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及当代演绎”这个课题的研究而言，如果图省事，最便捷的路子是把该课题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局限在工具层面；但如果想要认识其真正的意义，必须借助于形而上的思考。
课题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延安红色革命文化，它之于中国的历史、文化、革命，有着何种的继承和发展，它之于相关国家的历史、文化、革命，有着何种的逻辑关联。
1.何谓红色？
从美学的角度来讲，红色给人的感觉为热烈、欢快、喜庆、高兴、振奋、激昂，红色让人骚动，血脉贲张。斗牛时斗牛士用一块红绸子来刺激牛，从纯生物的角度来讲，人的条件反射与牛的条件反射差不多。
在许多国家和一些民族中，红色有驱逐邪恶的功能。比如在中国古代，许多宫殿和庙宇的墙壁都是红色的。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五行中的火所对应的颜色就是红色，八卦中的离卦也象征红色。
民间常用红色来表示热闹、喜庆，比如在婚礼上和春节都喜欢用红色来装饰。
由于红色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许多警告标记都用红色的文字或图像来表示。例如在红绿灯中红色表示停止。
红色被认为能激起人体荷尔蒙的分泌，所以在运动比赛中身着红色服装者以期取得更好的成绩。
红色在政治上经常用来象征革命，共产主义国家用红色来表示共产主义。
课题这里所要阐述的着重是红色的社会意义。在国际共产党主义运动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红色与革命如影随形，相伴而生。马克思曾强调在所有颜色中，他最喜欢的是红色。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将其创立的军队称为红军，将其创建的政权称为“红色政权”，共产国际领导的工会国际组织被称为“红色工会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在1928年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就提名叫响地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称为“红色政权”。当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新闻机构为“红色中华通讯社”，中央政府机关报为《红色中华》，并把自己创立的工农武装称之为“红军”，革命根据地为“红区”。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的底色均为红色。而延安当地百姓则把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所有活动统称为“闹红”。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用红色来象征革命，而且用红色来表明其革命的坚定性——为了世界大同而坚持斗争不怕流血牺牲。所以，用红色来表示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所有活动，既通俗易懂，又形象生动。
“红色”在本书里所指的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是指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延安时期的一些传统，以及这些传统所包含的理想信仰、政治立场和执政观念及由此所形成的价值取向。忆及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立志要把政权建立在理想信念的基础之上，把世俗之人改造成为具有革命英雄主义和大公无私精神的新人。
在这里，我还想引用延安市委市政府2007年正式颁布实施的《延安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中的一段文字：
“红色”概念源于苏联的“红军”，后来“红色”则意指象征无产阶级革命或政治觉悟高，被广泛使用的如“红色政权”、“红色根据地”等。严格来说，全球真正意义上的红色纪念地，应该以是否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来区分，巴黎公社墙及革命者的墓地是世界上最早的红色纪念地。从广义上讲，带有政治性、教育性的纪念地，在旅游形式上极为相似，这种纪念地在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国家都有分布，有的甚至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品牌产品，此类产品可称为爱国主义旅游产品，或者历史怀旧产品，抑或“红色旅游”产品。
2.何谓革命？
“革命”一词，最早见于《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指纪元前商王汤讨伐夏桀和周武王讨伐商纣，实施变革更替朝代以应大命，顺民意。这里的“革”即变革，“命”即天命，是从神权政治观出发对“革命”作出的解释。
在“二十五史”及《资治通鉴》中，“革命”一词共出现过194次，其本义都是“改朝换代”或“江山易主”。这一词义，两三千年里没有变化。
“革命”现在的用法是从日语来的。旅美学人陈建华在1998年的《读书》上写过一篇文章，指出晚清王韬编译的《法国志略》（1890年）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法国革命”，而这个用法，取自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
而在日本，“革命”这个词本是从汉语来的，但到后世，已经被改造，可指变革，如“明治维新”便被称为“革命”，再后则与“国际用法”接轨。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讲，1895年，孙中山来到神户，见到当地的报纸，上面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便对陈少白说，这个意思很好，以后我们就叫革命党罢。陈少白的回忆（《兴中会革命史要》）与此略同，并讲到此前他们也只以为做皇帝才叫革命，自己只算是造反。实际上，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接受了西方“共和革命”的内容（他曾经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思潮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三讲），复加以“排满”的“种族革命”，故不但与保皇党势难两立，便与改良派也水火不容。
1789年7月中旬某日，当民众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巴黎南郊的凡尔赛宫之时，路易十六惊慌失措地问下面：“怎么样？造反了吗？”波尔多公爵回答他说：“不，陛下，是革命。”
造反与革命，两字之差，看似语词的变幻，实则价值的反转。其实，革命也罢，造反也罢，或褒或贬，指的都是一回事。敏锐的毛泽东在“造反”后面加了个“有理”。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话的神奇之处不仅在于它为造反正了名，而且在于它通俗生动，能让中国农民们立刻就明白共产党要领导他们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的确，让多数大字不识的农民理解什么是“革命”实在费事，哪有“造反有理”这么浅显易懂。从此以后，在共产党嘴里，农民造反便由逆天大罪变得名正言顺。别小看这个“名正言顺”，孔子曾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原因，共产党做到了“唤起农民千百万，同心干”。
