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民族的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绝对理念的产物，而是与该民族所依赖的地理环境、经济土壤和政治结构密切相关的。
——马克思
近年来，延安市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以石油煤炭、苹果草畜、“红色旅游”这“三驾马车”带动的区域经济发展壮大。2008年，延安市人均GDP和人均财力两项均位居陕西省第一。从单纯的旅游角度讲，无论吃、住、行，还是游、购、娱，延安具有全国其他红色景点所无法相比的设施条件；炎黄高速公路修成之后，西安到延安的车程只有四个小时，异常便捷；自从开展退耕还林与退耕还草之后，延安的绿色植被业已形成。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说，延安可谓是占尽天时地利，但最关键的人和却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2006年5月，延安市委市政府斥巨资聘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流专家编制了《延安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在《延安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2006—2020）文本评审稿》第79页，谈到政府重视度时，做了如下的叙述：
旅游业是延安市重点培育的支柱产业之一，1998年，旅游业被列为全市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并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考核之中，政府从人力、物力、财力、政策等各个方面加大了对旅游开发的支持力度。陕西省和延安市投入了数百万资金用于延安市文物保护。延安市政府筹集资金5000多万元，新建立了抗大纪念馆、新闻纪念馆、南泥湾纪念馆，并充实了500多件革命文物。政府还专门组建了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制定了《延安革命旧址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了《延安革命旧址保护条例》，以地方法规的形式确定延安革命遗址保护工作。政府对旅游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有效地推动了延安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尽管开展“红色旅游”是一项政府主导性事业，但离开了群众的支持是万万不行的。不要说今天的“红色旅游”，即便是当年的“红色革命”，也全靠群众的参与、支持和拥护！
具体到我们这个课题，我坚信：延安地区的广大农民不仅是延安传统文化传承最重要的载体，也是延安红色革命文化传承最重要的载体，离开了他们，一切全都无从说起。如果将他们作为红色革命文化资源来理解，他们应该是所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中最生动最具活力的资源，无论是对红色革命文化资源有效整合也罢，当代演绎也罢，在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他们的同心协力。
延安人的精神如何，信仰如何？这是整合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重要方面。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能够体现延安精神的并非只有延安的宝塔山与延河水，更重要的是宝塔山下延河水畔的延安人。因为延安人，特别是占延安人大多数的延安农民，才是延安精神活的载体。
而如今的延安人是否还像过去一般有崇高的信仰、坚定的信念，他们的文化生活是否像当年一样丰富活跃？让我们走进如今的延安去探究一番。
我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在我头脑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当我来到这山下水边时，方知这宝塔山只有一千米出头，实在算不上“巍巍”，而山下的延河水也压根看不到“滚滚”的样子，确切地说，延河的河床已接近干涸，河床上剩余的那点水流动的样子，谓之“涓涓”还差不多。
在一个官方网站上，对于宝塔山是这样介绍的：
古称嘉岭山，位于延安城东南，延河之滨。在山上可鸟瞰延安整个城区。因山上有塔，通常称作宝塔山。宝塔山是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标志和象征。1953年版第二套人民币二元券正面图案为延安宝塔山。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颁授的独立自由勋章，核心图案就是宝塔山和红五星。国家邮电局发行的纪念邮票中也屡屡出现宝塔山。“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著名文学家贺敬之的名句热情地讴歌了宝塔山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宝塔山高1135.5米，山上宝塔，始建于唐，现为明代建筑。平面八角形，九层，高约44米，楼阁式砖塔，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塔成为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事实上，宝塔山是延安最重要的游览区之一，中外宾客无不登山凭眺，纵观圣地全貌。众口一辞：“只有登上宝塔山，才算真正到了延安。”
2005年旧历正月十三下午，我与同行的助手孙昭两人一起登上延安的宝塔山，偌大一个宝塔山，从山下到山上，竟未碰到一个游客，再看对面的清凉山，朝庙进香的善男信女潮水般地往山上涌。下山时，我们碰到了几个女兵，说是西安军事通讯学院的女学员。登宝塔山原是为了完成学校布置的假期作业。
后来我在延安群众艺术馆群文干部曹彬一篇名为《陕北群众文化的另一阵地》的文章中，看到了如下这段文字：“延安的庙会除轩辕庙外，规模最大恐怕要数清凉山了。整个一座山几乎全变成庙宇了。每年从农历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天天有活动。正月初十到十五是转九曲的日子……一般要有二至三家大戏，既请陕西戏，也请山西戏，从早上十点就开始，直到晚上十点多才结束，几个剧团在一个台口演出，演员轮换休息，台子不能歇着，还有自由说书艺人若干。过去庙会都要请一两家说书艺人，现在清凉山庙会越来越红火，会上只请大戏，不请书匠了，书匠都是自己来摆地摊，靠一些还口愿的群众给点还口愿钱，或者一些喜好听书人的小施舍。现在只有一些请不起大戏的小庙会才请书匠，还有些是像清凉山当初一样，请一家剧团，再请一两家书匠。今年四月八清凉山庙会一家说书匠也没请，但大约自行来了十多家，整整排了两行，还有唱道情的，吹唢呐的，唱秦腔迷胡的，最多几人，最少一人，演出队伍的庞大，在其他场所是难以见到的。还有摆地摊拆字算卦的、卖杂货的、卖饭的、卖工艺品的、卖香纸的随处可见，有零散的，也有组织安排在戏楼上边院子里，整整齐齐六排。从四月初一开始上山的人就络绎不绝，这其中有求神烧香问卦的，也有看红火热闹的。四月初八这天，从早到晚清凉山的大路上，条条都是只见黑压压的人头涌动。十天内上庙会的人少说也有十万多人次，据说收入有几百万元。要是政府组织这么大规模的活动要费多少人力、财力。然而庙会组织这样的活动，不花钱还赚了大把的钱。而且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人，竟没发生一点事故。除此而外，清凉山在九月重阳节、大年三十还有活动。”
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清凉山，甚至在延安乃至陕北地区都比较普遍，且由来已久。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李开方，在考察陕北的民间舞蹈时便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陕北群众大大小小的庙会接连不断。其中以佳县白云山的庙会规模最大、影响深远，内蒙、山西、宁夏等地群众也纷沓而至，每年登山烧香抽签的群众多达十数万人。此外，松林的黑龙潭庙会、靖边的二郎神庙会，以及各县乡的小型庙会都非常活跃。农村中修庙塑神的风气又有所抬头。”在李开方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简单地采取禁止的方法，要积极‘以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文艺作品’来加以引导，要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得到一定满足后，急需精神生活和文化娱乐的满足。我们要把封建迷信活动和群众文化生活的需求严格地加以区分。加强庙会的组织领导，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艺活动，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娱乐需求。”
