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形成一种风尚
延安时期党的队伍里工农干部较多，知识水平普遍不高，而一些知识分子读了点马列的书又不懂得和中国国情结合，容易患教条主义的毛病。为此，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略决策，从而掀起了大规模的学习运动。1941年，毛泽东又专门撰写《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经典著作，指导大家如何学习。一时间，整个延安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学习高潮。
学习小组遍地开花。为了加强学习效果，大家分头组织起来，形成各式各样的学习小组。最出名的是毛泽东组织的哲学小组，参加者有艾思奇、吴黎平、杨超、和培元、萧劲光等。每次都是毛泽东先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准备，然后一起讨论。张闻天在中央宣传部成立了学习小组，后来中央办公厅等机关的人员都来参加，学习小组扩大为一个一百多人的学习集体。陈云在中央组织部成立学习小组，他们每天上午9点前自学，每周集体讨论一次，等等。
研究型团体纷纷成立。1938年夏，延安新哲学会成立，集合了当时延安的哲学家和主要学者，经常举办各种哲学报告会、座谈会和哲学年会，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动，影响广泛而深远。在它的影响下，稍后，一些研究型团体纷纷成立。其中较有盛名的包括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主要学习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毛泽东任会长，陈云任副会长，参加者有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四五十人；还有自然辩证法讨论会和自然科学研究会，后者参加的会员一度达到三百多人。
各种演讲层出不穷。为了帮助更多的党员干部消化学到的知识，当时延安还经常举行各种类型的演讲。有的是军事辩证法，有的是实际生活中的哲学问题，有的是介绍中外哲学史方面的知识和哲学方法。比如艾思奇演讲《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陈唯实演讲《斯大林先生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演讲《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演讲《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何思敬演讲《黑格尔的逻辑学》、郭化若演讲《军事辩证法》、和培元演讲《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等。后来，这些演讲大多发表在《解放》周刊、《中国文化》月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上，供大家学习。
哲学著作出版最多。延安时期出版了许多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和教科书，这些书往往一出版就被抢购一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反杜林论》《斯大林的早年哲学思想》，以及艾思奇的《哲学讲座》《哲学选辑》，柯柏年、王石巍的《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吴黎平和艾思奇的《唯物史观》，博古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等。
各类学校求学若渴。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例。当时鲁艺办学条件很差，建院初的图书馆只有三四千册图书，文艺类图书占到三分之二左右。要想借阅一本文学名著，必须事先在图书馆的预约登记簿上登记。每一本文学名著的预约借阅者，通常有一二十人之多，一般要等上几个月才能借到。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动笔抄书。最初只抄录诗歌、散文和较短的小说，后来发展到抄录短、中篇小说，长诗，直至剧本和长篇小说。关于鲁艺的读书风气，曾任教务处出版科科长的胡征谈道，在鲁艺“每人对自己的借书证犹如党证一样神圣”“人和图书的关系，最终体现在争灯争油的坚持夜读的战斗中”。
歌声就像空气和阳光
延安的歌声是革命的歌声，战斗的歌声，劳动的歌声，极为广泛的群众的歌声。
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秘书长的吴伯箫，作过这样的描述：“延安唱歌，成为一种风气。部队里唱歌，学校里唱歌，工厂、农村、机关里也唱歌。每逢开会，各路队伍都是踏着歌走来，踏着歌回去。往往开会以前唱歌，休息的时候还是唱歌。没有歌声的集会几乎是没有的……每次唱歌，都有唱有和，互相鼓舞着唱，互相竞赛着唱。有时简直形成歌的河流，歌的海洋。歌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唱，联唱，轮唱，使你辨不清头尾，摸不到边际。那才叫尽情地歌唱哩！”“随着指挥棒的移动，上百人，不，上千人，还不，仿佛全部到会的，上万人，都一齐歌唱。歌声悠扬，淳朴，像谆谆的教诲，又像娓娓的谈话，一直唱到人们的心里，又从心里唱出来，弥漫整个广场。声浪碰到群山，群山发出回响；声浪越过延河，河水演出伴奏；几番回荡往复，一直辐散到遥远的地方。”
的确，当年延安歌声是遍地飞，只要一集合，就要唱歌，平均一星期学首新歌。早上集合吃饭前要唱歌，晚上点名也要唱歌，开会更要唱歌。集会时除了唱，相互拉歌也是大家乐此不疲的，不仅各班、各队、各单位相互拉，有时也会拉参会的中央领导人。后来，很多经历过的人回忆，那种歌声，不仅唱出了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抒发了一代青年投身革命的兴奋、喜悦和自豪，大家无不感慨：延安的歌声是火热激情的流露。
