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 王有红 杨洪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而文化视域下延安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具有统一性，表现在相似的文化背景，共同的文化创新目标，以及相似的文化存在方式和文化品质。因而笔者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延安精神的现实投射，延安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历史参照。因此，在当前文化建设中，必须联系延安精神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从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和趋势看，延安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自我筛选、自我凝练的必然结果。从历史看，延安精神与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
第一，“西化”思潮始终干扰着和影响着中国新兴文化的前进方向。“西化”思潮由来已久，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借助西方经济社会的领先优势，对中国文化造成极大的生存压力，致使中国文化日益式微。“西化”思潮，就学理而言，其缺乏理性精神，违背文化发展规律；就文化品格而言，其丧失文化主体性，映射出一种“奴化”文化观；就文化理想而言，它要照搬西方人文精神，制造一个完全西方文化的乌托邦。由于脱离中国国情，“全盘西化”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不甘心其落后时代大潮的宿命，始终试图制约中国新兴文化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大搞文化复古运动，试图以发扬“国粹”的方式，钳制人们的思想，对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文化围剿。一批新知识群体则从学理上对传统文化不断总结和诠释，试图以“新儒学”复兴传统文化。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文化热兴盛一时，海外“新儒家”的观点再次受到追捧，鼓吹传统文化是治疗西方现代病的良药。实际上复古倾向和新儒家现象都只是中国文化面对外部文化冲击时的本能反应，复古是保守和愚蠢的反应，新儒学则是开明和理性思考的结果。当前，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新儒家热都是在盲目宣扬传统文化，良莠不分。这些鼓吹者试图从中国文化自身来寻找应对外来文化和本位文化获得再生的内部机制，以重新开掘中国文化的现代潜能，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阻滞作用显而易见，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求一种由传统文化向现代化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换句话说，需要一套把中国文化由传统形式转化成现代形式的转换机制。
第三，马克思主义是实现整合中西文化转变为现代新文化的重要工具。马克思主义充当着这一现代整合工具，试图从外国文化冲击和传统文化复兴的夹缝中寻求突围。全盘西化，固不足取，但有选择地“化西”则是必然。有效地“化西”，就必须发挥不失本位文化的主体性；复兴传统，亦不可能，传统文化虽有主场优势，但要跨越数千年的时空障碍，跻身现代文化行列，除非有新的现代文化整合机制作为转换的中间环节，否则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各种文化筛选和整合的必然结果，就是融汇中西文化，形成一个中国式的文化的、精神的、理论的范式。西方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融为中国文化的血和肉，传统文化才会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第四，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信仰基石。马克思主义要生根发芽，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之中，就不能停留在观念形态，就需要对外吸收西方文化先进营养，对内提升传统文化品质。在延安，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代表了中国文化复兴的新方向，中国共产党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使之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系统中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代转化，就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键。在延安时期，产生了为这一目标奋斗的延安精神，在当代，形成了具有文化意义上的核心价值判断。在延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曾经产生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理论，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现实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西文化关系上，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综上可见，延安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样，既传承着历史，又连接着中西文化交往。其一，它们植根于中国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着密切联系，从而使文化的现代化不会割断中国文化之根；其二，它们都重视文化选择的主体性，以我为主，“人始终是主体”，使其在发展传统文化和接纳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既能不被传统同化，又能不被外来文化异化，从而在不断丰富自身的同时，永远保持自身的主体性质；其三，它们都具有现代性，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而且能使它不断结合当代中国的建设实际，获得自身的活力，指引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文化创新是近现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永恒主题。延安时期中国文化从目标创新到范式创新，反映出中国文化自我更新、自我改造的强大生命力。
目标创新
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条件落后，导致内外交困。在反抗外来入侵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没有新的文化，无法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因而新文化是先进中国人奋斗的重要目标。在延安，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号召共产党人建设新文化，这一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民主的文化，与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文化有根本区别。延安精神正是共产党人为实现这一文化目标不断奋斗过程中的精神集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的文化判断标准。它既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建设的目标，又反映了新时期新阶段文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面对全球化浪潮和文化冲突日益严峻的状况，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合时宜。
范式创新
