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曾经望着陕北的沟梁峁壑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是风神的杰作，是抽象派画家的胡涂乱抹。他惊叹：“人类能在这样的恶劣自然条件下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
作家高建群长期生活在陕北，对于此地的芸芸众生有着更深入的观察，在他看来，上苍造了这么一块土地就是为了让人受苦受难。在这里出生的每一个生灵，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苦难就形影不离地伴随着他，直到死亡。尽管如此，这里的男人和女人们却从不自哀自叹，自悲自怜，他们不是用苦难来表现苦难，而是把苦难转换成一种比幸福境界更高的幻觉来表达。他们用喜剧的态度来对待悲剧的人生。在诗人尚飞鹏看来：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在贫瘠的大地上书写浪漫，书写自由，书写美好。这不正谙合了海德格尔所描写的人类生存的理想境界：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
我在陕北考察时惊讶地发现，陕北人正是这种诗意栖息活的典范。
近几年来，由于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有效整合及当代演绎课题的需要，我在接触众多的走访对象时，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当地人口头频繁使用一个动词：“闹”。闹秧歌，闹社火，闹花灯，闹生产，闹秋收。我问他们，为什么总要用这个“闹”字？一位老农告诉我说陕北人天性喜闹。
一个“闹”字，使延安人超越了现实的苦难。事实上，他们超越苦难的方式不是回避，而是坦然面对。这并非孤证，还比如，他们将“出生”叫作“落草”，把“死亡”叫作“上山”，这是一种幽默抑或是一种调侃？至于“生存”嘛，他们干脆就将之叫作“受苦”，还有更加形象生动的说法：“熬”！
在漫长的岁月里，怎么来对付这个“熬”字呢？延安人祭出了这个“闹”字。大千世界中，金克木，水克火，而延安人如今用“闹”来克“熬”，抑或是大自然演进的一种平衡法则。
在作家高建群看来：自然的法则既是是客观的，又是辩证的；陕北的冬天是寒冷的，温暖在窑洞，脚下的黄土地是呆板且贫瘠的，生动与丰富在人们的心里。吹唢呐，唱民歌，打起腰鼓那阵势，让天地惊，鬼神泣……决不能让灵魂沦陷在现实的苦难里。
余秋雨曾给予赵本山及其小品艺术以极高的评价：赵本山把东北人的苦难变成了笑声，苦中作乐是一种境界；中国人的苦难太久、太久了，人们是多么需要笑声啊。
如果说，东北人把苦难变成了笑，那么陕北人则把苦难变成了“闹”。
千百年来，在陕北的自然中，穷山恶水所给予的陕北人一辈子的苦难几乎是一种命中注定。但在陕北人的精神世界里，他们并不甘于听天由命。为了打破环境给予他们的这种严酷与沉闷，他们只能在生活中时不时地闹腾一下。
一个“熬”字，显示出他们对于生命的客观立场；一个“闹”字，形容了他们对于命运的乐观态度。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关于延安人的性格特征，在当地的一些志书上多有描述。“俗骄悍、喜功利；习骑射、尚忠勇”（清《延安府志》）；“尚气节、先勇力”（明《延安府志》）；“水甘土厚，风气冲和；民尚勤朴，多喜射猎，不事纺织；文武士大夫颇尚气节”；“土风淳朴，民情愚憨，务本不知逐末”（清《延安府志》）……“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瞿（狄），修心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汉书·地理志》）；“急功重义，坦率愚耿，不事谀佞，有幽豳遗化焉”（《安塞县志》）；“安定风土刚劲，习尚淳庞，重气节。虽贵显坐语皆逊、让不敢先”（《安定县志》）；“山川塞，人多淳朴，好义急公。有无偿相待，贫富不相耀，吏胥无舞文之奸”；“延风淳朴而不审是非，不察利害，一时迁就，终获噬脐”；“性胆不退却，有古小戎之风”（《延绥府志》）……
陕北民歌中也有这样的歌词：“羊肚子手巾哟三道道红，刚强呀不过个陕北人；脚踏着地来哟头顶着天，世上的那好汉咱一人担；正响午的日头哟后响午的风，那炸油糕的火呀咱们的心！”
这种以刚强作为精神底蕴的“闹腾”一旦浸入到中国社会的发展之中，便会诞生出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演绎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历史图景。