曾在中国女子大学学习的鲍侃回忆：每逢大型集会，就有一列列整齐的队伍，从山沟里、山腰上，从四面八方赶来。中央学校、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军事科学院成千上万的青年，汇合在山沟峡谷口的开阔空旷的广场，立刻成为人头拥挤、歌声琅琅的海洋。你拉我唱，我拉你唱，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没有乐器伴奏，没有麦克风扩音器，一场大会下来，很多人嗓子都唱得嘶哑了，心里却美滋滋的，期待着下次集会再出风头。
延安的歌声是革命力量的展示。团结抗日、救亡图存，是延安歌声的主旋律。一次长篇大论的演讲，往往不及一支歌曲的力量大。无数个体的声音汇成一个声音，一种共同的理想信念被歌声传递着，从而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力量。当时千百万人就是被歌声席卷起来，踏着统一整齐的步伐，奔向抗日救亡的战场。
延安的歌声是乐观精神的体现。当时的延安，物质生活虽然贫乏，但人们的精神始终是昂扬向上的。生长于厦门一个富裕家庭的名媛莫耶，淞沪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她晚年回忆这段生活说：“对于我这个十九岁的女青年，延安，是孕育乐观向上性格的深厚土壤，是培养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温床。我走路想跳，张口想唱。大家歌声和着歌声，歌声引着歌声。歌声就像生活中的空气、阳光，没有歌声，生活便会窒息。”在延安无处不在的歌声的感染下，莫耶不仅热爱歌唱，还创作了经典名曲《延安颂》歌词。
如今，延安时期的歌声虽然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义勇军进行曲》那激昂的旋律、《黄河大合唱》那雄宏的气势仍不时在耳畔回响，在眼前闪现。那是民族的吼声，是时代的呐喊。它如催征的战鼓，似进军的号角，永远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奋勇前进。
晚会、舞会、秧歌是主要娱乐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物质生活是很困难的，但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这里主要从晚会、舞会和秧歌来看边区的日常娱乐生活。
（一）晚会
边区的晚会是有传统的，在苏维埃时期（1931—1937），逢到纪念节日必定举行晚会，星期六或星期日的晚上也经常举行晚会，有时为了欢迎新来苏区的人物也会组织。晚会是当时苏区唯一的业余娱乐活动，很受大家欢迎。
到延安后，各种晚会更加富有特色，举办十分频繁。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重大会议或重要客人来都要举行晚会，节目有音乐、话剧、京剧、合唱、相声、秧歌剧、快板……应有尽有。
延安各单位的礼堂、大厅，新旧剧场乃至庙宇的戏台、单位的院落都成为举行晚会的场所，普通市民较集中的新市场有常设的剧场，偶尔鲁艺的学员也在八路军司令部的大礼堂公演。党政军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免费观看。中央大礼堂是举行晚会最多的地方，在一些节假日或为欢迎某位重要人物时，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肯定演戏。逢到晚会，除非天下大雨或大雪，山路不好走，不然大礼堂总是挤满了人，从来不会有一个空座位。所以，在延安工作过的人几乎都有过在中央大礼堂看晚会的经历。
其间，延安的各种剧团也利用农闲的时候到边区各地巡回演出，送戏下乡。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边区不同层次的剧团和宣传队纷纷走向基层，为老百姓服务，使边区乡村民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更加活跃和丰富起来。而民众看戏的热情很高，不论演什么戏，在什么地方演戏，群众都积极踊跃观看，人山人海，形成一道特殊的风景。
（二）舞会
舞会，这种娱乐方式的引入与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有直接的关系。她在抗战初期访问延安期间，看到中共领导人单调的生活，就有了教他们学习跳舞的想法。在史沫特莱的鼓动下，交际舞在延安迅速兴起，从1937年到1942年，周末舞会便成为延安高层业余娱乐生活的主要方式，并逐渐普及到了延安的各个角落。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级别最高的，经常有首长光顾。蓝家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还供应饮料。但是，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而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化装舞会。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桶改做而成。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1941年春转赠鲁艺。
起初，在一些共产党人的眼里，交际舞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东西，因此，交际舞在延安刚兴起就遭到了抵制。但交际舞潮并没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为有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更加时兴起来。
后来，随着整风运动的全面展开，经过整风“审干”运动，1943年元旦以后，交际舞会从基层逐步消失。偶尔还有的交际舞会，都是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枣园中央小礼堂等最高权力机关很小范围内的高层娱乐活动。
（三）秧歌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边区兴起了新秧歌运动，于是扭秧歌成为边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