在曹彬看来，“陕北的庙会不是新鲜事物，它历史悠久，然而它的兴盛，如今是空前的。过去不重视是因为它不起眼，现在它的规模已经可以与官方组织的大型活动抗衡，它的数量比农村文化还多，如果我们还是过去的态度，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那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就是失职”。
“群众文化活动有两种：一种是群众自发的，一种是政府组织的或派出文化工作者参与的。延安市委、市政府响应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抵制封建迷信，为清凉山庙会专门发了通知，不许共产党员、机关干部上庙会。这样一来，有好多媒体的记者、文化工作者想采风也不敢上山了。
“政府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防止封建迷信侵蚀干部队伍。但在我看来，完全没有必要一律禁止。而且应该鼓励文化工作者、媒体人有组织地参与进去，争夺这块阵地，占领这块阵地。用先进的思想逐渐战胜落后的文化，而不是害怕、谈虎色变、拒而远之。哪怕是毒蛇猛兽，我们也要设法制伏它，何况有成千上万的群众置身其中呢？
“庙会是现实存在的，并不是我们回避它就不存在了，而且随着陕北经济的发展，庙会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减少或消亡。民间有句话是‘太平盛世修庙，动乱时期打庙’。这也说明农民富了。他们不愁吃、不愁穿，就要找一种精神寄托。中国现在普遍存在信仰危机。好些人无信仰，为所欲为，可大部分善良的群众还是一直在寻找追求自己的理想与希望，于是他们便找到了远古的、传统的寄托方式，信教、信神。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硬性限制是不行的。那是不是由着群众（尤其是农民）沿着封建迷信的道路任意走下去。回答是否定的，不能！如何才能使他们远离封建迷信，脱开愚昧、走近科学，接近中国的传统美德呢？这就要我们争取他们，感化他们，从而教育他们，引领他们走近科学、接近美德。
“有人会说，引导、教育他们的场所很多，为什么要去庙会呢？我要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庙会呢？那里有很多人，又不要你去组织，你只要参与进去，进行你的工作就可以。难道文化下乡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先进文化送到群众中去吗？这里有这么多群众，难道不应该把先进文化送给他们，只让他们接受神鬼文化？或者说文化下乡就是专指把文化送到农村，只指地点，不指对象？我想结论不应是这样，群众文化还是以人为本，哪里有广大的群众，或者说哪里群众最多，我们的群众文化就应该到哪里去，就应该占领那一块阵地。
“首先应转变观念。包括群众文化工作的决策者和文化工作者，应该正确地认识庙会和庙会文化。如果庙会不会消亡，它又是群众自觉自愿去的地方，我们就应该积极地深入进去，了解它，才能主动地占领它，而不是不理不睬或者放弃它。我们对庙会和上庙会者要有一个正确认识，庙会是群众聚集的活动场所，它不分男女老幼，不限职业异同，不管贫富贵贱，也没有地域地界、政治思想、信仰差异等各种限制，谁都可以自由参加。这里既有文化娱乐，也有物资交流。赶庙会的人目的也不完全一致，大部分人是逛庙会，目的就是为了看个红火热闹，为了寻求快乐，或吃吃喝喝，或会亲访友，或谈情说爱，有的则纯粹是转转看看，陕北叫‘卖眼’呢。
“这种场合我们的群众文化工作者为什么就不能去呢？问题是现在很少有人去研究庙会文化了，把它遗忘了，或者说随着改革开放，庙会悄然兴起后，我们还没注意到它，我们应研究它的价值和现实意义，不应一提庙会便条件反射地联想到牛鬼蛇神，联想到封建迷信，似乎不去庙会就是先进分子，去了就是落后分子或曰与封建迷信同流合污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态度是只有正确认识世界，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
“对庙会活动要疏导，不要堵塞。传说中的大禹治水都懂得疏与堵的关系，难道我们现在还不明白对于自发的群众文化活动应采取什么态度吗？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到这里只是为了逛庙会，我们对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他们就是为看红火热闹，娱乐是人的本能需求。先进的文化他们会来看，并不需要你组织、动员。如果没有先进的，只有落后的，他们照样会去看。我们能说先进的没有也不许看落后的，能堵住吗？对于完全是为敬神的那部分人，我们也只有通过一些戏剧、曲艺、科学的魔术表演等去引导他们，寓教于乐中使他们受益。如果思想上没接受，强行限制是毫无意义的，也许会适得其反。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民，他们非常注重现实。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不接受化肥，政府把日本尿素无偿发给他们，他们把尿素倒在壕沟里，把包装袋洗净做衣服穿。即使现在他们的素质有所提高，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比过去强了，但还是一定要亲眼看见，才能信服。即使某种优良品种，也只有谁家试种丰收了，他们才会抢着买，否则，哪怕是白给的，宁可喂了牲口，也不会第一个冒险去试种。对于他们接受科学新文化也是如此，我们只能启发、诱导，决不能限制或压制。
“要渗透，不要硬塞。大凡参加庙会活动的人都有一种崇尚心理。我们接近他们参与活动时，不要冒犯人家，不要企图把他们的活动规律一下子给改变过来。反之，我们也应入乡随俗，尊重他们，亲近他们，互相要有亲近感。关系拉近了，再展示我们的东西，让他们接受。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漫长的，不能急功近利，如果想一蹴而就，则欲速而不达。在这个庙会上展演这部分内容，在那个庙会又是另一部分内容，或者今年是这样的，明年又是另一样，循序渐进，逐步渗透。只要他们能认识到我们展示的是先进文化，是科学技术，能使他们致富，能给他们带来效益，他们自然会抛弃过去的陈旧观念，主动热情地接受新东西。”
说到底，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以及精神信仰，离不开政府对于基层的文化建设。那么延安市的基层文化建设究竟如何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的群众文化系统掀起了一股产业化浪潮。这股浪潮冲击的一个结果，便是促进了文化与旅游的结合。从某种程度讲，这很容易导致一种倾向：将本土的文化资源打造成专供来宾观赏的一台戏，而与当地农民缺乏联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接待外部游客的一道土家菜，有人美其名曰：外向型文化。
2001年春节期间，我到安塞县调研。安塞是延安市所辖的1区12县其中之一，是陕西乃至全国有名的文化大县，曾被文化部命名为“民间艺术之乡”。我在县城广场看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腰鼓表演，那整齐划一的动作、变化多端的队形以及腰鼓手们精湛的技艺，即便是外行人也能一眼看出，都是经过精心构思、专业导演反复指导演练后专门演给外面人看的。不用说，这些腰鼓手也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这些年，安塞以石油产业为依托，经济发展势头很猛。2004年仅在地方财政收入这一块，已经突破了2亿元。手里有了钱，安塞的政府官员在文化上显示了他们的胸襟与气魄，他们先后举办了三届“安塞杯·陕北过大年”全国摄影大赛、首届剪纸大赛、农民画大赛、三届腰鼓大赛、民歌大赛、千人腰鼓表演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并开发了腰鼓、剪纸、农民画三个系列共40种文化旅游产品；创作并排演了大型陕北民歌史诗《信天游》，由安塞县民间艺术团演出，参加陕西省第四届艺术节演出并引起轰动。
但我想追问的是，如此繁多的文化活动有多少农民参与其中？这些活动能在多大程度上调动起该县十几万农民的文化热情？
2006年8月27日，我曾在安塞以西54公里的高桥乡刘坪村做过一个问卷调查：他们中间50%的人，每天用于文化娱乐的时间只有或不足半个小时；44%的人每月用于文化的消费低于5元钱（这5元钱，基本就是他们看电视时消耗的电费）；92%的人对于当前自身文化生活的现状评价为“不满意”。
我的调查问卷中有这样的问项：
你最近一次文化活动是什么，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97%的人回答：没参加任何活动。