千百年来，无数英雄豪杰在这里叱咤风云，建立丰功伟业。如，轩辕黄帝在这里开创了华夏文明；大禹在这里治理天下洪荒，与黄河壶口瀑布相映成辉；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吴起在这里长期镇守，威镇西北，他的英名与这里的吴起镇一同传至今日；秦始皇曾两次涉足这里，把宽30多米、长700余公里的秦直道从关中直修到了包头以北的九原；西汉时期的飞将军李广长期在这一带驻守，所谓“龙城飞将御汉关，胡马岂敢度阴山”；东晋的安北将军屈子（又名刘勃勃，即赫连勃勃）在这里建立了大夏王国，统万城遗址留存至今；北魏出生在延安城南花源头村的巾帼英模花木兰，替父从军，传为千古佳话；北宋时出生于神木县杨城的名将杨继业，英名流传至今（杨于公元986年在晋北作战时重伤被俘，后绝食而死）；党项族首领李继迁、李元昊在这里建立了西夏王国，与宋王朝分庭抗礼一百余年，其疆域从黄河晋陕峡谷直到西月氏、土蕃一带；米脂县李继迁寨的农民起义领袖闯王李自成（党项后裔），从这里出发，三返河南打进了北京城……千百年来，在这块黄土地上洒下了多少英雄的血泪。
千百年来，作为延安的民间社会，正是依靠这个“闹”来保持人与自然的张弛有度。社会底层的百姓们如何打发那些苦难沉闷冗长的光阴呢，全得靠“闹”了。闹什么呢？闹秧歌、闹社火、闹花灯。这一闹，打破了沉寂，释放了郁气，闹是必须的，因为那“闹”字包含着人类的天性，或者说是野性——桀骜不驯，狂放不羁。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看，“闹”是对礼数的一种反叛，是对规矩的一种挑战。特别是“安塞腰鼓”那种撂脚扭胯的动作，向为循规蹈矩、严守礼法的关中人所不屑。
延安原先叫作肤施，1935年中央红军到了此地之后，将肤施改名为延安。改变了的不仅是名字，还包括这块贫瘠土地上的人。
近三百年来，肤施人的所有“闹腾”，在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延安之前，均为自娱自乐的花拳秀腿，并无助于社会的改良乃至革命——咥不了实活。因而，无论是闹社火，还是闹花灯，闹来闹去，还是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无论是打腰鼓的老把式还是扭秧歌的伞头们都知道，只有当他们变成了延安人之后，才知道了“闹革命”，他们把这叫作“闹红”。
共产党本来就善用文艺造势（这一点在井冈山的初期革命实践中已经显露）。延安的民俗风情，使共产党如鱼得水……而闹革命的共产党与闹秧歌的延安人之间的结合堪称是“天作之合”。
延安人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终于认识到，唯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使受苦人过上好光景。谁能料到，尔后延安人的话语竟影响了共产党的话语，据我考证，“闹革命”是延安人的原创发明。共产党在到达延安之前，只会说“干革命”，而自从到了延安以后，他们就改口为“闹革命”。很显然，他们吸收了延安人这种形象生动的修辞方式。“闹”是非常形象且富有诗意的一个字，它里面包含有原始的生命骚动，有一种由于对现状的不满而引发的宣泄，这种宣泄酣畅淋漓、无所顾忌，有一种豁出去的感觉。这同毛泽东一贯提倡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精神高度吻合。相比之下，原先那个“干”字只是个中性词，温吞水，软不拉塌的，远没有这个“闹”字来得过瘾。
从文字语言的情感诉求上来讲，“闹”字不仅具有力度，而且具有鼓舞性与煽动性，甚至冲突性与战斗性。
中国的主流社会经过千百年来的历朝历代统治阶级的打压与驯化，已经变得不那么具有活力，用一种学术性的表达就是“汉族文化由于过于成熟而缺乏张力”。
中国整体的民族性格，偏于文弱。几千年来，中国经济的主体一直是小农经济。这种经济模式既不同于迁移型的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外向型的商业经济，而以守土耕作、自给自足为根本特征，即所谓“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守土耕作的经济模式所塑造的文化必然是重文轻武、热爱和平的文化，久而久之，重文轻武、热爱和平过了头，就使中国人在性格上文弱有余，强悍不足，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再加之皇权专制的政治高压，造成“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局面，又给中国人赋予了逆来顺受的臣民心理。在遭遇外敌强暴的时候，一些人腰杆不硬，意志不坚，归顺强者，甘当傀儡。
