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没有准头儿
现代人是时间的奴隶。每天被闹钟叫起去上班，上班的时候还不时被提醒：到了开会的时间，到了吃饭的时间，到了乘车的时间……没有了钟表，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能想象的。可在延安时期，钟表是非常珍贵的稀罕物件，只有少数战斗指挥员才配备有，其他的还得靠原始的办法来计时，主要有五种。
第一种是吹号。部队集体生活的作息时间，如起床、熄灯、一日三餐、集合集会等都是以号角为指令。
第二种是焚香。担任站岗的战士以焚香轮流换岗，一炷香大约一小时。
第三种是敲点。在窑顶上悬挂一个大铁圈，由办公室专人负责看着闹钟按时敲点。仿效外洋轮船报时的方法，从晨五时到晚十时，每小时报一次时间，以四小时为一组，一、五、九同样报法，二、六、十也同样报法，使大家心中有数，不会误会。这种方法最初用于延安中央医院，建院之初，他们在延安城南门外的新市场买到一个旧闹钟，如获至宝，便开始用敲点的办法全院共享。
第四种是沙漏。从延河边找来细白均匀的沙子，放在细长的中间束身一次只能流通过一粒沙子的玻璃管中，计算出一秒钟流通过的沙子数，装置一定的沙子后，再将玻璃管封闭即可。有15秒与30秒两种，使用时可以来回倒两次或四次，便是一分钟的时间。一开始在医院里使用，用以计算呼吸，数脉搏。后来大生产运动中，在1943年6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予以介绍推广。
第五种是日晷。利用观察太阳的变化来计时。一开始，在广场上画一个半圆，在圆心部位竖一根短棍，随太阳的移动刻出标记。1—12表示钟点，两个数字间再刻出6个小格，1个格表示10分钟。这样，只要看一下棍的倒影，就可以大概知道几点几分了。后来，由延安自然科学院设计出石质日晷，延安的很多单位，如杨家岭、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等也都陆续安装了这种计时工具。其中，安置在延安自然科学院的石日晷，1947年为躲避国民党进攻，埋藏于地下，1953年挖出，并作为革命文物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
正是因为计时方法的多样化、原始化，加上天气经常不好，日晷无法使用，即使少数中央领导人手中有表，但缺乏统一标准，造成了当时的延安，没有准确的时间观念，或者说时间概念很淡薄。遇到集体活动、庆祝盛典、群众集会，就无定时，什么时候领导到场，便什么时候宣布开始，来早的只得靠唱歌、拉歌打发时间。
其实，延安早期就根本没有标准时间，靠的是用行政的办法来统一。直到1944年5月，因建设国际电台的需要，在英国人林迈克的建议下，才正式使用中国中部标准时间。
狼与虱子成了“侵略者”和“革命虫”
陕北地区，地广人稀，干旱少雨，素来狼生野外，虱生农家，这两种大自然的生物与生活在此的人们总是相随相伴，怨缘远结，难解难分。延安时期，狼被描述为“侵略者”，像敌人一样受到舆论与暴力的追杀；而虱子却被戏称为“抗战虫”，借以考验知识分子投身革命、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的意志信念。
狼多到什么程度呢？每当深夜，人们在睡梦中总能不时听到狼的嚎叫，就像有人在黑夜中哭泣，让人感到恐怖。在清晨与黑夜，经常能看到一群一群的狼出来活动，它们见了人多就跑，如果是一个人，就上来咬，军民饲养的家禽、牲畜常被咬死吃掉。
1946年5月，在第三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参议员李国芬、刘建章、郝显德等八人提案《积极提倡奖励打狼，以免伤害人畜案》，认为“边区各地多山广林，一年四季狼豹三五成群伤害牲畜很多，甚至吞噬小孩亦屡见不鲜，尤以延长、固临、志丹、甘泉等县为甚，如不积极打杀实属有碍人财两旺”。此项提案顺利通过。随后，边区政府颁布命令，号召各级政府积极打狼。但随着1947年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此项命令曾一度中断。1949年后又恢复执行，陕西各地都涌现出一批打狼英雄。到90年代初，整个商州地区只剩下十几只狼了。
与狼的命运截然不同的是，虱子却被革命队伍所容忍接受。因为从江西苏区到陕北，长征路上食不甘味，寝不暖席，虱子早就相生相伴了。在延安，无论男女，无论知识分子或工农干部，对此都不屑谈；高级干部、参政议政的议员们，一边商讨着建设边区，抗击日寇等大事，一边也按死几只虱子，这是平常的情景。
