校中就有91所被破坏，有50％的中学生失学。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使延安显现出强大的抗日感召力，全国大批的革命青年、爱国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纷纷来到延安。据1942年5月由日本人出版的《华北共军现状》披露，北平大学生到大后方去的占20％，投奔解放区的则达70％。
如何让这些热血青年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成为抗日的先锋和骨干；如何提高边区现有干部的能力素质，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完成这个使命。为此，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接连创办了20多所干部学校。边区政府还于1937年下达硬性规定，20％的边区经费用在教育上。一时间，延安这个不大的地方，坡上坡下，沟沟壑壑，各类“窑洞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很是壮观。
这些学校，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党务、民运等各类专业。既有比较正规的高等学府，也有主题明确的短期培训班；既有培养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也有培养工青妇等群众工作干部的；既有培养统一战线干部的，也有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既有培养文学艺术骨干的，也有培养医学、农学等专业科学家的，初步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干部培训体系。
通过大规模的干部教育，延安十三年，为党培养出了大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高素质人才，为后来赢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新中国建设准备了数以万计的领导骨干。
延安的大学不一样
“延安的抗大和你们北平所有的大学不一样，北平的北大、清华、燕京大学，有礼堂，有教室、实验室、图书馆、桌椅板凳。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我们这里没有教授教员，可能研究某些科目时有些人给讲一讲，都是一些行政干部，主要是靠你们自己学习。我们抗大是研究革命大道理的学校，是研究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理论和方法的大学校，研究抗日道理的大学校。”毛泽东在延安给学员们作报告，开场白常常是这样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党在延安时期创建的大学，彻底改变了中国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这些学校的主要特点有五。
领导架构的特殊性。根据当时干部队伍的实际，中央专门设立了干部教育部，毛泽东亲自领导干部教育工作。在教育实践中，毛泽东不断丰富和发展教育内容，一些重要著述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学校的授课内容。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领导体制，是干部教育获得成功的有力保证。这一时期，一些党政领导身兼多职，很多担任学校的领导工作。如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朱德任八路军军事学院院长、林彪任抗大校长、吴玉章任鲁艺校长、张闻天任马列学院院长、陈云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长、王稼祥任军政学院院长、林伯渠任行政学院院长、高岗任陕甘宁边区民族学院院长等，他们还亲自参加制定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方案，营造出良好的校风和学风。
培训师资的多元性。干部学校的教员，分专职和兼职两种。由于教员缺乏，许多中央领导人与各部门负责人都是学校的兼职教员。李维汉、凯丰、成仿吾、林彪、徐向前、聂荣臻、彭雪枫、罗瑞卿、许光达、滕代远、王若飞、何长工、艾思奇、何思敬、吴亮平、张如心等，都曾讲授过主干课程，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王稼祥、博古、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也经常不辞辛苦去各学校讲课，或作政治报告、时事报告。如，1937年4月至7月，毛泽东亲自给抗大学员讲授了100多个小时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
培训方式的灵活性。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目的突出表现为短时间内培养抗日战争所急需的大量干部，因此训练班均以短期训练为主，培训时间从几十天至半年不等，具体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以适应当时革命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体现了学用一致的原则。同时，教学方式方法也灵活多样，采取了启发式教学、研究式教学和实验式教学，强调“教、学、做”合一，提倡自学为主、讨论为主、训练为主，这种培训方式在当时既先进又有效。
培训内容的丰富性。延安时期干部教育内容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内容来看，包括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军事和战争教育、中国历史和现状教育、科学文化知识教育、思想作风与工作方法教育和经济生产教育；其二，从范围来看，有各干部学校的具体课程设置，有在职学习的典型经验，还有短期培训等；其三，从形式来看，有集体智慧，也有个人的理论贡献，上自中央、下到基层都涌现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教学范例。
培训理念的导向性。延安时期，党中央许多教育方针政策都是针对干部教育制定的，并以此带动全局。为了改变当时干部队伍中社会成分复杂、政治思想不统一的局面，最大限度地培养和充实有利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有生力量，各类党校都把马列主义的政治思想贯穿到学校教学及管理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5月26日明确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教学指导方向体现了较为鲜明的政治性、思想性，要求各级干部要把党性锻炼和政治思想修养放在首位。
