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吴永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遇到的最大困境是：如何把一个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思想上、组织上十分涣散的党改造成为一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基于革命的需要，党在延安时期通过集体主义对党员大力进行身体型塑，从而使集体主义确立为党的核心价值理念。与此同时，集体主义也成为全体党员的基本美德和革命身体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体的政治变革现象加以考察，拟对党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型塑做本因探讨。
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看，人的身体是由诸器官构成的一个生命体。在生物学意义上，人的身体除了体积、质量和形状的差异，并无其他特别的差异。但人是社会的人，人的身体必须依从社会的发展需要。故人的身体除了要为个体的存在与发展提供基本要件外，还要成为社会发展的要件。如此，人的身体就被打上了深刻的社会标记，从而成为具有不同社会身份的人。而身体的功能随着社会分工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如脑力劳动者的身体专司于脑力劳动，而体力劳动者的身体则专司于体力劳动。于是，人的身体便从生物学意义上抽象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人的身体。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作为社会人存在，而且更是作为政治人存在。从党诞生起，其全部命运便与政治分不开了。为了实现本党的政治发展目标，即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通过革命的手段来改造国家、民族和社会，否则，政治目标便难以实现。而要如此，中国共产党则不能不首先建构起适应政治发展的身体。就中国共产党而言，政治身体的构成要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党员（生物身体）；（2）党的组织（组织身体）；（3）党的政权机构（物质身体）；（4）党的制度（制度身体）；（5）党的思想、理论和文化（意识形态身体）。革命属于政治的范畴。因此，革命的身体就从属于政治的身体。就个体党员的革命身体而言，主要是指党员身体的一切包括思想、言论和行动都必须符合党和革命的发展需要，与党和革命的发展目标保持高度一致。
困境一：党的生物身体缺陷——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广泛存在
中国共产党在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就中国共产党生物身体的构成来看，成分却极为复杂，几乎包含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切阶级和阶层，而其中又主要是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思想是从身体上生发出来的，但同时又制约着身体。所以，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形成什么样的身体。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广泛存在必然会侵蚀党的无产阶级身体。这是我们党在思想建设中，长期遭遇的历史困境之一。形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党所处的社会环境极为恶劣。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加之封建社会的历史漫长，长期缺乏民主和法制传统，人们受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至深，社会身体中充斥着旧制度、旧思想的细胞和血液。这一现象在党内的表现也极为明显。据统计，党的历史上，无产阶级在党内所占比重最大是在党的五大时，为50.8%；但到六大时，即迅速下降到10.9%；到六届二中全会时，进一步下降到只有7%；而到1931年3月时，工人成分连2%都不到了。因为工人党员成分较少，所以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就相对广泛。对此，刘少奇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党与无产阶级是经常处在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甚至封建残余势力的包围中。”即使是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不可否认，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的积极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都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和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自身的缺点也非常多，主要是缺乏政治远见，宗派主义和个人主义严重。这在党内表现得非常明显：“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正因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农民、小资产阶级进行了严厉批判：“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做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故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党过程中，特别强调党员的无产阶级成分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延安时期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把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政党。
困境二：党的组织身体缺陷——党内宗派主义现象比较严重
宗派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闹独立性的对内宗派主义，即典型的个人主义；另一种是具有排外性的对外宗派主义，即典型的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与前一大问题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前一问题的孪生兄弟。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党内不可避免会产生乡土观念、家族观念、行会思想、帮派思想等诸如此类的宗派情结，为宗派主义的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此外，由于各根据地之间的分散存在和相对独立性，也为“山头主义”“地方主义”等“宗派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直接条件。而宗派主义的最大危害，就是分裂中央，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在此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张国焘和王明的“宗派主义”。
张国焘搞宗派主义在党内向来是有名的。早在三大时，陈独秀就对张国焘搞宗派主义进行了批判，说他思想非常狭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1935年6月，当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四方面军人多势众、兵强马壮，公然违抗两河口会议和沙窝会议做出的关于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议，坚持南下，企图挟持中央，建立以他为首的独立王国。后虽经中央多次劝说、争取，但张国焘仍然执迷不悟，10月5日竟然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委员和党籍，并下令通缉。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不仅直接导致四方面军南下的失败，而且给党和红军中埋下了宗派主义斗争的巨大隐患。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一批“左”倾教条主义者，由于得到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纷纷进入中央领导层，并取得领导权。这些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教条主义。不仅如此，他们还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并且以“肃反”为名，在党内大搞宗派主义，极力打击报复党内、军内持异见者，例如，当年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支持毛泽东的路线，他们就给罗明扣上所谓的反党罪名，大批罗明路线；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也因为支持毛泽东，而被批作江西的罗明路线。总之，只要与王明极左路线不符，就会被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加以批判，甚至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而加以处决。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下，党内的宗派主义问题已基本得到遏制。但1937年王明回国后，宗派主义再次死灰复燃。在同年12月会议上，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借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竭力在党内散布和推行“一切依靠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并对党内事务大包大揽，横加干涉党内事务，孤立和排挤毛泽东，导致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方针和路线的被迫中断。对此，毛泽东在1943年11月有过一段回忆。毛泽东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他表示：“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这显然是王明在党内搞宗派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困境三：党的意识形态身体缺陷——全党整体马列理论素养不高
对于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显见的缺陷就是马列素养较低。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曾在《党的七大的工作方针》讲话中一语道破天机。毛主席说：“当时（一大时，作者注）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毛泽东尚且如此，其他普通党员就可想而知了。
以陕甘宁边区党校高级班学员为例，该班学员大多数只具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其中初中肄业3人、鲁迅师范学校毕业1人、高小毕业10人、初小毕业4人，约占全部学员的44%，其他人员则略具识字水平，只能看读《新民主主义论》（9人）、《群众报》（3人）和《团结》（11人）。