其实，对待虱子肆虐问题，当年的延安军民不是不想消灭，实在是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据傅连暲的女儿傅维芳回忆，“我记得小时候捉虱子，多极了，每个人身上都爬满了虱子，那时刚从老乡家中接回，又脏又瘦。上保小后，虱子也挺多，经常是太阳晒，开水煮的。虽然采取了种种措施，但虱子横行始终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在延安工作过的医生们也回忆，他们在医护中最难对付的就是虱子，那时条件艰苦，没有衬衫换，一身棉衣，白天穿在身上，夜晚还要靠它取暖。一进到病房，一接触病人，鞋上、身上就爬了无数的虱子，你打它跳，无法消灭干净。最麻烦的是年纪小的女孩子，那些“小动物”最喜欢把家安在她们的头发里，所以她们干脆推光头，让虱子无处藏身。
虱子不但咬人，还传染疾病。1941年、1948年延安两次出现“回归热”（一种由回归热螺旋体引起的急性虫媒传染病）潮，虱子就是传播源之一。怎么办？后来有人想出办法用火烤，把藏了虱子臭虫的铺草换下来，燃起篝火，两人一组，拉住四个被角，把被子展开在火上烤。这法子还灵，虱子一受热，便往火里掉，劈里啪啦，像爆米花一样。这种办法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情况已大为好转。还有的用水蒸，砌一个大锅台，装一口大锅，四周砌上1.5米高的围墙，锅里注满水，上面装上木架，把伤病员的衣被装进去，顶上盖严，用大火烧水，蒸两个小时，取出晾干，把死虱甩打掉。《解放日报》也专版介绍虱子的种类、特性、消灭的办法。不过灭虱、防虱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常洗澡，常换衣服。总之，讲个人卫生是最好的办法了。可惜的是，这最好的办法，恰恰是当时最难办到的事。那时的延安一直缺水，到了冬天就没法洗澡了，夏天只能在延河里泡泡。
据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回忆，国民党的很多关卡都过了，冒着生命危险到延安来，第一道试题就是虱子，它对人的意志和耐心是个考验，你是不是朴素，是不是跟群众打成一片，是不是还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问题，虱子说了算。因而，虱子也就获得了“抗战虫”“革命虫”美名。
“二流子”成为改造对象
“二流子”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39年延安报刊中。此前，延安的老百姓将这些人统称为地痞、流氓、“爬鬼”“二流答瓜”等，这些人大都是以不正当的活动如赌博、偷盗、欺骗、巫神、土娼等谋生，都是些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好吃不做、混吃混喝的懒人。
据资料记载，1937年前，延安全市人口不到3000，地痞流氓就有500，占人口总数的16%。1937年，延安县约3万人，二流子就有1692人，占总人口的5.6%。以此估算，陕甘宁边区140万人口中，二流子约占7.8万。于是，1939年延安县和华池县率先发起改造二流子，以改善社会风气和社会生活方式。到了1942年，为配合大生产运动，边区政府也随之开展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二流子改造运动”。
改造“二流子”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工程。其中，如何认定二流子，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早期由于标准不统一，村干部常常为某人是否是“二流子”、是“全二流子”还是“半二流子”讨论到深更半夜，争得面红耳赤。后来，经调查研究，作出如下划分：①完全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如偷人、招赌博、贩卖违禁品、拐骗、做巫神、当师婆、胡挖乱抓，只要能作为生活手段，汉奸特务也干……维持生活者为二流子；②有正当职业，又兼靠不良行为为生活手段者为半二流子；③至于完全靠正当职业为生活手段但是染有不良嗜好或不良习气者，如本人有不良嗜好，但不靠卖违禁品为生活，耍赌博但不靠招赌生活，积极生产但又大吃大喝等，不算二流子，而应称作有不良嗜好或有二流子习气的公民。（1944年版《陕甘宁边区二流子改造》）
认定了二流子的划分标准，接下来就是对症下药地进行改造了。对此，边区政府提出了“说服教育为主，法令限制为辅”的二流子改造方针，除强制劳动外，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和措施进行改造。
一是说服教育，加强思想改造。不少地方党政机关领导对二流子亲自教育，同时发动农村中有威望的人士和劳动英雄结对帮助改造。在感化方面，还让二流子观摩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使其看到劳动英雄的荣耀后受到教育和感动。各地的民间小调、童谣和秧歌剧中都融进了激励二流子改变的内容。
