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有两座山举世闻名。
一座叫桥山，这里安葬着华夏的祖先。
一座叫宝塔山，这里是新中国诞生的摇篮。
无论是桥山还是宝塔山，都是河流冲刷的结果。由此之故，国人乐于把历史比喻为一条长河。正如陕北民歌中唱的那样：
说不清，你流了多少月多少年，
你翻过了多少山。
向前走背着那九重天，
不回头（吆）赶着那万条船。
……
黄土地上的歌就像黄土地上的河一样，充满激情，一泻千里，让人听了回肠荡气。陕北虽说地处偏僻，土地贫瘠，但陕北人的心胸开朗，视野开阔。你看他们的歌，常常着眼于大气象、大景观，这可能同他们脚下这块土地有关。陕北地处黄土高原，陕北的汉子放歌“信天游”时，总喜欢站在崖垴上，登高望远：平远处山势起伏，深远处沟梁峁壑，遥远处，则是那条被称为“母亲”的滔滔黄河。
四十岁往上的人一到延安，内心便不由自主地涌现出朝圣般的庄严。
受这块土地的感染，2002年7月某天，当我站在宝塔山下仰视这座雄伟的山峰时，耳边响起的仍是那久违的歌声：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
正是这首歌，当年曾让亿万国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后来中国的人造卫星，让这首歌曲响彻了太空……
谁承想，在当天晚上延安歌舞剧团为我们组织的专场演出中，台上一位歌坛新秀，竟将《东方红》演绎成了一首摇滚。虽说依然铿镪有力，起伏有致，但却失却了原先的神圣与庄重。
岁月如歌，光阴似刀。光阴这把刀子，已经把这首颂歌裁切成另一番模样。这有些像今天的生活，变轻快了，变花哨了，变跳跃了。
现如今，什么都在与时俱进。只是不知当晚台下坐的有没有当年的老八路、老红军，不知这变了节奏和调式的曲子还能不能触发他们当年的激情，反正今天的年轻人听了带劲就行。这也难怪，今天的表演团体，无论唱歌还是跳舞，首先要跟上时下的“流行”。这正应了明代戏曲理论家王骥德所言：“世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民间同样意思的话叫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追根溯源，《东方红》这曲子原先唱的也不是毛泽东。
多数人也许不知道，在一段时期内几乎成为第二国歌的《东方红》，原来是一首活泼俏皮的情歌。
骑白马，跑沙滩，
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
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哟，
土里生来土里烂。
这是典型的西北高原民歌，当地百姓祖祖辈辈口口相传。
据说，20世纪30年代末，陕北民间还曾流传过这样的版本：
芝麻油，白菜心，
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
哎呀我的三哥哥。
当我们一行人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参观时，还是这首曲子，年轻的女讲解员为我们做了如下的演唱：
骑白马，挎洋枪，
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
打日本我顾不上。
据说当时国共合作抗战，需要鼓动士气，诗人安波走捷径，顺手给这首古老的情歌填了新词。主角依旧是“三哥哥”，只是将表情达意改成了鼓舞士气。由于紧扣了时代的脉搏，新歌很快就在延安流行开来。
到了1943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已经确定无疑。佳县歌手李有源及时迎合了形势的需要，为这首曲子又填了新词，并在演唱时将曲速放慢，于是这首歌便有了另一番意味，同一首歌，作为情歌时缠绵悱恻，作为颂歌时则又大气磅礴：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太阳也罢，救星也罢，总之，毛泽东在这里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于是一个新的偶像，便从陕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升起来了。
有人说，这曲子最早就是一首祭祀神明的颂歌，同远古先民对太阳的崇拜有关。一位叫作王毅的学者认为这属于一种原始崇拜：“所谓原始崇拜，是指原始时代的先民对于神秘力量恐惧、敬畏、依赖的心理情感及其宗教崇拜仪式。”“在中国的上古时代，人们也同样把自己生存环境中一切重要的现象、景观（诸如山、水、生物、天象等），以及自己祖先的诞生、自己氏族和部落的兴亡都归于神的意志和神的创造。”所以在那个时代，“万物生长靠神灵”并不是一句空泛的话语，而是无数非常真实而具体的生活内容和文化环节。生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之中，原始先民最看重的当然就是随时随地竭力表达自己对神灵的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无限爱戴。在上古时代，先民们真诚地认为，自己——包括所有生灵的存在——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神灵的庇护，歌颂神灵是他们发自内心的一种需要。他们甚至将之礼仪化、制度化，这便是“祭祀”。后来“祭祀”甚至成为原始社会制度体系的核心。“春秋时鲁国大夫展禽对此说得一清二楚：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于民者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这里所说的“三辰”，即日、月、星。将一首对太阳的颂歌变成了对毛泽东的颂歌，李有源以他独到的眼光发现了两者的相似之处。事实上，那时候陕北的不少农民真的将领导穷人闹翻身的革命领袖当成了神。陕北作家高建群在其代表作《最后一个匈奴》中说：“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或许人类的这种天性在陕北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更加鲜明，因为时至今日，陕北仍流传着不少有关毛泽东的传奇故事。