而在抗战时期，党员有了快速的发展，其中90%以上的新党员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和对真假马列主义的识别能力。面对复杂的革命，如果不能建设起一支有着较高马列素养和一定科学文化水准的无产阶级政党，那么，夺取革命胜利和取得全国政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近代中国之所以会演变为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高度的民族凝聚力，长期没能形成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所谓的统一观念，不过是汉民族文化意义上的以家庭本位为主的国家统一观。因而，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成功，统一国家，必须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而中国共产党构建革命身体的困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本身需要具有高度的凝聚力，方能为民族国家的建构创造条件。为此，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身体的构建中，重点进行了集体主义的身体型塑。
个人主义是和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思想表现，是与革命所要求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格格不入的思想。为造就一大批甘愿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有着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的先锋分子，1937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话中首次对“先锋分子”做了界定：“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再次要求全体共产党员要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并且，“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1939年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在文章中，毛泽东对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进行了高度赞扬，并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又一次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不谋私利”、“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为民族谋利益”，就是要求抛弃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养成集体主义的思想观念。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道：“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利益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从毛泽东这段话里，可以看到，他把革命功利主义看成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认为对革命功利主义的追求就是对公利的追求。显然，毛泽东已经将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作为共产党员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价值准则，作为集体主义的本质。而集体主义价值观最大限度地保障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保障着革命利益的实现。这就明确了集体主义身体的价值所在。
服务于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思想和根本宗旨。心系于民，心向于民的道德理念，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实践活动，创造人生价值，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指南。
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观，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价值予以确认和尊重的同时，在革命过程中还赋予人民以高尚的价值向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心目中，“人民”首先具有至高至善的道德价值，是“真善美”的化身，具有无限的道德感召力，是一切共产党员应当学习的楷模。“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是他们是“最干净的”。其次，“人民”具有无比宝贵的生命价值，这种价值“比泰山还重”，体现于“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容不得任何亵渎与践踏。第三，“人民”具有永无止境的创造价值，“人民”不仅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且“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第四，“人民”具有永无谬误的真理价值，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真理永远在人民一边，所以“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使自己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最后，“人民”还具有积极向上的独特审美价值，人民生活中蕴藏的艺术原料，尽管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正因中国共产党赋予“人民”如此至高无上的价值向度，把“人民”当成自己的“上帝”，其所建构的“人民”话语才会在现实中产生巨大的革命感召力，吸引人民群众投身于革命中，并甘愿为之付出一切代价。
既然人民有如此巨大的价值，那么，共产党人就必然要和人民融为一体，紧密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生物学上的身体有美丑之分，不过取决于人们对形体美的主观印象；而革命身体的美丑之分，则取决于身体对革命贡献的大小。对革命贡献越大，则身体越美；反之，破坏革命，尽管形体很美，但在革命身体上则是极端丑陋的。例如，蒋介石、汪精卫、陈公博无疑都可从形体上称为“美男子”，但从革命身体的视角来审视，则无疑是丑陋的。
为了塑造革命的美体，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集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革命身体审美观。毛泽东指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死亡的必然性是毛泽东和司马迁预设的前提。由于死亡的必然性，他们就悬置了身体灭亡问题的讨论，直接进入了死亡的意义层面。司马迁的意义侧重点是“士节”，而毛泽东则强调死亡意义的人民性，即集体主义性（人民本身就是一个集体主义的概念），因为为人民就是为了革命，所以，为人民性也就是体现身体的革命性。这样的身体当然是美的身体。
1947年3月26日，当得知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为了革命事业而牺牲时，毛泽东为刘胡兰题了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一个人在出生时是否伟大，完全不具有可知性，而死的是否伟大，死者又无从知晓。毛泽东对刘胡兰的评价，与其说是对死者的评价，倒毋宁说是对全体共产党员生死观的一种价值判断。伟大和光荣的身体，就是党员最美的身体。如此，通过以集体主义对党员大力进行身体型塑，从而使集体主义确立为党的核心价值理念。与此同时，集体主义也成为全体党员的基本美德和革命身体的重要标志。
启示一：核心价值观必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延安时期，既是中国社会四分五裂的时期，又是全民族经受抗战考验的关键时期。在此时期，中华民族迫切需要的是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而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存在把一个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思想上、组织上十分涣散的党改造成为一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党构建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既符合本党的发展需要，更符合民族国家发展的需要。因而，这一价值观一旦提出便在中国社会中具有了广泛的认同，从而顺利地成为党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
启示二：核心价值观必须反映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价值观能否成为国家的价值观，最终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接受。而要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接受，这一价值观就必须能够反映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延安时期，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党的宗旨。为此，在政治上，大力发展民主，让人民真正享有当家做主的权力；在经济上，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在文化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总之，人民群众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因此，人民也真心接受党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并以实践集体主义价值观为荣。攻打佳县期间，毛泽东让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为部队解决好三天的吃粮问题。张俊贤说：“把全县坚壁的粮食全挖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全县未成熟的青玉米和谷子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只能把全县的羊和驴全杀了。”佳县战役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全县很难再看见羊和驴了。陕北人民以实际行动真正做到了公而忘私！
启示三：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践行核心价值观。领导干部作为先锋分子在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中具有模范和表率作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干部建设，着重培养干部的集体主义奉献精神，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领导干部能否带头践行核心价值观，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到人心向背。我们党力量的源泉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群众总是通过身边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来认识和评价党的。历史的经验证明：当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党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就会受到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就难免遭受损失和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