“革命”的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个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特别是后一点，使清政府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对孙中山辈使用“革命党”这样的虽然已经流传开来的字眼。孙中山《革命运动概要》说：“革命之名字，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这在当时，是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争取合法性的努力，但稍后，很多人已指出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和变乱，鲜见革命，而此时的革命，已旧瓶新酒。所以章太炎说：“吾所谓革命，非‘革命’也。”（《革命的道德》）
孙中山当年对“革命”的定义也是“驱除鞑虏”，即推翻清人的统治，他建立的“中华革命党”的纲领中也有此语，与康有为的“保皇党”相对。因此，“革命”本义即推翻现政府，建立新政权。这是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目标与口号。
《现代汉语辞典》中说：“革命是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而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含义等同于英语“revolution”。
按照“revolution”的本来意思，有另一个汉语词汇“反正”。不过自孙中山使用日制汉语词汇“革命”来指代“revolution”以后，“革命”便成为习惯性翻译。这里，“革”指改变，“命”指命令，即“天命”。
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受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上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有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存在着阶级矛盾、冲突和对抗。当这种矛盾、冲突和对抗大大激化时，就会发展为政治革命。一般说来，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的加剧，人民生活的急剧恶化乃至极度贫困化，就会引起阶级矛盾、冲突和对抗的激化，必然引起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进而引起革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
第二，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反动落后的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都会竭力反抗进步阶级的革命，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进步阶级只有通过暴力才能达到变革社会制度的目的。
第三，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动。这种政治行动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它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而这种社会革命或称政治行动是任何试图取得统治的阶级获得最终胜利的关键。由于以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行为，将导致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深刻变化，所以，恩格斯又把这种政治行为看作是政治的最高行动。
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确定，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国情有了透彻了解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内部没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中国革命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这种特殊国情决定中国不能走经过长期合法斗争再进行起义的道路，而应一开始就进行有力的武装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武装夺取政权，以战争解决问题。除了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外，中国革命别无他途。这便是中国革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1921—1949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国情，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在中国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革命。其间经历了北伐战争（1924—1927）、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和全国解放战争（1945—1949）四个历史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击侵略者，赢得了抗战胜利。但1945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最终于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政府，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由于中国的国情所致，中国革命与生俱来便具有暴力性与武装性，共产党人并不回避这一点，冠之以红色，便是为了说明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
从更广义的角度上来说，“革命”中的“革”本义应是“改变”，而“命”字之本义，无从稽考，大约为“命运”之意，连起来就是“改变命运”！
维基百科对于“革命”和“改革”给出了这样的解释：“革命”一词，政治学上的相对概念是“改革”。前者指对现行体制的推翻或取代，而后者则是体制内的稍大规模修改，通常是系统性的计划。
中国的近现代史证明，曾经发生的革命与正在进行的改革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其实，革命也罢，改革也罢，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是理论；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只是常识。中国的很多情况下，缺的不是高深理论，而是基本常识。有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革命和改革：革命便是让人民站起来，改革便是让人民富起来。老百姓一听就明白了。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革命最初提出的口号当然具有中国特色，比如当年的歌曲《农友歌》（张士燮词，王嘉祥编曲）的歌词：
霹雳一声震哪乾坤哪
打倒土豪和劣绅哪
往日穷人矮三寸哪
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哪
天下的农友要啊翻身啊
自己当家做主人哪
一切权力归农会啊
共产党是我们引路的人啊
……
……
显而易见，这是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革命话语。所谓“霹雳一声震乾坤”，显然指的是俄国的“十月革命”，相应的表述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俄国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而中国属于农业国家，中国革命最初的原动力来自农民。