长期以来，华夏民族保持着祭祀“三辰”的习俗，其原因是孱弱的先民，对于日月星辰所赐予的光明、温暖、方向充满了感激与敬畏，时时刻刻认定其至高无上的价值与意义……天长日久，这些天象便上升成先民们的图腾，对于这些图腾的顶礼膜拜和赞美歌颂已被他们视为生命的一种需要。
几千年来，这种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生命需要”已经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不是一个号召、一种提倡便能刹得住的。既然共产党破除迷信，要人们相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人们便把共产党当成了救世主：“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自从共产党来到陕北之后，实行了一系列顺应形势与民心的措施，让这些世代生活在黑暗、寒冷、迷茫中的人们切实从中感觉到“光明”“温暖”与“方向”，于是在陕北人的眼中，共产党毛泽东便成了天上的日月星，知恩图报的陕北人给共产党的领袖毛主席送去了一块“人民救星”的牌匾，这是发自内心的景仰与崇敬——他们把视为“生命需要”的这种赞美与歌颂的对象，从日月星转向了毛泽东。
历史的足迹与现实的脚印在这里交叉，古老的黄土地上出现了新的图腾。并且没过多久，这个新的“太阳”便普照了全国。
不仅是陕北的民歌，连陕北的秧歌也带有浓厚的图腾色彩，如陕北秧歌中的二十八宿秧歌。更为典型直观的是，在秧歌队形的各种变化中更是搀杂了不少阴阳五行的痕迹，如“扎四门”“拜五方”“转九曲”等。
2001年冬天，我们在榆林的一个学校操场上，看到了由一群老头老太太表演的“榆林大秧歌”（陕北秧歌的一个代表舞种），老人们认真地按着伞头变幻的哨音和手势而变幻着动作与阵形。程式内容主要有：起场，谒庙，排门，搭彩门，踩大场，转九曲，火塔塔，火判等。其中有小丑和媒婆在队形中穿插往来，以活跃气氛。
陕北秧歌律动鲜明，节奏欢快，讲究走得劲巧，摆得花哨，扭得活泛。女的一路跑，好像水上漂；男的要架势好，踢打蹦跳，动作麻利，才算是秧歌的好把式。
据秧歌老艺人说，秧歌的历史，至少也有两千年了。陕北秧歌的敬神谒庙、排门拜年搭彩门、转九曲等礼仪程式，具有我国古代“乡人驱傩”的遗风。据《论语·乡党》载：“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这里描述的是孔子当年衣冠楚楚地站在东方的台阶上，毕恭毕敬地观看乡人驱傩的情景。
据专家们考证，陕北的秧歌具有宋代民间舞蹈的某种特征。
民间舞蹈专家李开方在他的著述中多次提到：1981年绥德龙弯汉墓中出土的少数民族舞俑，其造型生动，形态婀娜，颇似当今陕北“踢场子”中男角的“金鸡独立”动作……
1983年，在甘泉县雨岔乡李叭圪崂村出土的“秧歌画像砖”（现存陕西历史博物馆），其造型和今天大秧歌的动作形态相差无几。
陕北秧歌，是我国民间舞蹈秧歌的代表性流派之一，它长期流传于陕北高原的广大地区。陕北当地人将之称为闹秧歌、闹社火、闹红火。闹秧歌一般都在春节期间。听老一辈人说，以前端午节、中秋节、九月九也闹。秧歌产生于农村，因与农时节气结合得比较紧密，过去曾有春社、秋社之分。春社指的是在春播期间闹秧歌，期盼一年之间，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秋社为秋收期间闹秧歌，所谓“九月九，家家有”，主要是喜庆丰收。这些显然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
这是一块浪漫的土地，浪漫的土地生出的人想不浪漫都不行。延安山沟里的放羊后生，一个人赶着一群羊到山坡上，就能在那儿唱上一天，一点也不纠结郁闷，一点也不寂寞孤独。同样自然条件下，其他地方的放羊娃在精神上远没有这么自给自足，远没有这么充裕丰富。放羊的后生要是看到对面山坡上有个妹子，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他即刻就会对那个妹子唱起情歌，而那个妹子的情绪也很容易被感染而与其对歌，进而两人有可能奔到沟底下去“拉手手亲口口”……这种事情在关中地区是不可想象的。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这一点早有公论。毛泽东到延安来即是一个浪漫的诗人到了一块浪漫的土地，那还不是如鱼得水。我思忖，冥冥之中似有力量，让这个浪漫的诗人与这块浪漫的土地产生了密切联系。我们能否将此称之为“天作之合”？
什么叫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延安这些流传千年的歌啦、舞啦，到了毛泽东手里，都能产生新的活力——古为今用，为我所用——后来归结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于是便有了《兄妹开荒》，有了《夫妻识字》，有了《机器舞》《红军舞》《哑铃舞》《水兵舞》《七枝花》等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秧歌剧。
