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为中华民族富强之路竖起了两块路牌：一为民主，一为科学。鉴于中国国情，民主与科学实施的前提是对于人民大众的教化与启蒙，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使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这种情势下，救亡压倒了启蒙。
无论对于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政党，生存总是被放在第一位的。
1941年，代表中华民族大多数人利益的红色政党在延安陷入极大的困境。
“……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为了生存计，领袖如是说。
如何动手摆脱困境呢？任弼时在做过一番调查之后，向政治局提出解决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二是开荒；三是把三边地区的盐送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
朱德亲自踏勘南泥湾、金盆湾，此后，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王维舟率领三八五旅去陇东开荒种水稻。
其实，屯田开荒并非共产党人的发明创造，中国自汉代以来，历朝政府为取得军队给养或税粮，都曾鼓励兵士和农民开垦荒地。中国共产党则把这件事情搞得有声有势。
不久，党中央及毛泽东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号召边区全体军民行动起来，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
42年那么呼咳，大生产呀么呼咳。
边区的男女老少七里里里嚓啦啦啦索罗罗罗呔，
齐动员呀么呼咳。
战士们用歌声唤醒了沉睡的土地，用汗水浇出了万顷良田。短短两年时间，边区的军民依靠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军队、党政机关、学校、干部、战士、学生都来开荒、种地、砍树、烧木炭、纺线线。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陕甘宁边区已达到了丰衣足食。1943年，边区产粮184万石，当年消费后还剩余22万石。驻陕甘宁地区的许多部队，粮食、被服和其他物资供应全部自给自足。有些单位如三五九旅逐步做到自给有余，甚至于“耕二余一”。拿枪的手拿起了锄头，在很短的时间里，将一个满目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一个春耕夏收的米粮川。在今天看来，这仍然是一个奇迹。
1943年春节，鲁艺组织了秧歌队去南泥湾劳军，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向英雄们献上了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歌唱南泥湾》：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
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
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第二段略）
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
学习那南泥湾，处处是江南。
边学习来边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
咱们走上前，鲜花送模范。
一时间，南泥湾的故事到处流传，南泥湾的垦荒经验也被许多地方加以效仿。到1943年底，抗日根据地共开垦荒地600万亩，人们真的相信了“学习南泥湾，处处是江南”那句十足浪漫的歌词。
1943年，当八路军总政电影团拍摄完《把生产与战争结合起来》（后称为《南泥湾》）的影片时，经过党中央审定，当时在解说词中写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南泥湾精神”——这应该是南泥湾垦荒的思想升华。面对一个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面对一个积贫积弱已久的民族，作为立誓要改变这一切的共产党，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不仅是应当的，而且是必须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解释大生产运动的起因时，一直强调是由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和蒋介石的封锁包围，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延安一下子变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这块自古以来地瘠人罕的黄土高原倏忽间成了全国人民向往的热土，那么多的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潮水般地涌向延安。延安当时流传一种说法是“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
“……仅1938年5月至8月来延安的青年就达2288人。广大热血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来延安，为我们党培养造就大批革命干部提供了客观条件。为此，党中央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在延安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校等20多所干部学校。其中抗大总校共办了八期，培养军政干部近三万人。”（引自《延安革命简史陈列》解说词）
到底有多少人来到了延安，尚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霍静廉介绍，1938年、1939年是延安来人最多的一段时期，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有1000人，那时延安的非生产人员达到了五六万人。
有流传于“洛川会议”之后的陕北民歌《移民歌》为证：
山川秀，天地平，
毛主席领导陕甘宁，
迎接移民开山林，
咱们边区满地红。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延安却要养活八方的人。“开山林”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这背后所蕴含的问题是：男女老少齐上阵，群众性大规模的垦荒、种地、开山林、烧木炭，使得延安这块土地已不堪重负，延安的土地已经超载！