在延安经常从事秧歌工作的，主要有鲁艺的文艺工作团、留守兵团政治部、边区文协的戏剧委员会等。1943年开展秧歌运动时，延安共有32个秧歌队，差不多每个机关都有一个。1944年发展到高峰期，全边区共有600个民间秧歌队，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再后来竟然到了千余个。据丁玲后来回忆，在边区人民中，每12个人里面必有一个人是扭秧歌的。
新秧歌运动兴起后，秧歌成为边区民众最普及的娱乐活动。1944年春节，延安竟成了秧歌大会，延安出动的秧歌队有27支之多，创作了150余种剧目。新秧歌运动的普及不仅丰富了边区民众的生活，而且在动员民众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边区人民用自己的艺术，颂扬了自己的政府、军队，歌唱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教育和改造了人民自己，真正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
红色体育活动遍地开花
中共中央在战火纷飞年代，就十分注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军民体质。
早在1932年就在福建长汀南寨广场，中央苏区举办了首届游艺体育运动会，这是苏区最早的运动会。193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央政府又在瑞金叶坪红军广场举办了全苏区第一次大规模的体育盛会，这就是著名的“五卅”赤色体育运动会。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后，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体育运动开展更加广泛。团以上单位、各学校均设有专管体育的部门。1937年5月，延安举办了“五一”运动会，8月举办了“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1938年贺龙创建的“战斗篮球队”与抗大组建的“东干篮球队”，在边区影响很大。1939年5月在延安举办了首届青年节运动大会。1940年5月延安体育会成立，李富春任名誉会长。1942年1月延安新体育学会成立，朱德任名誉会长。1942年9月1日，延安隆重举办“九一”扩大运动会，朱德任会长，毛泽东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后来，边区政府决定每年9月9日为“体育节”。
延安时期的红色体育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贺龙同志提出“体育运动军事化”。军事体育是抗战时期边区体育的主要内容。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动员运动大会上指出：“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在与敌人长期斗争中取胜，所赖于比敌人更能动手动脚”，“尤须要有体育运动以锻炼我们的身躯”。在1943年《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中再次强调：“体育课应加简单的军事训练，学习侦查、通讯、站岗、放哨、坚壁清野、埋地雷等实际技能，培养迅速敏捷、灵活机动的生活习惯。”这种突出军事体育的思想，让体育活动更富战斗性，直接为抗战服务。
延安时期的红色体育具有广泛的大众性。边区体育是全面面向广大工农兵学商群众的。不仅学生、干部和军人有权参加体育活动，工人、农民和市民同样有权参加体育比赛。1942年举办的“九一”扩大运动会，据统计参赛人数达到1766人次，是边区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会。参赛选手，上至中央首长，下至普通百姓，有工人、农民、军人、学生、艺人、公务员、市民和商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回族、苗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兄弟，还有朝鲜人、蒙古人、日本人。这在当时边区以外是不可能做到的。
延安时期的红色体育具有丰富的多样性。李富春同志在《开展体育运动》一文中说：“体育运动有种种方式，不要限于田径赛、球类赛、角力赛；不要限于在运动场内，要研究普及大众化的方式及场所，要把适当的生产运动使之体育运动化，要把大众习作的东西体育化。”这种扩大体育范围、进行体育革新的思想，有力地促进了陕甘宁边区体育的发展。1942年举办的“九一”扩大运动会，比赛项目设有田径、篮球、排球、游泳及武装爬山、障碍、射击、投弹、网球、足球、棒球、马术、赛马、跳水、举重、舞蹈、武术等，颇有现代体育的雏形。1941—1942年，边区还把体育融入大生产运动，带入田间地头和工厂车间，周恩来就参加了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
延安时期的红色体育还具有经常化的特点。在关于延安边区体育的文献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将体育活动作为制度，把体育运动当作长期工作来做。1942年9月5日，《解放日报》刊登朱德总司令的题词：“运动要经常”。同年，2月5日《解放日报》提倡“十分钟运动”，包括球类活动、柔软体操、太极拳、八段锦等。运动形式灵活多样，参加者可任选一种，坚持天天练习，长年不间断。在节假日举行体育比赛，以广泛宣传体育，提高群众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春天、秋天进行球类比赛，夏天进行游泳活动，冬天进行滑冰活动，一年一次大的运动会。
延安时期的红色体育运动，为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的发展，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为了继承和弘扬红色体育文化精神，2010年8月26—28日在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举行了全国首届红色运动会；2011年6月26—28日在革命老区甘肃庆阳举行了全国第二届红色运动会。全国一些高校也相继开展红色运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