到了1942年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对文艺的感悟有了最直白的表述：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同年，在边区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延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流传千年的陕北秧歌从形式到内容都得到了革新。最具明显特征的改革是：新秧歌中用高举镰刀、斧头的工农，代替了旧时手擎“日照”的伞头。共产党不会放过任何能够宣传自己的机会。他们通过秧歌道具的转换来表明自己的价值取向。文艺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共产党用镰刀和斧头形象直观地向工农大众表明：在未来的国家社会中，你们将是真正的主人翁。
由于政府的引导与支持，“新秧歌运动”在民间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1945年以后，黄土地上“胜利秧歌”的鼓声越擂越响，咚咚鼓声伴随着隆隆炮声，将那个摇摇欲坠的旧世界震得稀里哗啦……秧歌从延安扭向了全国，腰鼓从宝塔山打到了天安门。
鼓舞在陕西民间堪称传承悠久，形式各异，种类繁多，但其普遍特征是以鼓作舞，边鼓边舞。陕西的鼓舞，大都具有秦汉古韵。特别是合阳县东雷村的“上锣鼓”，似有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同歌共舞的遗风，被舞蹈史学界称为原始舞蹈的活化石。
陕北的鼓舞计有洛川的蹩鼓、宜川的胸鼓、黄陵的猎鼓、米脂的腰鼓……其中最著名的还是要数安塞腰鼓。在这诸多的民间鼓舞中，安塞腰鼓堪称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论其技艺之精湛、鼓声之铿锵、气势之磅礴、场面之恢弘，其他鼓舞望尖莫及。
在延安以北38.6公里的安塞县，秧歌腰鼓可谓普及，曾经是“村村有鼓队，家家有鼓手”。具体到某一家，甚至有可能出现爷孙共打、夫妻同跳的感人情景。
据说，腰鼓最早源于上古时期，黄帝与蚩尤交战时，将士们擂鼓助威，声震四方。打仗时，擂鼓不仅预示战争的开始，同时还可以振作精神，鼓舞士气，威慑敌人。安塞自秦朝以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传说守望士卒把腰鼓看得同刀枪弓箭一样重要。一遭突然袭击，即擂鼓报警，传递信息，请求援助；当克敌制胜之后，则以鼓为乐，庆贺胜利。
“陕北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从三千年前的夏、商、周到一千年前的唐、宋、元，在戎狄、匈奴、突厥、鲜卑、西羌等与汉族之间的争战中，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不少政治家、军事家，如秦朝的蒙恬、扶苏，汉朝的李广，北宋的范仲淹，南宋的韩世忠等，都曾在陕北度过他们的戎马生涯。农民领袖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都是在这里发难举事的。”
几千年来，这块黄土地上的征战频繁，腰鼓声便也持续不断。
还有一种“驱疫说”。说是古时陕北流行瘟疫，先民们认定那是妖魔作祟。按民间的俗说，凡牛鬼蛇神都怕红、怕闹、怕响动，腰鼓于是应运而生了。鼓身是红色的，鼓槌的穗子是红色的，还有红绸子缠身，激烈的动作、激昂的情绪、激荡的鼓声，又红又闹又响动。人们身背腰鼓，挂红披绿，扮成各种怪兽，在腰鼓伴奏下，边打边跳，边喊边叫地闹起了驱疫震妖的活动。阴差阳错，十回碰到一回，打完腰鼓后，瘟疫竟然绝了迹。如此一来，打腰鼓便成为一种固定的习俗流传下来了。
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大战在即，擂响战鼓，可以鼓舞士兵们去奋勇杀敌；瘟疫降临，战鼓同样可以振作人们战胜疾病的勇气。可以想见，在震天撼地的鼓声中，萎靡不振的情绪得以激发，精神得以振奋，身体内部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当然也会随之增强，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瘟疫产生抵制作用。
在广袤贫瘠的陕北地区，许多民间艺术和当年的征战有关，和宗教或巫术有关，其次才是娱乐，再其次才是审美。
1986年李开方与孟海平在榆林保宁堡采访神会老秧歌时，曾询问过一位在当地声名显赫的鼓手兴从何来，二人本想得到一个预期的回答，诸如“我喜欢热闹……我喜欢舞蹈……我热爱艺术……我觉得这样痛快这样高兴这样美……”而鼓手的回答出人预料——“我小时候老害病，我爷爷把我许给神了。”据当地的老人说，过去陕北经济落后，卫生条件差，生下的孩子难成人，不少父母都去庙里烧香拜佛，保佑孩子长到12岁开锁（过去陕北民间百姓喜欢给未成年的孩子胸前戴一银锁，长到12岁开了锁，便表示成人了）以后。许了愿就得还愿，秧歌一扭就是12年。开锁那天，算是还了旧愿，接着又许下新愿。12年为小路；他们接着会许下中路——30年，大路——扭到死（一辈子）。他们求助于神的很多，如：老人长寿，全家平安，夫妻和睦，婚姻美满，早得贵子，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发财致富，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如果应验，他们表达感激之情的主要方式，便是“给神灵打上××年的腰鼓”。他们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神灵，而作为穷苦人，他们没钱给佛爷菩萨重塑金身，所能做的回报只能是闹秧歌打腰鼓。如此说来，腰鼓原先是实战的，是驱魔的，后来主要成了祭祀还愿的民俗活动。至于用来调剂“终岁无乐”的生活，成为娱乐成为艺术，那是后来的事了。