农民：红色革命队伍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共产党必须对农民做出承诺要“打土豪，分田地”，要“翻身做主人”。所谓“土地革命”，即将“revolution”与中国农民的现实利益结合起来，因而得到了农民的衷心拥护，从而使共产党在农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
工人：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及欧战结束后的外资企业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到了“五四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壮大，开始成为一支强大的、最富革命性的新的社会力量。
知识分子：1939年底，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
抗战期间，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团结抗战，共御外侮。
解放战争中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高于一切。
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此期间，革命的所有话语，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形成的。
所谓“红色革命”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时间段为1919—1949年，而延安红色革命是指这中间的13年（1935—1947）在延安发生的所有革命活动。这个时期，延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何为圣地之圣，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这里驻了12年零10个月，在这里留下了550处革命旧址，这些革命旧址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13年的缩影，它们反映了中国革命在此兴起的艰难足迹和光辉历程。《毛泽东选集》四卷共159篇文章，其中93篇都是在延安写成的。
1949年后，“革命”的词义变得越来越宽泛并具有压迫性和斗争性，包容了上次革命行动的一切成果和与正统有关的各种现象，并成为价值体系中裁决一切的核心词。在理论上，马、恩曾提出“不停顿的革命”的设想，被毛泽东继承后，演变为新的继续革命的思想。
毛泽东曾说：“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这与后来毛泽东晚年那句著名的论断“中国有八亿人，不斗行吗？”一脉相承。在那个时代，“革命”一词，真可以用来形容一切积极的正面的事物；而“反革命”是一种罪名，要被枪毙的。至于“不革命”，则是落后分子的标签。
1949年以前的革命是民主革命，此后的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按照我们通常的说法是：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前提下，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当前，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已被党的十七大总结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情况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今我们讲“三个代表”，讲“科学的发展观”。
因此之故，中国共产党以前的党章，定义中国共产党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现在则定义为“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另外，党章取消了过去“消灭剥削制度”的提法。
综上所述，当初“红色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推翻旧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具体到当年的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革命主要就是以颠覆国民党政权为目的，我们应该看到其历史的阶段性。而现在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是以建设为目的，特别是今天，和谐已经成为这个阶段的主旋律，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和平的力量远远压倒战争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甚至包括阶级与阶级，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手段也不再选择“武装革命”。即便是矛盾与冲突，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矛盾与冲突和以往的巨大差别：“新世界中占首位的冲突根源，将不会是意识形态性或是经济性的，人类中的重大分界以及主要的冲突根源将是文化性的。民族、国家在事务中仍然是最有力的行动者，但是全球政治的主导冲突，将发展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许多规章、惯例已经与国际接轨。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人们对非劳动者、非劳动现象、非劳动收入，已经变得越来越宽容。社会风气中，对非劳动者已经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尊敬，同时，也保持着对劳动者的相当程度的尊敬。这体现了中国的进步。
显而易见，延安“红色革命”的那一套话语并不能回答今天我们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换句话说，当初的革命理论与今天的改革现实无法对接。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坚持我们是在革命的话，至少让人觉得，今天的革命与昨天的革命不是一回事。
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革命”的极端色彩业已淡化，而用法则比以前宽泛了。在很多场合，它是“变革”，甚至是“变化”的同义词。但它那种来自过去时代的“正义”性，始终是主流用法。同一事件的对手，仍要争夺“革命”的身份，争夺话语的上风。另外，“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不再使用，但它的某些内涵，仍然被继承下来。
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术界在“革命”一词的用法上趋于西化，有意在世界通行的语义上使用这个术语。1995年，香港出版了李泽厚和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提出革命是激进主义和情绪化的，“二十一世纪不需要革命”。这本书在两个方向上遭到批判。
在当代，“革命”这一词语的语义已经变得十分复杂和暧昧。因为一谈“革命”，就容易引起歧义。现在“革命”一词的主要分歧，是在“革命”是否与暴力相联这一点上。即使在西方的现代用法上，“革命”也经常用来指各种领域里新的变革，比如医学革命、生态革命，未必有手段激烈的含义。当然“革命”尽管被广义地使用，仍然保存法国大革命赋予的狭义。当与“改良”成为对立词时，便更加显示出这种色彩。