然而，上苍慈悲：在这块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还为华夏一族保留了炎黄子孙的一点骨气和血性。联系当时的局势，正值抗日战争，大敌当前，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要让每个人都奋起抗战，需要的不正是这种激情与骚动，需要的不正是这种骨气和血性吗？大敌当前之际，民族危亡之日，骨气和血性，对于这个积贫积弱已久的民族来说，贵比千金！
而如此可贵的精神气质，怎么可能出现在这种边远贫穷落后愚昧的人群身上呢？我们还须从文化的地域类型上寻找缘由。与农耕文化为主流的关中不同，延安的主流文化为游牧文化，游牧文化体现在当地人身上的品质为热烈奔放，性格张扬。有人说，延安人多为性情中人，许多人天生即具有诗人气质。或喜或悲，率性而为。无论男女老少，都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情感。心中所想，口中所唱，而且还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进入某种癫狂状态。话说当年腰鼓从宝塔山下打到了天安门广场，信天游自延安唱响了全国，满怀豪情，一往无前，所向披靡，胜利狂欢。神州大地上所有的人都像延安人一样地扭起了秧歌，一起唱起了那个“呼嗨哟……”，以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诗意被发挥到了极致，全国人都同延安人一样地“闹”了起来，整个民族陷入了某种疯狂的状态。
我在作家高建群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了下面这样一段话，为我以上的看法提供了另外一种注脚：
“也许打开陕北人性格特征的一把钥匙（或者广而言之，打开陕北的一把钥匙），是清朝人王培棻的一句话。王先生曾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梁启超的岳丈，后来他作为钦差大臣，前往陕北地面考察。考察回来他写了一个奏折，这奏折就是引起陕北人愤怒的那个著名的《七笔勾》。在《七笔勾》（见附文）中，他以猎奇式的、居高临下的姿态描写了他途中的见闻，毫不足取。但是这位大儒在他的文章中，不经意地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叫“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也许，王先生的这句不经意的话，正是解开陕北大文化之谜的钥匙。
“当儒家文化在中国地面上逐渐风行，并最终形成封建大一统局面时，历史网开一面，为我们留下了陕北这块空白地带。在这封建时代两千年中，陕北地面，战争连连，这里成了儒家文化极少染指的地带，成为中华两种传统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部地带。
“儒家文化对我们民族的伟大功绩，在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国家宗教，而这种国家宗教所产生的向心力和凝固力，令我们这个民族走过艰难的道路，一直苟延残喘到今天，而不像其他的三个世界文明古国一样，泯灭在历史的路途，茫茫而不知所终。
“然而儒家文化对我们的民族的负面影响亦是极为巨大的，它束缚了先民时期的中国人身上的那种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它将中国人变成了侏儒，它令中华民族这个庞然大物在进入二十世纪时已经气息奄奄，所以伟大的‘五四’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作为它的标帜。
“很好！所幸的是我们留下了陕北，这里还居住着我们的民族的个性张扬的人类一群。这也许就是上苍给我们留下这一处奇怪地面的意义。
“记得，当安塞腰鼓将黄尘踢得满天飞扬的时候，一位美国研究者曾说，想不到在温良敦厚的中华传统民间舞蹈中，还有如此剑拔弩张、野性未泯的一支。”