3%的人回答：参加了村里的春节文化活动。
在该村收回的问卷中，农民们发出了这样的呼声：“……改善农民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得到好的熏陶。多建农村文化活动场所，多组织文化活动，给我们的生活增添快乐……”
其实，这种情况由来已久，200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方李莉研究员在采访安塞县城附近真武洞马家沟的陈丕亮时，就听到过这位著名的腰鼓手喟叹：“这几年差远了，原因是秧歌队组织不起来。过春节期间许多农民都忙着打麻将、看电视。一般成年人都不愿意参加，但为了应付，便让爱凑热闹的孩子们去参加，所以现在的秧歌队大多是一些十五六岁的孩子。不过每个秧歌队都还是要有五六个骨干，不然的话就难以闹起来。”
方李莉担忧，往后安塞这些腰鼓队的质量会不会下降？
而在陈丕亮他们看来，那是自然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们闹秧歌的兴趣大不如前了。
早先年月，秧歌民歌曾经何等的热闹、何等的红火啊！
“……过年，再穷的村子也要组织秧歌队，挨家挨户闹秧歌，那些老艺人们一旦唱起陕北民歌来，就如同滚滚而来的无定河水一样，一发而不可收。陕北民歌属于一种营养，能使一方水土肥沃。听着陕北民歌长大的人，最懂得什么叫生活，陕北民歌是一条坚韧的根脉，能深入陕北人的肌肤与骨胳，无论走到哪里，想起陕北民歌，心里就会升起缕缕浓浓的乡情感悟和风情，这就是陕北民歌的情，陕北民歌的爱，陕北人的精神，陕北人的文化。”
一位叫作薛优军的作者在其文章《陕北民歌的情和爱》中如是说。
在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李开方《论陕北民间舞蹈传统文化的特征》一文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内容：安塞县素有“腰鼓之乡”的美誉，在这个十多万人口的偏僻小县中，人们以腰鼓振奋精神，以腰鼓抒发情怀，当地会打腰鼓的人、爱打腰鼓的人几乎遍及全县，无怪当地流传着一首顺口溜：“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村村有鼓队，家家有鼓手。”这足以说明安塞腰鼓在当地普及的广度和深度。铿锵的鼓声犹如春雷震天，奔放的舞姿好似猛虎下山，鼓手精神抖擞、气宇轩昂，打得天摇地动，打得万马奔腾，打出了陕北人的精神，打出了民族的华夏魂魄。安塞腰鼓打向北京，打出了国门，充分显示民间舞蹈的无限生气与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民间舞蹈长期植根于群众，世代繁衍于民间，它不仅具有鼓舞作用和凝聚力，成为广大群众的一种精神追求和理想愿望的反映，也是人民社会生活的一幅历史风情画卷。
李开方所言的历史画卷，如今都是在城里的广场中隆重上演，而在乡间已经很难看到这样的热闹景象了。我曾思虑，这种土生土长的东西一旦割断了它与乡土社会的天然联系，还能在城市中自然延续吗？反过来，如果一旦消亡，还有什么别的艺术形式能够具有“鼓舞作用和凝聚力”，能够取代这些原生态文化给人的正能量呢？
让我们把镜头从延安的农村转向城市。
2005年春节期间，我在延安市内转了几天，满大街播放的是流行音乐，居然没听见一首民歌。
在外地人的眼中，如今的延安已经发展成为以旅游文化为主的新型城市，市区大街小巷布满了发廊歌厅，每到夜晚，延安市区也像其他繁华都市一样灯红酒绿。2008年8月的某一天夜晚，我在距延河大桥1.5公里范围以内，便发现了四五家酒吧和KTV。其中一家，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声的伴奏中，许多衣着光鲜的年轻人在里面扭着、吼着，当然，还有数量更多的网吧，一个个年轻人聚精会神地盯着显示屏，或打游戏或聊天，还有在网上看电影的。我曾随机地问过他们中的几个人，你们喜欢安塞腰鼓吗，什么叫作“延安精神”？得到的回答是一脸的轻蔑与不屑。
“会唱陕北民歌吗？”我不依不饶地问，其中一个初中女生回答我说会，但她强调说：“不喜欢。”
“为什么？”
“那里面唱的与我们无关。”
“那为什么还会？”
“我妈爱唱，听也听会了。”
早在2006年，便有一位叫作温楠的学者以《振兴陕北民歌的思考》为题，撰文说要振兴“陕北民歌”。文中强调：陕北民歌的价值不容低估，它是黄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是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真实地反映出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抒发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它是陕北黄土地的精神与灵魂的凝聚，是历代劳动人民留下的宝贵民族文化遗产。因为陕北民歌唱的是劳动人民生活和情感的心声，与劳动人民最为贴近，所以它有极强的生命力，能世代相传，久唱不衰。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陕北民歌走入低谷……
一位叫作刘闯的学者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民歌在民间文化中是与民众生活最贴近、历史最悠久、资源最丰富的宝藏。它所表现的民众心态、生活、行为，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文献记载所没有的新知识。值得注意的是，陕北民歌的第二次高潮，不是从本土而是从沿海兴起，借助现代传媒，使民歌转换为都市的大众文化。这一转换导致乡土民歌都市化，使创作者与受众分离，从而对自娱自乐的民间性起了消解的作用。
2008年年初《华商报》和《陕西日报》等报刊上一些人士惊呼：陕北民歌正走向“衰落”。其后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中，著名导演、音乐家腾文骥和陕北走红歌星王向荣也哀叹陕北民歌将走向“灭亡”。这不能不让每个陕北人和对陕北民歌钟爱者感到震惊和痛苦，并由此引起反思。
近年来，安塞县各级政府将振兴腰鼓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来抓，也的确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国庆六十周年大典，千人的腰鼓方阵便是明证。
不可否认，无论安塞腰鼓还是陕北民歌，都已走出了安塞，走出了延安，走出了陕北，走到了北京。如今许多地方将“让当地文化走出去”当成是当地文化“振兴”的一个标志，事实上，一个“走出去”已经把许多地方原本所属的内需型文化变成了外向型文化。换句话说，把原本属于民间的文化需求变成了官方的一种政绩需求或是市场的一种商品需求。
我们还是返过身再回到陕北、回到延安、回到安塞看看当地的文化光景。毋庸讳言，我们在当地看到的腰鼓和民歌已从乡村移向了城镇、移向了广场，这些腰鼓民歌也不再土生土长，像施了化肥、农药的庄稼，虽然能够更加高效便捷地进入市场，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真的不会影响人们的安全与健康吗？现在市场上时兴绿色食品，大家希望农作物不要再使用化肥、农药，不要把农副产品变成化工产品，应该让农作物在田野里自然生长。由此及彼，我也想呼吁，应该让民歌腰鼓回到农村，回归农民。
在我看来，民歌也罢，民舞也罢，民间工艺也罢，毕竟姓“民”不姓“官”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要知道，以往安塞所涌现出来的那些“民歌王”“腰鼓王”“伞头”“剪纸专业户”，是在这些活动在民间的世代传承、广泛普及、时常开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社会学者潘英年针对这种现象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观点：“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又保持了独特文化的人们，会因为突然而来的文明冲击而失去他们的独特文化。他们可能有了电视，但他们再也不会有赶着牛羊唱歌的快乐。”的确，如今陕北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牛羊都要圈养，禁止放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一定非要用信天游来排遣寂寞，现在的娱乐方式多不胜数，他们可以看电视，打麻将，有条件的还可以上网。实在想唱歌了，还可以选择卡拉OK。
这些年来，延安的调查使我产生了这样的观感：在许多旅游景点，你随时可以看到一些身着土装的老农即席表演腰鼓；在宾馆下榻用餐时，会有延安妹子献上一首“信天游”。但这些都是浮在面上的人，他们那个群体的大多数人则“被代表”了，更确切地说是“被忽略了”。他们既不是文化的供给者，也不是文化的生产者，更不是文化的消费者，而是文化的期待者，换句话说，在文化上他们处于饥渴状态。而遗憾的是，这些文化上被置于真空地带的大多数人，似乎已被遗忘了。
何以造成这种情况呢？