不论延安精神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反映了文化范式的创新，是对文化国粹主义和文化西化主义的超越。以传统文化为例，在延安，对待传统文化不是简单的继承照搬，而是改造提升。第一，吸收儒家变革和进取思想，提出党的思想路线。儒家学说主张关注人事和现实，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强调处理实际事务，同时又有着强烈的变革意识，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而要“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共在此思想基础上，主张破旧立新，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并进一步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而把它作为中共思考和行动的根本路线。第二，在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中共的革命宗旨。儒家思想一贯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共将此思想发展为全党的根本宗旨，主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推行党的群众路线，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第三，超越传统，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兼容并包，以非凡的开放精神包容汇通外来文化。《易经》云“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强调这一精神。延安时期中共正是发扬了这一传统精神，号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抗日，联合各阶层、各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这种胸襟是对传统包容精神的超越。第四，传统文化中有着强烈的积极进取精神，《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倡导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中共在延安继承了这种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陕甘宁边区军民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将这一精神发展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主张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担当重任。中共在延安将爱国主义发展为爱新中国，坚持向着实现新中国的方向奋斗。抗战时期，毛泽东说，“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他还提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样就赋予传统爱国主义新的内容，爱国主义从忠君走向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继承延安精神的基础上，发展出国家、社会、个人三个不同层面的价值要求。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文化自觉的重要成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典范。在延安，中共始终自觉引领文化方向，发展文化事业，凝练和总结党在延安十三年的精神成果，宣传和倡导这一成果，成为推动中共走向胜利的重要精神力量。
首先，延安精神的广泛存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借鉴。从文化存在方式看，在延安，延安精神以三种方式广泛存在：
第一，作为理想信念，延安精神是陕甘宁边区文化的精神核心。它上承“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下启社会主义文化先声，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知识分子群体、共产党人群体、人民大众群体作为这一文化的创造者和承载者，坚信共产主义理想，相互协作，成功开辟一条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的现实道路，他们的事迹永载史册，他们的精神凝聚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流芳百世。
第二，作为实践理性存在。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延安精神从来就没有局限于延安，它早已超越了延安地域和时空界限，也不仅仅是局限于精神领域，早已扩展到物质价值层面。新中国成立后直至今天，中共领袖总是将延安精神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延安精神的内涵与外延因为时代的变迁也有了新的内容，但无论如何，延安精神所倡导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都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
第三，作为文化心理，延安精神是整个延安时期社会文化的集体心理形态。尽管延安精神不是系统的文化理论，但它在中共号召和培育下，不断萌发、生长、积淀，从而内化为整个社会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或隐或显地持久影响着人们，以延安精神作为参照系统，创造和建设新文化。作为个体，延安精神成为他们每一个体精神结构中的一部分，使得每一个体以延安精神为信仰要求和完善自身。因此延安时期是群众英雄辈出的时代，白求恩、张思德等成为践行延安精神的典范和杰出代表。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只有以延安精神的三种存在方式为方向进行建设，才能达到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
其次，延安精神从文化品质来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了标杆。延安精神因其文化品质，洋溢着独特魅力，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条：
第一，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延安精神的产生，没有脱离延安的自然、社会环境，更没有脱离时代环境，它是在延安军民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中产生的，维系在现实的、感性的、普通的劳动者身上，张思德、白求恩等都是普通群众，它的表达方式是大众的，与广大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它获得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因此，延安精神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第二，具有坚定崇高的信仰。延安时期中共处于艰难困苦当中，既有国民党的堵截，又有侵略者的窥伺，自然条件又极其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是被现实吓倒，而是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藐视一切困难，脚踏实地进行文化建设。他们坚信中国文化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实现转换和新生。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在延安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大家过得非常愉快，什么困难也压不倒我们，我们把它叫做‘延安精神’”。
第三，实践高于一切。延安精神是在现实的实践中改造世界的思想体系。因此，延安时期的中共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一边进行革命实践，一边进行文化创作，他们的作品经历了实践的检验，因而具有科学理念和意志力量。同时实践也是延安精神不断提升和深化的杠杆，在实践和淬炼中，延安精神的内涵不断丰富，其表述日益凝练，反映出这一精神的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价值体系的凝练表达，更需要体现这三条文化品质，才能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