我们必须认识到，战争意义上的革命已离我们远去，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在今天的世界上，国家利益仍然占据首要位置。因为国家利益关系到民族的生存权利，关系到政权的稳固，关系到这个国家人民的幸福。发展经济固然是硬道理，但还有比经济更硬的道理，那便是“文化发展”。因此，在现阶段，振兴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比发展经济更加重要，更加刻不容缓。
在充分考虑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全球形势之后，我们应将“红色革命”转化为“红色文化”，进而上升为“红色文明”，从而将“红色文明”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因为，红色革命文化本身便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一部分，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中华文明则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3.何谓资源？
《辞海》对资源的解释是：“资财的来源，一般指天然的财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资源的定义是：“所谓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期、地点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因素和条件。”上述两种定义只限于对自然资源的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和土地，是财富两个原始的形成要素。”恩格斯的定义是：“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马克思、恩格斯的定义，既指出了自然资源的客观存在，又把人（包括劳动力和技术）的因素视为财富的另一不可或缺的来源。可见，资源的来源及组成，不仅包括自然资源，而且包括人类劳动的社会、经济、技术等因素，还包括人力、人才、智力（信息、知识）等资源。据此，所谓资源指的是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总称，它广泛地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或能够给人类带来财富的财富。
自然资源、社会经济资源、技术资源通常被称为人类社会的三大类资源。社会经济资源又称社会人文资源，是直接或间接对生产发生作用的社会经济因素。
笼统地说：资源就是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客观存在。
延安的旅游策划文本曾这样谈到：中国革命历史中所蕴藏的“革命力量”对于全世界都是一种需要，从主题内容上看，国外以突出全人类都能产生共鸣的正义与和平主题为主，追求自由，反抗压迫，追求幸福和富强，是一种全世界共同的人文精神，“红色旅游”如果在这种“共同的人文精神”上下功夫，是完全可以吸引到一部分国际客源的。（参见《延安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6—2020）文本评审稿》第6页）
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丰富多样，自有其形成的历史渊源，按时间顺序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22年西北党组织成立到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这13年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为领袖的一批历史伟人，在延安开展的一切革命活动所保留下来的物质的、精神的文化遗存。在延安目前“红色旅游”景点中，这13年的内容也显得苍白；我在百度中以“西北革命斗争”为词条，竟然查不到相关的资料。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本着尊重历史和对未来负责的原则，我们在整合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时候，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民间发掘整理工作。
第二阶段是自1935年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到1948年3月撤离陕北，在这13年中，中国共产党正处于自身发展壮大的黄金时期，延安作为党中央所在地、抗日战争的大本营、解放战争的总后方，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一大批历史伟人，在延安开展的一切革命活动所保留下来的物质的、精神的文化遗存，均可称之为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
延安红色革命资源可分为两大层面。一为器物层面，如先辈们住过的窑洞、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褥、用过的水壶等；二为精神层面，如在承载器物之上以人为核心的经验、理念、价值观等。
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在整合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我们须坚持把谋“道”求“道”置于首位。什么是这诸多资源所蕴含的“道”呢？在我看来，那就是“延安精神”。此乃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价值核心！
1.延安精神的内容
“红色旅游”开展以来，延安的主题形象是“革命圣地，延安精神”。
中央党校研究室调研处处长辛鸣博士认为：在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不管是一个国家也好，民族也好，群体也好，组织也好，都有一个轴心期，或叫轴心时代，这个时代奠定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群体的思想源泉和未来发展的力量之源。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轴心时代。
在延安精神研究办公室主任郝丰年看来：延安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它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精心培育和全面形成的一种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联系实际、发扬民主、战胜困难、经受考验、约束自己等共同构成的先进的群体意识，它不是一种个体的意识，它所展现的是共产党人总体的风貌。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然更需要有一种精神。一个人离开了精神就会意志不坚，万事畏难，畏葸不前，难以成就事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离开了精神就会被欺侮，遭侵略，积贫积弱，难以应对大灾大难，更难得以强盛。
在许多教科书中，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归结如下：
延安精神的灵魂：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延安精神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延安精神的本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延安精神的标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后来还有人补充了“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等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讲，延安精神是对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一种提炼、升华与概括。
