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既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辖行政区，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承认的一个特区，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执掌政权的地区。1937年，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使之成为全国民主政治的先导。中国共产党在制定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设计中国未来蓝图的同时，也把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作为试验区进行实验，党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各项政策，都是在这里首先得以贯彻实施并取得了成功，成为新民主主义的示范区。正如毛泽东所说：“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1938年7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民主政治的模范区
民主作为人类文明崇高的社会目标，历来为人们心驰神往。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权建设中得以全面贯彻，陕甘宁边区在全国率先实行民主政治，“将23县全部民主化，造成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这里的民主政治，不是徒具其名，而是有名有实，真正实现了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当家做主，参加国家的管理。
第一，陕甘宁边区建立并真正实行了广泛、平等、不记名和纪律严明的民主选举制度。在边区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是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承诺。为此，1937年5月颁布《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中规定：除了汉奸、依法被剥夺公民权的罪犯及精神病患者外，“凡居住在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18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中共中央在《关于进行特区政府民主选举的指示》中指出，这次选举总的方针是：“要使特区成为抗战与民主的模范区域，去影响与推动全国的民主运动，改造南京的政治机构，实行全面的全民的抗战，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到会参议员146人，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以及《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法规及重要提案十二件，初步确立了边区的抗日民主的政治制度。会议选举出边区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和常驻议员，高岗当选为议长，谢觉哉为副议长，成为各抗日根据地最早建立的正式的民意机关。会议还选举出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林伯渠当选为主席，高自立为政府副主席。因为林伯渠既是国民党的元老，又是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而且具有政府工作经验，是担任这一职务的最佳人选。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和边区第一届民选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边区的民主政治，从内容到形式得到了完善，名副其实的抗日民主政治初步确立。对此，毛泽东指出：“特区政府在中央的领导下，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施抗战和普选的民主政治，作为全国民主政治的先导。”经过广泛的组织发动，1937年5月到11月，1941年1月到11月，1945年3月到1946年3月，边区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选举运动，每次选举运动，都是通过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发表竞选演说、差额选举、看政绩、罢免制、发挥新闻的舆论作用等形式，选举出自己最为信任的官和政府。许多地方除看家、出外、有病的人以外，差不多全数参加选举。许多不识字的农民，没法写字，就创造了“掷豆子”等方法进行选举。他们对选什么人非常关心，非常慎重，在选举过程中，选民严肃谨慎地提出和审查候选人，看他们是否对抗日工作“矢忠矢勤”，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在生活作风上犯过错误，而且候选人要当众说明自己的政见和施政方针，争取选民对自己的了解，接受选民的审查。在经过反复热烈的讨论后，选民才投上自己庄严的选票。在极端紧张的抗日战争环境下，人民群众之所以对共产党领导的选举有如此高涨的热情，是和选举真正地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密不可分的，选民完全有自由决定自己的选举对象，选举结果和选民利益有着切实的联系。那时，贪赃腐化、欺压群众、不能胜任的干部在边区是难以站住脚的。中国农村的民主传统是极其缺乏的，普通的农民第一次有权直接选举自己信任的官，参与管理国家大事，民主参政意识普遍得到提高，与国统区的一党专制的垄断政治形成鲜明的对照，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变化。
第二，陕甘宁边区的各级参议会是名副其实的民意机关，使人民真正参加国事的管理。1938年1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根据同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的《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决定将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随后，陕甘宁边区相继召开了各级参议会，建立了各级参议会机构，选举产生了各级政府。