凡是去过安塞的人都啧啧称奇，这里虽说交通不畅，但当地人的思想却并不封闭；土地虽然贫瘠，但文化却并不落后。何以出现这种奇观呢？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方李莉研究员认为，安塞虽然地处偏僻，和外来文化艺术交流较少，但在历史上这里曾经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文化的积淀非常丰厚。远在新石器时期，这里就生活着大量的远古先民。据资料记载，在1987年文化普查中，在安塞的文物点有330处，古文化遗址有178处，其中，仰韶文化遗址12处，龙山文化遗址160余处。
这几乎是一个规律：大凡现在兴盛的文化景观，背后多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否则你怎么来解释，同样地处偏僻、自然条件极其相似的许多地区，为何难得出现如此气象呢？
陕西民间舞蹈专家李开方提起安塞腰鼓便津津乐道：
“每逢春节、庙会、天旱祈雨敬神，乃至盛大的各种庆典，安塞几乎村村都要组织腰鼓队，家家都有人参加表演，致使偌大一片黄土高原，倾刻间变成了激情的海洋。
“每年春节由神会会长组织腰鼓队进行敬神谒庙、烧香磕头，然后再开始游村串乡、挨家挨户地拍门拜年。当地有句俗话：锣鼓唢呐直叫哩，屁股底下直撬哩！意思说是当地群众听到动静后，激动得在家坐不住，男女老少争先恐后地跑向鼓场进行围观。不少人常常撵着腰鼓队观看，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挥槌打腰鼓，个个是能手。90年代以后，一些姑娘媳妇也加入进来，不少村子出现了女子腰鼓队。”
2001年腊月，我在安塞县马家沟陈丕亮（一位当地远近闻名的腰鼓手，后来做了腰鼓队的专职教练，其媳妇侯学招是一位剪纸能手，他的家庭堪称是艺术之家）家的窑洞门前，看到了一场正宗的“安塞腰鼓”。
那年安塞的冬天称得上是天寒地冻，而打腰鼓的后生和女子们穿的剧装很单，这些平日里蔫不拉沓的后生女子们，打起腰鼓来却激情四射，一个个人仿佛变成了一团团火，把周围的一切都给点着了。前些日子，我在网上看到陕北籍作家刘成章写的一篇叫作《安塞腰鼓》的散文，他将安塞腰鼓写活了：
“后生们的胳膊，腿，全身，有力地搏击着，疾速地搏击着，大起大落地搏击着。它震撼着你，烧灼着你，威逼着你。它使你从来没有如此鲜明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活跃和强盛。它使你惊异于那农民衣着裹着的躯体，那消化着红豆角老南瓜的躯体，居然可以释放出那么奇伟磅礴的能量！”
“黄土高原啊，你生养了这些元气淋漓的后生；也只有你，才能承受如此惊心动魄的搏击！”
唯一的缺撼是，他怎么遗漏了腰鼓队里那些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女子们。
安塞最著名的艺术样式主要有三种，除了腰鼓以外，还有剪纸与山歌。
剪纸和山歌是世代相传的民间艺术，它们的历史没有文献记载，只是一代一代手把手、口接口地流传着。当地人称剪纸为“古时花”。剪纸作为当地妇女们的一种传统手艺，其花样、摹本、技巧、手法仅限于母女之间代代相传。
在农耕文明中，女红是女性必修的课程。在陕北地区，剪纸、绣花几乎成了姑娘的门面活。男方衡量女子，“巧”是一条重要的标准。陕北的老一辈人至今记得当年相亲时的说法：莫问人瞎好，只要手儿巧。安塞民歌《迎亲歌》中说得更直接：“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看谁家女子聪明灵巧，就是要看她纸剪得好不好。
有资料表明，作为中国民间艺术的剪纸，最早起源于汉唐时代，千百年来，它以其独有的魅力流行于民间，每有婚娶节庆，剪纸必定登堂入室、大放异彩。遥想当年，在贫瘠单调的黄土高原上，如果没有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片，人们靠什么来滋润自己干枯的眼睛呢？
铰剪纸、贴窗花是安塞自古流传下来的习俗。特别是过年期间，谁家不贴窗花，会被村里人讥为“瞎眼窗”。在这种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即便是孤身老汉，也要向村里的巧媳妇讨要几张剪纸贴在窗上。至于那种不愿求人的倔老头，也会想出应付的怪招。
1979年安塞文化馆美术干部陈山桥在谭家营沐浴村见到一个单身老汉，自己用红纸剪了些三角，杂乱无章地贴在窗上。据老汉说贴这主要是为了避邪——要见红。更绝的是他门上的一幅对联，纸还是红纸，字则是用老碗蘸了锅灰拓上去的，上联下联，各为五个黑圈圈。老头不识字，又不愿向人张口，便只好如此应付了。后来陈山桥在西河口（此地曾为陕北的文化重镇）见到了一户农家贴的对联：上联为“砍头不要紧”；下联是“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大过年的怎么贴这样的对联？”老陈不解。那家的婆姨回说：“是孩子在书上抄的，谁知道上面写了些甚。”
现在倒是不再会出现这样的笑话了，不仅因为今天村里识文断字的人多了，更因为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思想解放了。今天你即便不贴窗花不挂对联，也不再会遭遇村民的舆论压力了。
