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革命进行到底

早春的3月似乎和中国共产党有特别的缘分。1947年的3月，党中央离开延安，转战陕北；一年后的3月，党中央离开陕北向西柏坡进发；又过了一年后的3月，党中央又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军。

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一个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早晨，然而，这个早晨却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就要走了，就要离开这个小屋、这个小院、这个村庄了，离开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最后一个司令部，开始由城市领导乡村的伟大战略转变。

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组成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国民党政府正像一艘破船那样从中国大陆上沉没。

两年多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把和平之门关死的国民党政府，面对这种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忽然通过种种渠道，放出要进行“和平谈判”的空气来。

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美国政府又拒绝了他要求增加美援和公开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声明的情况下，不得不在1948年12月中旬表示要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同中共的“和谈”。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要求同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提出要以保存所谓“宪法”、“法统”及“国军”等作为谈判的前提。这就很清楚：他的目的不过是想保存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

一向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趁机以和谈为名，逼蒋下野以取而代之。他们这样做，得到美国的支持，目的在于让“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12月下旬，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加紧施加压力，逼蒋下台。

这场越来越热闹的“和平”活动，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要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在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越是在关键的时刻，越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辨别力和政治坚定性，越是能及时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事实总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他在党内之所以能得到人们如此普遍的高度信任，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1948年12月23日，西柏坡已是冰雪覆盖，寒意浓浓。毛泽东守在炭炉旁，用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毫不含糊地向世人宣告：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没有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林伯渠、罗荣桓、陈毅、刘伯承、高岗等这次也来了。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讲了话，他先对形势进行分析，指出：军事方面的形势，比九月会议时不同了。那时说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但慢一点对外公布。9、10、11、12，几个月情况变了。阶级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看得很清楚：解放了的城市中，人不走，学生教师不走，资本家不走，职员不走，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来。整个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战线都在崩溃和混乱中。“今年和明年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声明说：“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院；（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31日午后，毛泽东在他的门口迎接了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和两位随行人员。一见面，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苏共代表面谈，意义自然十分重大。

2月1日到3日，毛泽东同米高扬正式会谈，周恩来、任弼时也参加了。毛泽东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毛泽东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在我们的解放战争进程中，还没有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阻拦。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这个形势，在往昔的中国是难以得到。我们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送走了米高扬后，毛泽东继续为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紧张的准备。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决定全会仍在西柏坡村举行。

七届二中全会从3月5日开到13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有11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20人。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

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剩下的100多万作战部队。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以便开展新解放的广大地区的工作。

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他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毛泽东响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就在中国共产党决心从全国范围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两个半月中，四分五裂的国民党政府对“全面和平”的口号却喊得越来越响了。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南京城内已微闻炮声的情势下，众叛亲离的蒋介石被迫“引退”，于1949年1月21日离开南京，由李宗仁出来代行“总统”职务。但蒋介石实际上仍掌握着国民党政府残存的大权，并在筹谋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李宗仁在蒋介石“引退”的第二天，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看起来，李宗仁政府似乎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开始和谈。其实，他只是想通过和谈，同中共实行“划疆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

毛泽东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还是复电李宗仁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开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不久，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一个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早晨，然而，这个早晨却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就要出发了，毛泽东依然站在他的办公室里。这间小屋一切如故，只是桌上空空、墙上空空，卫士们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走了，只剩下那套白木桌椅。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淡淡的烟雾慢慢弥漫开来。就要走了，就要离开这个小屋、这个小院、这个村庄了，离开这个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最后一个司令部，开始由城市领导乡村的伟大战略转变。

在这里，毛泽东度过了9个月零29天，说不清有多少个不眠之夜，说不清有过多少次焦急和忧虑，更说不清起草了多少电报、文章，用过了多少纸墨。

在这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调动千军万马，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这是震撼世界的大决战。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稳固基础。毛泽东知道，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之奋斗了28年的理想就要实现了，所以，当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平津战役结束的那一天来到西柏坡时，毛泽东对这位由斯大林派来的使者说：估计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上海各大城市。我们即将面临的问题是建立新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在这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实现了整个民族的百年夙愿，绘制了新中国的伟大蓝图。

在这里，人们看到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开始。

漫长的28年，漫长的道路。从上海到井冈山，从井冈山到遵义，从遵义到延安，从延安到西柏坡，这段实实在在的历史，这当中的困苦与艰辛，只有亲历者才能深刻地感觉得到，旁观者恐难以将之叙清。作为后来的人们，则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拂去历史的尘埃，跨越年代的距离，去接近它，去感受它，去为它怦然心动。

毛泽东走出小屋，走出小院，金色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他抬头望去，天空那么蓝，山那么青。

汽车队已经排列在通向村口的路上。村民们站满了整个村庄，在路两旁、在山坡上、在吐出绿色的田野里，人们用依恋的眼神默默地注视着毛泽东。

毛泽东抬起头，望着面前那一张张朴实、敦厚、善良的脸庞，望着那一双双没有任何矫饰的真挚的、动人的眼睛。哦，又是一次告别！一年前，毛泽东在离开杨家沟时，他曾看到过这样的目光，今天，他又看到了这目光。

汽车开动了，发动机发出轰轰的声响，然而，毛泽东似乎没有听见这声响，他默默地注视着窗外，注视着那向后退去的土地和山峦。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一行进入北平西郊。

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又加聂荣臻）为代表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在尽可能地采纳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提出的意见之后，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定案）》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限南京政府于4月20日前表态。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签字，和平谈判破裂。

当晚，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

4月21日，毛泽东起草并发布了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根据毛泽东和朱德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乘风破浪，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那天下午，毛主席起床后，手里拿着《人民日报》号外，从屋里来到了院落的凉亭里。他坐在藤椅上，看起报纸来。因为报纸上登的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所以他看报时心情是很高兴的。看完报纸，也没有在院子里散步，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他就回到办公室里去了。在办公室里，又把报纸看了一遍，边看边在报纸上画了一些杠杆和圈圈。看上去，毛泽东似乎还比较平静，其实，此时他的胸中正宛如滚滚的波涛，汹涌澎湃。他铺开纸，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了贺电后，又挥笔写下了这首气势磅礴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