延安市群众艺术馆叶贵平副馆长在一篇叫作《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农村文化》的文章中，首先从现象入手，分析了形成这种现象的三个原因。
（1）文化资源配置失衡，农村文化投入明显偏少。
农村文化基础建设要“以政府为主导、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重点、以农民为对象”。但在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和乡镇的依托作用，却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首先，政府对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上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部分县域经济发达的地方，出现了花大钱、搞大戏、外请名人担纲主演搞文化的现象，花几百万甚至近千万排一台戏，仅为了给上级领导汇报演出，且只能在大剧院演出，本县群众看不到，更别说给广大农村农民观看。到时外请名人（主演），合同一到走人，几百万近千万的文化投资只能换来昙花一现，大把票子付诸东流。这种现象在某些地区有愈演愈烈之势。按说，经济发展之后，请名角演几台大戏，无可非议。但是我们必须看到，70%的人口是在农村，文化的发展必须要城乡文化齐头并进，共同繁荣，才算和谐。这种和谐首先表现在文化的投入上。在整个文化经费的盘子中，必须要平衡，占70%人口的农村，其文化的投入是否也应占到70%？答案自不待言。然而一些地方对农村文化投入却显得格外吝啬，他们对农村文化的投入连三分之一都达不到，失去了政府在投入上的“主导”作用。这种倾向值得注意。而乡镇政府大多重经济轻文化，许多地方投入根本不能到位，严重制约了农村文化的发展。部分乡镇文化站无站址，没有基本的活动场地和器材，工作人员待遇低，活动无经费，造成文化站有名无实，工作人员“蹲村包点”，农村文化陷入瘫痪境地。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化投入的失衡。对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来说，文化经费本不成问题，但投向哪里，却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忽视，经费就成为农村文化发展的“瓶颈”。从延安地区来看，一些县对农村文化的投入，相对城市而言，明显表现出比例偏低，数量偏少。
（2）农村文化机构运转乏力。
农村文化机构主要是乡镇和村级两级文化，乡镇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办好乡镇文化站对于带动村级文化室具有示范作用，乡镇文化站对村级文化室负有辅导组织的职责。如何办好农村文化，除了上级党委政府支持以外，关键要有一个热爱农村文化事业、又有专业技术和组织协调能力的人来做。现实是大部分乡文化站人员老化，素质不高，加之经费无保障，难以担负公共文化服务重任。许多文化专干被乡镇拉差，长期蹲村包点，无法从事农村文化工作，形成文化站里没文化，形同虚设，运转乏力，更谈不上对文化室的组织辅导，使群众有意见，乡镇不满意。村级文化室只能各自为战，无法使文化优势得到发挥。
（3）农村文化生活十分贫乏。
这主要表现在农村文化需求与供给脱节，文化活动总量偏少，形式陈旧单一，手段落后，对群众缺乏吸引力，文化站除了大型节日有些活动外，无日常性的群众文化活动。乡镇文化站无吸引力是文化站的致命弱点，它是领导不重视、群众不欢迎的症结。农村健康文化的贫乏造成不良文化乘虚而入，封建迷信猖獗，赌博色情等不良文化泛起，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风气。
加强农村文化工作，繁荣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又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实选择。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没有农村文化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社会文化的繁荣，也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更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和谐。农村文化的现状如果不改变，就不能完成构建和谐农村的历史使命。
在叶贵平看来，“经济是农村文化发展的基础，就陕北而言，经济建设这些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为文化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我们看到，经济的发展，并未带来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文化的发展。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据叶贵平后来对我说，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文化建设的1号文件下发之后，延安的群众文化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当时延安地区建成文化站192个（位列全省之一，即便在全国也位列前茅），关键是培养了一支基层文化的骨干队伍，群众的文化生活十分活跃。而现在，整个延安地区能够正常活动的文化站，已经不到20个了。
然而，我在一个网站（http：//yc2sc.bokee.com/viewdiary.14305906.html）看到了由杜慧锋编辑的一篇题为《我的第一故乡——陕北》（作者佚名，文章发表时间为2006年12月25日）的文章，文章这样写道：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下，文化事业投入也持续增加，公共文化设施得到明显改善，社会文化活动经费支出有了大幅增加。目前，除宝塔区外，12个县均新建或改建了文化馆。除延长县外，12个县（区）均新建或改建了图书馆。同时，各类文化娱乐场所大量兴建，给文化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各文化馆、影剧院不断深化体制改革，努力开拓业务领域，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发展后劲不断增强，充分发挥了文化事业发展主阵地作用。全市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持续增加，总藏书量接近40万册。图书借阅、信息咨询、读书征文和报告会等业务活动逐步经常化、制度化。从1998年开始，着手恢复农村文化站、室和农村电影队。到2000年，分别恢复了189个和112个，恢复率分别达到90%和80%以上，并能基本正常开展活动。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老年文化、广场文化也有了很大发展。全市城乡有30多支业余文艺组织和文艺社团相继成立，其中老年文艺团体格外引人注目。各类群众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文艺节目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喜爱和欢迎。”
与叶贵平所列举的现象相比，哪一个说法更接近事实？
宝塔区文化馆书记卢晓莉指出：
“长期以来，区县文化馆和乡镇文化站、文化室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窗口与阵地，是活跃农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纽带，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弘扬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文化馆、文化站一直是农村文化的主体，是国家明文规定的公益性事业单位。然而，由于体制机制不顺，尤其是文化站、文化室真正能较好发挥作用的已不到20％，大多数已基本丧失功能，管理上不顺、不明确，有的文化站、文化室甚至一年不开展一项活动，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文化工作是‘软指标’，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政府文化部门对农民的文化需求研究还不够，仍是传统的吹拉弹唱和读报纸，群众参与率低，农民的生活仍然很单一，几乎所有的文化消费就在一台电视机上，或三五成群地邀在一起搓麻将、“挖坑”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发展不协调，农村文化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塑造、引导、鼓舞人的作用发挥不够，表现为有组织面对农村的文化活动较少，有特色的民间文化缺乏传承，正逐步消亡，乡镇文化站、文化室等基层文化机构名存实亡，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如，宝塔区20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应有文化站23个、文化室611个，文化专干最少23人，可实际情况却很差，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三无”——无场地、无设施、无经费。多数乡镇文化专干也是名不副实，挪作他用。因此，发展农村基层文化迫在眉睫。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兴起的新秧歌运动。据丁里在1942年9月23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叫作《新秧歌论》的文章，文章认为，秧歌是随着群众的进步而发展的。一般秧歌，多在春冬农闲季节作为劳动之余的娱乐，它的最大长处是其空前的群众性。