今日安塞，所谓的“剪纸之乡”早已声名远扬，而剪纸之乡的乡民们自己倒不怎么喜欢剪纸了。2001年春节期间，安塞姑娘樊晓梅（安塞剪纸的后起之秀，近年来出访过日本、加拿大等国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还曾在西安南门的城墙上为克林顿夫妇现场表演过剪纸）回乡探亲，发现村里各家的窗上墙上，已很少看见剪纸了。现今陕北的窑洞里，有了各类明星照、各种广告招贴画，有了VCD、广播、电视，有了台球，有了麻将，有了比原先多得多的消遣方式，人们已经不必用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片片来调剂生活了。在今天的姑娘们看来，那是一种落后的方式，既费神，又费力，她们已很难从中感受到乐趣，但如果有人给钱，则另当别论。当然，今天安塞的小伙找对象，还是希望女方心灵手巧，只是如今这“巧”，已毋须再用一把剪刀来证明了。
那天下午，在安塞文化局领导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安塞文化馆的剪纸展室，那的确是一个花团绵簇般的世界。其门类之繁杂，内容之丰富，着实令人叹为观止。门类计有窗花、门花、炕帏花、挂帘花、窑顶花、桌裙花、枕花、鞋花、牌牌花、围肚花等。内容分四种，一是用于春节美化环境，象征吉祥如意，如飞禽、花草、牛羊猪狗、狮子老虎等图案；二是用于婚娶装饰洞房的，多为石榴牡丹、成双鸟禽等图案；三是用于制作刺绣、布玩具底样的，多为双石榴、双桃、虎娃等图案；四是用于迷信礼仪的，有财神爷、灶王爷，还有用作招魂的纸人等。当然，还有一些现代农村生活题材的剪纸作品。
据安塞文化局领导介绍，安塞剪纸是陕北劳动妇女创造美的一个典范。最初用来装饰美化生活的“窑洞剪纸”，被一代又一代的劳动妇女传承下来，形成古朴生动、强烈自由的风格，反映出陕北劳动妇女淳朴的思想感情和对生活的热爱。安塞剪纸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花鸟鱼虫、瓜果蔬菜、家畜走兽、人物树木，大自然中的一切美好她无所不包。
安塞县文化馆原馆长陈山桥对当地的剪纸曾作过广泛的调查与深入的研究，他在《安塞人与剪纸艺术》一文中写道：
“安塞的剪纸历史很少有文字可供考证，但问一问健在的老婆婆：你们小时候剪花跟谁学来的？她们都会同样回答：妈妈教的。安塞人现在还称传统花样为‘古时花’，从现在整理出来的剪纸作品来看，可以寻觅到安塞历史文化的踪迹。64岁的常振芳剪的《龙与凤》，使人联想起五千年前人类经历的那个龙飞凤舞的时代，想到鸿蒙初开，伏羲女娲刚刚创造出的那个混沌世界。龙凤造型特别古朴，与濮阳西水坡仰韶墓内摆塑的龙有某种相似之处。67岁的白凤兰剪的《年耕图》和《猴吃烟》中的树，树干和树枝组成了鹿头纹样的变形，专家们认为，它是我国古代作为‘物候历法’和生命象征的鹿图腾崇拜在安塞的遗存。高如兰剪的《髽髻娃娃》，在一些专家看来，它是别处早已失传了的商代民俗文化，把头上两个髽髻剪成了两个鸡，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青玉女佩完全一样。《髽髻娃娃》一手举鸟（阳），一手托兔（阴），阴阳结合孕育了生命，是生殖崇拜的形象遗存。安塞的古时花样，可以说是地上的文物，它是研究我国北方民族文化与民俗的重要史料。从艺术风格上看，它淳朴、庄重、简炼、概括，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保留了汉代艺术深沉雄大的艺术特点。”
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方李莉，对此曾做过更加深入的调查与分析，她十分注重这种叫作“古时花”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传承。在其《黄土地的记忆》一文中，她的笔触追根寻源，直指远古：
“……一些表现古老传说的剪纸，如白凤兰剪的‘二郎担山追太阳’。民间传说，过去，天上突然出来九个太阳，晒得人们不能在田间劳作，飞鸟晒死，树木枯萎，二郎担山追日，压去了八个太阳，救了人类，救了万物。这和中原‘后羿射日’有同工异曲之源，还有，白凤兰剪的‘王祥卧冰’是二十四孝故事内容之一，表现王祥为孝敬老母而卧冰取鱼的故事。
“已经去世的曹佃祥老人所剪的‘鹰踏兔’也是如此，鹰是鸟中的英雄，鸟在这一带有很深的寓意。在安塞曾发现不少新石器时期属于庙底沟型的彩陶，庙底沟型彩陶的一大特点就是鸟纹很多，就像半坡型的彩陶是以鱼纹为主一样。由于鸟纹的广泛应用，其上面的鸟应该是当时一个原始部落的图腾，而在原始神话中称太阳为‘三足乌’，因而崇拜鸟的原始部落实际上是崇拜太阳，因此鸟是太阳的象征，在当地民间也称太阳为‘鸦’。所以鸟在民间是象征阳性的，鹰是鸟中的英雄，自然是阳性的了。而兔是代表月亮，月是阴性，兔自然也代表阴性了。‘鹰踏兔’是喜花，是结婚时所剪的花，其寓意的是男女情爱，反映的是生殖崇拜的主题。
“剪纸能手白凤兰的父亲虽不识字，却能绘声绘色地讲出好多上古时期的故事，《女娲造人》《二郎担压山》《毛野人》，等等。每到阴雨天或冬月天，她家晚上总是坐满了庄稼汉，津津有味地听着‘朝古’，白凤兰总是坐在父亲怀里，听得很认真。母亲剪得一手好花，受到全村人的敬慕，同时也影响了白凤兰。她经常学母亲的样，剪个石榴着牡丹，剪个鱼儿戏莲花。她家贫穷，买不起纸，她便捡好多梨树叶放在家中，以树叶代替纸来剪。在母亲的指点下，学会了好多传统花样的剪法。在父亲的‘朝古’影响下，她剪了不少以上古传说和民间故事为题材的剪纸，除前面所提到的‘二郎担山追太阳’‘王祥卧冰’之外，还有‘毛野人’‘鞭打芦花’‘牛郎织女’等。她剪的花古朴醇厚，粗犷有力，她剪的‘牛耕图’‘猴吃仙桃’‘牛’等都与陕北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刻艺术很接近，特别是‘牛耕图’‘猴吃仙桃’中树的造型，被认为是龙山文化时期的图腾纹样，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陕北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依据。其实这些树的形象，和战国时期的“宴乐渔猎攻占纹”铜壶上的桑树的表现手法也很相似。说明这些纹饰都是具有一定传承性的。
