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自觉地、主动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民族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1938年11月25日，该报告以《论新阶段》为题，发表在《解放》第五十七期上。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一提出，立即引起与会同志的高度重视，张闻天、王稼祥、陈云、徐特立等同志都对这个命题的重要意义作了强调，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个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以及对相关问题的科学阐释，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明确提出，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消化苏联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道路，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注入了新活力。后来，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多次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缩影。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形成
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思想上掀起的大规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为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1939年10月和1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对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应该是怎样的，其发展前途是什么等问题，做了系统的阐述，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在科学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作了详尽完整的论述。他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前一阶段的革命，才能去进行后一阶段的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要在这两个革命阶段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也是不容许和走不通的。
第二，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党内首次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由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革命的历史特点决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开辟了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已不再是旧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在中国，从五四运动开始，无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已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也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的核心思想。所以，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已经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第三，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纲领。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济纲领是将具有独立性质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实行“节制资本”的政策，允许那些不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文化纲领是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同时，还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领导权和发展前途等有关重大问题的全面论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党的建设等方面得到全方位、多层次的展开，不仅具备了完整的理论形态，而且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科学理论，粉碎了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方面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并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为中国民主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形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理论。《〈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表，表明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的发展而达到成熟。这个结合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加，而是一个艰苦的理论创造过程；也不是一般的理论创造，而是理论的飞跃，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升华，不是解决了个别理论问题，而是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种升华，不是回答了革命某一小阶段上的问题，而是回答了整个革命大阶段上的问题。所谓理论飞跃，就是认识和掌握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
需要说明的是，在标志着代表毛泽东思想宝库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共收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撰写的文章159篇，其中在陕北撰写的就达112篇，占到70%还多，其中又有92篇写于延安。《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编选范围从1927年8月到1972年12月，总共3962页，而写于陕北十三年的文稿就有2343页，约占文字总量的60%。《毛泽东文集》8卷共计802篇，其中在陕北时期写的就达385篇，占48%。同时，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大量翻译和出版，党的其他领导人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实际，取得了重大理论成就，丰富了党的理论成果，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起了添砖加瓦的作用。其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陕北的重要著作，收入《刘少奇选集》的27篇，收入《周恩来选集》的37篇，收入《朱德选集》的27篇。在这些文字数量的背后，是引领和号召一个时代并穿越时空的真理的品质和价值。
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第一人
1943年7月5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为纪念党成立22周年和抗战6周年，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的文章。7月8日，该文在《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文章详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22年的历史，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他在文章里写道：“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理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王稼祥把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作为同一个历史过程。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苏维埃运动和最近六年来的抗日战争中壮大起来的。毛泽东也是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生长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国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他还特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保证”。
以上这些深刻论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涵。这充分说明，王稼祥在全党酝酿的基础上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科学概念。这同时表明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已日渐进入成熟阶段，即形成一整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论、策略、方针。此后，“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也逐渐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的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逐渐多起来了。王稼祥作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首创者的贡献是应当肯定的。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鲜艳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奋斗的历程。插红旗的V形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七大的重大历史性贡献之一，就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从根本上说，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是由于它的真理性，及这种真理性在实践检验中一再得到证实。当然，所谓确立，还要有党规党纪的保证，这就是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是，党内一些领袖人物和理论工作者的宣传倡导，也起了重要作用。刘少奇是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第二部分，即“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刘少奇明确指出：“党章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特点。”“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党的七大就完成了一件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七大党章第一次有了指导思想的条文。我们党在1922年召开的二大制定了第一个党章。三大、四大、六大都修改了党章，1927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修改了党章。因此，在七大以前，共有五个党章。但是，这五个党章都没有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条文，也没有在有关条文中提及。这说明，虽然我们党从成立时起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但在党成立之初的一段时间内，党处于自己的幼年时期，从全党情况看，对理论旗帜问题的认识不很明确也不很深刻。而党的七大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概念，充分体现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基本要求。这是我们党的建设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造性举措，创造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