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勉县县委党校 陈忠良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1935至1948年间，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大地上培育形成的一系列社会治理规范的精神总和。它集中反映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党的社会治理理念和解放区人民的精神追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党的十八大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立足公民个人层面提出的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道德准则上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延安精神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好像没有多少联系，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们之间不仅有联系，而且联系密切。
延安时期，是中国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时期。前期，由于日寇的入侵，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异常尖锐，中国共产党人出于对民族未来的高度负责，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后期，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国内各种社会矛盾纷繁复杂，中国共产党人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号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共和国而奋斗。正是基于对国家的深情热爱，中国共产党人关心百姓疾苦、密切联系群众，才创造出“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祥和局面；正是基于对国家的深情热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们军队，为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才建立了新中国。试想，如果没有爱国主义这面旗帜和共产党人深厚的爱国情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能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吗？如果没有爱国这个思想和情感基础，那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能抛弃优裕的大城市生活，不远万里奔向条件异常艰苦的延安吗？因此，可以说没有爱国这个朴素的感情基础，就不会有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艰苦奋斗为基本内涵的延安精神的形成和诞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爱国作为立足个人层面的首要要求，既是对公民最基本、最朴素的家国情怀的尊重，也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敬业属于公民与职业关系的基本价值准则，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在延安时期，从高级军事指挥员到普通士兵，从最高党政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无不是用辛勤的劳动和扎实的工作践行敬业这一朴素而崇高的美德。
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具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将自己的一生与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在事业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在工作中忠实履行职责，勤勤恳恳工作，任劳任怨付出。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
以三五九旅为代表的八路军指战员，在战场上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在南泥湾战天斗地，不怕艰苦。无论身处什么岗位，只要在岗一天，就踏踏实实、尽职尽责地干好分内工作，把工作当作快乐、当作幸福，始终保持一股积极进取的干劲、一种拼命奋斗的热情。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干一行爱一行的职业情感。
以白求恩及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模范为代表的普通群众，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敬业、勤业的业务素养。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高度赞扬了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称赞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并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农民劳模吴满有在大生产运动中向毛泽东介绍丰收经验时说：“要说这种庄稼嘛，第一就是要选好种子，第二就要整好土，第三就要施好肥，俗话说‘庄稼是朵花，全靠肥当家’。”“合理密植也是庄稼种植的一个关键问题。”毛泽东问：“怎样才叫合理密植？”吴满有说：“像玉米，一般采用扣种法，铲地时开苗，株距八寸，行距亦为八寸，垧保苗为15000—18000株。而我采用人工间苗，株距六寸或七寸，垧保苗25000—40000株。如果人手多，采用平翻起垄按种法，把株距缩小到五寸双株或四寸单株，垧保苗可以增加到50000—60000株。而高粱铲地时开苗，株距在三寸—四寸，垧保苗30000到35000株。如果人手够，可以用人工间苗，留拐子苗，垧留苗可以增至50000株左右。”
这些人和事堪称延安时期的敬业典范。其实敬业是精神和状态问题，精业是能力和水平问题。无论在任何时候，一个人无论本领多大、能力多强、素质多高，如果凡事拈轻怕重、应付了事，就很难有所成就。同样，一个人无论多么爱岗敬业，如果不深入钻研，技术能力平平，恐怕也很难取得大的成绩。因此在现阶段，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是敬业的根本要求。
诚信是人类的普遍道德要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古代，“诚”和“信”是两个意义相近但不完全相同的词，常常用来相互训诂。“诚”即真诚、诚实。如《后汉书·马援传》讲：“开心见诚，无所隐伏。”信是指诚实、不疑、不欺。《论语·学而》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在忠于事物的本来面目和不说谎话的规定性上，诚就是信，信就是诚，二者都是求真务实；在说话算数、信守承诺的意义上，信又以诚为基础，而且是诚的外化。因为一个人只有心中有诚，才能许下真诚之诺，进而才能忠于并信守他的诺言。诚信连用就是诚实无伪、恪守信用，不自欺、不欺人，言行一致。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对共产党人诚信的道德品质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要求。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上，要求党员及党的干部要忠诚积极、富于牺牲精神；在《反对自由主义》中，要求共产党员要襟怀坦白，忠诚老实；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要求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大公无私；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阐释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第一次提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其实讲“诚信”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因为：第一，诚信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诚信之“诚”的本义是真实、真切，引申为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行为则有忠诚老实，不讲假话，处事实在等含义。“诚”的基本要求就是承认事实，尊重事实，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这里的“实际”既包括存在于人之外的客观环境实际，也包括人自身以及他人的客观实际。“诚信”之“诚”就是要承认这些客观实际，不隐瞒、不歪曲、不夸大、不贬低。第二，诚信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尊重客观规律。“诚信”之“信”的本义是求真、守诚，引申为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行为则有信守承诺、履行诺言等含义。“信”的关键是“信守承诺”之“信守”，“履行诺言”之“履行”，“信守”和“履行”都是动词，要求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尊重客观规律，把自己的承诺付诸于实践。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守住“承诺”，践行“诺言”。第三，诚信是坚持真理，知行统一。“诚信”就是不人云亦云，反对没有原则，不讲是非；就是要坚持真理，知行统一。真理是标志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哲学范畴，对同一事物的真理性认识只有一个，它不因人而异，真理是一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端于延安时期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对全党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延安社会诚信建设的基本要求。
从延安时期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其最基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共和国。因此大到各项政策方针的制定和实施，小到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无不体现着平等友善的宽广胸怀。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对那些曾经与共产党为敌，甚至血腥屠杀过共产党人的人，也秉持只要抗日，就既往不咎的团结方针；对党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大生产运动中，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与普通战士群众一样，既有任务，也要考核，还与普通群众一道参加评比。在这种政治氛围的影响下，延安的社会治理也异常出色，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人与人之间友善和睦，社会风气清新祥和。
综上所述，今天我们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一立足个人层面要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早在延安时期已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并践行。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基本内涵的延安精神，其中就包含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基本要义。因此可以说，延安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发展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