随着时代的进程，延安精神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大，历史发展到今天，延安精神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安身立命之本，业已成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魂。无论今后延安精神如何丰富扩大，作为其核心内容中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及由此涉及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则是共产党在延安时期（1935年底至1948年初）逐步形成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延安精神不仅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此说，它既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应该指出：“振兴中华”也罢，“大国崛起”也罢，都需要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源头和革命源头上去寻找精神动力，再将之与我们今天的新时代的任务连接在一起，然后方能显示其中历史的某种必然性。延安精神得天独厚地具备了这个条件。
在我理解，历史、传统、红色、革命，都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对于今人来说，凡属历史革命红色传统的东西，要想发扬，必须发展，要想发展，必须继承。发展的动力源自何处，一方面，源自社会的当下需求；另一方面，源自历史的深远之处。
2.延安精神对历史传统文化的继承
就以往的情况而言，对于延安精神的发掘与宣传多局限在意识形态这个层面上，我们今天试图用深远的历史眼光去考察延安精神，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从民风民俗的角度来稍作梳理。
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任何精神之所以出现在某时某地，肯定与当地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历史条件有着某种必然联系。延安精神也不例外。
延安精神作为一种精神，产生于延安这个具体的环境之中。而作为支撑它产生发展的客观条件，绝不仅由某种单一因素所构成。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延安精神与诸多因素的各种联系。
毋庸讳言，延安精神的本质“为人民服务”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北宋大儒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由“为人民服务”而衍生的生死观之语录：“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泽东的这段著名论述中所用的文学修辞关于“泰山”“鸿毛”的比喻，出自于《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安书》。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文中所谓的“全心全意”，直接来源于佛教用语。还有延安时期共产党惯用且沿用至今的名词和概念，如“一尘不染”“水乳交融”“一针见血”“心心相印”“意识”“觉悟”“解放”“语录”等，均来自于佛教佛学的各种典籍。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的解说词“自力更生奏凯歌”里有这样的内容：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亲笔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经过军民自己动手，艰苦奋斗，实现了丰衣足食……
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谱写了一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壮丽凯歌。
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我们都能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源头。
《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曾这样说道：“我们的先哲通过观察宇宙万物变动不居，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解说词中这样说道：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由弱到强、转败为胜的经验，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法宝……
大敌当前，共产党捐弃前嫌，主动提出与国民党再次合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联合一切抗日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这种博大的情怀正是来自于古代先贤的古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诗经·小雅·常棣》）
“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德传》。刘德是汉景帝刘启的十四个儿子中的一个，封在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一带）为河间王，死后谥献，所以称“河间献王”。刘德一生酷爱藏书，曾从民间收集了很多先秦时期的旧书，他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对这些古书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整理。东汉史学家班固在编撰《汉书》时，替刘德立了“传”，并在“传”的开头对刘德的好学精神做了高度评价，赞扬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意思是说，刘德在研究古代文献时，总是在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以后，才从中求得正确可靠的结论来。到了北宋，“关学”鼻祖张载又对“实事求是”进行了拓展发挥。南宋朱熹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的门楹上手书“实事求是”的匾题，教育学生认识社会首先要从社会实际出发，如此方能求得正确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思想认识上有三次大的飞跃。第一次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第二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次是“科学发展观”。这三次飞跃无一不与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这种认知事物的方式方法一脉相承。
毛泽东同志对于“实事求是”有着专门的解释，在他看来，“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事物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规律性，“求”就是去调查去研究。
