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报纸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命运
1934年10月，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反击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失败，被迫离开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央苏区大本营，开始战略大转移，走上了九死一生的万里长征。然而，长征路上，对于红军究竟向何处转移，就连中央领导同志也并不完全清楚。
1935年9月，刚刚在四川懋功会师三个月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产生重大分裂，发生了公然违抗中央指示、顽固坚持南下的“九九密电”事件。鉴于张国焘有分裂党和危害中央的企图，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于深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率领原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次日，在发布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中共中央指出的战略方针是：“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但北上只是一个笼统的方向，而非明确的目的地，究竟在什么地方落脚，仍不清楚。然而，就在10多天后，历史的机遇却让中央红军选择了陕北。
9月17日，红军一鼓作气拿下了天险腊子口，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进入陕甘的通道。9月18日，部队开进一个叫哈达铺的镇子，镇里有不少商店，一所学校和一个邮政代办所。当地人把哈达铺称为“小岷县”，是周围各地通商的口岸，有两三千居民。在这里，红军从当地邮政所搜集了一些国民党发行的旧报纸，主要是1935年7、8月间的《晋阳日报》《山西日报》和《大公报》，送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手中。从这些报纸上，他们得知陕北还有一块红区。其中天津《大公报》反映陕北、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军的消息就有9条。《大公报》报道：陕北红军完全占领了延安、延长、保安、安寨等县城，靖边县也一度为红军所占领。7月23日的《大公报》还刊发了阎锡山的讲话：“陕北‘共匪’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晋阳日报》报道：陕北有红军五万人。同时报道有：“徐海东部红二十五军，已突围过蓝田，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估计已与陕北刘志丹之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取得了联系。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国民党旧报纸上的这个消息给历尽磨难、几近绝境的中央红军带来了历史性的契机，就像在茫茫夜空中找到了指路的北斗。
通过对各种消息进行仔细分析后，毛泽东当即提出：“我们不去川陕甘，就去陕北安家！”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毛泽东在会上风趣地讲道：“我们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就是个胜利！以前有不少同志问过我，我们走到哪里是个头？现在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这条长征之路的尽头现在已经看见了，那就是陕北！”
我们终于到家了！
1935年9月27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根据已收集到的材料，基本弄清了陕北红军的活动情况。于是，第二天党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改变俄界（位于甘肃迭部县）会议关于在靠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巩固和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为中心来领导全国革命。
陕甘支队突破渭河封锁线一路高歌猛进，在萧瑟的秋风里翻越了天高云淡的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一进入吴起，毛泽东就说了句异乎寻常的亲热话：“我们终于到家了！”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经走了两千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关于落脚陕北的决定，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1935年11月6日，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及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在甘泉地区会师。
在一定意义说，没有陕甘边根据地就没有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更不会有抗日战争胜利时期中国共产党力量的空前发展。对此，1942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指出：“有人说陕北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正是因为陕北根据地，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命运有了重大转机。这是我们党的幸运、人民军队的幸运、革命事业的幸运。
直罗镇战役，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奠基礼”
中央红军的北上，令国民党蒋介石当局极为不安。1935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而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更引起蒋介石的哀叹：“我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天不亡毛，非人力之所及也。”但蒋介石并不甘心，于是乎，纠集东北军、西北军、晋军、马家军和自己的嫡系中央军，从四面八方把陕北根据地包围得可谓水泄不通。其中，张学良调集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三次军事“围剿”。
俗话说得好：“出头的椽子先烂”。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正是瞅准了东北军这根出头的椽子。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富县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
整个战役从11月20日开始，至23日午夜胜利结束。共歼敌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打死打伤敌1000余人，俘敌5000余人。直罗镇战役不仅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使这根出头的椽子缩了回去，同时也使东西两面的敌人退了回去。这一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解决，使陕甘根据地面临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使中共中央在这里站定了脚跟，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为完成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祝捷大会上，毛泽东指出：“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西北根据地挽救了党，党也挽救了西北根据地
西北根据地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合并建立起来的。这块根据地从其前期1932年9月建立的第一块渭北根据地至1937年2月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止，共四年又五个月。
西北根据地在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马明方等人的创建并正确领导下，不断壮大。鼎盛时期，曾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桥山、西迄六盘山下、东临黄河之滨，拥有县级苏维埃政权53个，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但是，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夕，西北根据地一度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在外部，国民党正在对它进行第三次军事“围剿”，重兵压境，苏区岌岌可危；在内部，“左”倾错误恣意横行，认为西北苏区领导者执行的是富农路线、梢山主义、投降主义，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全部列入黑名单，200名军政干部遭到迫害，刘志丹、马明方、习仲勋、马文瑞等一批领导人也被以“右派”“反革命”的罪名关押起来，陕甘这块十年内战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块根据地一时陷入危险境地。
党中央进驻吴起镇后，一面组织“切尾巴”战斗，一面找当地干部了解苏区情况。1935年10月，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听了陕甘边区干部与群众反映“肃反”的情况后，意识到了“肃反”的严重性和解决“肃反”问题的紧迫性。毛泽东说：“我们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由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负责人正忙于战役准备，于是决定派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王首道等组成工作组，立即前往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的工作，负责查清实情，控制事态，避免进一步恶化。临行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会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当王首道一行途经安塞下寺湾（今属甘泉县），得知“肃反”仍在扩大时，他们立即电告中央。毛泽东当即回电，命令陕甘晋省委：“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刀下留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11月5日，王首道一行先期到达瓦窑堡，立即接管了具体主持“肃反”工作的西北保卫局，停止捕人和审查。接着，中央决定成立审查错误“肃反”的党务委员会，由董必武任主任，成员有李维汉、博古、刘向三和王首道，负责审查西北苏区的“肃反”问题。7日，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中央党务委员会首先释放了刘志丹等18人。11月底，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此召开平反大会，宣读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代表中央党务委员会郑重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给他们重新分配工作。同时还宣布了中央对这次“肃反”扩大化负有重要责任的人员的处分决定。这一消息传出后，陕甘苏区广大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1935年12月14日，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刘志丹来到瓦窑堡毛泽东的住处，一见面，毛泽东亲切地说：“志丹同志，中央来晚了，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你们创造和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有了落脚地。”毛泽东一把抓住刘志丹的手说：“我是来投奔你的呀！”听着毛泽东情真意切的话语，刘志丹难以抑制激动之情，说：“是党中央和主席救了我们，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不久，中共中央任命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这个当时唯一能够给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落脚点的地区，差点因为“肃反”的滥捕滥杀被断送。所幸的是，中央红军及时赶到，才制止了这场残酷的“肃反”活动。习仲勋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痛心地说：“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了。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