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初步形成
众所周知，红军长征期间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决定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不久，政治局常委又进行了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这是一次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历史性会议，也使毛泽东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并获得了最高决策的参与权，为延安时期正式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胜利到达陕北。长征的胜利，以不争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政治路线的正确，对进一步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1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首次在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最高军事领导地位。在8月下旬召开的党的洛川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最后确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战胜各种错误倾向的挑战和斗争之后形成的。抗战初期，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是不甚理解和不甚放心的。于是，派所谓“熟悉国际形势”而又富有朝气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及主席团成员又深受共产国际领导欣赏的王明，便以国际路线的代表自居，回国伊始就对中央的工作横加指责，并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批评。在他的倡议下，会议对中央领导层进行了调整，决定不设总书记，实行书记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并增补王明等人为书记处书记。这样，王明就对已经开始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构成了挑战。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央根据王明的提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三月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继续宣传他的右倾错误主张。由于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虽有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在会上抵制，王明的主张仍被与会大多数人所接受。会后，王明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顾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不同意见，写了题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显然，王明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获得了优势，使毛泽东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由于王明与以毛泽东、张闻天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矛盾加剧，甚至趋于公开化，三月会议决定派任弼时为代表，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抗战路线和党内领导层的情况，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有较多的了解。任弼时在汇报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指出：“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的正确已经完全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任弼时实事求是的汇报，改变了共产国际对中共抗战路线和毛泽东的认识，也使共产国际领导人认识到王明第二次回国后所推行的错误做法。1938年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和任弼时即将由莫斯科回国。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王稼祥、任弼时进行了重要谈话。季米特洛夫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就不要再争当领袖了。共产国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上级，季米特洛夫的谈话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对毛泽东与王明右倾错误的斗争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央作了政治报告，会议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进一步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表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在党内得到充分认可，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的艰巨任务，只待在组织形式上的最后确认。正如彭德怀在会上发言说的：“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会后，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他虽然仍然主持会议，但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由毛泽东作出决断。
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从1941年到1945年开展的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清除了“左”、右倾错误的影响，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也为全面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作了重要准备，特别是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在党的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给革命造成危害最大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彻底清算，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也使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将得到最终确立。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担任宣传和组织委员会书记。这样便从组织上明确了毛泽东作为党内的最高领袖。同时，刘少奇和任弼时第一次进入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走上了中央主要领导岗位。这就从法理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核心地位，刘少奇、任弼时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从这次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不再担任书记处书记。会后，被称为“明君”的张闻天正式离开书记处，也正式离开自遵义会议以来担任了八年的党的总负责的岗位，选择自己熟悉的宣传、教育工作。
在整风运动进行到总结阶段以后，1944年5月21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为党的七大作进一步准备。全会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5人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决定全会其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这是一次继一年前中央机构调整后更为重大而深刻的组织变动，把书记处的职位由3人和政治局的职位由12人合变为5人，实质上是新旧中央机构的更替。它一方面是主持筹备中共七大的临时机构，一方面是党的全面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由于六届七中全会一直延续到中共七大前夕，长达11个月，这种工作方式自然地构成了一种崭新的领导格局。其间，作为中央新的领导集体的五人主席团，团结协作，完成了中共七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澄清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进一步为全党所认识。《决议》明确写道：“24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们党的抗日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生动证明。……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此基础上，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大会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12个醒目的大字。5月14日，刘少奇在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指出：“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有了一个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毛泽东。我们的毛泽东，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他已为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所熟悉，他之成为我们党和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正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在6月19日举行的七届一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选举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领导集体的新的书记处。从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具有威信、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邓小平曾经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正是因为有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人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了八年民族解放战争，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正是因为有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抗日战争胜利后，党领导人民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后，党又领导人民战胜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离开陕北时，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立新型的国家政权，共产党由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执政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