“据有关资料表明，1944年全边区的秧歌队就有998个，平均每1500人便有一个秧歌队。毛主席当时看了这种热烈的景象激动地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边区的一百五十万人民也是闹着这个大秧歌，敌后解放区九千万人民都来闹。”周恩来副主席说：“我们这里大家都很高兴地闹秧歌，大后方的老百姓也想闹，但有人不让他们闹，那里只有少数人在闹独角秧歌。”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黄正林在一篇名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的文章中，记载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期间的乡村情景：
“广大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死气沉沉的村子因边区各种剧团下乡而变得活跃起来。如庆环分区农村剧校1940年上半年在陇东各地演出戏剧36场次。延安的剧团也利用农闲的冬季到边区各地巡回演出，送戏下乡。1938年冬，民众剧团在陕北‘三边’等地巡回演出，演出的剧目多达10余个。这样的巡回演出，一方面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起到了动员民众的作用；另一方面丰富了广大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根据地的文艺走上了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的道路，使边区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更加活跃和丰富。边区不同层次的剧团和宣传队纷纷走向基层，为老百姓服务。如西北文工团1943年春节在陇东分区创作和演出的节目有《孙万福回家》《模范城壕村》《如此宁县》《边区的一天》《八路军和老百姓》《钟专员和胡县长》《马渠游击小组》等。
“延安大学、鲁艺工作团、留政工作团、民众剧团、文工团、评剧院等团体也分赴各区进行文艺演出。在边区，民众看戏的热情很高，不论演什么戏，在什么地方演戏，群众都很积极踊跃观看，‘一听到说演戏或只要在街上贴一两张广告，就会使得全城都骚动了似的，女的男的，老的少的，人山人海地堆满在露天的舞台前，伸长了头颈等待看’。可见，各种文艺演出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深受他们欢迎。”
据黄正林教授在这篇文章中记载的史料所言：“抗战时期，中共在边区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其宗旨是把边区原来旧的民间娱乐形式，如旧歌谣、旧戏、旧民间文学等改造成为‘新的娱乐’，即‘抗战民族大众的’娱乐。这种改造是成功的，如表现在新秧歌方面，其形式是旧的，但都是新内容，反映了边区的实际生活，反映了生产和战斗，劳动的主题取得了他在新艺术中应有的地位。”
依据这样一些基本事实，参考20世纪50年代对于这些事实的描述与宣传，黄教授得出这样的结论：延安的社会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很长时期被渲染、被放大，成为人们羡慕不已的生活，极具象征意义。
“在《讲话》的精神鼓舞下，陕甘宁边区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秧歌运动。1943年春节，鲁迅艺术文学院组织的秧歌队首先走上街头，演出了秧歌剧《兄妹开荒》。此外，鲁艺秧歌队还演出了《腰鼓》《旱船》《霸王鞭》《推小车》《挑花篮》《打花鼓》等文艺节目，内容均是拥军、拥政、爱民以及反映大生产运动中的模范事迹。自鲁艺秧歌队走上街头广场之后，延安的各专业文艺团体和群众业余剧社等，组织了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秧歌队到城镇演出。这种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的秧歌运动，迅速影响了陕甘宁边区各个专业文艺团体，并且在农村、工厂、部队、机关、学校中组织了秧歌队。之后，各抗日根据地的秧歌运动也很快发展起来了。
“秧歌后来发展成了秧歌剧，它是在《讲话》之后掀起的秧歌运动中产生的一种新的戏剧形式，它把戏剧、音乐、诗歌、快板、舞蹈融为一体，综合了歌舞、文学、曲艺、话剧诸种艺术的优点，创造出具有新形式、新内容和完整故事的中国歌舞剧。在《兄妹开荒》之后，又出现了《夫妻识字》《一朵红花》《赵富贵自新》《十二把镰刀》《牛永贵挂彩》《二媳妇纺线》《红布条》《采棉花》《钟万才起家》《王三宝转变》《周子山》《张治国》《全家光荣》《白毛女》《血泪仇》等新秧歌剧、新歌剧。这些新剧的题材内容相当广泛，反映了根据地人民的生产斗争，歌颂了在‘冬学’、抗日救国、锄奸、反霸、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等活动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事迹。秧歌剧中的舞蹈是根据人物自然形态的动作，经过加工美化编排出来的，具有典型化和节奏感，并具有秧歌舞的动作特点。新秧歌剧充分展现了当时人民的精神风貌。
“1944年1月25日，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传统节日——春节，延安的文艺活动掀起了空前未有的新高潮。农历正月下旬，中共中央文委组织八个秧歌队在中央所在地杨家岭会演，党中央大部分负责同志观看了这次会演，检阅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成果。在秧歌会演后，1945年2月23日（农历乙酉年正月十一），一支秧歌队来到枣园给毛主席拜年。秧歌队演出了具有劳动气息的《小放牛》《妇纺》等。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讲了话，高度赞扬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成果，从而把秧歌运动推向新的高峰。
“周扬说，延安春节秧歌把新年变成了群众的艺术节了，真是闹得热火朝天！出动的秧歌队有二十七家之多……”
“事实上，新秧歌运动的普及不仅丰富了边区民众的生活，而且在动员民众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正如周扬所言：‘边区人民用自己的艺术，颂扬了自己的政府、军队，歌唱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教育和改造了人民自己。’”
斗转星移，半个多世纪过去，2000年以后，随着农业税收的减免、村提留乡统筹的取消，农民对于精神文化的需要则日益增长。话再说白点——现在农村已经没有饥饿了，农民们肚子填饱了，文化精神方面的需求便凸现出来。
延安市旅游局宣教科科长刘晓虎曾在一篇名为《延安旅游要为广大游客卖什么产品？》的文章中建议：“如‘延安过大年’‘二月二民间祭祖’‘清明节公祭黄帝陵’‘万花山牡丹会’‘五·二三黄土风情文化旅游节’‘红七月延安红色旅游节’‘延安黄河文化节’‘延安苹果文化节’……”乍一听非常丰富，但细一想，这些都是为了促进延安旅游、促销延安商品、冲着外地游客设置的节日，对于满足延安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仍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
事实上，落到实处的只有每年春节期间正月十五这天由延安政府隆重推出的“延安人民过大年”，几十年如一日地举办，这是延安市委市政府的保留节目。我连续三年亲临现场，目睹了这红火的景象，延安所属各县各企业都会拿出自己的绝活，彩车、方阵，（见下表）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无论是游行的还是看游行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笑容……但可惜的是只限于这一天，而且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