毛泽东同志当时把这四个字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他据此要求中国共产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去研究和发现内在的规律，从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3.延安精神的当代演绎
实事求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彭真同志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发扬延安精神，是为了解决现在的问题。现在的情况和延安时期的情况有很多不同了，要根据现在的‘实事’去求现在的‘是’。”可见，有的人认为老是强调延安精神，是“迷恋于过去”，“跟不上时代”，是“保守”“僵化”，这样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实事求是”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是超越时空的。应该理解，“与时俱进”正是延安精神的本质要求。
延安精神的当代演绎应该紧密联系我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不能脱离今天的实际抽象地理解和演绎延安精神。
同样，追根溯源，探寻延安精神所承袭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要解决现实问题。寻求历史曾经的契合之处，旨在为今天的发展探索其中可能的借鉴。
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在我以为，更为重要的是延安精神与今天的理念对接，与今天的现实对接。
在如今不少的专家眼中，延安是一块集文化旧址、革命传统、自然风光于一体的风水宝地。既然如此，我们须用多重视角相互参照的方式来考察延安。
从大的方面来讲：延安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对其研究与考察应当融入中国的自然之中；延安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对其研究与考察应当融入中国的历史之中。
因为，延安精神作为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中国自然变化与历史进程这个大的背景。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现在到处都在学习科学的发展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革命的理论，还是改革的学说，都是通过相关实践总结出来的某种阶段性理念。既然是阶段性理念，自然受到历史条件的各种局限。比如同样发生在延安当地，当年的南泥湾开荒便是当时的发展理念，而当今的退耕还林则是今天的发展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理念需要不断地丰富和补充，需要修正和完善。如何丰富，如何补充，如何修正，如何完善？从时间轴上，它不仅应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汲取活水，还应从人类以往的文明史中汲取营养；从空间轴上，它还应该从当今先进国家的先进文化中去汲取力量，这才是科学的发展观。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上来看，我们不应割断今天的改革与以往“红色革命”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承袭与逻辑关联……
在此，我们还应该着重强调延安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延安时期，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关键时期，其中心任务是拯救国家，拯救民族，驱除外侮，恢复主权。延安精神是紧紧围绕这一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而形成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决不是简单地照搬过去的一套，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不断赋予时代内容。
延安精神中所强调的“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具有永恒的价值与意义。我们应该注意到，现在的情况同延安时期相比，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那就是现在我们的党处于执政地位，是执政党。很多党员也都掌握了或大或小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讲为人民服务，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究竟是执政为民还是以权谋私，就成为区分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分水岭。
中央党校研究室调研处处长辛鸣博士指出：2004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延安视察的时候，强调说弘扬延安精神就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在辛鸣博士看来：延安精神是求马克思主义之真，务中国革命之实；求中国国情之真，务艰苦奋斗之实；求中国共产党人忠实信仰之真，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实；求中华民族复兴之真，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标志。我们讲自力更生，决不是同对外开放相对立的，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相辅相成，辩证统一。通过对外开放，来加快发展自己；而我们的对外开放，也必须以自力更生为基础和立足点。对外开放中，必须贯彻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们的经济力量、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人认为，现在再来强调艰苦奋斗，已经没有多大的必要了，而且，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之一不是要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生活富裕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有人甚至公开发表“享乐主义宣言”，从理论上来论证享乐主义的合理性，这应当引起我们的严密关切。其实，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同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争取人们的共同富裕，不仅不矛盾，反而是完全统一的。艰苦奋斗，不是要叫人做苦行僧，而是提倡一种精神。从全社会来说，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味耽于逸乐，习于奢靡，怎么能够建设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总的说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13年的历史，已越来越受到有关学者专家的重视。因为，这13年是日益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独立地开辟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延安时代”。