这里远离城市，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文盲遍地，多少年来，似已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弃地，在儒家看来，这里的人脑子未经“政统”与“道统”的教化，不明纲常伦理，不知“孔孟”为何物——属于刁泼愚顽蛮夷之类。钦差大臣王培棻对陕北的风土人情的评价可概括为八个字：穷山恶水，未化之民。而在毛泽东看来，正是造成这穷山恶水的沟梁峁壑，为红军休生养息提供了天然屏障；而那些未化之民，则恰恰是共产党引燃革命火种的理想“干柴”（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正面理解王培棻的那句“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事实证明，正是这些理想的“干柴”，日后成就了“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
延安的民俗里透着民风，而这粗犷豪放的民俗民风折射着延安先民的多重身影。延安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胡雷在一篇叫作《试述陕北历史文化的民俗多元性》的文章中谈到：“陕北作为一个人文地理单元，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交汇之地。从商周时代起，鬼方、犬戎、白狄、匈奴、林胡、稽胡、户水胡、鲜卑、氐、突厥、党项羌、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先后以战胜者的雄姿，走上这块历史舞台，从而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壮举。”延安人打仗所展示的是威武勇猛；秧歌腰鼓显示的，则是粗犷豪放。其实，粗犷豪放也罢，威武勇猛也罢，凭的都是一股原始血性。
反观延安地区以外中国的主流社会，经过千百年来的历朝历代统治阶级的打压与驯化，经过封建礼教的严格规范，经过儒家文化的长期浸透，许多国民早已变得奴性十足。当时正值抗战期间，大敌当前，国难当头，延安人天性中的粗犷剽悍倔强豪爽在中国已成稀缺的资源，正是共产党将之发掘出来加以熔炼，从而铸成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魂魄。
存在决定意识。是陕北人的自然存在和文化存在，决定了陕北人的“闹腾”意识。
这种“闹腾”尽管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但客观上也耦合了“运动是世界的本质属性”。然而这种“闹腾”在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一旦脱离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一旦违背了科学规律，一旦闹过了头，即会造成种种恶果。
或许，最初“闹腾”的成功促使人们形成了惯性思维，动不动就要闹腾一阵子，脑子一热便可“人定胜天”，1958年“大跃进”时，全国人民在生产领域里“扭起了秧歌”……至于1966年，中国人民为某种虚妄的激情所鼓动，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几乎所有的领域里都闹腾起来，物极必反，彼时的闹腾已变成折腾了。
据新华社北京2008年12月19日电，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附文
七笔勾
清光绪年翰林院大学士王培棻
万里遨游，百日山河无尽头，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絮稠，山花无锦绣，狂风骤起哪辨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窑洞茅屋，省上砖木措上土，夏日难晒透，阴雨更肯漏，土块砌墙头，灯油壁上流，掩藏臭气马粪与牛溲，因此上把雕梁画栋一笔勾。
没面皮裘，四季常穿不肯丢，纱葛不需求，褐衫耐久留，裤腿宽而厚，破烂亦将就，毡片遮体被褥全没有，因此上把绫罗绸缎一笔勾。
客到久留，奶子熬茶敬一瓯，面饼葱汤醋，锅盔蒜盐韮，牛蹄与羊首，连毛呑入口，风卷残云吃罢方撒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
堪叹儒流，一领蓝衫便罢休，才入了黉门，文章便丢手，匾额挂门楼，不向长安走，飘风浪荡荣华坐享够，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
可笑女流，鬓发蓬松灰满头，腥膻乎乎口，面皮晒铁锈，黑漆钢叉手，驴蹄宽而厚，云雨巫山哪辨秋波流，因此上把粉黛佳人一笔勾。
塞外荒丘，土鞑回番族类稠，形容如猪狗，性心似马牛，嘻嘻推个球，哈哈拍会手，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因此上把礼义廉耻一笔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