现实当中，如果政府长期放任基层的文化建设处于这样的状态，总是醉心于节日期间显示繁荣显示隆重的大型活动，那么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红色文化总有枯竭的一天。当年老一辈人看到的那些腰鼓、秧歌、信天游，我们只能在展览馆的展版上或影视屏幕的片断中看到，只能在发黄的相册中去寻找了。
延安文化部门的一位退休领导面对今天延安的文化现状曾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活跃延安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我们要的是长效而不是短效；我们要的是四季如春，而不是昙花一现。
眼下，加强农村基层的文化建设，切实改善农民的文化生活，比各种“振兴”重要得多，也实际得多。
事实上，依靠这种“制造出来的现象”岂能继承传统文化，依靠这种“人为的节日”如何拉动“红色旅游”？这样说并不是完全否定当地政府的组织作用和引导作用。我只是以为，无论你喊着“振兴”的口号，还是打着“发扬”的旗号，对于这类传统节日期间庆典活动的组织与引导，应该以自然呈现为主，以人为表现为辅。相关领导干部的眼睛不能光盯着节日、盯着调演，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需求，更应成为关注的焦点。
安塞是驰名全国的文化大县，而在文化大县这个盛名之下，我们应该诘问他们振兴民歌、振兴腰鼓的目的和用意：为谁振兴，为谁所用？我们在强调发展延安“红色旅游”事业时须意识到，外树形象的基础应是内强素质。我们在打造延安“红色旅游”这种外向型文化的同时，一定不要忽略广大延安农村农民的文化内需。只有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满足了他们的文化需求，延安的文化建设才能真正取得长久的发展。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强调红色革命文化的当地性、群众性、公益性与社会性。如何围绕着这一点来强化各级领导的统筹协调能力，建设一个满足延安农民文化需求的长效机制，这是摆在我们相关机构、相关人员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延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厚的民间文化资源，比如美妙绝伦的剪纸、面花，异彩纷呈的农民画、布堆画、刺绣、毛麻绣，唱不完的信天游，吹不尽的唢呐曲，享誉中外的安塞腰鼓，粗犷豪放的洛川蹩鼓，到了春节期间，还有红红火火的社火、闪闪烁烁的灯会、神秘莫测的转九曲。它们南北有别，东西有派，县与县相异，乡与乡不同。延安的民间艺术博大精深，蕴藏丰富，是中华民族民间文化的瑰宝。全市13个县（区），已有安塞、洛川、延川、富县等四县先后被文化部命名为“腰鼓之乡”“剪纸之乡”“民间美术之乡”“民间绘画画乡”。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延安地区的传统艺术形式多样，且历史悠久，然而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大潮中，面对经济生活的冲击，面对各种新的艺术品种的竞争，这些艺术形式还是很脆弱的。它们要生存，要发展，仍然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和引导。如果引导得好，它们不仅能成为富有地方特色的重要产业，更有希望继续成为广大农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我们有必要重温伟人的教导。毛泽东确立的文艺方向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艺”，具体到延安来说，延安的大多数人仍是农民，如果这些人不是大众，那么谁是？！
难道我们将延安的“红色旅游”做大做强只是为了把延安做成一个橱窗展示给外部世界，而延安农民自己反倒文化贫乏，生活单调。那些民歌啦，腰鼓啦，难道只是唱给外地人听、打给外地人看的吗？
安塞腰鼓作为当地一种传统的文化资源，能否为今天的农民提供快乐，从而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这是当地政府更应关注的事情。至于让外地人看了觉得新鲜，让当地有关部门或少数人赚钱，让安塞出名，让安塞腰鼓走出国境，应该不比前者更加重要。
就今日延安而论，无论是红色革命文化还是黄土风情文化，都是人创造的，我们不能脱离了人来谈文化，文化不仅是人创造的，反过来也能教化人、塑造人、培育人、引导人。文化虽说具有装饰功能，但它毕竟不是胭脂口红；我们应该发挥它的核心作用：丰富人们的精神，美化人们的心灵。山美水美不及人美，延安的魅力最终要通过延安人来加以体现，而延安人中大多数仍是延安农民，我们关注的目光，不能脱离这些农民自身的文化需求。
近些年来，延安深入挖掘民间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积极开展“黄土风情游”，在奥运期间，延安对外做出这样的宣传：
延安人祖祖辈辈巍然于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面向黄土背朝天，他们要昭示自己的生存与价值，要倾诉胸中的喜怒哀乐，要同大自然进行抗争，要作生命的呐喊。在这种本真的生命活动中，随着世间沧桑，逐渐积淀和形成了独特的黄土风情文化，构成一道灿烂绚丽的风景线。时而雄风扑面，时而高昂野逸；有的简练古朴，有的清新典雅；或说、或唱、或舞、或艺；有文学创作中的浑厚、朴实和浓郁的黄土气息；有书画描绘上的朴拙雄强、沉着痛快和纵笔所如的潇洒；有粗犷矫健、扑朔迷离的民间鼓舞；有高亢悠长、魅力四射、刮遍大江南北的“西北风”信天游；有工细纤巧、寓意含蓄、独树一帜的民间手工艺；有做工精细、营养丰富、强身健体的风味食品。这一切一切都见情见性并蕴含着传统文化的骨血。加之延安人稳重、实在、厚朴的民风，自尊、强悍、豪放的气质，综合构成古老而年轻、瑰丽而丰富，植根民间生活的延安黄土风情文化。
我们应该追问一句：如此瑰丽而丰富的民间文化遗产，如今在延安3702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215.08万的人口中，还有多少群众基础？
一位曾在陕西某地做过地区级文化主管领导的老同志，针对当地群众文化节日隆重平日萎缩的现象说过这样一些发人深思的话：
现在许多农村出现的文化分为两种。一种是当地老百姓自娱自乐的文化；另一种是给外地人表演或在媒体上展示的文化，第二种文化是做样子给人看的文化。比如说，一年四季地耍社火，这都极不正常，一有个事就耍社火，大家高跷踩的，高兴得很，鼓敲得咚咚咚，把真正的春节反而冲淡了。你看看今年春节还弄啥呢，因为你平常已经把那些都弄了。坐在家里（看电视）给人的感觉是，现在的文化生活真丰富！我把这叫作给人看的文化生活。这种组织出来的文化就是作秀嘛！
“农村上基本是文化的荒漠。别的不说，你现在去查一查，农村的图书室、文化站都在哪呢？基本上都跨台了。
“你要在电视上看，电视台录下的那些他们组织的、摆下的那些，当然是歌舞升平。
“一些地方，实现了小康，还想着中康、大康。我们这里属于贫困地区，温饱问题虽说还没完全解决，但也并不是说，农民就麻木了，不需要文化了。
“现在一些领导同志主观上并没有把这事注重起来，没有把群众的文化生活放在他们工作的重要位置上。现在道德滑波呢。精神文明是个综合性的东西，现在提倡脱贫致富——一切为了钱——这有好的方面，但这在精神层面带来很多问题，这就要靠文化生活去解决。”
这位领导所在的地区知名度远不如延安，然而以上现象在延安这座外向型城市则表现得更加明显。
何以产生以上这种基层文化贫瘠荒芜的现象呢？我们来看看与基层文化直接相关的群众艺术馆是怎么样一种生存状况便能明白上面的现象产生的原委。
陕西省政协委员、延安市群众艺术馆馆长陈永龙在一篇叫作《改革管理体制是文化馆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出路》的文章中提到延安市群众艺术馆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文章针对文化馆人们熟知的一些现象，从内部机制与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中的一些原因：
“文化馆是国家设立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社会文化活动的主体，是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中心。在丰富和活跃城乡群众文化生活上具有其他任何单位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群众对文化的需求在种类和层次上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积极性的空前高涨，加上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化服务实体纷纷建立，使文化馆在（专业职能上——作者注，下同）服务于经济建设，满足群众基础各种文化需要方面显得势单力薄、力不从心、难以适应。