作为这一时代象征和精神文明最高体现的“延安精神”，已大大超出了我们过去传统理解的范围，其价值与意义早已超越了时空的局限，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它，对理解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走向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的诸多现象，具有重要的启示及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延安精神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中国红色革命与中国历史的衔接，都将是研究的重点。站在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上来看，延安精神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从中国近代史来讲，延安精神是从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斗争精神的浓缩与升华，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浴血奋战，终于取得胜利的经验总结。
从红色革命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延安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总的来说，无论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还是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都孕育、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都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最终目标，都以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基础，都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同发展变化了的革命形势与任务相结合的产物。因此，这些革命精神相互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即精神内涵的共性或内在统一性。
革命是一个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不同时期的革命，有着不同时期的核心内容，而这个核心内容，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从实践到理念，再从理念到实践。所谓“延安精神”即来自于延安时期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
延安精神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跨越的关键时期，其中心任务是拯救国家，拯救民族，驱除外侮，恢复主权，延安精神是紧紧围绕这一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整个抗日战争的一部分，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又是二战期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这样就和民族大义接了轨，就和世界正义接了轨。
在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红色革命文化的所有资源——包括延安精神——想要保持其永恒的魅力，必须要同传统接轨，同现实接轨，同国际接轨，同未来接轨。我们在考察“延安精神”时，不仅要深入实际，还要广泛联系。
就国内现实而言，无论我们开展“红色旅游”，还是实行爱国主义教育，当年的“红色革命”作为今天的政治教材，如何能够令当代人信服？换句话说，它在当代的魅力如何显现？这是当今中国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就国际形势而言，中国这些年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但我们自己必须明白，在西方人眼里，我们只是一个比较大的世界工厂和消费市场，我们自己的原创很少，国内的产品还没有较多的科技含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既是一个东方大国，也是一个文明古国，但至今还没有向西方向世界输出自己的价值信仰和精神力量。
“延安精神”中所包含的信仰与力量是否具有某种普世的价值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将延安精神的萌生与发展放在世界的文明进程中去考量。
“在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实践活动第一次彰显了民主、平等、公正、人民主权等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使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看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希望所在。在这一伟大实践中产生的延安精神及其影响力在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际上，延安精神顺应了民主、团结的时代潮流，代表了社会进步思想的主流价值，这使中共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在国内，延安成为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心目中的圣地，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不断上升，民族凝聚力空前加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面对内外敌人困扰、地域经济严重落后、民众启蒙欠缺的艰苦战争年代，延安精神所蕴含的人文价值主要是通过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实现的。同时也由于延安时期的特殊环境，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动员人民，形成强大的群众基础，克服边区困难，完成民族解放战争的政治战略着眼的。因此，以新的思维来理解延安精神的本质内涵并加以完善和发展，正是当今发扬延安精神所要面对的新课题。
社会愈进步，人文关怀越能得到普遍落实，人的价值越能受到尊重。而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和人的潜能的充分释放，又可以转化为新的生产力，促使人类文明向着更高目标发展。”
如此一来，延安精神便成为人类世界文明宝库中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作为一部学术专著必须立足高远，研究视野宏阔。学术研究本身就是自足的系统工程，它主要针对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一般的研究者善于围绕“小系统”——学术论题本身考量对象。这样的优点是火力集中，但缺点也显而易见，即容易就事论事，造成视野褊狭的状态。要跳出视野褊狭的研究状态，非一时之功所能为之，而是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功夫，要有对所要研究的对象有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入钻研。