延安原先叫作肤施，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此地之后，将肤施改名为延安。这里曾经水肥草美，直至20世纪初，该县境内还林木茂盛呢！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当地的农民想在自家的周围寻些柴禾已经很难了。
年近七旬的陕北诗人曹谷溪在一篇叫作《陕北父老》的回忆文章中，描述了他曾眼见的一幕场景：牛拉屎了，那些老汉们赶紧用手掬起牛粪，贴在墙上晒干当柴烧。这篇文章还记述了这样一个情节：20世纪50年代，延安地区所辖的安塞县县领导干部去北四乡检查工作。中午，去一户农民家吃派饭。面条下到锅里后，牛粪烧完了，这位大嫂无奈之中脱下自己的鞋投进灶火口，这才煮熟了面条……
事实上，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大规模垦荒，是以毁掉绿色植被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的。当时共产党人为了生存，这个代价值得付，也必须付。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坚持奋发图强，但确实没有必要让这块疲惫不堪的土地继续受累——它太需要休养生息了。然而，人们对它的索取却变本加厉。
1958年，人们被一股冲天的激情牵住了鼻子。
天上没有玉皇，海中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中华儿女的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大炼钢铁、大跃进，钢产翻几番，亩产上百万，全国天天放卫星，工业农业报喜讯，延安人民闻风而动，砍树林，挖树根，砸锅卖铁，拆窗卸门……
1966年8月，党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延安人民积极响应。
“文化大革命”中，以延安宝塔区为例，短短十几年时间，人们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一片聒噪声中，完全不顾本地自然条件，修田淤地19万亩，这又是一个奇迹。要说吃大苦耐大劳的干劲，具有“南泥湾精神”的延安人，是绝不输于大寨人的。
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旗迎风摆。
他是咱公社的好榜样啊，自力更生改变那穷和白。
坚决学习大寨人，要把那山山水水重呀么重安排。
干起来，干起来，大寨的红花遍地开。
1977年一场特大洪水将这一切冲得净光，更让人痛心的是，当年垦荒英雄杨步浩也被洪水夺去了性命。
与延安洪水此起彼伏的还有牛田洋的悲剧——愚昧导致了疯狂。全国范围内人们热衷于向荒原要粮，向沼泽要粮，向一切原先不长粮食的地方要粮。于是伐林造田、劈山造田、围湖造田、围海造田。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说过：“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不久以后，黄土地上又飘来了新的《信天游》：
我低头、向山沟，追逐流逝的岁月，
风沙茫茫满山谷，不见我的童年。
我抬头，向青天，搜寻远去的从前，
白云悠悠尽情地游，什么都没有改变。
这首歌听起来既颓废又伤感，完全没有了《歌唱南泥湾》的悠扬与婉转，事实上，当那扑面而来的滚滚风沙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时，人们哪里还顾得上抒情与浪漫。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遥想当年，人们看到的只是漫山遍野的牛羊与庄稼，看不到日后的滚滚风沙。
还有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那个安塞腰鼓，打起来的确是惊天动地，气壮山河，但同时也遮天蔽日，尘土飞扬。这一切都太富戏剧性了。
斗转星移，时至尘埃落定的今日社会，从官方到民间都认识到了学大寨运动是一种决策性失误。无论如何，“要把山水重安排”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意志，而自然事物的发展，决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在当时，人们的主观意志代替了科学决策。
事实证明，决策一旦失误，人们的干劲越大，造成的灾难越大。
几十年过后，人们又在中央的大力倡导下，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了，这依然是一种被迫选择：由于过度开垦，全国土地沙化面积已达耕地面积的38%，不少地方钻进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死胡同。
199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轻而易举地给北京搬来了大量黄沙和尘土。而沙尘的发源地距北京只有70公里，可谓是近在咫尺呵。
有人疾呼，沙漠离北京有多远，离中国就有多远！
同年，中央发出号召，“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
人是什么？自然是什么？人与自然的关系怎么定性！迄今为上，人类只能在相当局限的范围内来回答这类问题。
人类对自身的局限缺乏警惕，特别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从不乏自信与乐观，尽管这种自信与乐观总是被一些无情的事实所粉碎。
在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终于理解了人是自然中的一环，而非万物的主宰，人应该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友善共存的位置上。
西方一位文化人类学家说：当人类砍倒第一棵大树时，文明就此诞生；当人类砍倒了最后一棵树时，文明就此消失。认识到这点，今天的人们又开始种树了。
截至目前，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3%提高到16.55%。全国森林总面积为15894.1万公顷，居世界第五位；人工林保存面积为466.67万公顷，居世界第一位。
早在1993年，延安市即被评为全国植树造林的先进单位。延安人民又拿出当年垦荒种地的那股劲头，开始了退耕还草植树造林。陕北是个能人辈出的地方，过去开荒有杨步浩、郝树才这些劳动模范，今日种树又涌现出了石光银、牛玉琴这些治沙英雄。这些年来，“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些时髦的词汇成了陕北人的口头禅。连延安人当年的保留节目秧歌剧《兄妹开荒》都改成了《兄妹种树》。黄土高原出现了新的奇迹。仅以延安市为例，截至1998年底，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62.5%；经济果林覆盖率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4.4%提高到了42.9%。