边区的各级参议会虽然是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组织条例建立起来的，但它结合边区的实际情况做了许多实质性的修改，因而它和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及各级参议会有着原则性的本质区别：一是国民党的参政会和参议会的议员是通过“遴选”产生的，而边区的各级参议会是经过自上而下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投票普选产生的，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二是国民党的参政会和参议会基本上实行的是一党独裁制，实际的权力集中在蒋介石一人手中，而边区的各级参议会则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凡是重大问题，个人无权决定，必须集体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三是国民党的参政会和参议会仅仅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对国民政府只有询问和建议的权利，而边区的各级参议会不仅是民意机关或人民代表机关，而且是边区的政权机关，各级行政长官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并有罢免各级行政长官之权；四是国民党的参政会和参议会对中国政治的改革和社会的发展基本触动不大，有些方面甚至起到了阻碍作用，而边区的各级参议会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兴利除弊，关心民众疾苦，推动社会进步，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革新精神，使边区的各项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第三，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民主是抗日人民的民主，一切抗日的人民都享有真正的广泛的民主权利，享有真正的政治自由。陕甘宁边区建立后，制定了许多法律和条例，其中最多的是体现保障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包括人民有参政权和作为个人所应享有的一切基本权利。《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的罪行之自由”；“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确定私人财产所有权”；提高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增进军队与人民的团结，加强优抚工作；在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中，保证“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等等。由于民主政治的实施，陕甘宁边区不仅各民主党派有合法存在和进行抗日活动的自由，而且广大民众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边区民众依据法律和自由的原则，建立了各种群众团体，如工会、农会、商会、妇女联合会、青年救国会、学生会、儿童团等。还有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及文化学术团体。边区民众的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民众团体，例如，各业工人有95%加入工会，农民全体进入了农会，妇女70%以上加入了妇女救国会，绝大多数青年加入了青年救国会。为了保障边区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应有的权利，边区政府还实行了一系列民主政策，如既减租减息，又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一方面改善工人生活，一方面加强劳动纪律和劳动政策，发展农、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政策，以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政策等。这些政策协调了各抗日阶级和抗日阶层之间的关系，调动了各方面抗日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边区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不仅如此，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政治，还体现在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的高度统一。边区人民不仅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对边区各级参议会和政府的工作，都有权“检阅”和“评价”。政府人员如有不称职的，人民有权罢免。这种高度的民主权利体现在上至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下至每个自然村的政治生活之中。对于这种直接民主的效果，谢觉哉评价，“这种直接民主的下层组织，我们是建立了。有的做得很好，发扬了民主的积极性，提出了而且解决了许多上级政权机关没有想到或没有办法的问题，因而其文化经济政治的进步及抗战动员，表现出出人意想的成绩”。
第四，陕甘宁边区在统一战线区实现了民主化。在边区23个县的范围内，除原先的苏维埃区以外，还有“统一战线区”，即未经过土地革命，也没有成立过民主政府的地区。统一战线区的基本特点是存在“双重政权”局面，即在同一个县的区域内，存在着两个政权、有两个县长：一个是民主政权，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县长；一个是国民党政权，由国民政府委任的县长。两个政权实行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造成了边区内部在政令上的不统一和对立。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时，国民党军队在边区外部侵袭，国民党在边区的地方政权则在“中间”破坏，内外夹攻。中共中央于1940年初作出决定，把专事“摩擦”的“县太爷”赶走。2月，统一战线区的“县太爷”全部撤离边区，从而结束了边区范围内的“双重政权”局面，实现了边区在行政上的统一，为统一边区的政令奠定了基础。随即，统一战线区开始“民主化”（当时叫“边区化”）。统一战线区“民主化”的主要标志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为此，边区政府于1940年4月作出了《关于新区行政工作的决定》，规定了在统一战线区实行“民主化”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根据这个决定，在统一战线区集中的绥德和陇东两个分区，分别召开了分区和县两级的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了临时政府委员会，成立了两级的民主政府，从而实现了边区政令上的统一。
第五，陕甘宁边区普遍建设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原则，即在人员分配上，规定为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同年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当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谢觉哉在分析为什么要坚持“三三制”时，指出了中间阶级在中国的重要性：“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中间阶级。任何一个政党的政策，如果不照顾到中间阶级的利益，不尊重中间阶级的参政权利，要把中国的事情弄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也指出：“共产党员只有与多数非党人员在一道，真正实行民主的‘三三制’，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也才能使党的生活活跃起来。如果由党员包办一切，则工作一定做不好，党员也会硬化不进步。”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新区行政工作的决定》，在陇东分区、绥德分区和富县进行建立“三三制”政权的试点工作，先后选举建立了乡、县两级临时参议会和政府。