事实上，在如何更好地保护、开发和利用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这个重大命题上，一向缺乏融多种学科集多种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没有综合性一体化的研究作基础，在旧的延安形象、标志、符号系统的魅力减褪之后，旧的话语体系过时之后，红色革命文化资源将成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与历史与现实及未来失去关联，从而无法进行有效传播，更何谈对其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就“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及当代演绎”这个课题的开展而言，如果图省事，最便捷的路子是把该课题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局限在工具层面；如果想要触摸真正的意义，就必须借助于形而上的思考。第一步，先得充分占有资料，因为真正的研究应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之上……紧紧围绕着这个主题，对于这个课题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比如相关背景、历史渊源、过去的民风民俗、当代的社情民意、政策背景、年轻一代的审美取向……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要“与万人谈”——要征求延安当地一些官员、学者及普通百姓对于整合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除了深入实地考察，尽可能地占有一手资料外，我用更多的时间来翻阅图书文献。对于各种资料的甄别、梳理、比较、扬弃……动笔之时，小到行文走字，大到谋篇布局，坚持义理、考据、辞章并举。本课题拟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角度，对延安的红色革命文化资源予以全方位观照，力图向读者呈现一个“立体的延安”。
课题首先要对“中国革命”这个大的概念进行总体把握与比较分析，其次还要弄清它与当前开展的“红色旅游”是怎样一种关系，当代年轻人心目中的“红色”与官方现在表达的“红色”二者有多大差异？当我们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手段给他们演绎延安时期“革命洪流”的时候，当然要让他们了解“革命洪流”的历史源头……因为历史是用来求实的，逻辑是用来求是的。揭示昨天的历史真实，是为了寻求今后的发展之路。
在“延安红色革命文化的历史承袭与逻辑关联”一文里，我尝试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关于“延安文化生态的初步考察”。马克思说：任何民族的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绝对理念的产物，而是与该民族所依赖的地理环境、经济土壤和政治结构密切相关的。
我采用问卷调查与随机采访，并通过点面结合的方式，了解当下延安人的文化生活及精神信仰。大量鲜活的个案折射出延安地区基层农村文化生态的一些消极方面，比如，多数农民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由此，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满足农民文化需求，应是发展延安“红色旅游”、振兴延安文化事业的基础工程。同时，我以延安市群众艺术馆为例，调查和分析了作为文化艺术普及的基层单位和农民之间存在的供需矛盾及解决思路。
关于“延安人的‘闹’”。在接触众多的走访对象时，我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当地人口头上频繁出现一个动词：“闹”。闹秧歌，闹社火，闹花灯，闹生产，闹秋收。我问他们，为什么总要用这个“闹”字来弄事情，一位老农告诉我，陕北人天性喜闹。一个“闹”字，使延安人超越了现实的苦难。事实上，超越苦难的方式不是回避，而是坦然面对。这并非孤证，还比如：他们将“出生”叫作“落草”，把“死亡”叫作“上山”，这是一种幽默，抑或是一种调侃。至于“生存”嘛，他们干脆就将之叫作“受苦”，还有更加形象生动的说法：“熬”！一个“熬”字，道尽了延安人生活的艰难困苦。在漫长的岁月里，怎么来坚持这个“熬”字呢？延安人祭出了这个“闹”字。大千世界中，金克木，水克火，而延安人如今用“闹”来克“熬”，抑或是天人合一相生相克的一种平衡法则……
对于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如何整合，如何演绎，此文具有某种示范的意义。
关于“安塞腰鼓与紫阳民歌”。这些年来，我们已见惯了各种振兴：京剧要振兴，越剧要振兴，豫剧要振兴，晋剧要振兴。仅在陕西境内，关中要振兴秦腔，陕北要振兴信天游，陕南要振兴民歌……在这此起彼伏的各种“振兴”中，有多少“振兴”是必要的和可能的？紫阳和安塞都是驰名全国的文化大县，而在“文化大县”这个盛名之下，我们应该诘问他们振兴民歌、振兴腰鼓的目的和用意：为谁振兴，为谁所用？这有点类似毛泽东当年提出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具体到今天的民歌和腰鼓——是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将之打造成一块金字招牌，让外人看了炫目耀眼；还是将之作为一项普及性的文化活动，使之在当地农村广泛开展，让农民兄弟们喜闻乐见。
关于“‘红色’延安与‘绿色’延安”。我深入地探究了延安当年大生产运动的历史动因，在此基础上，我试图用科学的发展观来认识和解释南泥湾精神，力求发掘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从垦荒造田到退耕还林，从战天斗地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红色革命”到“绿色革命”，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二者如何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人们对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坎坷的漫长过程。
民歌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在本章中，我插入了从1942年至今不同时期的相关民歌，旨在反映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民意国情、社会风尚及文化特征。
事实证明：自然生态的平衡要靠科学，社会生态的平衡要靠民主。唯有科学与民主，方能使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方能保证中华民族踏上复兴之路。
在“有关‘红色旅游’市场化的思考”里，我力图揭示“红色旅游”里面所包含的二律背反。
表面上，是红色革命文化同旅游结合起来，同发展经济结合起来；而背后的事实则是，革命与资本结合起来。在我看来，资本一旦参与其中，资本的根本属性——最大程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或曰利润）——便会产生作用。从某种程度说，资本只会自动地为人民币服务，而不会自觉地为人民服务。
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在“红色旅游”的大潮中，革命圣地一旦变成了以利润为首要目的的世俗市场，她还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渴望吗？
“延安纪行”是我屡次考察延安的所见所闻及所思所想。在此文中，我试图将感性与理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尝试用散文的笔调来写调查报告。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种文本文体上的尝试，更是一种学术方式上的探索。
“延安日记”是我2005年春节之后走访延安的采访笔记与沿途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