“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美国著名作家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写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今天，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无法想象那时的办学环境。红大在瓦窑堡的旧庙堂里开学一个多月后，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偷袭，只好随党中央搬迁到保安县（今志丹县）。这个陕北偏僻狭小的县城，四面环山，人烟稀少。红大只好在城外山坡石壁上的几十眼古老的砂石窑洞里安营扎寨。这些据说是供奉“元始天尊”的黑黝黝的石洞，为何人所凿、凿于何时，根本无人知晓。这些石洞经过千百年的风吹雨淋，早已坍塌斑驳得破烂不堪，有的做过羊圈，有的成了狼窝兔窟。红大的师生们经过艰苦的劳动，依靠自己的双手和聪明才智，把这里收拾成了“山洞大学”：选用最大的石洞作教室；黑板是在石壁上凿出的一块平整的大石板；讲台、凳子都是用石板、石条垒成的，每人的膝盖就是可活动的课桌；门窗是用木块、木条做成的；睡觉的床铺是较平的石板垫成的……就是在这样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中，师生们以高昂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高度赞扬他们：“你们是过着旧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洋元始天尊’，而你们就是‘洋元始天尊’的弟子。”
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后，红大和以后陆续创办的其他学校的办学条件和生活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还是异常艰苦的。除简单的吃穿靠供给外，每学期发一两支铅笔、几大张油光纸，其余大部分学习、生活物资都要靠自力更生解决。
有些革命青年上的第一课就是开挖自己居住的土窑洞。如，中央党校自己动手上山伐木，进沟烧砖，扩建校舍，总计有土窑洞200多孔，抗大第三期学员曾在凤凰山麓用半个多月开挖175孔窑洞，基本解决了校舍困难。其他的学校也是一样。
每个窑洞的土炕上一般要挤七八个人，没有褥子就往炕上铺些茅草；没有笔记本，许多学员就把废旧线装书或捡拾敌人撒下的传单做成本子，在边角空白处记笔记，还有些学员用桦树皮钉成本子使用；没有笔纸，就用树枝当笔，大地和沙子当纸，写字做题；没有粉笔，挖白土搓成细条晒干代替；还有的用旧墨水瓶做成油灯、以咸盐代替牙膏、用草木灰过滤碱水当肥皂洗衣服……许多学校因为学员多、教室少，上课时学员就坐在地上。在数九寒天的冬日，许多人挤在黑咕隆咚的窑洞里学习，破庙、祠堂或老百姓的羊圈都成了课堂；在烈日炎炎的夏天，树荫下、操场上就是课堂；到了晚上，住在一个窑洞里的十来个学员只有一盏小油灯。
女生早晨照镜子也是麻烦事，得排队，轮到者左顾右盼不愿离去，镜子的女主人摔镜四分，“咱们还是‘共产’吧”，一镜成多镜，增扩利用率。同时，每人腰间永远挂着一个用罐头盒做的大茶缸，女生用它吃饭、刷牙和洗脸等。
很多时候，由于延安干旱少雨，学员做不到勤洗澡、常换衣，早上洗脸都要半盆水几个人用，身上生疮、长虱子是普遍现象。至于伙食，那更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几乎天天吃小米饭、高粱米、豆钱钱和白水煮土豆、熬白菜……大家围个圈，中间一盆菜。从1939年起，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延安的生活更加困难，有时每天只发几两黑豆面，为了填饱肚子，学校经常组织学员出去挖野菜、采树叶，掺和玉米熬成稀粥充饥。后来，通过大生产运动得到改善。
然而，也正是如此艰苦的学习生活环境，磨砺了热血青年的意志，培养了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救国英才，从而撑起了民族解放事业的大厦。
一面学习、一面劳动、一面作战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不断对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政府也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延安陷入了严重困难的境地。
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会上说：“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各校学员边学习、边生产、边战斗，大生产运动很快开展起来。
此时也有些学员认为，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千里迢迢，艰难行程，换来的却是开荒种地，很不值得，“我们是来抗日的，不是来开荒的”。
要学习，但也要吃饭。经过党中央的动员，教员、学员都行动起来，放下笔杆，拿起锄头，向荒山进军。大生产运动中，学员可以在“自留地”里种玉米和白菜，收成归自己；可以“纺线线”，或者领毛线打毛衣，将成品上交，领加工费。李富春在《新中华报》上撰文称赞广大革命青年在艰苦的开荒生产中“用锄头、用血汗，开辟了自己崭新的人生，使劳动与学习，与工作，与战斗，从自己的实践中联系起来，使每人自己体会了、实践了‘劳动神圣’的光荣”。
就这样，延安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学员们也一路唱着歌打着鼓，扭着热烈的大秧歌走向了战场。“培养一批，输送一批”，“到人民中去生根、开花”。经过短期的培训，学员即开赴抗战一线，投入火热的抗日战争中。毕业的学员总是希望能把自己分到抗日最前线，而那些被留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学员往往都会闹情绪。
“元旦那几天，我们欢送毕业同学上前线。在大雪覆盖的茫茫西北高原上，毕业同学个个精神抖擞地背着背包列队东进，每队前面是一面在寒风中飘扬的红旗，紧跟红旗的是女同学们，然后是男同学们。他们高唱着《毕业上前线》，慷慨激昂的歌声在天空中回荡。”“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的血已沸腾了，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这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党史研究专家胡华教授在《陕北公学校风回忆》一文中对毕业情景的描述。
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明确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抗大第一、第二分校从陕甘宁边区出发，分别开赴晋东南和晋察冀。后来，抗大建立了12所分校，北至蟠龙、瓦窑堡，南至洛川，向西更延伸至甘肃的庆阳。陕公、鲁艺等学校也纷纷转战敌后根据地。
在行军途中，学员们战胜了重重困难，抢渡咆哮的黄河，翻越高耸的吕梁、太行诸山……“行军是一次最实际、丰富和生动的教育”，曲仕培教授写道，“学员们在行军路上，三五人为一组，根据具体地形，开展战术问题讨论。实地的军事锻炼，让他们在堵击、埋伏和追击方面取得了经验”。
在战斗与学校迁徙中，很多优秀的学员都牺牲了。1942年，鲁艺为悼念牺牲的校友举办了隆重的“抗战五年来殉难校友追悼大会”。朱德特地提送挽联：“从军杀敌，以笔当枪，正义宣传参与政治战；为国牺牲，血花齐洒，英勇楷模是为艺术光。”烈士的精神感染和教育了更多的有志青年，一期又一期的学员们前仆后继，更加坚定地追随党的革命事业，为民族解放奉献青春。
