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抗战的指导中心
经过西安事变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实现了全国团结一致的抗战局面。但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两党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并逐渐地形成了两条不同的对日作战的指导路线，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战场，形成了抗战中的两个指导中心。延安是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指导中心。中国共产党靠什么使延安成为抗战的指导中心？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战的武器和法宝不是别的，就是出理论、出政策和出干部。
延安出理论。这个理论，就是马列主义，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洛川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决定了到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的指导路线。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论持久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人民战争路线，指明了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前景，制定了一整套动员群众，实行持久战，在持久战中不断削弱敌人的优势、生长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抗战胜利的办法，成为指导抗战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在抗战期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抗日战争的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独创性理论——新民主主义，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战的最主要的思想武器。
延安出政策。这个政策，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中国共产党始终为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努力，并以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用长期合作以支持长期战争的原则出发，制定和实施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主要有：保障工人、农民，以及抗日的地主、资本家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实行“三三制”的政权政策；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既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待遇，又能使资本家赚钱的劳动政策；实行“公私兼顾”“民营为主”“公营为辅”的经济政策；实施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人民大众的抗日的文化教育政策，以及区别对待的除奸政策，等等。这些政策，不仅保障了各抗日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调动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而且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出的承诺，并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推动了全国抗战。
延安出干部。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干部的大熔炉、大学校。中共中央先后在延安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安吴堡青年训练班、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自然科学院和工人学校等30余所干部学校。在这些干部学校学习的学员，1938年有1万多人，1939年为3万多人。在整个抗战期间，为前线输送了约20万的干部，仅抗大及12所分校就培养干部10多万人。与此同时，还建设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党员由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发展到1940年的80多万，1945年七大召开时的121万。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党员和广大的干部广泛地联系群众，依靠他们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的目的。
总之，中国共产党以其关于抗战建国的理论和政策，依靠全党百数十万的党员团结和领导了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根据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和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军事战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的政治形势等问题。
12月23日，毛泽东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三个部分。（一）关于战略方针。指出：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二）关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三）关于行动方针。毛泽东指出：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1.5万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会议于当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根据中央决议，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了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提醒全党汲取1927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导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号召全党，在统一战线中要认真地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中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系统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从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会议决定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并对原有的政策作了调整。为了广泛地吸收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人民政权，所以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不没收富农封建剥削以外的土地，优待知识分子，保护和欢迎国外华侨，优待白军官兵等政策，以便争取和团结他们共同抗日。
瓦窑堡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表明，我们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会议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领导中国革命。
洛川会议，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七个月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民族矛盾代替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全面抗战，并具体制定、建立党领导抗战的纲领和政府，从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正确地分析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之后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在这种形势下，红军必须从正规战争转向抗日游击战。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充分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总之，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其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其发展成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共产党员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
洛川会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符合并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道路，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
《论持久战》，抗日战争战略指导思想的提出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进行了比较坚决的抵抗，并组织了淞沪、忻口、南京等会战，但是由于国民党坚持片面的抗战路线，最后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屠杀军民30多万人，制造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事件。国民党首府南京被攻克以后，迁到武汉，后又迁至重庆。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这种作战状况，使得全国人民充满了忧虑：战争将如何进行下去，中国能否取得抗战胜利，怎样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对这些问题，全国人民包括中共内部许多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同时“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仍在流传。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给全国人民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说法和答案。于是，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这一论著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著作。它清晰地回答了有关抗日战争的种种问题，解答了人们的思想疑惑，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持久战》，客观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在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即敌强国我弱国、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以及这些矛盾的发展变化做了深入地分析后，对战局发展及其未来前途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会亡吗？答案：不会亡，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中国能够速胜吗？答案：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同时，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三个阶段：敌人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阶段；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阶段。并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又符合实际的分析判断，为人们全面清晰地描绘出战争发展过程的完整蓝图，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清楚的了解，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念和争取胜利的信心。