“这里的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风格的传承，以原始、上古时期和秦汉时期的特征最为浓厚，究其原因，这一带曾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中心地之一。其次是宋代。元明清以后，这里的文化处于相对封闭和独立发展的状态，受中原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影响较小，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民间习俗，从古到今，源远流长。原始文化中的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都可以从这里的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中寻到踪迹。”
如果说，在大量古朴深邃的剪纸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陕北文化的悠久与深厚；那么在自由宽阔的信天游中，我们感受更多的，则是陕北人的大胆与纯朴。
陕北人把民歌叫作“信天游”，是因为它的确有字面上的含义：即兴而作，张口便来。最为纯朴自然，最具个性特色。
“信天游直接取材于生活，以表现爱情生活为主，它的唱词格式由上下两句构成，上句比兴，写景，提供声韵；下句写情，抒怀，表达心意。信天游个性突出、色彩鲜明，旋法别致，节奏散慢，曲调悠扬并带有很强的随意性。长于表达个人生发的情感和体验，唱时用高腔兼用低腔、平腔，间有泛音假声，显得高亢、奔放、悠长、深远。唱者见景生情，兴之所致，信口唱来，优美动人，朴实无华。由于有大量的方言口语入词，听起来更为生动、易懂，并给人以十分的亲切感。”
昔日的陕北，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少雨多旱，土地贫瘠，农作物收成低下，兼之苛捐杂税繁重，使得民不聊生。穷苦人为了糊口，有的给财主扛长工，有的给商人当脚夫，还有的背井离乡到口子外面去谋求生路。在那寂寞繁重的劳动中，在那单调而漫长的跋涉中，他们借“信天游”来解乏解愁，消除苦闷孤独，同时抒发他们的怨恨、焦虑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三月里（的个）太阳红又红，
为什么我赶脚的人儿（哟）这样苦命？（嗬打啾）。
不唱（了那个）山曲（我）不好了盛，
（我）唱上一个山曲（哟）想亲（哟嗬）人。
——《脚夫调》
当然，还有更多的爱情歌曲。陕北人把它们一律称之为酸曲。
正月（介）里来迎春花，
奴女孩今年一十八，
人家（呀）十八（就）怀里抱娃娃，
奴女孩十八（呀）还留在（个）娘家。
……
哥哥好像偷吃的狗，半夜来了五更走。
柴湿烟多点不着火，出门的哥哥想死我。
遍地的黄沙数不过，这么多的好小伙儿你交哪个。
脚踩沙地手扳柳，我和哥哥盛不够。
要想留你你不留，拉住你的手手不放你走。
有心留下不敢留，开几回门儿舍不得走。
——《女娃要女婿》（女民歌手唱）
《人人都说咱们两个好》《谁卖良心谁先死》《守寡守得我成了鬼》《人里头就数你风流》《睡到半夜想起你》《爱上你不怕人笑话》《死死活活相跟上》，光听这歌名，你就知道他（她）们是多么大胆、热烈、痴迷、疯狂。榆林市群艺馆馆长孟海平曾向我说过他当年采风时经常碰到的一个细节，陕北的一些老艺人们一提起他们当年的爱情便闭上了眼睛，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之中……那可是火一般的爱，海一样的情。电影《人生》中的那位心地善良的德顺老汉，回忆自己的爱情时便出现过这种情景。看来，作家路遥如此描述是有一定生活依据的。
信天游的歌词采用与《诗经》中一样的赋比兴手法，情歌缠绵悱恻，颂歌大气磅礴。
说到大气磅礴，不禁让人想起陕北之行的最后一站——壶口瀑布。
在去壶口的车上，我在一张旅游图上看到了如下一段文字：
“壶口瀑布是黄河流域的一大奇观，是我国第二大瀑布。它位于山西省吉县城西南25公里的黄河壶口处。黄河巨流一路奔腾，在山西和陕西交界处曲折南流，到山西吉县与陕西宜川一带，被两岸苍山挟持，约束在狭窄的石谷中。
“滔滔黄河，到此由300米宽骤然收束为50余米。这时河水奔腾怒啸，山鸣谷应，形如巨壶沸腾，最后跌落深槽，形成落差达50米的壶口大瀑布。
“要说壶口瀑布的宽度和高度都不算大，值得人们惊讶的却是其流量相当可观。在冬季枯水期，秒流量最少时仅150至300立方米，这时河面冰封，细流涓涓，给人以俊美之感；四月初，一旦冰河解冻，秒流量骤为1000立方米以上，最高时达8000立方米，这时，巨流夹着大量冰块冲击而下，如狮吼虎啸，震天动地；到夏季，秒流量为1000至2000立方米之间，这时，由于下游水位下降，落差加大，巨瀑破空而下……”
文字的旁边附着一张放大了的壶口地图。
再怎么放大，你在地图上看到的黄河只是一条线，而来到这里，你才能感受到黄河的雄伟与壮观。那股巨流万里狂奔，一路咆哮，天崩地裂，山呼海啸……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黄河比作母亲，唯有张承志在《北方的河》中将黄河比作一个性格骠悍的父亲。的确如此，反正黄河在壶口的这一段，张承志的说法更为形象。那天，我们几个人远远地站在岸边，仍然能感受到它的狂暴与威严。