二是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二流子由于多年惰于生产，生活水平日益下降。因此，在改造过程中，对已失去土地，或缺乏工具、畜力、种子等生产条件，家中无粮，又无路求职的人，边区政府都尽力帮助。这些问题的解决，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改造的信心。
三是组织起来，进行相互督促。一种让他们参加开荒队、开荒合作社、变工队等组织，以劳动积极者来监督，使二流子很快养成劳动习惯。另一种制定公约，将二流子编成小组，指定村干部和党员为组长，通过耐心地帮扶，改变他们的行为。
四是定期举行二流子坦白反省会。让改造好的典型二流子以身说法，去感动号召其他二流子反省。另外，有的地方还组织了别开生面的“二流子展览会”，即在群众生产动员大会的一侧，陈列着二流子的“法宝”——烟具、赌具、神案、佛像、三尖刀等，然后要二流子坦白这些东西如何使自己倾家荡产，许多巫神也当场坦白过去骗人的招数与罪恶。
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下，二流子改造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1943年初，边区二流子有9544名（新标准后划定），到年底便改造了5587名，占58.8%，剩下的二流子经过1944年和1945年的改造，也大多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抗战结束前，陕甘宁边区的二流子基本上改造完毕。
对二流子的成功改造，大大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发展，稳定了边区的社会秩序，改善了边区的社会风气，当地也成了无妓女、无乞丐、无小偷的文明社会。访问延安的黄炎培先生和许多外国记者都盛赞边区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的良好，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毛泽东评价此运动：“是布尔什维克的好经验，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了人民的拥护，巩固了社会的安宁。”
别样浪漫的革命爱情
电视剧《延安爱情》，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文艺界人士投奔延安追求革命真理和别样浪漫的爱情故事，描述了剧中人彭登科和苏贞跨越一生的爱情纠葛。当年像这样的婚恋在抗战后一桩接一桩。
红军初到延安，并没有人倡导婚恋，更没有谁将婚姻二字摆到会议上，写在文件上，甚至平时也不常诉诸言谈之间。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革命者也不例外。抵达延安后，将领们的第一轮婚姻，大多是与为数不多的从长征过来的女性成家，他们生死相携，漫漫征途与频繁的烽火无形中充当了“红媒”，延安成婚，水到渠成。第二轮姻缘，一方面从米脂县找，该县乃陕北首富县，女子绝大多数上学识字，于是，便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在军队内部，米脂县被戏称为“丈人县”；另一方面从各地汇拢来的知识女性中寻找。
陕北13年，如《延安爱情》中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有多少，从来没有谁详细统计过。其中出名的有：毛泽东与江青、刘少奇与谢飞、王稼祥与朱仲丽、邓小平与卓琳、彭德怀与浦安修、林彪与叶群、罗荣桓与林月琴、罗瑞卿与郝治平、刘伯承与汪荣花、贺龙与薛明、徐向前与黄杰、肖华与王新兰、陈赓与傅涯、王树声与杨炬、张学思与谢雪萍、郭小川与杜惠、舒同与石澜、潘汉年与董慧、郑律成与丁雪松……据统计，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的。
延安时期的婚恋有以下五个特征。一是组织点谱。很多婚姻“线”由组织来牵，思想工作由组织去做。二是个人追求。每到周六下午，延安女大校门十分热闹，女大学生谑称：“礼拜六，四郎探母了！”周六是规定的团圆日，亦称“阵地战”，其他日子相聚，呼为“游击战”。三是速战速决。从相识到结婚时间很短。四是婚事简朴。有的在打谷场上，油灯底下，一把胡琴伴奏，穿着草鞋跳舞就算举办了；有的粗面馒头、洋芋片、开水当酒，简单招待，大多数延安婚礼只能吃到花生米，俗称“花生米婚礼”。五是蜜月倏忽。因战事频繁，很多成婚的一两天或三五天后，便挥手而别，男儿一人或夫妻二人各自投入了战争。
那时的延安，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精神生活丰富，经常可以看到众多的情侣陶醉在延河边，弯弯曲曲的延河，到处留下双双对对幸福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