“从文化馆的内部来看，一是管理手段落后。长期以来，文化馆是市、县、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其文化工作任务由主管部门直接下达，文化馆只是简单机械地落实执行，没有自主性，缺乏主动性。文化馆馆长如同生产队长，职工没有积极性和自觉性。二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文化馆从业务人员到行政人员，人人都是国家职工，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工资和固定的编制，使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进不来，社会不需要的人员出不去，使优秀人才大量流失，许多非专业人员大量涌入，文化馆成了清闲、享福的安乐窝。三是机制不活，没有生机。一方面，文化馆发挥公益性作用不足，一些业务干部不主动深入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不主动深入街道、社区和广大农村，不去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去培养各种社会急需的业余文艺人才和业余文艺爱好者，而是拿着国家的工资干着自己的私活，并以获取经济收入多少确定辅导对象、培养对象，使许多业余文艺爱好者敬而远之。一些文化馆领导分不清什么是公益活动，什么是经营活动，动辄收费，使文化馆的公益性质大打折扣，得不到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另一方面，文化馆抓文化产业不足，文化资源、文化设施利用率低，浪费严重。以民间文化为例，文化馆在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只抓挖掘整理，不抓开发经营，只强调人才培养，不强调文化产品的市场化、商品化，致使民间文化的挖掘整理、保护发展经费短缺，民间艺人队伍面临着萎缩的趋势。在文化经营活动中，将闲置文化设施简单出租了之，不敢积极开展以文养文、在‘文化’二字上下工夫，使许多文化优势逐步变为劣势。从文化馆外部来看，一是政府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市、县、区政府对文化馆是‘说起重要，用起可靠，支持上轮不到’。每逢大型活动，一纸行政命令，文化馆从策划、组织到辅导、演出，全力以赴，活动结束后文化馆的事再无人过问，文化馆得不到政策上的扶持、经费上的支持。二是政府横加干涉，文化馆没有财产、人事自主权。作为居于市、县、区中心的文化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一些热衷于搞政绩工程的政府领导迫不及待地进行所谓的开发，致使文化馆变成所谓的文化娱乐中心、商务中心、房地产开发中心，文化馆的设施只占有一少部分，（文化馆）没有发言权、建议权。在人事制度方面，不敢公开实行聘任制，文化馆馆长长期由政府直接任命，使优秀的专业型管理人才进不来，其作用难以发挥。文化馆业务、后勤人员的进出，统一由政府掌握决定，致使文化馆成了领导安排亲属、关系户的集中地。三是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对文化馆关心支持不够。作为代表政府直接管辖文化馆的市、县、区文化局，是政府连接文化馆的纽带与桥梁，本该多方协调，广泛呼吁各级党委、政府对文化馆的支持，但有些市、县、区文化局为了部门利益，置文化馆经费投入、设施建设、设备配置、体制改革、人才培养、人事制度等重大事项于不顾，反而揪住权力不放。在组织每一次大型文化活动中，文化局不仅负责组织策划，而且参与创编、业务监督、活动创意、设计、制作等，一些具体涉及资金投入事项，均由文化局直接抓，文化部门忙得不可开交，文化馆大部分人员却清闲自在。文化馆想调入的人员，文化部门不允许，文化馆不需要的人员，文化部门却极力推荐。文化馆几乎每一项工作都必须向文化部门请示汇报，都必须经文化部门审批同意，文化馆成了文化部门的附属机构。
“文化馆作为公益单位的性质自文化馆建立以来一直没有改变，文化馆的职责就是为了活跃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对群众性文化活动进行辅导研究。但造成文化馆目前处境艰难的根源，一是文化馆是在计划经济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长期的计划管理形成了比较落后的管理模式……”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
陈永龙认为：“文化馆的发展必须适应市场规律，尊重文化艺术相协调，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公益性与经营性相协调，在管理上下工夫，在体制上找出路。具体有四方面。
“第一，改革领导体制。一方面，市、县、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要善于放权，真正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过渡。改变以往大型活动、各种调演由文化部门包揽的做法，对文化馆实行宏观间接管理，使文化馆在文化活动、文化辅导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对文化馆依据法规、政策进行引导管理，使文化馆具有实实在在的财产自主权、人事分配权。文化馆有权在人员编制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公开向社会选择优秀的文化艺术人才；在保证公益性的前提下，有权对单位财产进行开发经营。
“第二，改革管理体制。一是加大对文化馆公益性部门的经费投入。凡文化馆履行公益性辅导、调研任务，凡指令性文化工作，政府应当在经费上予以保证。二是鼓励文化馆开展文化经营活动，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运作，实行自我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鼓励文化馆在组织非公益性文化过程中，实行有偿服务，进行公司化操作。三是对文化馆实行各种优惠政策。尽量减免在文化经营活动中的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大力倡导对文化馆的各种捐赠，凡举办各种展览、民间文化整理挖掘等公益性活动，政府应给予财力、人力上的支持。四是重点扶持。凡重大活动、重大项目，由文化行政部门监督，文化馆包干承担。如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政府完全可以放手让文化馆全部承担。
“第三，改革用人制度。一方面，对文化馆行政领导实行聘任制，对业务、后勤人员实行聘用合同制，以实现人才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招聘、解聘、辞职制度，大胆实行签约制。鼓励业务人员在单位规定的工作范围内开展各种文化交流、艺术表演、文艺创作、艺术教学以及艺术研究工作，使他们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才智。
“第四，改革分配制度。一是在内部分配上，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使档案工资与实际工资相分离，按职工业务量、完成率确定工资高低，使其工资与工作能力、业务水平、贡献大小紧密结合。二是实行计件工资制。在规定范围内，按业务人员完成任务的质量、数量确定其报酬多少，对有突出贡献的人员敢于重奖，对无贡献或不称职者，敢于重罚，拉开拉大报酬档次。三是打破以职称定工资的分配办法，对于虽无称职或职称较低但有工作能力、有突出贡献者，实行低职高聘；对高职无能、高职不称职者，实行高职低聘或不聘。”
陈永龙在文章的后面总结：“文化馆的改革，虽在全国有成功的改革经验，但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文化馆要生存、要发展，改革是它的唯一出路。”
任何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都必须以承前启后为前提，以继往开来为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说，延安当地的文化建设与延安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在中国无疑具有表率与楷模的意义。
当年延安的宝塔之所以能够指引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航程，不仅因为共产党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是因为边区政府一系列执政为民的主张得到了延安地区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今天这座宝塔能否为中国文明的未来进程起到某种榜样作用，这座宝塔的所在地延安能否做出样板，延安地区的党政领导的执政水平将会显得举足轻重。