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边区政府决定于1941年2月至10月进行边区的第二次三级民主选举。为此，中共边区中央局发出指示，强调：“边区自乡村起可以彻底地实行‘三三制’”，“不仅要实行于议会，还要实行于政府机关中”。1941年11月6日至21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的由边区中央局拟定，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一个从立法上落实“三三制”原则的纲领。大会在选举中，彻底贯彻了“三三制”原则，开明士绅李鼎铭当选为边区的政府委员、副主席，安文钦当选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在选出的18名边区政府委员和9名边区参议会的常驻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此后，“三三制”政权在陕甘宁边区逐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使得边区在各项事业中与党外人士的合作不断得到加强，也使得各项事业都有了较大发展。据1944年底的统计，陕甘宁边区党外人士担任各级政权中行政职务的有3592人。“三三制”政策的推行，使得边区在各项事业中与党外人士的合作不断得到加强，从而团结了边区内部的各阶级、阶层人士，把边区的政权建设推向一个成熟的新阶段。“三三制”政权的建设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典范。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的圣地”和“中国最进步的地方”，在横遭日寇凌辱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神州大地上，民主廉洁的延安犹如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为世人所瞩目。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指出：抗日民主政府是今后民主中国的模型。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试验田
陕甘宁边区是贯彻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最早和最为成功的地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唯须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发展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证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等。
根据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适合边区实际的具体政策，不仅使边区的各种经济成分得以发展，也为其他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榜样。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包括公营经济、合作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封建残余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五种经济成分从形式上又分为公营和民营两个方面。边区的公营经济，就是由政府、军队、机关和学校所经营的农、工、商业，主要是农业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数万党政军学人员的生活费与事业费，是供给性的经济。边区公营经济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在整个边区的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比较少，但它在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中居于领导地位。边区的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由私人和集体所经营的农、工、商业，是为了解决边区140万人民的生活，同时又以赋税的形式供给政府和军队，支持革命战争。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是边区经济的主要成分，而当时军民需要的大部分也是农产品，农产品还可以出口换取工业品，因此，边区政府实行了“农业第一”的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并制定了发展农业的具体政策：一是发动农民开荒、修水利、改良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二是爱护与调剂劳动力，奖励移民；三是发展畜牧业及其他农村副业；四是实行低利农贷，活跃农村金融；五是按村按户帮助农民制定和实现生产计划。边区政府还改革了税制，按收入多少纳税，实行合理负担，在照顾工农利益，不加重其赋税负担的同时，又要团结地主、资本家抗日，不要把赋税全部压在他们身上。这些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边区的集体经济主要是手工业合作和各种劳动互助组织，是以生产合作的方法组织广大群众的劳力与资金，以普遍发展手工业，求得战时工业品的自给自足。边区政府大力推广生产合作社，扶持合作社工业的发展。据统计，到1944年，边区有合作社634个。其中延安南区合作社是边区办得最好的综合性模范合作社。边区的私人资本主义主要是商业。边区对它实行保护和鼓励其发展的政策，欢迎资本家到边区来投资，奖励工商业者扩展边区经济。几年间，边区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以延安县为例，1936年有私营商业136家，1937年增加36家，1938年和1939年各增加29家，1940年延安的私营商店就达297家。在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各种经济成分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就工业而论，据1945年统计，边区的公营工厂有101个，职工6354人；合作社经营的工业作坊235家，工徒约500人；私营工厂作坊和个体手工业工场，仅据绥德、陇东、三边分区的统计，有1425家，工徒2875人。此外，全边区有手工业工人15000余人；家庭纺妇约15万人。由于大家动手，公私并进，分散经营，以及采取以手工业为主的形式，使边区的工业品基本上实现了自给。边区的农业，公营经济的成分虽然有了发展，但个体经济的成分仍然占绝对优势。