这种雄阔壮丽的自然景观对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产生强烈的感染，无论是自由奔放的信天游，还是豪迈粗犷的安塞腰鼓，照理就该出在这里，冼星海的经典名曲《黄河大合唱》中的高潮部分——“怒吼吧，黄河”，想必也是在这里获得灵感的，恐怕连共产党打天下都曾从这里汲取过它那横扫一切的恢宏之势吧。
在诗人曹谷溪（《延安文学》前主编）看来，这块土地既神秘又神奇。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长城、黄河、黄帝陵非常奇妙地在陕北黄土高原相聚。
长城、黄河、黄帝陵，为什么只有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才能相聚？激情似火的秧歌腰鼓与摄人魂魄的信天游为什么能在这里产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红军一开始长征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但阴差阳错，歪打正着，这支跋山涉水两万五千里、一路征战精疲力竭的队伍恰恰于1935年到达这里。据延安的老人们说，中央在延安的那些年，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在延安的历史上，绝对是难得的好光景。这些偶然因素聚在一起，我们就只能用神奇来描述来形容吗？重要的是，这里居住的延安人豪爽仗义，扶危济困，热情开放，从不安分，仿佛张开双臂，拥抱那跋涉万里、忍饥挨饿、伤痕累累、疲惫不堪的工农红农。这诸多的偶然因素里面难道没有包含着某种必然的关联，难道冥冥之中，天时、地利、人和——历史老人早已为这里即将发生的红色革命默默准备好了一切必要的条件？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两千年前，司马迁已经窥见中国历朝历代生灭兴衰与中国地理上下区位的某种关联。
红色革命亦不例外，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东南，从一开始在上海成立便遭受挫折，后来南昌、井冈山、瑞金（均属于南方），哪个也不是共产党的福地，唯有到了地处西北的延安，共产党才算是凤还了巢，虎归了山。从此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休生养息，转危为安，由弱变强，发展壮大。难道刚到延安的毛泽东便预见到第二年发生的西安事变、第三年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从此开端的八年抗战、重庆谈判，以及后来由蒋介石挑起由共产党收摊的三年内战？难道他老人家当年已经看见宝塔山与天安门之间连着一条隐隐的红线？
陕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历史，使得这一地区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丰富，风格多样。这里在秦汉以前是戎狄游牧区，秦朝开始在河谷川地开荒发展农业，东汉后曾为匈奴、鲜卑族所占据。因而，陕北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地。唐宋以后，陕北地区一直是屏蔽关中、抵御北方民族侵袭的军事重镇。陕北地区的传统文化艺术在多民族的交融中吸收了养分，以后，这里长期作为北方边疆，一方面抗击外来的侵扰，一方面维护和丰富着自身的文化传承，这些都给陕北地区的传统民间艺术打上了烙印。以安塞腰鼓为代表的陕北鼓文化何以有那样昂扬的气势，有那样振奋人心的力量？陕北民歌何以有那样丰富的旋律、那样悠扬的曲调？包括风格的多元化，题材体裁的多样化，无论是奔放激昂的豪情，还是委婉缠绵的心绪，都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其表现手段已臻极致……还有那气象万千历久弥新至今却仍被称作“古时花”的剪纸，这些无疑都是特殊的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
陕北这块皇天后土给它的子孙后代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在注重借鉴、讲究包装的今天，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了这笔丰厚的遗产。我经常思索，它们经历了千年岁月的洗礼，经过了滚滚风沙的磨砺，已经深深植根在这片土壤里，保护、珍惜、振兴他们也同样可以给我们的舞台、我们的现代文化注入生机。
如今，腰鼓也罢，剪纸也罢，民歌也罢，统统被经济大潮卷入了市场。几千年来，纯朴憨厚、安贫乐道的人们，如今都把眼光盯上了效益——再也耐不住往日的贫寒了。当地政府也推波助澜，在西部开发的战鼓声中，这些腰鼓、剪纸、信天游，包括壶口瀑布，如同当地的煤矿、油井、天然气一样，被当成了一种亟待开发的经济资源。歌手、鼓手、剪纸能手，这两年也都在市场上尝到了甜头。让人担心的是，它们的文化色彩正在急剧消褪。在此之前，其宗教色彩已被祛除，其政治色彩早被消解，其教化、审美、娱乐、传播知识、传授经验、创造智慧等传统文化中功利的和非功利的功能正在被淡化。一切都走向了形式化、表面化，乃至赤裸裸的商业化……别看那些热情奔放的腰鼓手们，有钱则锣鼓喧天，没钱，他们便偃旗息鼓。安塞农民画家薛玉琴对来她家采风的专家说，她不喜欢自己的画，她更喜欢她家墙上贴着的挂历上的美人照。至于那些年轻的剪纸婆姨们，她们在自家的窑洞窗上墙上是不贴剪花的。同样，她们自己并不觉得那有什么好看。平日剪纸的目的很明确，只是为了卖，不是为了爱。过去的剪纸之所以出色，那是因为它们来源于传统，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剪纸者对这项民间艺术的无比热爱。如今，这些源泉都被市场大潮淹没了。前面提到的那个后起之秀曾对我说，7岁就开始学剪纸，那时纯粹是因为喜爱，11岁时，家里来了一个瑞典老太太，买了她母亲的许多剪纸，一下子给了300元，那是1988年，300元是一大笔钱呢。“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天价，我们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事一下子传遍了安塞……”