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的抗战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据长期担任李宗仁幕僚的程思远回忆：“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做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而且破例将《论持久战》出版，给国民党士兵人手一册，要求全军学习。
《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当时是由周恩来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的。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并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历史证明，在中国人民陷入对抗战前途渺茫、苦闷、彷徨的情绪之中时，当政的国民党并没有给全国人民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答案和说法。但是，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做到了。毛泽东对于抗战前途的预测是那样准确，使人深为佩服。对这一点，1945年4月，在我们党的七大上，朱德就指出，在八年过程当中，抗日战局经过了复杂的变化，但是不管战局如何变化，如何复杂，其发展进程都没有超出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关于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也就是敌人的进攻阶段、敌我相持阶段、我方反攻阶段。
陕甘宁边区，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抗战开始时，华北是敌后游击战争最主要的战略方向，中国共产党将其领导的八路军主力投入到华北战场上，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华北变成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第二个战略后方，集结着最大的兵力，成为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斗争最激烈的地区。因此，华北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敌后战场的战略重心。支撑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总后方，就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
新四军成立，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从华北向华中发展。华中敌后战场成为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在华南，东江纵队、珠江纵队和琼崖纵队的相继建立，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创建，开辟了华南敌后战场，而琼崖是争取900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这个全国范围的广大区域的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网络的中心，就是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
抗战刚开始，毛泽东就指出：“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抗战期间，中共中央能够集中精力，稳定自若地指挥敌后抗战；反击投降反共逆流，驾驭中国政局；面向海内外，广交朋友，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领导建设抗日根据地，为新中国奠基，等等，均有赖于边区为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提供的充裕的物质生活保障和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抗战期间，边区财政支出的大部分是为了保障中共中央和八路军的，尤其是1940年以后，由于“外援”全部断绝，中共中央和八路军的供给，除生产自给部分以外，全部依靠边区。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在边区的人口，经常在10万人左右，1944年则多达11万余人，约占边区总人口的8.93%。这种情况超出了边区群众的负担能力。为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中共中央曾规定：各抗日根据地的脱产人员，包括部队，不得超过根据地总人口（游击区人口不在内）的3%，而边区的脱产人口几乎是中共中央规定的3倍。所以，毛泽东赞扬说：“仅有人口150万的边区，却养活了15万公家人而民不伤。”这是边区人民的一大功劳。边区的这种负担是“国家性”的，就是说，它不仅是为边区的，而且是为解放区，为全国抗战的。
同时，抗战前后，边区动员了3万多名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正如边区政府的指示中指出的：“陕甘宁边区是八路军的出生地。”边区又是干部的策源地。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八年抗战期间，为其他解放区训练了4万个以上的政治、军事干部，及成千的文化和技术干部。”这些干部，在领导敌后抗战和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起了先锋作用、模范作用和骨干作用。由于边区的经济落后，对敌后战场在物质上的支援受到制约，是很有限的。因此，战略总后方的作用，更主要的是政治上的。
“马背中央”，转战陕北
国民党蒋介石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破产以后，1947年3月开始向山东和陕甘宁两个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其中，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率23万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约11倍于人民军队，其目的是攻占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枢。“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做出了诱敌深入、寻找战机、各个歼灭的策略，主动撤离延安，与国民党部队周旋。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等领导人及中央领导机关离开了延安，向延川与清涧方向转移，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毛泽东在撤离延安前夕，曾对解放军的部分指战员说：“边区军队将用推石磨、石碾的办法粉碎蒋胡军对陕北的进攻。”他说：“老百姓用石磨、石碾把那么多的粮食都磨碾成了细面细米；解放军也用这个办法，把蒋胡军牵上，在陕北这盘石磨上磨，石碾上碾，就一定能把蒋胡的几十万部队磨个稀巴烂。”3月19日上午，解放军防御兵团主力向延安东北撤离。胡宗南部于当日占领延安空城。
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主要领导人是否留在陕北，以及如何工作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国革命大局的关键问题。3月26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任家山就上述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一致决定中央应留在陕甘宁边区，但中央机关要一分为三，一部分要过黄河到华北执行中央委托的任务。在讨论开始时，任弼时主张中央和毛泽东都到河东去较为安全，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也对中央留在陕北的安全问题表示忧虑，但毛泽东始终坚决主张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要留在陕北。毛泽东说：“我们中央不能离开陕北，我们在延安住了12年，老百姓供养了我们，一遇险情我们就跑，对不起陕北人民。”他又说：“留在陕北，我们可牵制胡宗南23万大军，叫蒋介石这个战略预备队失去作用。总之，不打垮胡宗南，我是不过黄河的。”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中央留在陕北。周恩来还补充说：“留在陕北，一方面我们可以做陕北军民的主心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牵制胡宗南的部队，也是对其他战场的支援。”同时，毛泽东也认真地考虑了大家的意见，他说：“中央也不是全集中到这里，我们中央分个工，成立一个中央工作委员会，一个中央前敌委员会，一个中央后方委员会。工委到晋察冀的河北平山县，任务是处理中央委托的工作，前委留在陕北，代表中央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后委进驻晋西北，负责陕北战场后勤保障和安置中直、军直机关及家属的工作。”在讨论具体分工问题时，大家都争着要留在陕北，最后毛泽东根据大家的意见提出一个具体方案：“总司令跟政治部主任搭配，我跟参谋长搭配；这样，既是政治班子，又是军事班子，两全其美。我和恩来留在陕北，总司令和少奇同志到西柏坡，弼时同志跟我们走。”大家表示同意。当天由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机关仍在陕北。
3月29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在清涧县北的枣林则沟村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向中央机关和总部工作人员宣布中央划分为前委、工委和后委的决定，并与大家商定前委和总部主要领导成员的代号：中共中央（即前委）——亚洲部，毛泽东——李德胜，周恩来——胡必成，任弼时——史林，陆定一——郑位。下午，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乘汽车离开枣林则沟到绥德田庄。到田庄后，刘少奇、朱德等与毛泽东、任弼时等告别，前往河北；毛泽东、任弼时、陆定一等骑马西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前委成为“马背中央”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毛泽东离开延安后率领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1000公里，先后穿越延川、清涧、子长、绥德、米脂、佳县、吴堡等12个县，经过37个村庄，从容镇定地指挥着西北和全国各个战场的解放战争。彭德怀统率西北野战军克服无数艰难困苦，充分依靠边区人民和陕北的有利地形，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经过延安以南阻击战及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陇东、三边、榆林、沙家店、延（川）清（涧）、宜（川）瓦（子街）等诸次战役，累计歼灭胡宗南部和马鸿逵部约10万人。西北野战军连战连捷，越打越强，不仅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计划，而且不失时机地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出击，坚决把战争引向国统区。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一直深刻影响着全国的战争形势及其发展趋向，是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向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关键。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由于西北人民解放军已经顺利地转入外线进攻，中共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圆满完成。
为了更好地领导指挥全国战略反攻，党中央、毛泽东于1948年3月23日在山西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驻华北，从此离开了生活战斗过13个春秋的陕北。一年前，撤离延安，党中央坚持在陕北。当时毛泽东曾说：“告诉大家，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要回到延安来的。我们下一次在哪里见面呢？可能不是延安，也许是南京、上海，或者是北平吧！”一年后，收复延安，党中央离开了陕北。它预示着革命走出了山沟，预示着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为期不远，预示着新中国即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