毛泽东对革命青年的健康成长，曾多次热情赞扬和题词勉励。他为抗大二期、四期学员毕业证的题词分别是：“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努力奋斗，再接再厉，光明就在前面。”1939年春，为在开荒运动中做出突出成绩的抗大题词：“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他还多次为陕公和其他学校题词。1938年2月22日，他为陕公毕业学员题词：“为战胜日本解放中国而奋斗到底。”1938年3月10日，他为陕公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它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它收纳了一国乃至海外华侨一切爱国人士。”
1943年5月4日，朱德曾对即将开拔的抗大第七分校第二大队的革命青年说：“发给你们每人三件宝：第一是头，第二是枪杆子，第三是笔杆子。你们要拿起头开荒种地，建设校舍；拿起枪杆子，保卫边区；拿起笔杆子，学习马列主义和文化知识。用这三件宝贝来解放全中国。”从毛泽东、朱德的这些教导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党中央对革命青年的殷切期望。
抗大、陕公、鲁艺：“窑洞大学”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众多学校中，尤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最为出名。
——“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
延安时期，办学时间最长、学校规模最大、培养学员数量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它是延安各级各类干部学校成长和发展的典型代表，也是我们党坚定正确的办学方向的生动体现。
1937年1月19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在延安成立。1月21日，党中央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刘伯承、傅钟、罗瑞卿、刘亚楼、杨立三、莫文骅等为委员。3月份，毛泽东亲笔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4月份，毛泽东又题写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作为抗大的校风。从此，“抗大”这面光辉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延安城，成为党在延安时期培养高级军政干部的最高军事学府。
抗大的前身是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成立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其间，举办了红大一期班，这期学员编为三个科，共1063人。其中，第一科称为“将军科”，共有38名学员，他们在1955年我军初次授衔时，最低军衔是中将，比较有名的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等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将军科”。据统计，学员平均年龄27岁，人均有伤疤3处。如果把蒋介石对这些大名鼎鼎的学员悬赏金额加在一起，总数竟超过200万银元之巨。
1937年1月更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7月迁至延安，并开办抗大二期班，因此也就有了“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的说法。到1938年底，抗大已由最初的1000多名学员发展到1.5万名之多，学员随到随编。后来，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一所抗大已经难以满足需要，于是，除总校外，又在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增设了12所分校。截至1945年8月，抗大总校共举办了八期，培养学员29072人，连同各分校共培养了10万多名军政干部。
看到一批批战将从延安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抗日战场。罗瑞卿曾自豪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毛泽东曾自豪地评价道：“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战争结束后，大批从抗大走出来的干部被分配到新的岗位，成为了新中国的重要建设者。这些人在1955年被共和国授予军衔的干部中，有7名元帅、8名大将、26名上将、47名中将和129名少将。可见，抗大确实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事学院。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
抗战爆发后，来延安的爱国青年太多了，一所抗大已不能满足需要。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创办了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这是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也是由党直接领导创办的第一所具有社会教育性质的大学。
陕北公学校址设在延安城东门外的延河之滨，北靠清凉山，南向宝塔山。成仿吾任校长，李维汉任党组书记，教育宗旨是“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建校之初，毛泽东就为学校制定“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训。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又为该校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解决。”
陕北公学的学员，是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里来的，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来自国统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此外，还有来自南洋、越南、朝鲜等地的爱国华侨青年。