一些人终于发现，这是一条生财之道。
多少年过去，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商品大潮的冲击，在安塞的剪纸走出了安塞、走出了陕北、走出了国门的今天，安塞人反而不喜欢剪纸了。安塞人虽说不爱剪纸，但却热衷于大量地制造剪纸产品，其实应该说是商品。一为商品，便无足观，许多剪纸都是以前作品的克隆。由于市场的需求，要求批量生产，哪里还容得你钻到窑洞里斟酌揣摩，怎么快怎么来。
艺术一旦变成了技术，创作一旦变成了制作，一向安贫乐道的陕北人，一下子变得急不可待了。“兰花花”已成了酒店的招牌，“五哥哥”当上了大堂经理，“四妹子”去了夜总会的歌厅，信天游唱给大款们听……
当今社会，时间的距离拉长了，上辈人与下辈人之间，甚至相差十岁、八岁的同辈人之间，变得难以理解了；与此同时，空间的距离则缩短了，黄河的水融入了蔚蓝色的大海，地球变成了一个村。特别自中国加入WTO之后，政府明确提出要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各地区各行业都要与世界接轨，与世界各国接得如何说不清楚，但国内各地像是已经接轨——一个直观的印象就是城市与城市越来越相像了，一位久在外面闯荡江湖的榆林人对我说：榆林和延安和西安和北京和上海、广洲、深圳都差不多，都一样。一样标识风格的连锁快餐店、银行网点、星级酒店，一样的马赛克、玻璃幕墙……当然，像安塞、靖边，米脂、绥德这些小地方，想要在这些硬件上追风赶浪还有待时日，但这并不妨碍当地农村青年的精神向往。清涧、佳县的后生和妹子们如今同延安、西安的小伙和姑娘一样，也涌现了大批的追星族，他们崇拜迈克尔·乔丹，喜欢贝克汉姆和辣妹，爱跳霹雳舞，爱听摇滚乐……北京、上海甚至东京、纽约的小伙姑娘兴什么，陕北的后生、妹子便也兴什么。近年来不少地方还时兴过起了情人节和圣诞节，倒把自己那传统的年节冷淡了……
唯有老人们还唠叨着当年春节的热闹与隆重：
腊月初便开始酝酿了。一到腊月初八，北方人家家户户都要用五谷杂粮加上花生、栗子、红枣、核桃、莲子、果脯之类熬成一锅香甜黏稠的腊八粥。当然现在城里已很少有人做腊八粥，但吃腊八粥，还是人们年根前不可或缺的一道主食。过完腊八，离过年就越来越近了。
二十三，送灶王；二十四，来扫房；二十五，糊窗户；二十六，炖肥猪；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贴春联；年三十，阖家欢乐吃饺子。那时节，自腊月二十三以后，人们就进入了过年的程序，大家有条不紊，认真细致。
随着生活节奏的越来越快，这些生动有趣的细节都已被简略被忽略乃至被省略了。就像一只孔雀，当你拔光了她的羽毛之后，还能再看到她的美丽吗？难怪今天的年轻人说过年没意思。
这些年来，改革开放的步子越来越大，人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观念越来越新，年却越过越淡。从表面上看，这些民俗节令对于今天的国人已不再具有过去那种毋庸置疑的魔力、魅力和凝聚力。晚辈们对于上辈人所认定的那些具有某种价值意义的东西不再认同，他们集体无意识地厌倦了那些古老的游戏。从本质上看，往宏观上说，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整合功能正在被消解。这种整合功能只存在于文化的整体结构——特别是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而并不孤立地存活于某一两个传统的文化形式之中。当这种文化心理结构被来自异域某种强势文化所冲击所取代之后，就算你把秧歌扭到了纽约，把腰鼓打到了联合国，也不能说明你保持和发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
作家高建群曾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记者下乡回来告诉我，当他穿过拥拥挤挤的山峁，进入最偏僻的陕北农村时，扬头一看，看见远处的崖畔上站着一个陕北婆姨。婆姨穿一件大襟袄，怀里端个簸箕，正呆呆地望着天空出神。‘你在看什么呢？’记者问。——‘眺世界！’女人回答。‘眺世界’这句话曾引起这位记者深深的惊讶……”
高建群记录的这件事情至少发生在三十年前，如今延安的“80后”“90后”中怕是没人站在崖畔眺望世界。当他们面对一台电视甚或一台电脑时，无论想看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再也用不着眺望了。
我常常思忖：如今延安的这些新生代们，坐在软椅上面对电视电脑屏幕N小时之后，他们的脑子里会想些什么？
在我即将结束这篇文章时，耳旁又响起了陕北歌手贺玉堂前年冬天在安塞县马家沟的崖垴上为我们演唱的那首歌：
你晓得，
天下的黄河几十几道弯（哎），
几十几道湾上几十几只船（哎），
几十几只船上几十几根杆（哎），
几十几个（那）艄公（呀哈）来把船来扳。
……
歌声高亢、苍凉，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