面对明天，无论是国家的科学发展，还是社会的和谐构建，都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都必须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响应之上。我们发扬延安精神不仅有它的历史意义，更有它的现实意义。延安精神的本质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们希望在今天的延安党和政府的执政形象中——具体到基层文化的建设上，看到这种精神本质的“继承与发展”。
当然，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延安群众文化生活的丰富与整体文明素质的提高，有待于上层相关政策的完善与配套，有待于各级官员执政理念的进一步提高。就目前的文化供求关系来讲：官员们不仅要注重“点”上的展示，更要注重“面”上的供给。换句话说，不仅要注重“点”上的锦上添花，更要注重“面”上的雪中送炭。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延安，在其他红色革命景点的周边也普遍存在，在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这个战略措施的背景（2006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给新型农民做了三个界定，即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下，谨希望这种现象能够引起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试想：如果当地有关部门只是醉心于向外展示延安的文化形象，而对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漠不关心，那么延安的文化形象便只能将是一个平面的形象、呆板的形象，不会是立体的、生动的，因为延安的每一个人，都是延安民俗风情、红色文化的形象代表，都是延安精神的宣传员。
执政为民？如何为民？不仅要让他们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更要让他们过上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我们今天在经济遭遇外部困难时经常说要扩大内需，但我们何曾想到如何扩大文化内需和精神内需。我们社会的所有发展不正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文化精神需要吗。
2008年年初，文化部人事司举办了文化部机关处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专题培训班。培训期间，学员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畅谈了体会和感想。
文化部计划财务司综合统计处李建军认为：“要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问题，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就要加大投入和建设力度，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了很大的进展，机构逐步健全，经费增幅较快，2001年至2006年全国文化事业费累计达到654亿元……但仍然存在着文化建设经费投入偏低，城乡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农村文化投入明显不足，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落后，为基层群众服务的公共文化机构运转存在较大困难等问题。在今后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我们应加强政策研究，推动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建设，首先要加强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实施的管理，重点推进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作……”
计划财务司基建处周宇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加大财政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力度，拓宽服务渠道，健全服务网络，不断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在目前情况下，必须采取转移支付的方式解决基层公益性文化设施（机构）运营经费保障问题。需要认真调研，核算出各级各类文化设施（机构）开展基本文化活动的形式、数量，形成规律性的、可量化的指标体系。需要把‘面’上的指标同具体的文化项目结合起来，同现行财政预算的要求结合起来，补助和奖励相结合，制定有效的资金使用制度，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建立健全一整套评估考核体系，切实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使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其实，早在2005年12月23日，中央下发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样说：
“……加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事业，继续开展文化对口支援活动，完善文化援助机制，逐步解决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相对缺乏的问题，丰富农民群众精神生活……
“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必须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继续支持中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建设和改造文化服务网络。推进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200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于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2006年7月，延安市部分市政协委员在一个相关的调查报告中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要继续发展民间艺术之乡、特色艺术之乡，继承和发展民间传统特色艺术。充分利用农闲时间、集市和民间传统节日，开展生动活泼的非物质文化活动。努力搞好农村电影发行放映工作，力争实现每村每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鼓励发展庭院非物质文化。艺术表演团体、文化馆、图书馆、电影公司要在文化、卫生、科技‘三下乡’活动中发挥作用，深入基层为农民送戏、送电影、送文化科技知识。要充分发挥流动文化库和文化小分队的作用，积极探索灵活多样、行之有效的文化下乡新方法和新形式。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阵地，广泛开展各种适合各类人群参加的文化活动，以推动民间艺术的繁荣。”
有上面下发的文件，有领导干部的重视，有政协委员的呼吁……在我看来，下面应做的工作是，组织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调查团队，认真做好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调查内容：上面有关文件下发后落实的情况，领导重视后采取措施的效果如何，政协委员们呼吁的反馈，基层文化干部的的意见和建议，最关键是要听取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反响。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2020年“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但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须从现在做起，从各级政府做起，从每个人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