1939年夏，由于日寇增兵华北，妄图西渡黄河进攻陕北，加上国民党加剧了关中旬邑地区的反共摩擦，以及由于前线的斗争需要，党中央决定将陕公、延安鲁艺、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组建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团书记，全部开赴晋东南前线，到晋察冀解放区去办学。同年冬，又在延安恢复陕北公学，校址设在延安北门外的杨家湾，1941年9月，并入延安大学，结束了四年的光荣历史。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陕北公学四年间共培养了一万多名革命干部，为团结各个阶层共同抗日，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对此，毛泽东曾高度评价：“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它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它收纳了一国乃至海外华侨一切爱国人士”，“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公是中国的缩影”，“陕公是代表着统一战线，陕公是一幅进步的缩图”。
——“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1938年初，为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延安文艺界联合公演了话剧《血祭上海》，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毛泽东称赞戏演得好，并建议以这些文艺工作者为基础，创立艺术学院。
不久，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七位同志发出了成立鲁迅艺术学院的倡议。在他们联合署名的《创立缘起》中说：“我们边区对于抗战教育的实施，积极进行，已建立了许多培养适合于抗战需要的一般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而专门关于艺术方面的学校尚付阙如，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文学艺术专业干部的高等学府。毛泽东亲自题写了校名并出席成立大会讲话，他说：“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的使命和作用。”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艺发表演讲时说：“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文艺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毛泽东还为鲁艺题写了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并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1940年，鲁迅艺术学院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并入延安大学，更名为“鲁迅文艺学院”，1945年抗战胜利后，鲁艺迁往东北。在党的历史上统一简称为“鲁艺”。康生、赵毅敏、沙可夫、吴玉章、周扬等人先后担任领导。
鲁艺当时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有志于文艺事业的革命青年。曾在鲁艺任教的著名文学艺术家有茅盾、冼星海、艾青、何其芳、陈荒煤、齐燕铭、张庚、吕骥、周立波、王朝闻、严文井等。各系研究室和附属剧团也集中了一批著名文艺工作者，如王大化、袁文殊、华君武、孙犁、鲁藜、严辰等。
从1938年4月至1945年11月七年半的时间里，鲁艺共开办了文学系四届，戏剧、音乐、美术系各五届，培养学生685人，其中文学系197人，戏剧系179人，音乐系192人，美术系147人。穆青、贺敬之、冯牧、李焕之、郑律成、刘炽、莫耶、王昆、成荫、罗工柳、李波、时乐蒙、于蓝、秦兆阳、黄钢、康濯等文学家、艺术家、记者均为鲁艺学员。鲁艺还创作了诸如歌剧《白毛女》、歌曲《南泥湾》《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在抗日战争时期极富影响力的作品，活跃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对中国现代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很有成就的在职教育
延安的干部教育，不仅通过创办大学来实现，在职教育也开展得轰轰烈烈。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在职干部学习就开始了。1939年春，中共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专门负责这一工作。同时又发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延安附近方圆八十里以内的学校、团体、机关、部队中的干部以及中央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学习。1939年5月20日，党中央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了干部学习动员大会，对干部教育做出了进一步的安排部署。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次学习动员大会以后，延安的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就更加广泛开展起来了，当时参加学习的就有2000多人，后来达到了4000多人。中央对学习经常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学习运动的开展。
1940年3月20日，党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对干部类别、课程设置、学习方法、经费保障等问题做出明确指示，明确每年5月5日（马克思的诞辰日，意味像马克思那样学而不厌）为干部学习节，要求各单位总结全年的学习情况，并进行奖励。历史上由党中央确定的党内节日只有“七一”党的生日节和“五五”学习节两个，可见党对学习的重视程度。
为了更好地领导这一工作，1940年6月，干部教育部与中央宣传部合并改称为中央宣传教育部。此外，还规定了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以保证学习计划的完成。规定了考核、测验和奖励制度，及时进行检查总结，交流经验。把学习成绩列为干部考核的内容之一，促进干部的学习。首届学习节奖励由39名各类干部组成的模范学生，朱德就是其中之一。
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进一步做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在党中央的极大关注和推动下，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有序开展，全党上下重视学习、参与学习的热潮不断兴起，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广大干部提高了文化理论水平，不少人摘掉了文盲帽子，并且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