边区经济形成了民营为主、公营为辅的经济格局，它们之间的作用和关系是：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人民的生活，同时以租税的形式援助政府和军队，支援抗战建国的事业；民营经济是当时边区经济的主体；公营经济是为了解决党政军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一部分，或主要部分，以便减少取之于民的部分，休养民力。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处理公私关系的原则，“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并提出：边区要把生产和教育作为“中心工作”，或“第一位的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边区政府确定了“生产第一，教育第二”的工作方针，努力发展边区的经济和教育事业。经过边区政府和军民的共同努力，1943年边区实现了“丰衣足食”，即“吃饱穿暖”。接着，边区政府又提出了“耕三余一”（即种三年地，余下一年口粮）的号召，向着“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方向迈进。边区本来不产棉花，1943年实现了棉花半自给。牲畜也有大幅度的增长。边区大部分农户家家有余粮，出现了“丰衣足食”的可喜景象。边区的商业，公营商业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公营商业的资本在商业资本中占绝对优势。以延安为例，1944年67家公营商店的资本与473家私营商店所拥有的资本相等，在绥德则占65%。私营的商店也发展很快，1942年延安有私营商店70家，1944年就增加到470多家，两年之中增加了近六倍。边区的公营经济原本十分薄弱。自边区部队机关学校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公营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开始成为边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具有重大意义。正如毛泽东指出：“这个成绩，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民族，都是宝贵的，这就是说，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式的国家经济的模型……新民主主义的或三民主义的国家经济。”
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因素，使各阶级各阶层都各得其所、安居乐业，不论贫富都要保护，都有资源工具进行生产，改善生活；各种经济成分在边区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互为依存，相互辅助，共同发展，这种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是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抗日战争的总任务相适应的，也是与当时边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一面旗帜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以教育为先。首先，陕甘宁边区把抗日救国的民族教育放在教育的第一位。在一切文化教育工作中，无论是国民教育、干部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把抗日救国的政治教育作为中心任务。通过抗日救国的政治教育，增强了边区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加深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激励了人民的抗日斗志。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各种形式的政治动员，并把抗日救国的政治动员转变为抗日的实际行动，如抗日的军队，支援抗日前线，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是科学的文化教育，在人民群众中倡导和宣传尊重科学，反对封建迷信。边区政府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欢迎科学技术人才。1940年，陕甘宁边区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和自然科学研究会，开展自然科学研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并把科学研究同军事技术、生产实践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结合起来。为了破除封建迷信，促使边区人民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向着科学和进步的道路发展，陕甘宁边区开展了“科学大众化”活动。针对当时边区的广大群众深受封建迷信观念的影响，有病不去求医，而去拜巫神，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全边区开展了宣传医学卫生常识，反对巫神的斗争，大力培养医护人员，组织医疗队下乡，为群众治病防病，破除封建迷信，铲除危害群众的巫神。
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最显著的特征是大众化。第一，它以陕北特有的文化底蕴，用不同的作品形式，如戏剧、小说、报纸、电影、音乐、美术等，塑造了大批新人物的形象，劳动人民在作品中成为真正的主人公。第二，它在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吸收陕北民间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创造出新鲜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如秧歌剧、板报诗、快板书、“信天游”等。第三，边区的文化工作者还奔赴战场，走向农村，下到连队，深入生活，学习工农兵，讴歌工农兵，文艺创作和演出空前繁荣，涌现出一大批至今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艺术佳作。因此，民众是革命文化无限丰富的源泉。第四，边区文化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亦即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文化教育的一切设施，如各类学校、民教馆、图书馆、游艺场等，以及各种教育，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干部教育、夜校、半日校、冬学等，都是为人民群众设立的，为人民群众所用的。
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召开了边区文教大会。会后，陕甘宁边区的党和政府为建立文教工作统一战线和开展群众文教卫生运动，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一是团结新旧知识分子，采取“民办公助”和“民教民”的办法，创办学校和组织识字组、读报组，进行群众教育运动；二是针对中西医“门户之见”互不通气，倡导合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为边区人民的健康作贡献；三是采取团结旧艺人和改造旧秧歌的办法，推行新秧歌，宣传新文化，为抗战、发展生产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服务；四是开展“崔岳瑞运动”（崔岳瑞为中医，以医道揭露巫神的骗术），教育、改造巫神，根绝巫神的迷信活动。边区政府采取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边区文教卫生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边区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础。
通过以上这些，陕甘宁边区成为繁荣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