随着退耕还林还草工作的全面启动，延安农村广种薄收的生产方式正在被彻底打破。在各级政府的引导下，陕北农民因地治宜，按“山顶戴草帽，山坡树缠腰，山底粮仓子”模式，加快荒山荒坡治理，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越来越多的农民走上了致富路。陕北人民那种山洪般的激情，终于被导入了一条科学渠道。
仍在肆虐的沙尘暴给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提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告，如果不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大开发便会带来大破坏、大灾难。毋庸置疑，中国的自然生态正在逐年改善，但当下严酷的现实及未来严峻的形势仍不容乐观。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平心而论，新中国成立后的垦荒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被迫的因素。这次不是为敌人所迫，而是为自己所迫，为共和国人口急剧膨胀所迫。
早在195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中，北大校长马寅初即撰文《新人口论》，文章指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也是一个极大负担，如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国发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单“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可惜，这种逆耳忠言没被采纳。
许多年之后，我们终于认识到错批一人，多生三亿。中国至今仍承受着人口压力。
我们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着世界上22%的人口。这是一句我们引以为豪的口号，但这种自豪的背后透出的却是一种无奈。这同延安当年的情况大体相似，仍然是人口过多，土地超载。
然而，大面积的开垦并未使我们摆脱粮食危机。仍以延安市宝塔区为例，1987年的人均年产粮比1950年下降下了27％，人均占有粮食甚至比1949年还要少！
何以至此呢？据作家高建群考证：“1943年间，当时著名的陕甘宁边区的人口是五十万人，而到了1979年，仅陕北高原的人口，就达到近五百万人。这一块贫瘠的、精力已经耗费殆尽的土地，它如何能满足供应这五百万张嗷嗷待哺的嘴巴……”（《最后一个匈奴》）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门前刮过。
不管是东南风不是西北风，
都是我的歌。
黄土高原的生态状况终于到了崩毁的边缘。
今天应当确定这样的认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离不开科学；保护社会生态环境，离不开民主。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党，科学与民主就像空气和水对于生命一样重要。远离科学与民主，必然走向愚昧与专制。这也极大地背离了当年共产党人革命的初衷。
今后我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南泥湾精神，必须以科学——特别是科学的决策——为先导，而形成科学决策的前提是民主制度。
在此揭示昨天的历史真实，正是为了探讨今后发展的科学之路。
抚今而追昔，温故而知新，让我们再回到延安来。
科学被当年延安的共产党人解读为“实事求是”“调查研究”。1939年5月，毛泽东《五四运动》这篇文章中写道：“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走历史必由之路”，这既是共产党的认识论，也是共产党的方法论。换句话说，领袖为当时共产党的发展和未来共和国的强大，确定了科学正确的前进方向。
民主则被当年边区政府认真地实践着：大豆选举，是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的首创。这是一种直接参与的方式，也是陕甘宁边区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在选举过程中，边区政府认真地组织和宣传，挨家挨户地动员。针对边区广大农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现实，共产党人还和农民群众一起，想出了许多世界选举史上闻所未闻的选举办法，如票选法、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烧洞法、投纸团法等，足以让西方世界大跌眼镜。比较普遍的农村选举方式是红绿票法和豆选法。这种土得掉渣的选举法虽比不上欧美发达国家的选举办法完善，执行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许多问题，但在当时落后闭塞的农村，面对一群识字不多甚至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包括妇女和老人），这种选举方法还是最适宜的。
……
大雁听过我的歌，
小河亲过我的脸，
山丹丹开花花又落，
一年又一年。
大地留下我的梦，
信天游带着我的情。
天上星星一点点，
思念到永远。
据《人民日报》2001年9月12日报道，目前国家正在编制退耕还林还草总体规划，规划10年退耕8000万亩，其中前五年加大力度，规划退耕5000万亩。
2004年召开的“两会”中，温家宝总理提出了“我国要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
2007年2月26日，温家宝总理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
同年3月16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
1997年中央发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的号召之后，陕西森林覆盖率从当年的30.7%增加到后来的41.42%，森林面积增加了3300多万亩。在13年后的2010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上，陕西成为生态修复的全球典范。
至此我们可以由衷地告慰上苍、告慰生灵：陕北近现代经历了两次革命，一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另一次是六十年后同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绿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